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讨论会和中程导弹
“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讨论会给我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直接感受到世界公众的情绪，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前途的担心和不安。他们不安的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苏联不得不中止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做法，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遭到了美国的破坏，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受到了威胁。我们大家做了十分认真的考虑并决定再迈出一步，以便为日内瓦谈判注入生机，使裁军取得积极进展。我这里指的是把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方案中抽出来。
结果怎样呢？
如同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又开始出现惶恐不安的情绪。我们响应西方的建议采取了新步骤，而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统治集团对此的回答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上开始后退。他们开始放弃自己的“零点方案”，或者附加许多新条件。结果，不是缩小欧洲核武库，反而提出要扩充欧洲的核武库，即“增加配置”美国的战役战术导弹。
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苏联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把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的楷模，那么西方就会相信苏联的裁军建议。这简直太滑稽可笑了。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特别是我们提出就中程导弹签订单独协议之后，北约集团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声言没有核武器便不能保障欧洲和平。
我同玛·撒切尔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她说，在欧洲发生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对英国来说，核武器是保证本国安全的惟一办法。然而，这是一种宿命论哲学！我对这位英国首相说：“当您竭力要我们相信核武器是好东西，让美国和苏联降低核武器的水平，而英国却不参与此事，那么大家立刻就会明白，我们面前是一位核武器的狂热拥护者。假定我们开始裁军，从欧洲撤出中程导弹，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到50％或者削减到另一个百分数，而您却扩充自己的核力量。您在世界舆论面前的形象如何，您想过吗？”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一下，英国曾是全面普遍禁止核试验三方谈判的参加国，后来英国对谈判失去了兴趣。我们暂停核爆炸达一年半以上，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
核武器的存在总是蕴藏着预料不到的危险。如果认为核武器是好东西，是安全的可靠保证，那么就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可以不要了。何况当今有数十个国家拥有制造这种炸弹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物质条件。现今的核大国道义上有什么权利拒绝象巴基斯坦、以色列、日本、巴西以及其他任何国家这样做呢？然而，这样一来，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国际关系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局势并且重申：苏联领导坚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国际事务的处理和本国的安全只能依靠核武器的立场。
现在，我再回过来谈谈中程导弹问题。严格说来，欧洲的“零点方案”当初是罗·里根总统提出的。赫·施密特则认为是他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在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的确首先提出过这项建议。我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找到了解决办法，实际上把这一方案变成了协议草案。现在，可以正式签订了。西德的一家报纸写道，联邦德国有些活动家一直想抓戈尔巴乔夫的话柄，然而，戈尔巴乔夫同意了“零点方案”，他们的话柄反倒被戈尔巴乔夫抓住了。该报写道，现在就让他们去证明，他们提出自己的“零点”方案并不是蛊惑宣传，并不是因为估计俄国人反正不会接受。我读后不禁失笑，可是又一想，这家报纸不是说得很对吗？
战役战术导弹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主张销毀。但结果又怎样呢？乔·舒尔茨来到莫斯科（1987年4月），他开始说服我们，说在苏联没有全部销毁这种武器之前，美国应当有权“增加配置”，即装备一定数量的战役战术导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逻辑，颠倒了的逻辑！我们准备销毁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的射程较近的导弹，以后再销毁其余的这类导弹。就在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围绕它兜圈子，就好象一只猫围着一盆热粥转，不知如何是好。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又出现了。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沮丧。我们考虑了1987年春季和夏初日内瓦谈判时期的局势，仔细听取了舆论界（不仅是欧洲的，而且还有亚洲的）的呼声，我们又采取一个重大步骤。
1987年7月22日，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宣布，苏联也准备销毁本国亚洲部分的全部中程导弹，也就是说，取消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商定的、后来在日内瓦谈判中又谈过的保留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美国也要这样做。战役战术导弹也要销毁。总之，苏联准备实行“全球双零点”方案。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为了实现不仅销毁一种而是销毁两种核武器的第一项重大协议，苏联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为了阻挠达成协议，设置的障碍真是太多了，而且还在这样做。要让理智，让健全的头脑战胜核武器狂，还要冲破多么严重的障碍。
我们同意了双“零点”方案，而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却要保留72枚“潘兴1A”导弹并要保留相应数量的美国的这种核弹头。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当我们听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结果是，把联邦德国的无核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双方对等原则统统拋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波兰请求我们提供用来对抗美国和西德的导弹核武器的手段呢？那时，又该怎么办呢？军备竞赛在某个方面被禁止了，而在新的领域又开始进行，难道对这种形势能听之任之吗？
我对美国国务卿说，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软弱到要无休止地向贵国政府献殷勤吗？您也许认为发展苏美关系对我们好处更大，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以无所事事吗？如果您这样认为，那这是幻想，是十分危险的幻想。我谈得很坦率，没有任何外交辞令。
全世界对于紧张形势已经感到厌烦。人们急切地期待着改善形势和减少战争危险的机会的到来。为使这种机会到来，苏联做了没有先例的让步。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整个世界政治就会因此受到影响。
试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苏联忙于抓紧这些事情呢。要知道，我们应该销毁的中程导弹数量是超过西方的，战役战术导弹的情况也是如此。是谁在督促我们这样做呢？督促我们抓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措施，采取某种切实步骤，使裁军过程能够开始，哪怕是进展缓慢，而且会受到具体情况的制约也好。
必须在一切谈判中和讨论会上，首先是在日内瓦谈判中探索尖锐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我想读者现在已经了解，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也不希望只要有谈判在进行就行了。我应当诚恳地指出，美国有人喜欢为谈判而谈判，我们却不喜欢。谈判在进行，这就好了。但是，谈判应该有目的，以便取得进展，使我们达成协议，最终使苏美两国人民，使全世界通过日內瓦达成的协议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从而能消除核威胁，走上裁军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拿谈判做幌子，掩盖继续执行一切军事计划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行径，我们则表示反对，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是不能同意的。
当然，要改变50年来东西方关系的处理方法是不容易的。然而，新事物确实就在眼前了。我们这一代政治活动家必须注意这一点。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家依然受老套套和旧框框的束缚。
抉择的时间已经到来。我们都在经受诚意、政治魄力和理智的考验。顺利解决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问题对整个裁军过程将会有重要意义并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成为现在还十分缺乏的信任的因素。
当然，我们将继续就战略武器，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苏两国战略力量的现有实力和潜力大体上是对等的、均衡的。我不止一次听到美国方面说，美国认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他们威胁太大。我们则认为美方的潜射弹道导弹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因为这种导弹不易受到打击，它装备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很高。我们认为美国设在苏联周围的大量军事基地也构成威胁。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着战略均势。因此，既然目前在现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结构和数量的范围内能够保证战略均势，那么，在削减50％的情况下仍将保持均衡，然而，已经是较低水平上的均衡了。而这种情况是会改变形势的。我在雷克雅未克向里根总统提出的正是这个建议，即进行三位一体的削减，每一种削减一半。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当然，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至于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不反对在实验室、研究所、工厂和试验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的这项建议实质上考虑到的是美国现有的研究战略防御计划的5—8个基地。就让专家们坐在一起，分析确定哪些装置可以送到太空，哪些不可以。我们的妥协方案为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苏联采取了许多步骤，为的是开创新局面，为推动苏美关系和改善苏美关系提供新的机会。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有这种可以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办成一点事情的机会。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一事无成！除了已商定签订关于中程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协议外，到目前为止什么结果也没有。
时间是紧迫的。我们确信：要么达成协议，要么一事无成，只是照旧向阴燃的火堆里加干柴，使苏美关系不致完全断绝罢了。
在我国的政策中，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政策不受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影响。西方也应当这样做。首先要放弃以下错误观念：苏联比西方更需要裁军，只要西方对我们施加影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放弃对等原则。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请看，不管哪项苏联建议，不管怎样仔细地加以研究它都规定了在各个阶段上的对等和均衡。就核武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来说是如此，就任何地区，就东方、西方、欧洲、美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建议都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同意在损害本国安全的情况下行事。否则，事情就不会有进展。
我们在谈判中，例如在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谈判中提出我国的建议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苏联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那么任何条约都签订不了。我们呼吁美国方面也这样做，也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不允许独占优势势，不允许本国的安全受到损害。同时，我们也不想损害美国的安全。如果双方都抱这种态度，苏美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就能够出现极大的进展。
当然，我们可以等待下一届美国政府，但最好还是同现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认为，建立有可能为最终达成协议而前进一步的正常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方面经常是裹足不前。更糟的是，每当我们响应华盛顿的建议采取某种措施时，阻挠的势力就活跃起来，设法制造许多麻烦，使出现的进展停顿下来。
大使馆窃听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同乔·舒尔茨谈话时向他提出一个“新概念”：可以认为他和谢瓦尔德纳泽恰好就是两个“主要间谍”。而我们双方驻莫斯科和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是“间谍”。他们之所以要呆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为了正确地通报驻在国的情况和意图。所以使馆恐间谍症引起的喧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了解美国的全部基本情况，而美国对我国的全部基本情况也是了解的。这次所以想出恐间谍症这一招，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一旦某件事的解决有些眉目、我们两国关系方面的某个问题有可能解决时，立刻就会出现什么把戏，设法把事情弄糟。
我知道，有人就苏联领导对罗·里根总统的态度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我对总统有我个人的印象。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会晤过两次，谈过许多小时。我认为，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还是进行了严肃的对话。有时，我们互相谈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是在公开场合谈，而且谈得很尖锐。从我们这方面我可以说，我们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准备寻求同任何一位总统，同美国人民选出的任何一届政府进行合作，进行有成效的谈判。至于选民主党人还是选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这是美国人民的事。我再说一遍，我们准备同美国人民委以领导国家重任的政府合作。而且我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只能这样做。而美国方面也应当这样做。让美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美国生活，而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在苏联生活。我们也不要把政治活动家区分为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尊敬的和不尊敬的。存在着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是必须重视的，否则，政治就会变成心血来潮、乱干一气和难以逆料的事情。在政治问题上是不能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处理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关系方面更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苏联和美国都要按以下信念行事：我们需要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世界上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面临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量工作。我们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是无法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我指的是当今的最重要问题——消除人类在核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危险。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就可以预见到苏美关系的极盛时期，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到来，它将造福于苏联和美国，造福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1] 即巴黎统筹委员会。——译者
[2] 即《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译者
[3] 我们认为这样的体系应具有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军事方面
——核大国彼此或对第三国不进行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不许在宇宙中进行军备竞赛，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不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的监督下把各国的军事潜力降低到合理需要的限度内；——解散军事集团；而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则应不再扩大军事集团和成立新的军事集团。
——按比例地相应削减军事预算。
二、在政治方面
——在国际实践中无条件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
——对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实行公正的政治解决；
——拟定一整套措施以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切实保证它们免受外来攻击和保证它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制定有效的办法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包括确保陆地、空中和海上国际交通的安全。
三、在经济方面
——从国际实践中排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现象；如果国际社会没有提出直接的建议，就不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
——共同寻求公正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建立确保所有国家同等的经济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制定将削减军事预算以后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用来造福国际社会，首先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原则；
——共同努力探索宇宙并实现其和平利用，解决决定文明社会命运的全球性问题、
四、人文方面
——在传播和平、裁军与国际安全思想方面实行合作：提高共同的客观通报情况的水平和增进各国人民对彼此生活的相互了解；在各国人民的关系中加强相互谅解与和谐的精神；
——根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根除法西斯宣传和其他一切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排他性，并在此基础上根除对人的歧视；
——在尊重各国法律的情况下扩大在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的国际合作；
——本着人道和积极精神解决家庭团聚和婚姻问题，发展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接触；
——加强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学领域内的合作，并寻求这种合作的新形式。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75—76页）——原注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69页。——原注
[5] 火神和战神。人们为了求他降恩，须烧死婴孩作为献祭。因此摩洛的名字成了吞噬一切的暴力的象征。——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