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的各种手段
我们前边逐个分析了表述的四种标志：目睹、耳闻、我说、我写，我们是从它们对接受者的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些标志在故事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干预）；在此之后，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主要的叙述者之外的其他叙述者，以及与此相关的，除了最初的接受者之外，必要时会出现的其他接受者的问题。换句话说，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对谁讲话？这又对故事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有一个第一位的叙述者，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唯一的表述主体。他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讲话（我知道，我看见了，我觉得……），但是也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亲自测量了”，“我们亲自见到”，“据我们所知”或者“我们知道”；这后一种表达方式时时出现在句子当中，比如：在诺勒人的地盘上，再向北，“据我们所知”，有一片无人的荒漠；或者，“据我们所知”，波利克拉特斯是第一个想到海洋帝国的希腊人。[109]甚至有一次，他在作品的前言中，以第三人称，用他自己的名字表述（希罗多德讲述说……），但是一到第五段，“我”便上场，最后结束了前言。
如果除掉直接引语的话语，第二人称（你，您）没有说明，因此文本的接受者仍然不明朗。相反，在《世界的描述》（La Description du monde）当中，马可·波罗用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我，我们）指他自己，第三人称单数（马可·波罗，他）也有这样的作用，但在故事当中，接受者是大量包含在第二人称当中的（“你要知道……”“我对你说……”“我们想告诉你的是……”）。然而，在《历史》的场景当中，并不是没有接受者，只不过接受者是以第三人称复数（希腊人）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就是指叙述者所在的世界，与叙述者讲述的世界相对；是“我们”与“他们”相对；比如，“我们说的樟属植物，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一个词；我们用来称呼阿里斯马普人（Arismapes）的名字，是斯基泰语的；我不知道还有个锡岛（Cassitérides），但是我注意到我们的锡和琥珀都是从远到天边的地方来的；只有在世界的尽头，才蕴藏有我们认为非常美丽的东西；在利比亚，奥赛人对我们称之为雅典娜的一个本地神举行由父辈们建立的一种祭祀仪式。”[110]因此，“我们”的伸缩性很大，可以收缩成“我”，相反也可以伸展开来，包括所有的希腊人。在最大的收缩和最大的外延之间，恰恰是根据听众的情况，可以形成多种群体：的确，“我”总是可以把自己包括在“我们”当中。接受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可以通过比较和对照来理解，比如，在提到托里德人（Tauride）时，先是使用让雅典人或者阿布利亚的希腊人理解的说法。[111]接受者也可能是没有明确说的希腊人。的确，当希罗多德讲述波斯人杀死篡位的斯梅尔迪士之后，讨论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最好时，他明确说，这些话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是说了。[112]
最后，第三人称，指的就是其他的人、所有的讲话者、和我说的人、所有我让其开口讲话的人，以及所有自己讲述的故事（légetai），表面看来不需要叙述者之口，也不需要任何接受者的耳朵。[113]有很多这样的第二位的叙述者，有的只是被一时征召而来，讲完他们该讲的话之后，就消失了。他们处在语句主语的地位上，但从来不是表述的主体（连间接引语的主体都不是）。比如在讲到斯基泰人的起源时：第一个讲话的叙述者是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说……）；继而是本都的希腊人，他们也说……然后是“希腊人和蛮族人”，他们说……最后，诗人阿里斯特亚斯说……[114]因此，由四个叙述者（有集体的，有个人的）产生了四种重叠的叙述。与这些叙述者相对的，是主要的叙述者。在上述四种叙述发出时，主要的叙述占据的是叙述接受者的地位。或者甚至是第二位的叙述接受者的地位，因为，是否应该说，这些版本并不是专门为他而产生的，而是有一个第一位的叙述接受者？比如本都的希腊人，当他们试图理解谁是萨尔莫克西斯时，本都的希腊人先想到毕达哥拉斯，再按照远和近的辩证法来理解。[11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模式首先是针对本都的希腊人的。
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只有主要的叙述者是可以移动的：他可以占据所有的话语位置。他可以由叙述的发出者变为叙述的接受者，然后在他愿意的时候，再变回叙述的发出者。不同的叙述就好比是一些岩层，每个层面都是由流下来的岩浆形成的（有点儿类似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结构），而且每个层面（在必要的时候）都由主要的叙述者与其他的层面建立了联系，主要的叙述者通过安排表述标志进行干预。在将各个层面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叙述者也就中断了其中的某一些，使其他的得以延长，总而言之，是从让人相信的角度将这些层面进行分类。当然，各个版本的推出顺序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已经指出了潜在的表述标志，甚至是一种潜在的模式结构（因为它“先于”文字的表达）。[116]
我们来看斯基泰人是如何讲述他们的起源的。在讲到第一个斯基泰人出生——父亲是宙斯，母亲是波里斯泰内河的女儿——时，主要的叙述者突然插话了，悄悄说，“他们说的这种事，我认为是不可信的”（emoì ou pistà légontes）；然后，故事继续讲下去。后面是本都的希腊人的说法，这期间，叙述者没有插话干扰。然后，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说法也被形容了一番，说这个版本“也是我愿意相信的”。最后是诗人阿里斯特亚斯的版本。因此，从这些插话来看，第三个版本是最可信的，第一个版本直接就被否定了，至于第二个和第四个，它们也被间接地否定了。
作为表述的标志，“我看见了”“我听说了”影响到讲话者及其语句的关系，但是也与接受者的听有关，因此，这些标志已经具有模式的价值，或者是真值模态，或者是认知的模式。“我看见”和“我写”的作用稍微有些不同。的确，我说的事，就是人们说的事；我写的事，也是人们说的事。我说的话（lógos），只不过是复制了最先被人说的事，我的说证实了被人说的事，最先被人说也证实了我说的话。人们说的事，我向你保证是有人说过的，因此你（接受者）可以相信我；另外，我只不过说了别人说的事，因为我并不打算欺骗你们，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这种对最早有人说的事表示的忠实是作为一种责任提出的：我之所以写或者说有人说的事，那是因为“我应该这样做”：“我认为，我应该（ophéilō）说人们说的这件事……我现在说的这话适用于我的整部历史。”[117]
然而，这种义务有一种必然的后果：我说，我写，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事。首先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或者相信某种说法而不相信另一种，只要“我认为”（dokeî moi）[118]那种说法更加“可信”（pithanôs）就行：“我应当说出人们说的事，但是，我‘不应当’完全相信它……”因此，我既不是轻信的人，也不是说谎者，因此，你们是可以相信我的。我有相信或者不相信的自由，但是接受者也有这样的自由：“谁觉得这种事是可信的，谁就可以接受埃及人讲的这些故事，至于我，我在讲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向我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我怎么听到的就怎么写，把人们的种种说法都写下来（akoi gráphô）。”[119]因此，你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你可以相信我相信的东西，或者相信其他的东西。因为我并不想欺骗你，我也不会强迫你相信，所以总起来说，你就更可以相信我。
这种罗列起来的叙述，这种表述的手法，对于故事让人相信的能力来说，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叙述者无所不在，并因此而表明他知道（有时候他知道的比他说的要多，比如西律斯的死就有很多说法，他都知道，但是他只转述了他认为最可信的说法）；[120]他也表明他是在完成自己的责任（我应当说），同时他既不是[121]轻信者，也不是说谎者，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证明自己是可信的。
最后，故事追求的是让人相信，这便提出了公众相信的愿望或者公众的耳朵的问题。对于《历史》来说，我们很难判断公众的耳朵如何，我在此只做个一般性的说明，只提供一个例子。叙述者的“让人相信”的确是与公众“相信的意愿”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众也有可能拒绝相信。在谈到波斯人的争论时，希罗多德两次提到“希腊人当中有些人拒绝相信”波斯有过这样的争论。为什么希罗多德会插话说出这事呢，其意义是什么？首先，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第二，我明知道希腊人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仍然坚持说，那是因为我有“可靠的理由”，所以你们就更应该相信我。因此，拒绝相信也就得到了补偿，说到底就可以用来加强故事想让人相信的追求了。
忽必烈汗问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向同胞讲的故事是否与在此地向忽必烈汗讲的故事一样。马可·波罗回答说：“我只是讲，但是听我讲话的人，只记住了他期望从我这里听到的话。你怀着善意关注的对世界的描述是一回事，等我回去的那天，在我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聚集成群的装卸工和贡多拉船夫如何传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等我到了老年时候，再口述给人们的故事版本又会不一样……对故事起着控制作用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