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雅未克会晤
我们看到，美国军国主义党派（我不是指共和党和民主党，而是指那些把自己同军火生意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甚至对我们两国关系中微不足道的缓和也产生变态反应。一切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都做，为的是让人们尽快忘记日内瓦会晤，让日内瓦精神烟消云散，把道路上的一切限制标牌统统扔掉，让军备竞赛，包括宇宙空间新的军备竞赛畅行无阻。
同时，我们十分清楚，多色的美国政界远不是只有军国主义党派。美国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冷静判断世界局势的政治活动家，主张继续同苏联谈判，探索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因为他们考虑到军备竞赛就是对美国本身也会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军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总是占上风，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
举行苏美全面的有成效的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逐渐消失。只是为了见面握手、保持交往而进行新的会晤，那是不严肃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毕竟不会因美国说了一个“不”字，就不再为使双方立场接近，达成理智的妥协做不懈的努力。我们意识到需要有重大突破，时间拖得越长对全人类的利益也越不利。于是产生了举行苏美临时会晤的想法，这是为了切实地大力推动整个核裁军的工作，扭转危险的倾向，使事态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倡议。事情有了一点儿希望。这样就为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打开了道路。
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对美国总统说，日内瓦会晤以后，苏美对话这部复杂庞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但是，这部机器已经不止一次地出故障！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消除核战争危险、利用日内瓦会晤的有利的推动作用、达成具体的协议等方面没有进展。而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向总统说，过时的旧思想正在扼杀日内瓦谈判。谈判中有50—100个方案悬而未决，连一两个能实际推动谈判的方案也未研究。
我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做了周密准备，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最终达成关于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并保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各个阶段上美苏双方保持均势和对等安全。其他办法则是不可理解的、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容许的。按照我们的看法，雷克雅未克会晤应当为在双方下次会晤中能够就限制军备的最重要问题签署协议创造前提。
我们带到雷克雅未克去的有重大措施的方案，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我们就会给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这一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的降临奠定基础。这里谈的已经不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所谈的限制核军备，而是在比较短的期限内销毁核军备。
第一项建议涉及进攻性战略武器。我声明，我们准备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把这种武器削减50％。
我听到的回答还是在几个月里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兜过来、绕过去、使谈判陷入僵局的那些东西——水平、分项水平、绞尽脑汁的计算。于是，不得不激烈地争论，然而，我很快发现，谈话开始不起作用。为了从泥潭（其实，日内瓦谈判中泥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为了破坏谈判、把谈判变成一场闹剧而专门制造的）中解脱出来，我提出了一项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陆基弹道导弹，海基导弹和飞机是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这三种武器苏联有，美国也有，尽管每一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结构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让我们把这三种武器，三位一体中的各个部分削减一半。这样做是公平的对等的。
为了易于达成协议，我们做了很大让步。我们撤回了先前提出的把美国能打到苏联领土的中程导弹和部署在前沿基地上的武器列入战略平衡的要求。我们还准备考虑美国对我国重型导弹的担心。
美国总统对这些做法表示同意。此外，他还提出在下一个五年里完全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想法，对此我当然表示坚决支持。
第二项我方的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我向总统建议，完全销毁苏美双方部署在欧洲的这种导弹。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重大的让步。我们没有提出英国和法国针对苏联部署的核力量。我们同意冻结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导弹并立即就今后处置这种导弹的办法进行谈判。当然，要考虑到最终在欧洲也不要部署这种导弹。最后，我们同意美国的以下建议：严格限制部署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中程导弹的数量，苏联方面在乌拉尔以东保留100枚这种导弹的弹头，美国部署在本国领土上的中程导弹也保留100枚弹头。结果就出现了委托两国外交部长着手制定有关中程导弹协议草案的可能性，
第三个问题是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规定。这个问题我是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向总统提出的，也是我们全部建议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试图说服总统：既然我们决定削减核武器，我们就应当相信，我们中间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做威胁另一方安全的事情。因此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规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总统对战略防御计划这一主张的偏爱。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验室研究不予禁止的问题记录在案之后，我们建议解决在10年内不行使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权利问题。我们在解决裁减军备问题的同时，要保证双方的安全，不允许某一方通过发展太空武器系统取得单方面的优势。为了树立这种信心，10年内不得行使退出条约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的限制，不论在政治上、实际工作中和技术上给任何一方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而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们在雷克雅未克曾建议总统商定，在冰岛首都的会晤结束以后，双方代表要立即就禁止核爆炸问题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灵活的，我们宣布，我们把制定完全彻底禁止核爆炸的全面条约的工作看作是可以划分阶段进行工作的一个过程。譬如，第一步先解决核爆炸威力的“极限”，一年内爆炸的次数，1974年和1976年条约的前途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接近于找到解决方案。
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通向暂停核爆炸的道路完全断了。绝不能由于我们不得不恢复试验而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才能够决定该如何行动。什么时候现实主义的看法才能占上风，这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刻是会到来的，也可能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到来，因为生活会给人们以启示。形势有时候会发生急剧变化，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总之，在雷克雅未克已经有可能给两国外交部长下达拟出三个协议方案并在下一轮苏美高级会晤时签署的指示。然而，苏美之间达成真正历史性妥协的清晰可见的前景并未成为事实。而这一前景当时的确已近在咫尺。
美国对待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立场是一个障碍。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我一再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回避就严格执行这一无限期条约的规定达成协议。我每次得出的都是同一个结论：美国不打算放弃取得军事优势的希望，这次他们想通过加快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工作来超过苏联。
说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重申：即使美国得以实现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设想（对此我们深表怀疑），苏联的对策会随即跟上。如果美国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不打算让他们的日子好过。我们的对策将是有效的、可靠的、而且是很经济的。如何瓦解战略防御计划，我们做过详细研究，而且为此不必耗费美国用于实施这种计划所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经费。美国人应当再思量一番，让战略防御计划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是否值得。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可靠的防卫。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意味着把武器送入新的领域，这会使战略形势的稳定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国热中于搞战略防御计划本身说明他们的政治意图，他们的政治方针，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苏联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是这些政治意图，就是这些如意算盘（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取得对苏联的优势）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最后不能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我就这个问题也同罗·里根谈了许多，谈得很激烈。我十分诚恳地向总统说，我们会晤的结局不会出现某一方是胜利者，要么双方都取得胜利，要么双方都遭到失败。
但是，雷克雅未克会晤毕竟成了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清楚地表明世界局势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与以往有质的不同的形势出现了。任何人也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干了。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相信选定的方针是正确的，新的政治思维是必要的，是建设性的。
可以说，这次会晤把苏美对话乃至整个东西方对话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对话现在已经不再是反反复复地进行技术计算、数字对比，讲些浅显的政治道理，而是有了新的特征。站在雷克雅未克会晤的高度上，解决当今依然存在的那些尖锐问题的前景在望，我所指的问题是安全、核裁军和防止在新的领域进行军备竞赛。雷克雅未克会晤标明了走哪条路线，人类可以重新获得永生，从核武器把广岛和长崎化为灰烬那时起人类就失去了永生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冰岛会晤是一个开创新阶段的事件。它标志着争取裁军斗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打破了谈判的旧程式，可以说是把苏美对话从政治迷雾和蛊惑宣传中解脱出来了。在多年以来的谈判中，由于各方提出了数量众多的建议，裁军这个议题已经变成一团乱麻，即使政治活动家也很难理清，更不用说广大公众了。我们新的核裁军计划是非常简单明了的。这个计划归结为四点，有一页半纸就写下了。广大公众都能看懂。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好让世界公众也象是在参加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