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远东简介
我们的意图是依次借助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专门考虑远东共同的特征，考虑远东聚合的特征，随后考察其文明遥远的起源，这些文明至今依然非常兴盛。最后这一点是所有文明最重要的特征。
地理学所示
单单看看远东地理范围的广袤，就已经可以对其奇怪的命运和文明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对首次接触这里的人而言，旅行家、记者和地理学家可以充作最好的向导。这么做有一个条件，即他们没有根据某种绝对的地理决定论，以专制的方式解释一切。这种理论在亚洲并不比在欧洲——或者在任何受到历史和人类持久努力长期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合适。
·从广义上说，远东是一个热带和亚热带的世界。
远东包括印度的“火炉”，那里也有森林和丛林；包括华南，那里湿热多雨；包括印支半岛，那里有着高耸入云的森林和生长极其迅速的植物［在爪哇伯伊滕索格（Buitenzorg）的植物园中，某些藤本植物的生长速度达每天一米］。
不过，印度本身也包括印度河流域、恒河中游、德干高原中部，那里因受西高止山脉遮挡，气候非常干燥，换言之，就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同样，中国既有华北这样的地区，那里有着广袤而开阔的黄土和近世冲积平原，冬季非常寒冷，也有着林木参天的东北林海和极北地区冰封雪盖的沙漠。
整个华北地区都罹受寒冬之苦，中国的首都北京就位于华北的东南端。在那里，人们冬天睡在火炕上。谚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18世纪一位文人曾这样宣称：“冬天上冻的时候，如果有穷亲戚朋友来访，我们首先熬一锅热粥，盛上一大碗，并端一小盘腌姜给他们（作为小菜）。这是让老人暖和身子、解人急需的最好办法……我们煮稠稠的汤，双手捧着喝，并把脖子缩到双肩里：下霜或飘雪的早上，吃上这么一顿饭，谁都感到热乎乎的。”
有时这些寒流和突如其来的降雪会南下到南方热带地区。1189年，南宋的都城杭州这座长江以南不远的城市下起雪来。“竹子的茎干劈里啪啦发出奇怪的响声。”
初看起来，地理向人们显示出的是这些形形色色地区的差异性，而不是统一。这么做我们是否有可能误入歧途，以错误的方式去处理这一问题？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无疑多种多样，变化多端，但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一种单调无变化的物质文明，与地理、自然和人文因素相比，它在该地所有地区几乎都起主导作用。这一物质文明太过古老，太过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是“太多的个人和集体心理的产物，这种心理可以简单地视为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作用”［P.古鲁（P.Gourou）语］。它靠自己而存在，是一种半独立的力量，决定着自己的运行方式。
·所有报道都告诉人们，这一文明在各个地区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都是素食文明。
所有西方旅行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点，今天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自他们一踏足亚洲起便是如此。
1609年一位西班牙旅行家报告说，日本人吃的唯一一种肉食是野味。一位德国医生在1690年前后也宣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奶酪和黄油为何物。他们靠gokost（五谷）即“地上出产的五种东西”维持生存（就像在中国那样，数字“五”在日本具有神圣意义）。其中包括：稻子，“像雪那样白”；清酒（sake），用稻米做成的一种酒；大麦，主要用于喂牛，但也用于磨粉和做糕点（这位医生还说，田里大麦麦穗有一种“令人称羡的红色”）；与肾形豆没有什么不同的白豌豆。在这份食物单子上还可以加上粟、蔬菜和鱼，但肉类无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稀罕。
在此20年前，一位法国医生在印度目睹了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由德里到克什米尔时伴随他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他大感吃惊的是士兵生活节制，不饮酒，“吃的东西非常简单……在所有这些骑兵中，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在行军时食肉。只要能够吃上基歇里（kicheris），这是一种把米饭和蔬菜混杂在一起、上面浇上棕褐色黄油的杂拌饭，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苏门答腊岛（Sumatra）阿歇姆（Achem）居民在饮食方面的要求丝毫不比印度人多。“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稻米，”一位旅行家在1620年这样写道，“富人除米饭外吃很少一点鱼和蔬菜。在苏门答腊，能够吃上烤鸡或煮鸡，那他肯定是个大领主……他们说，如果岛上有2000名基督教徒，他们很快就会吃光岛上所有的牛和家禽。”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大同小异。1626年科尔特斯神甫（P.de las Cortes）这样写道：“假如中国人像我们西班牙人那样吃肉，那么喂养足够多的牲畜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富裕人家也满足于少吃肉。“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他们在饭上配上几小片猪肉、鸡肉或别的什么肉”；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可称为餐前点心（amuse-gueule）。18世纪一位英国旅行家做出了同样的记载。就连在北京（鞑靼向那里供应牲畜），“人们也只吃很少的肉。他们把它们与蔬菜混杂在一起来提味。牛奶、黄油和奶酪……基本上不为中国人所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肉，远非如此。假如一只动物——一头牛，一峰骆驼，一只绵羊或一头驴——由于意外或者疾病死去，它马上就会被吃掉。这位英国旅行家以某种不屑的口吻这样总结道：“这些人不知道不洁的肉和洁肉有什么不同。”在中国，人们还吃蛇、青蛙、老鼠、狗、蝙蝠，诸如此类……
这些观察得到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不计其数段落的证实，它们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精确。一部小说中的一位人物是位装腔作势的年轻寡妇，“今天想吃鸭子，明天想吃鱼，后天又想吃蔬菜和笋汤。没有事可干的时候，她必须要有橙子、饼干和睡莲。她平常要喝大量（米）酒；每天晚上，她吃的是炸麻雀和腌小龙虾；她还要喝下3升用100种花酿成的酒”。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挥霍，是富人的心血来潮……
郑板桥（1693—1765年）是一位诗人、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非常乐善好施的人，他希望节日时宅中所有人与他一起分享盛宴。他在其家书中写道：“每一次都有鱼、蒸米饭、水果和点心，他们应公平地分享。”他的书信中提到的食物包括荞麦圆饼和稠稠的热米粥。这些是通例。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高利贷主，他拥有一家当铺，曾出现在中世纪的一个传奇故事中。就连这么一个人，尽管他满怀欣喜地飞快地捡起“他在地上发现的”任何一块“硬币”（sapèque），但吃的是“用开水泡热的一盘冷米饭”。
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国情况的改变微乎其微。一位记者在1959年写道：“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这么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饲养肉牛——对卡路里的巨大浪费——是明令禁止的，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
中国人仍然是素食民族：他们消耗的98%的卡路里来自菜蔬；他们不吃黄油、奶酪或牛奶，食用的猪肉和鱼也非常少。他们的碳水化合物部分来自小麦，在北方来自小米，而在南方则主要来自稻米。中国人的蛋白质来自大豆、芥菜籽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油。
有一个国家正在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日本，它大大增加了食鱼量，尤其是转向食肉。
·稻米在中国东南部的无处不在和向北方的输入，是这种食素饮食习惯如此普遍的原因。
食用小麦和其他类似作物的西方就这样不得不在其历史的很早时期，先是实行田地抛荒制，而后实行作物轮作制。如其不然，地力就会迅速枯竭，小麦种下去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因而，部分土地自动地变成了草场或者牧场；由于种植小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畜力，情况就更是这样了。
相比之下，稻子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无限期地每年栽种生长。栽种的活儿大部分靠的是人力，水牛只用于水田泥地中的轻活儿。事实上，在所有地方，作物都是靠手精心栽培的。在这些情况下，靠食肉维持生存都会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要喂养动物就要用粮食，而人自己更要食用这些东西。
这种饮食制度的首要后果是使人口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增长，而不是使人们有可能转向肉食结构。如果人们的饮食是素食，那么单单1公顷[2]田地就可以养活6—8个农民。特定单位田地的食物产量无疑比把这些田地用于其他方面要高。正是这使得“亚洲密集的人口”成为可能。
毋庸置疑，如同在印度那样，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相当晚近的事。它实际上始于11和12世纪中国的南方，是随着早期一年有可能两熟的稻子的传播而出现的。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自17世纪末叶起，人口增长极为迅速。现在，中国的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以致即便有心改变，也不可能采用别的饮食结构了。“中国就这样陷入文明决定论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的文明只能沿着塑造了它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印度的人口在18世纪也越过了1亿大关。
·魏特夫[3]的理论：稻米文明隐含的是一种“人工”灌溉的制度，这种制度反过来又要求实行严格的民事、社会和政治纪律。
水稻把远东的人民与水联系在一起。在南印度，把人们与贮水池或水库联系在一起；而在印度河—恒河平原，把人们与水井或靠水道相通的灌溉渠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中国灌溉有多种形式：在南方依靠的是流动平缓的河流（以及长江边上鄱阳湖和洞庭湖有规律的洪水泛滥），还有水井、运河（其中京杭大运河是个典范，它既起交通作用，也充当灌溉水系）；在北方，河流湍急，比如北河（Peï Ho）或黄河，必须筑坝和治理，即便这样，这些河流仍经常决口。水利灌溉无论是在菲律宾或爪哇的台地，在中国广东，还是在日本，在所有地方都在进行；灌溉靠竹制导水管、原始或者现代的水泵进行，为此就要求推行严格的纪律并服从，就像在古埃及那样，后者是因灌溉而施加各种束缚的经典例证。
水稻种植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被冲击平坦的低地上开始的。它逐渐扩展到所有可以得到水流浇灌的土地上。与此同时，由于选种使早期的各种品种能够出现，水稻种植有所进步。自那时起，如魏特夫所说，水稻种植在远东导致建立起专制的官僚政权，并出现了众多的国家官员。
这一假说虽不无道理，但在各个细节方面受到了挑战。首先，它过于简单化。种植水稻需要有水的供应，同时水稻本身无疑决定了远东生活的许多特征。但这些局限、束缚只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不过，在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文明的这些束缚本身：它们起过作用，而且一直在起作用。
·远东大片的地区依然是蛮荒之地或原始地区。普遍说来，这里相对于所有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平原文明尤其占有优势。
确实，在山区也有水稻田，但它们限于狭小的地块上，限于人口过度拥挤、有足够的人手去从事相关的繁重劳动的地区，比如爪哇就是一个例子。通常而言，在那些精耕细作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化之民在远东只占据着小片地区。其余的地方，尤其是山区、与世隔绝的地区和某些岛屿，成为原始民族和文化的保留地。
乔治·孔多明纳斯（Georges Condominas）在1957年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我们吃掉了森林”。这部书把我们由西贡向内地带到了达拉（Dalat）避暑胜地以远的地区，按年代记载了一个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这个部落的成员生活在森林中，每年他们都要开辟出更多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把树的一圈皮剥去，伐倒或焚毁它们。在这样开辟的土地上“种植，采取的办法是用小锹掘穴点播：在地上挖出一个小洞，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用脚尖推土把洞重新填平”。作物主要是旱（culture sèche）稻。每年都要毁掉一片林。如果一切进展良好，也就是说，如果这片林在“抛荒”时重新长了树，那么经过20年，这个部落会重新回到起点上来。
这种流动农业［马来语称之为“拉当”（ladang），而在实行这种耕作办法的其他地方，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别的称呼］非常原始，实际上没有任何经过驯化的动物。它维持了上千个不同民族的生存，这些民族都极其原始。它们显然无法适应现在这个时代，但它们在与世隔绝的地区残存下来。
与此相反，西方自很早的时代起就同化了其原始民族。这里并不缺乏与世隔绝的落后地区，我们现在仍可以把它们识别辨认出来。但它设法到达他们那里，归化他们，使他们与城市建立起联系，并开发其资源。
类似的过程在远东没有出现。这一巨大的差别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多的民族没有“被汉化”，为什么在印度会有如此多的部落游离于卡斯特制度及其禁忌之外（实际上也就是游离于印度文明之外）。
这一差异还说明了现在和过去的许多细节。1565年，在塔里科蒂（Talikota）战役中，德干高原上“信奉印度教的”毗阇耶那伽王国（Vidschayanagar）尽管拥兵百万，却惨败在穆斯林素丹的骑兵尤其是炮兵手下。那座伟大而辉煌的城市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城里的居民甚至无法逃跑，因为所有的运输工具和驮畜都被军队征用了。然而洗劫城市的并不是战胜的一方。他们没有侵入城市，而是忙于追逐战败者，忙于切断他们的喉咙。降临这座城市并洗劫它的，是城市周围的原始部落，成群成群的布林沙利人（Brindscharis）、兰巴迪人（Lambadis）、库龙巴人（Kurumbas）……
17世纪时，一位德国医生在前往暹罗（Siam）途中遇到了一位日本商人，此人几年前（1682年）与其他人一起在菲律宾群岛吕宋岛附近的一个荒岛边遇上了海难，船只失事。同时遭难的大约有10个人。他们靠着海岸上丰富的野生海鸟蛋和成堆成堆的介壳类水生动物过得非常滋润。在度过8年“奢华”的生活后，他们建造了一条船，系上帆，最终在精疲力竭时到达了海南岛。在那里他们知道他们侥幸保住了生命。海南是个半汉化半原始的岛屿，他们非常幸运地在汉人地区靠岸。在岛的另半边，野蛮民族是不会让他们有立身之地的。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尽管该岛在1683年即被汉人征服，但在很长的时期里仍分为汉人区和非汉人区，就像许多岛屿和“大陆上真正防水的隔舱”那样。
现在在中国，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人数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些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大致差不多，少数民族的总人数非常接近于3600万人），但占有的地域面积占全国的60%（应当承认，其中确实包括戈壁沙漠、新疆和西藏这些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换言之，就地理范围而言，他们一直是多数。
这些少数民族包括广西的壮族、苗族、黎族、傣族和彝族（他们大都散布在自云南到甘肃的广大地区）；甘肃的回族，还有瑶族。对于所有这些少数民族或其大部分，昔日帝制时代的中国以及后来的蒋介石政府，都采取的是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彝族城镇的大门上立着这样的告示：“彝人三人以上不得聚会或在街上散步。”“彝人不得骑马。”现在中国政府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自治，但没有像苏联授予其少数民族那样授予他们半独立地位。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落后社会［这些社会实行奴隶制，比如凉山的彝人，或者农奴制（ula），比如西藏］的根基都被动摇了。政府采取了坚定有力的措施，让少数民族中最原始者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字。因而现在只有中国挂念着其落后民族（为他们好，但肯定有违他们的意愿）。
·在文明地区之间，原始民族据有的地区也是野生动物的领地。
这些野生动物中，有旁遮普的狮子、苏门答腊沿海的野猪、菲律宾群岛河流中的鳄鱼，以及在各地都有的动物之王，獠牙利齿、时常吃人的老虎。
过去不计其数的记载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缤纷多彩的场景。科尔特斯神甫是位西班牙耶稣会士，1626年在广州附近遇上了海难。他提到中国的乡间游荡着许多老虎，它们经常进入城镇和村落猎食人类。
约公元1600年，一位名叫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的法国医生访问了恒河三角洲。他报道说，孟加拉肯定是印度迄今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就像埃及是尼罗河的礼赠那样，那里是“恒河的礼赠”，盛产糖和稻米。然而，在一派繁荣景象之中，河曲中有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那里是海盗经常光顾的地方。贝尼耶写道：“这些岛屿是老虎的聚居地，它们经常由一个岛屿游到另一个岛屿；或者是羚羊、猪和曾经驯化、现在又回归野生的家禽的乐土。正是由于岛上有老虎，因而乘坐小划艇（当时的通例）在这些岛屿间航行时，登岸在不少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夜间停靠把船系在树上时，千万要当心与海岸保留一定的距离，因为一些老虎总是不知不觉地进入。据说有些老虎胆子大得要命，竟敢跳上船来，叼走船上尚在睡梦中的人们。（如果当地水手的说法可信的话，）它们甚至挑选那些个头最大、身体最胖的人。”
野蛮对抗文明：历史的证明
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如果遇到的麻烦来自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来自那里的吞噬森林的贫困的农民，那么它们是会平安地存在下去的。但堪与埃及圣经时代的瘟疫相比拟的天罚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那里夏季裸露在阳光暴晒之下，酷热无比，冬季则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
在这些环境恶劣的地区生活着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从他们在历史上刚一出现，直到他们辉煌的历史终结之时，也就是说直到17世纪中叶，留给人们的就是这种印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骑着大马的暴徒。事实上，只是到了17世纪，在火炮的帮助下，定居民族才真正击败了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在那之后，他们把这些野蛮民族驱赶到一定距离之外；这些人受到了限制，面临着威胁，仅仅是在苟延残喘而已，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样子。现在，无论两个蒙古（中国的内蒙古和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还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和苏联的突厥斯坦，其本身都不是世界棋局中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其空间和飞机场，而不是其财产。
·但这些游牧民族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
赫尔曼·格茨在其自1929年开始出版的那部经典文集《印度文明的各个时期》（Les Époques de la civilisation indienne）中这样论述印度，他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印度只有一个穿过阿富汗山脉的狭窄的开伯尔（Khaiber）山口向游牧世界开放，而中国很不幸与广袤无比的戈壁沙漠接壤。自公元前3世纪起开始兴建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但它与其说卓有成效，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突破。
根据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研究，游牧民族原本是农民。更先进的农业的发展迫使那些不太能够掌握这种先进技术的人向外迁移，到了吞噬森林者的山区，尤其是到了沙漠和大草原的边缘地带。他们被从较富裕的地区驱赶出去，现在所拥有的只剩下这些广袤但非常分散的草地。通过这种方式，文明成为“野蛮之母”：它把农民转变成了游动不息的牧羊人。但是这些野蛮民族由于内部危机、社会革命和人口过度增长而不断地从其常驻地回来。他们重又回到了定居的农业地区，这种回归很少是采取和平方式的。他们作为劫掠者和获得胜利的征服者前来；他们鄙视、瞧不起被他们打败的定居农民。在这方面请听听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布尔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吧，他在1526年夺取了印度北方的大部分省份：
……尽管印度斯坦是一个充满自然魅力的国度，但其居民一点也不高雅，与他们打交道产生不了任何乐趣，引不起反响，也不会建立长久的友谊。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才智，也不诚实热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侠义或果敢为何物。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像在其工作中那样，缺少方法、持久力、秩序和原则。他们既没有良马，也没有佳肴：他们没有葡萄，没有西瓜，也没有其他多汁的水果。这里没有冰，也没有新鲜的水。在市场上人们买不到精美的食物，甚至买不到好面包。澡堂、蜡烛、火炬、吊灯，所有这些都不为人们所知……
除了在沟壑峡谷流畅的江河溪流外，他们的庭院或宫殿中没有任何活水。他们的建筑缺乏美感魅力，缺乏气氛，没有规划，一点也不高雅。住在农村里的人和其他穷人大都裸体而行。他们穿的唯一外套是他们称为“朗格塔”（langota）的东西，这不过是一小块布，自腹脐下垂大约两拃。朗格塔之下另有一块布，用朗格塔上的细带系在两腿中间，从中间穿过去，用于在后面系上。妇女用一块“朗”（lang）裹体，其中的一半用于盖住生殖器官，另一半用于裹头。
除疆域面积广袤之外，印度斯坦的一大好处是在那里可以找到大量金子，其中既有金锭，也有铸币。
这位来自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心中洋溢着胜利之情，对其游牧的沙漠生活充满自豪感，自伊斯兰文明的辉煌顶点俯视世界。他就是这样评价印度的古代文明、艺术和建筑的。他这种傲慢自大，尽管不是出自一位西方人之口，却同样令人不快。
·蒙古人声势浩大的征服运动不是本书关注的主题，这里关心的只是影响到中国和印度的部分。蒙古人的征服对这两个国家都是致命的打击。由此在13—14世纪和16—17世纪之间持续出现了两次大的入侵浪潮。
本书图4、图10、图11和图12显示出这些侵略的年代范围和不同的形态；入侵的方向一是西方和遥远的欧洲，一是东方，另有一股朝向南方和印度，同时在中国的方向一直有一些反弹和回响。这无疑是因为中国自15世纪初期开始就是“东亚病夫”，为劫掠者所垂涎、觊觎。1405年帖木儿（Tamerlan）去世时，他正准备进攻中国。
事实上，游牧民族每一次发动侵略，中国和印度都是受害者。两个国家的首都也未能幸免。两两成对的四个日期本身告诉了人们这一切。1215年，即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在布汶（Bouvines）战胜奥托四世（OttoⅣ）的那一年，成吉思汗占领了北京；1644年，北京再次为满族人占领，后者得到了蒙古人的帮助。1398年，帖木儿占领了德里；1526年，它再次被巴布尔攻陷。
这些事件是些不会被人礼赞的灾难。每一次都有成百上千万人丧生。到了20世纪，在技术战争的时代，西方都没有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印度的历史骇人听闻，那里因文明间的冲突（入侵的蛮族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变得更加复杂。与中国一样，它最终能够战胜这一波又一波的入侵，完全得益于它对生活异乎寻常的控制力。另外，这也因为它从未被完全征服，征服者从未达到科摩林角（cap Comorin）顶端以远地区，同时德干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印度洋国家（有时是通过移民）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和对印度来说都是这样，入侵的浪潮意味着一而再地毁灭和倒退。从长时期来看，两个国家都同化了入侵者，但它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野蛮民族应对远东和欧洲之间日益加宽的鸿沟负主要责任吗？这是不是影响该地区命运的关键因素？
对印度来说，可以认为是这样。在开始时期（公元前第二千纪），旁遮普的雅利安人与希腊人、克尔特人、古意大利人和日耳曼各民族的祖先颇为相像。与《伊利亚特》（Iliade）和《奥德赛》（Odyssée）相似的是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骑士文化，它叙述了征服恒河上游平原时的各种战争。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佛陀的时代，北印度布满了与希腊城邦相似的贵族制的共和国和小型王国，它们也像希腊那样开始进行贸易。公元前3世纪时，旃陀罗笈多（Tshandragputa）和阿育王（Asoka）建立了最早的帝国，它把阿富汗和除德干高原南端小部分地区（这里从来就未被征服）以外的整个印度统一起来。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的希腊—马其顿帝国正在建造过程之中。纪元伊始，北方的西徐亚人（Scythes）开始南侵。它在公元3—6世纪达到了顶点，建立了面积宏伟的笈多帝国（Gupta），重新开启了印度白肤色和褐色民族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此后不久，如同西方的中世纪，印度出现了大量农奴，出现了大型封建国家。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平行线并不是完全并行的，尤其是在各自社会的形态方面。但直到13世纪蒙古人掀起的入侵风暴之前，两者之间并没有惊人的区别。
自那时起，鸿沟越来越宽。对中国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它的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因完成于1279年的蒙古人的征服和1644—1683年满族人的征服而延缓、减速？至少直到13世纪，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仍领先于西方。但自13世纪起，它被超越和甩在后面了。
尽管如此，来自大草原的入侵者显然不能对远东波折重重的命运负完全责任。入侵者给它们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时间会修补和治愈一切的。
人们几乎会马上这样说道：愈合得太好了。外敌入侵在西方造成的是与过去的断裂和新型文明的诞生，而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只是物质方面的灾难，它们既没有改变其思维方式，也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那里没有出现像西方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或者罗马皈依基督教时，抑或中东皈依伊斯兰教时，那样的巨大飞跃。
远东对其自我异乎寻常的忠诚以及它的停滞不前，部分地是其内部诸因素作用的结果。这反过来部分地说明了它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况且这种落后完全是相对的。远东并未真的倒退；它在原地踏步，而在同时，在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其他地区在明显地向前迈进，结果把它抛得越来越远。
久远的根源：远东文化停滞的原因
毋庸置疑，正是在史前时代，在最早的文明的黎明时期，事情就已定局了。远东文明呈现出来的好像是这样一个整体，它们早早地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熟，但处于一种使其某些基本结构几乎拒斥变化的框架之中。这使它们有了一种卓绝超凡的统一性和内聚力。但它们也发现这使得它们极难改变自我，非常不愿意变化，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它们似乎刻板地反对任何进步和发展思想。
·我们必须在忘记我们西方人的经验的同时着力去理解的是，远东的这两大文明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在远东，纪念性建筑衰颓崩坏得太快，因为它们往往是用易碎的材料建成的，比如中国和日本就是这样。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和文化看上去是不可毁灭的。它们可追溯的年代不足几个世纪，而是远为遥远的过去。请想象一下：经过神奇方法保存下来的埃及法老（木乃伊）或多或少地适应了现代生活，但仍保存着其信仰及某些习俗。
现在仍然具有活力的印度教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印度文明几乎不加改变的基础；而它反过来又自先于它一千多年的过去中借来并传递了某些宗教观念。
在中国，对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第一千纪。这种崇拜在道教、儒教和佛教中延续下来，后三者绝没有超越它。它至今仍具有活力。
这些古老而生命力顽强的宗教体系是与同样顽固坚韧的社会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两个国家，亘古不变的宗教和社会似乎互为支撑。这是原始社会的典型特征，其中所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都完全并直接地植根于超自然力量中。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中，这两个在其不同的领域内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发现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不协调，但这也使得它们更引人注目。
·与把人类与圣物明确区分开来的西方不同，远东没有做出这种区分。
宗教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国家是宗教，哲学是宗教，伦理是宗教，社会关系也是宗教。所有这些都有宗教在充分参与，而这使它们经年不变地反对变革。
通过一种奇怪的但可以理解的矛盾方式，宗教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琐细的方面的介入，常常令西方人感到不知所措。西方人习惯于把宗教置于精神的最高点上，因而得出了错误的印象，认为远东人缺乏宗教情感，而代之以注重礼仪形式。对西方人来说难以把握的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和真正意义。
举行这些祭祀仪式是为了与制约人类所有事务的神圣秩序相合。这是要过一种神圣的生活。因而，印度教就本质而言更多地包含的是对种姓制度所代表的价值的认可，而不是对“神灵的信仰或者对神祇的崇拜祭祀，两者都只不过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与此类似，中国人对区分清楚无穷尽的神祇并不怎么关心。具有意义的是向所有这些神都尽礼奉义务，做自己该做的一切事，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并最终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满足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所强加的一切职司。
确实，印度的宗教内涵与中国的宗教内涵迥然不同：它们的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假如一个人把西方与作为整体的远东进行简单的比较，就有可能忽略远东内部的深刻差异。不必多言，印度不是中国。同时，假如说中国与西方相比看上去深受宗教的熏染，那么与印度相比，它似乎像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国度。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思想危机，这与古希腊出现的后来孕育了科学精神的至关重要的哲学危机很相像。下文我们将要看到，儒教承袭了这一不可知的和理性主义剧变的遗产，使之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并使之得以度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各种大的宗教争论而存在下去，把它重新塑造成为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新儒教。
因而，在中国是两种思想潮流并存，其社会的停滞不前既归因于宗教影响，也同等程度地归因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而在印度，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宗教。在那里，当人类社会的组织表现出来的是精神真理时，人们又如何可以改革这一社会，甚或对它提出质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