18.6 公开性和忠诚度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让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俄语）一词传遍世界。它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要求：一是停止秘密言行，公众应该被告知影响他们的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准备工作。二是永远要告诉大家真相，必须停止发布虚假声明。
就第一点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来没有为其秘密言行感到窘迫，或把它当作必要的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赞赏秘密行动，认为这是提高警惕［→4.5］的基本要求。它还争辩说所有的信息都可能有利于内部或外部敌人。因此，期望每位官员能够最少限度地泄露有关信息。
就第二点而言，公布真相当然是世界公认的道德需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道德规范从来没有声明过站在真相的对立面，这一道德戒律只是在实践中被打破。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掌握充分真相的某个人站起来并有意识地撒谎，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撒谎者通常也会安慰自己说，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最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多数官员内心对于真相和虚假是很困惑的。他们相信自己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塑造了他们的灵魂：他们
信任领导，他们重复领导的说法，他们不敢以别的方式思考，他们被训练成
俯首听命的人，不能够怀疑也毫无批判精神。
对此也不必抱有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说，秘密言行在所有政治机制中都普遍存在，任何政府对棘手的事实和操纵公众意见的误导都会保持缄默。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运作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此类行为。在分析公开性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改革国家的领导是否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前任更倾向于坚持公正和公开，而是形成了怎样的机制来阻止秘密言行和有意欺骗的宣传。
在这方面，改革使局面有了巨大的改观。虽然并没有完全杜绝秘密言行，可已经使之大为减少。可信赖的信息越来越多，歪曲事实的现象越来越少，这更进一步推动了真实信息的广泛传播。
不可否认，公开政策也遭遇了强烈抵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力图隐瞒所有出现的问题、困难或危机，或者有选择地发布歪曲事实的信息。如果上述情形不再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那样发生，主要归功于前面部分所提及的改革。举个核电站灾难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发生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核事故，但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有多少人丧生、又造成了多大的健康和环境损失，所有这一切人们至今都不清楚。30年之后，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灾难。政府最初的反应（提到过的条件反射）是守住秘密、对此保持沉默和发布虚假信息。但这种状态只能持续几天。在国内外大众舆论以及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下，苏联政府不得不公布准确信息。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切回到主题。一旦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适度开放之后，被国内掩盖的消息就会通过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返回到国内。新闻越自由、国家对外部世界越开放，真相就会不断大白于天下。于是，公正与公开变得越发成为习惯和自然的事情。
在强制和让公众满意之间存在着如何权衡取舍的问题。体制改革可以在一个可容忍的紧张水准上良好的运行，相对的满意在平衡曲线上对应着相对轻的强制。只要改革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成功，而满意度也在增长，掌权者就可以对言论与社团自由更仁慈些，这样还不至于使他们的权力处于根本危险之中。但一旦政治和／或经济失败接踵发生，情况将会变得非常紧张，而且领导者也面临两难境地：或者再次使用（或试图再次使用）更严酷的压迫手段，或者面对其不可分割的权力可能陷入危险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