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抱有什么期望？
1985年8月底，我在答美国《时代》周刊问题时说：我们两国实在是不能容许把关系弄到对抗的地步。这是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这点应当用现实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必须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使苏美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老实说，是应当使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历史作用相称的时候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确确实实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世界文明的命运。我们准备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应该学习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有苏联的利益，又有美国的利益、英国的利益、法国的利益、联邦德国的利益。而且，还有中国的利益，印度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利益、巴基斯坦的利益、坦桑尼亚的利益、安哥拉的利益、阿根廷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有波兰、越南、古巴等等每个国家的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人民选择错了，他们应该自己找到出路。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其中包括1987年春天同乔·舒尔茨在莫斯科的谈话。话题是广泛的，不过，我总是把他往一个想法上引：让我们设法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吧，让我们考虑到两国的利益吧。而不考虑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是办不到的。如果仅仅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处理好国际关系。需要均衡。
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一任务都以新的形式出现。利益在变化，均衡也在变化。于是，就需要新的处理方法。我再说一遍：在20世纪末，把政策建立在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杜鲁门主义为基础的处理方法上是危险而有害的。早就应该认真着手改革苏美关系了。而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抛掉发号施令的习惯。无论是谁——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把世界或者世界的某些部分当成剥削的对象，即使是在“民族利益”的口号下这样做也不行。
要想把关系建立在强制、暴力和发号施令上面，现在已是困难重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会根本行不通的。认识新现实的过程，很不简单。这需要时间，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不过，这一过程既然已经开始，就将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学会听取对方的意见，学会相互理解。我对乔·舒尔茨说，我们赞成与美国协作，建设性地协作，苏联和美国所肩负的责任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我回忆起同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他谈到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石器时代可能插上金光闪闪的科学的翅膀重返地球（但愿丘吉尔言而不中）。尼克松还强调说，我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以及继任者们必须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当时，我对理·尼克松说，有一次，我看了一部介绍美国旅游者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的影片。银幕上出现了我国的公民和美国人。很难分清哪是美国人，哪是俄罗斯人。人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可以看出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互相理解，而这正是政治家们所缺少的。
幸而，发表意见的不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有两国人民的直接代表者。这一点很重要。我很赞成这个做法。让苏联人和美国人更多地见面吧，让他们每个人彼此都给对方留下印象吧。这可是一件大事——交往，人们的直接交往。没有交往，没有人民之间的广泛交往和相互理解，政治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的。
我提请理。尼克松注意，当今世界最严峻的现实正是我们两国储存了大量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库。我对他说：假如我们两国根据错误的前提来制定对对方和对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政策，那么事情就会发展到极端对抗的地步，并将给苏联、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
今天，我愿意把那次谈话中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苏联社会，不仅是领导，有一个坚定的意愿——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并扩大接触点，以便最终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目标也许暂时显得过高，不过，我们确信正是应该作出这个抉择，因为否则就无法想象我们会有怎样的结局。
要么是最好的结局，要么是最坏的结局，然而，政治上是不存在假定式的。历史不能预演。历史也不能重演。因此，了解历史的进程和教训就显得更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