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我们之所以从古代中国开始叙述，是因为它绝对没有完全消失。古代中国是在历经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后才获得并发展起它典型的特征的。此后它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难以区分为历史学家所钟爱的“时期”。经过了许多个世纪，罹受了一系列无休无止的灾难，出现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征服，中国看上去没有变化，而且不可能发生变化。
不过，不管这一庞然怪物行动得多么缓慢，但它绝不是停滞不前的。像所有文明一样，中国文明积聚了经验，并在其资源和各种可能性中持续不变地做出选择。另外，它也不像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向外部世界关上大门。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到了中国，并为人们感受到了。
宗教方面
它最早的诸方面，最重要和最难以完全理解的方面，是其宗教生活。这一宗教生活非常难以界定。它包括诸多不同的体系，就像西方宗教那样，但它们不像西方那样互相排斥。一个信徒可以从一种虔信形式转到另一种，在同时既信奉神秘主义也信奉理性主义。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欧洲人未遇到哪怕最轻微的思想障碍或宗教障碍，就从新教转向天主教，甚至转向无神论，并从中选择自己之所需，那该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场面。马塞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写道：“在中国人中最严格的不可知论者或最严格的墨守成规者中，存在着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务实，或者说两者同时兼备。”正是这种“两者同时兼备”是西方人往往难以把握的。
这些评论甚至适用于不远的过去的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这些铭记在心。它们事先阐释了一个基本事实：儒教（人们在极其少见的情况下也说孔教）和道教大致在同一时期在中国成型，此后很晚之后是佛教的传入；尽管三教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但任何一个都没有取代其他二者。实际上，它们并不总是相互界限分明的。事实是，它们把自己嫁接在一个古老得多、更为原始和强大的宗教生活之上。人们说这“三大宗教”在古老的宗教之水上航行。它们实际上是沉没于其中了。
·中国的宗教生活就其基础而论，要比嫁接于它之上的三大宗教信仰悠久得多了。在那个多重遗产中存在着许多鲜活的种类，它们遍布于所有宗教实践之中。
中国的宗教遗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之前该国首次成型之际，此后没有任何东西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犁的引入使人口比过去远为密集地聚居于村落和庄园之中成为可能。当时中国既崇拜祖先，也祭祀领地上的土地神。这既可以与希腊古朴时代也可以与罗马遥远的开端形成明显的对比，它们都有自己典型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
祖先崇拜赋予父系家族群体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其中姓氏由父亲传给儿子。在这些家族之外，更大的氏族集团（在汉语中为“姓”）包括所有由同一祖先传袭下来、因而拥有同一姓的人。正因为这样，对姓纪（Ki）的人来说，其始祖是后稷；对姓徐（Sseu）的人来说，其始祖则是大禹，他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就源起而论，祖先崇拜及伴随而生的家庭结构局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平民家族仿效这一古老的模式，开始崇拜自己的祖先，好像他们是神似的。
在祖先之旁，同时与他们没有多少区别，供奉的是领地当地的神灵，从各家之神、山神、河神和不同地区不同自然力量之神，直到领地土地即州（Cho）上的各种神祇，这些神灵主宰了其他所有的神。“公元前548年，一位陈姓诸侯因战败而向敌人表示降服。投降时他身着丧服，手捧领地之神神像，其将军走在他的前面，抱着祖庙中的祭瓶。这样他献出的就是领地本身。”［H.马斯佩罗（H.Maspéro）语］中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单个的领主变成了君王的臣属之后，一个统辖王土——主权国土（后土，le Souverain Terre）——的大神凌驾于所有地方神祇之上。极为自然而然的是，他是死亡之神（阎王）：他“把他们关在九幽的中心靠近黄泉的监狱中监管着他们，一年到头不让他们见到光”。此外还有天神（玉帝），有山神、四海之神和河神（河公是令人生畏的黄河之神）……事实上，古代中国有多少字，就有多少神。
这一迅速崛起的多神教相信灵魂不朽——无论是在黄泉，在玉皇大帝的天宫，还是在人间的祖庙中。人死后其灵魂的命数通常由灵魂拥有者在世间的社会地位而定。诸侯、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注定在来世天国中享受幸福生活，其中最有地位者仍有仆从环侍。普通人死后下到了黄泉、九幽，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地狱。地位介乎两者之间的灵魂存活于祖坟中。这几者的边界线有些模糊不清，部分原因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灵魂，部分原因在于来世之成为可能，是生者在现世供奉和祭祀神灵的结果，是神祇的恩赐。死者和神都要吃东西，“我们往木杯和陶杯中放满供品”，在举行牺牲仪式的同时唱着赞美的歌曲。“供品的香味上升后，天帝就开始享用食品。”
在神和生者之间，通常要达成如下的规则：前者提供保护，后者则提供祭品。一位神灵这样宣称：“你们向我提供牺牲，我就会赐予你们幸福。”一位王侯这样请求：“我供献的东西充足而纯洁，神灵肯定会帮助我。”另一位王侯则抱怨道：“人现在到底犯了什么罪，竟惹得上天降灾祸给我们，令食物和蔬菜缺乏！凡是神没有我不敬到的，我没有漏掉过任何一次供献牺牲的机会。”
·“战国时代的危机”。公元前5—前3世纪之间，封建制的中国在一个被称为“战国”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已的时期分崩离析。
在那一时期，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领主被或多或少规模更大、或多或少更为稳定的诸侯国吞并了。最终汉帝国拔地而起，通过统一实现了和平。
在这一漫长而激烈的危机中，中国的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忧虑情绪，出现了激烈的意识争论，这是对昔日程式化的宗教做出的反作用。未来中国的整个知识都受到了这一骚动不安时期的影响，这使人联想起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政治和社会惨剧，此时无论对僭主还是对臣民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都仅仅是生存，或者说如何存活下去。
就这样，在公元前6—前3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其政治家（法家），他们精心估算着环境可能给君王或国家提供的机会（时，che）。中国还出现了自己的修辞学家，即自己的诡辩家，他们关注的是公共利益。这些诡辩家通常属于古时的墨翟（或墨子）学派，其信条被称为“墨家学说”。
墨子的信徒是类似于某种为受压迫者打抱不平的骑士，还是类似于托钵修会那样的宗教团体？这一比较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义务”。历史学家在相当晚的年代后给他们起的“诡辩家”一名也反映出他们谈话、通过辩论而说服人、每人都遵循其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行无休无止的激情辩论。墨家学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这一学说与严格的宗教指令迥然不同，是在这些生动活泼的讨论的背景中脱胎成型的。
这些哲学创新只有一部分残存到了汉代。这一部分能够存在下来，就广义而言，是因为它变成了儒教，也就是说一种显然是理性的趋势，是对古老宗教的反作用。但这同样是对诡辩家滥用修辞术的一种反作用，是其信条的多重性与它们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的结果。事实上，儒教在知识、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回归了秩序。
与此同时，儒教使一种虚假的理性主义在中国永久流传，这种理性主义经受住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压力而存在下去，后者直到10世纪之前曾非常强大。到了13世纪，它发展成为新儒教，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儒教不仅是对世界做出理性主义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且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伦理体系；假如说它不像前文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那么它至少是一种使自己既与怀疑论甚或赤裸裸的不可知论相协调，也同样与某种宗教感情相合的宗教态度。
儒教得名于孔子（按传统说法，他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尽管孔子自己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但他的教导由其门徒传了下来。他实际上创建了一种后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本人是其中的一分子）之象征的体系。
（A）儒教事实上首先是一个特别的等级的表现，这一等级是一个叫作士（mandarins）的文人阶层。他们是在中国封建制分崩离析后一个逐渐崛起的新型社会和政治等级的代表。简言之，他们是这一新型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
这些受过教育的公务员（文官）体现的是国家的权威，他们随着第一批大型邦国（诸侯国）的形成，随着文字变成建立秩序和政府的必要条件，人员变得越来越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只被获准拥有低级和从属性的职位，而大贵族家族垄断了重要位置。但第一个大帝国即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建立，确保了官僚制的最终胜利。
儒教的发展与文人阶层的教导密切相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的大学传授的是一种已经非常复杂的教义，这一教义以阅读和注解五部经典著作（五经，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为基础。此五经据认为代表了孔子的传统，但它们形成的年代既有早于他的，也有晚于他的，同时其文本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才由学者重新编订并解读评注的。
每一位老师只教授一部书，永远是同一部书，并且只根据一家的解释。因而在大学中，对一部书有多少种解释（公元1世纪时是15种），就可能有多少位老师。各位老师都仅仅是直接向十几位助教传授，后者反过来去教学生。公元130年，大学计有1800名在学学生，另有3万名旁听生。学业考试非常严格。试题写在木条上，应试者用弓箭瞄准木条射击，射中哪根木条，就回答哪根木条上的问题。
大体上讲，这种制度一直存在到了20世纪初期。不过，自然而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种种修正、新的注解和具有真正价值的“概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部新的著作。这些修订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是在8—12世纪由5位大师完成的，他们是后来所谓新儒教的创始人。这5位大师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朱熹（死于公元1200年），他创建的新儒学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时代结束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指南和正统学说。
（B）作为高雅之士的一种学说，儒教是对世界力求做出解释的一种尝试，它在尊重传统总的内涵的同时，却排斥大众原始的信仰。
由此产生了它非常高贵的冷漠超然，它对民众宗教（迷信）的蔑视，以及它那非常明显的怀疑论。孔子从未提到过神；尽管他尊重鬼魂，尊重祖先，但他更愿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他曾这样说道：“活人还不能被服侍，怎么能去服侍死人？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4]
孔子的追随者（儒家）对自然力量和人类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做了一种总的解释，这可以被视为建立科学的宇宙学说的首次尝试。他们认为，世界的生命及其荣枯盛衰，不是由神祇的反复无常，不是由他们的喜悦或愤怒决定的。居支配地位的是不具人格力量的交互作用。因而他们谈论天，而不谈论天上的神……不过在述及这些新奇的解释时，儒家使用的常常是极其古老的术语和概念，它们来自民间，甚或来自农民那里，但赋予它们新的哲学意义。阴和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民间用语和民间文学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组形成对比的形象”：阴可以指树荫，阳指太阳；阴代表冬天湿冷的季节，阳代表夏天干热的季节；阴代表阴性，亦即被动，阳代表男性和主动……儒家拿过了这两个词，把它们用来表示“宇宙中两个具体的和互补的方面，它们在空间上相对，在时间上互相交替”。阴和阳的相互对抗是宇宙中一切能量的源泉。它们在时间上的更迭持续不断，永无止境，“休息的时间叫作阴，活动的时间叫作阳；两者永不可能共存，而是无休止地彼此交替，而其交替决定了万物”。季节尤其是这样：阴秋冬为阳春夏替代；这同样也说明了日夜、冷暖交替出现的原因。就人类事务而言，阴和阳的“争斗”产生了爱和恨、怒和乐……
导致阴阳交替作用的原因是道。道指的是自我更新，从而也就是所有存在之统一和所有运动之统一的原则。俗语云：“一阴一阳构成了统一，即道。”
不幸的是，假如在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循着它们的道即其笔直的道路，假如上天之阳与大地之阴完美无缺地交互更替以解决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问题，那么人类是宇宙中的一个特例。他们是一群特别的捣乱分子，独具不遵循道并偏离其正确的道路的自由。如此他们就以其恶行破坏了世界原有的和谐。
儒家相信，人类以这种方式陷到所有麻烦之中，不论这种麻烦来自自然界（日食、月食、地震、洪水泛滥等等），还是来自人类（革命、社会灾难、饥馑，诸如此类）。与此相对，新儒家把人类毁灭力的范围修正为人类自身。人类因缺乏美德而遭受到堕落的惩罚。下文我们将要看到，这也是帝权的原则：根据它们是不是沿上天规定的正确道路前进，最高权力自动得到提升或者被剥夺。
（C）儒教借此建立了一种旨在维持社会和国家之秩序、等级的伦理、生活规范，而对诡辩家（墨家）和法家在知识和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做出了强烈反应。
儒家从古代宗教习惯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对家庭和社会态度做出了规定；这么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平衡道德伦理和控制情感。这些程序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循道而行首先意味着所有人永远保留自己在社会等级中正确的位置上，或不如说待在分配给他们的地方。“孔子有关仁政（好政府）的著名定义的真正含义是：‘让君王成为君王，臣属成为臣属，父亲成为父亲，儿子成为儿子！’”[5]
自然，人们对君王或官员的服从和尊重起因于他们的权威。“君王的本性像风，小民的本性像草。风吹来时，草总是要弯腰的。”臣子的基本美德是绝对服从，此乃社会和谐之所系。由此出现的是儒教继续赋予“祖先崇拜”以重要地位，这种崇拜被“摈弃了所有宗教情感，但要充当等级制的胶合剂”［艾蒂安·巴拉斯（Etienne Balazs）语］，因为祖先崇拜在家庭内部维持了等级制和绝对服从。
显然，“儒家谆谆教导的那些美德，如尊敬、谦让……服从听命于地位高和年长的人等”，有力地强化了文人阶层，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这种形式化的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中国的延续和社会静止不变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道教问世的年代与儒教大致同时，也是产生于那一旷日持久的危机之中。道教代表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由于其形式通俗易懂，它与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秘密社会联系在一起。
从理论上说，道教起源于老子（“先生”）的教导。老子是公元前7世纪的一个神秘人物。但那部归结到他头上、阐述了他的信条的著作[6]，成书年代仅仅是在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
（A）道教是对绝对和不朽的一种神秘主义追求。
与儒家一样，道家出于自己的目的对人们普遍使用的术语“阴”“阳”和“道”重新做出了阐释。在他们看来，道是一种神秘的绝对，是“万物由以滋生”的原始生命力。
给这一神秘的绝对下个定义不是件容易的事。请听听被认为是由老子撰写的古文献是怎么说的吧：“人们试图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道，其本身就不是道；希望给出名字的名，就不是真正的名。无名，代表着宇宙的本始；有名，是万物的根源。让我们从无中观照道的奥秘；从有中，去观照道的端倪。无名和有名这两者，来自同一源，而名称不同。这单一的源泉称为黑暗。用黑暗观照另一黑暗，是了解一切奇迹的法门。”[7]
道家寻求的完美或圣洁，是与永恒之道的神秘结合：“在这一本原的和至高无上的存在中消隐活生生的自我，这一存在包掩万物，而自己从未被包掩”，在“孕育万象的无形中，在拥有永恒生命的道中”消隐活生生的自我。这么做是在同时获得不朽。
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其本身非常难以理解，只能通过禁欲苦行和沉思默想才能实现。“不要用你的耳朵去听，而要用你的心（在中国人眼中，心指的是精神）去听；不要用你的心来听，而要用气息去听。……气息是空虚的，它可以接纳各种事物。只能通过空虚才能达到道，这一空虚就是心的斋戒。”[8]
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长年的沉思默想和斋戒，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善功，去实现一位大师据说在几天就可以实现的东西。“持守三天，他就能与外部世界脱离关系；七天以后，与其四周之物脱离关系；九天之后，可以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这样……他就能达到清明洞彻，而后能看到独一无二之物。看到了独一无二之物，他就进入无今也无昔的状态，并最终没有生也没有死的概念。”[9]
在这里，道教与所有神秘主义体验，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是佛教的，都走到了一起。
（B）但道教寻求的不朽不只是解救灵魂，还包括借助于一系列长生秘诀，净化并“卸除肉体的负荷”，获得肉体的不朽（即长生不老）。
与此相关的做法实际上不计其数：进行吐纳训练，以帮助呼吸和血液的自由运行，并避免“阻碍、凝结和结节”；小心注意饮食，不要吃普通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而代之以蔬菜秘药或矿物质药品；最后是炼制丹药。后一种做法包括用于净化所有食物的金器，熔解的金水，尤其是朱砂（硫化汞），朱砂要先化为水银，再由水银还原为朱砂，如此循环往复计9遍，最后制成“长生不老的红色丹丸”。通过这些不同的修行，“骨头变成了黄金，肌肉变成了玉，身体则变得不会腐烂”；此时身体轻若稻草，能够上升到极顶，把现在变得不朽的炼金术士带到神的住所。为了避免烦扰世人，他假装和其他人一样死去，把他做的与躯体非常相像的一根棍或一把剑留在了身后。
炼丹术研究和对长生不老药的追求，让人想起长春（意为“永远保持青春”）真人[10]的故事。成吉思汗为了寻求长生的秘方，邀请这位道士在75岁（但据说是200岁）时，离开自己的道观前往蒙古。1221年这位老道士抵达时，大汗问他：“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秘方？”道士答道：“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只有一个道来确保我的生命。”1227年，他和大汗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
（C）最后出现的是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它无视宗教领袖的神圣，无视各种追求长生的复杂做法。汉语本身把道民与真正的炼金术士，道士，做出了区分。
许多道民满足于参加众多的法会、提供充足的献祭和苦行。他们本人不能声称获得长生，但那些生活纯洁的人被确保在来世有一个更好的存在。他们不能躲过黄泉，但可以充当大地之神的助手，统管处境悲惨的死者。这些细节显示出大众版的道教是如何与古代信仰达成妥协的（就像在其他事务上那样）。
这一大众化的道教一再组建等级极其分明的教会，以及一系列或多或少带有无政府和神秘主义倾向的秘密宗派。与儒教这一社会等级中奉行传统主义的派别相比，道教一直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反叛的象征。
·“三大教派”中最晚来到中国的是佛教，它是由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传教僧侣引入的。不过它也从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公共思想宝库中借鉴了许多东西，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深刻改变。
（A）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形成于印度。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佛教在那里步入兴盛时期。后来它逐渐遭到印度教的排斥，并为后者同化，但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在亚历山大征服后残存的希腊统治者中，仍有一些崇拜者。此后它传到了中亚，包括大夏（Bactriane，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塔里木盆地。
正是在这里，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来自中国的征服者与佛教相遇了。三个世纪后，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佛教开始进入汉帝国，其路线部分地是沿中亚商路，但也通过海路和穿过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而来。不太长的时期过后，公元3世纪，它确实在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传播开来，其信奉者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大众。直到10世纪，佛教在中国仍具有压倒性影响。
佛教教导人们说，在死后人转投到另一个躯体上再生，这一新的生命根据他们在前世的行为而决定是更加幸福还是不幸，但其中总是涉及受难。摆脱这种苦难的唯一办法是佛陀宣讲的道路：这使它有可能实现涅槃（Nirvana）[11]，也就是说融入一种无条件的永恒生命之中，并从轮回“循环”中解脱出来。这一道路障碍重重，因为导致人们在死后再生的是其生的渴望。这必须通过超脱和出家加以遏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理解的是无论自我还是自我周围的一切都不过是些幻象，不是任何真正的存在。这种理解不是一种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认识，而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灵感，圣哲只能通过一生（往往是几生）沉思默想和精神训练才能达到。
（B）这一与中国精神迥然不同的宗教在一开始就能够取得成功，是长期误解的结果。它没有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早的佛教徒都来自道教圈子，这些人声称佛教不过是他们自身宗教的轻微变异。确实，这两个宗教都建立在得救基础之上，而其沉思默想的做法从外表看来非常相似，尽管佛教的沉思默想遭到的皮肉之苦较少，看上去可能更有吸引力。研读相关的梵文文献可以消除这一争论，但这些文献是在后来才传入中国的，把它们译成中文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最终进行这一工作时，通常是由印度传教僧侣和最早皈依佛教的道教徒合力完成，他们自然而然地使用了道教的词语，这样一来，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就这样，佛教徒的灵感与道结合在一起，“Nirvana”一词被翻译成中文“涅槃”，该词本来是指永恒不朽之所，诸如此类。多亏了众多的和尚庙和尼姑庵，这一被扭曲的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如同道教的情况一样，一种大众版的佛教应运而生，它团结的是那些满足于参加最简单的仪式、念祷文、提供捐赠、避免犯五种大恶[12]和参加大型法会（在法会上，僧人从其阴间居所中召唤先祖的亡灵，从而拯救他们）的信徒。通过同样的措施，如果得到在人死后负责拯救被罚入地狱的灵魂的圣徒的祈祷，信徒本人也可望到达西天极乐世界。
（C）这一误解只是在人们可以阅读到诸多梵文佛经的译本后，也就是非常晚的时期后，不早于6世纪和7世纪，才得以消除。
实际上，道教和佛教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在“寻求不死的良药”，即肉体的存活；另一个则视肉体为因人类的先天不足而被强加的羁绊，是一种甚至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对佛教徒来说，自我本身是不存在的：达到涅槃后，所有的人格都化为乌有。对道教徒来说，在长生不老的天堂中，每一个圣徒都可以永久地保留自己的人格。
中国只有少数思想家为迟迟才被人们发现的这些差别，为无法像其中一位思想家在7世纪所写的那样“用佛教体系达到道”，而感到困扰。到那时，佛教已经“汉化”了。佛教时而得到提倡，时而受到压制。公元845年曾受到灭佛的严重影响，所有寺院都被关闭。[13]但佛教仍然长久保留下来一定数量的“适当挑选的信念，中国承认它们是它的遗产，而不改造为自己所用”［戴密微（Demiéville）语］。就这样轮回信仰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其中包括道教的高层人士，而在同时，佛教的形而上学学说自13世纪起对新儒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而，我们不能说佛教被中国文明毁掉了。反过来，它对中国文明做出了补充，在其身上打上了自己永久的烙印（比如在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中），同时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然而，这恰恰是所有宗教在中国的命运。
·那么，在13世纪乃至今日新儒教的兴盛之外，宗教对大多数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从那些用砖头建造、涂有明亮颜料的寺庙中看到了什么？这些寺庙在普通的木墙或泥墙、棕灰色的房屋中显得鹤立鸡群。没有任何宗教是特别的，所有宗教同时存在。
每一批信徒都是有时转向佛教僧侣，有时转向道士。佛教和道教在同一座寺庙里举行宗教仪式；庙里立着释迦牟尼的塑像，还有地方神的祭坛或者孔子的塑像，孔子本人几乎被神化了。祭品是供奉给所有这些神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说在中国的一个寺庙里举行了联合祈祷，列出的神祇共有687位，包括耶稣。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大批神中包括某些最早时期的神，同时古代的任何一次宗教争论都没有赋予任何一种形式的信仰高于其他信仰的权利。
马可·波罗时期，在当时控制着中国的蒙古大汗的宫廷中，爆发了一场看上去会毁灭一切的宗教风暴。大汗免除了所有儒者的职位（只保留了他用作文官的那些人）；迫害道士，在许多情况下把他们处死；鼓励蒙古的萨满教（精灵崇拜）和藏传佛教（尤其是后者），在宫廷接见其喇嘛、法师和巫师。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脱利派也受到他的青睐。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不久，一位西方修士弗拉·焦瓦尼·孟迪科维诺（Fra Giovanni de Montecorvino）甚至成功地在汗八井（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教堂离皇宫很近，他甚至可以听到那里的钟声。弗拉·焦瓦尼·孟迪科维诺写道：“这一异乎寻常的事实为各地的人知晓。”不过无论他的理想还是后来耶稣会士的理想都没有成功。到底有没有可能使中国人都皈依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来自异域的宗教？
政治方面
在这一节，根据标题，我们必须追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仅仅考察意味着帝国宏伟壮观制度的群体习惯和礼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出解释的是，它如何把其力量归诸一个文官团体，他们直到昨天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创性特征之一；最后，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些制度为其取得的成就所证实：在一个巨型社会中维持了稳定，在一个广袤的国度实现了政治统一。统一是帝国君主制存在的理由。
·帝制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连续性”。
按照中国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君主制追溯到4000年前，计有22个朝代，在官方史书中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相互承袭，其间没有任何哪怕轻微的间隔或中断。但是对这一处理我们不应抱有幻想。首先，其平稳的朝代更替因骚乱和冒名顶替而被打断。其次，帝国机构在中国真正出现是在秦朝“第一个皇帝”（始皇帝），即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06年在位）实现统一、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予以巩固和使之稳定下来之后。
如果我们同意把这一有理可据的年份视为中华帝国的起点，那么这一帝国自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1912年满族人王朝（清朝，创建于1644年）的灭亡。因而帝国在中国是一个长时段现象，是一个轴心，围绕着它，中国的历史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缓慢运转。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定见：他们试图强调君主制的长期性和合法性，同时如果是出于恢复秩序的必要，把中国历史回溯到史书未能记载的时期。因为在中国，这一秩序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是宗教秩序，以超自然价值为基础。
社会秩序和超自然秩序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皇帝既是俗世的统治者，也是精神统治者；他的任何行动都不纯粹是世俗性质的；实际上他既监管世界之自然秩序，也监管超自然秩序。作为神俗两界的最高主宰，他不仅任命官员，而且对寺庙的僧侣统治集团具有决定权，为“这一神化的古时贤哲”命名，或者主持农田开耕仪式，在春节时象征性地用犁开出第一条犁沟……
汉学家们常常这样说：中国的君主制不是神权。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方的神权国王相比，这样讲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的帝制与西方的帝制，比如说古罗马的帝制之间的共同点岂止一处。“中国的政治学说从不教导任何类似于西方的神权国王的信条”，但是，如果皇帝是“真正的天子”，如果他靠着承天命进行统治（奉天承运），那么还有必要像中国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达成一个“仅奖励有德者”的约定吗？帝国及皇帝本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灾难，美德在解释灾难产生的原因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洪水泛滥，严重的旱灾，抗拒纳税，野蛮民族犯边时军队失败，农民起义——上帝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所有这些麻烦都是因为破坏了根本契约，是因为皇帝失德造成的，如此情况下他们不再承受天命。这类征兆是不会弄错的：它们王朝变迁的征兆，在数代人力求避免重蹈一位无德皇帝的覆辙后突然湮没无闻。至少在古代中国，人民起义被视为皇帝即将失去帝位的先兆。一个古代谚语这样讲：“上天通过人民的眼睛进行观察。”（这与西方的vox populi，vox Dei[14]有点相似。）
因而，上天的授权会合法地从一个失德的家族转到一个新王朝手中，该王朝必须拥有道德，因为它得到了授权。“中国人说的‘革命’一词，译成我们的语言为révolution，中华民国时代采用了它，字面意思是‘收回授权’。一位统治者失去了这种不可缺少的保护，就不得不退位。”因而，为了帝祚的承续和中国的统一，调整连续相继的各王朝的年表以消除“间歇日”（乱，jouen）——我们会称之为僭主当政的时期——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王朝结束了，另一个王朝必然承受天命。对历史学家来说就会产生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一个动乱年代，几位对手争夺权力甚或分享权力时，应当如何处理？那时中国历史学家发现很难说哪一位是天命或者说“连续性”（tchang-t’ong）——也就是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合法性——真正的承继者。由于缺少好的解决办法，他会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最为适宜的人”，在追溯时给予他们“天子享有的所有尊重”。
根据正当理由把合法性授予那些有能力夺取权力的强者（因为他的力量必定来自上天），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为何尽管出现了戏剧性的政治灾难，却具有历史延续性。
这一亘古不变的君主制的盛宴富丽堂皇，异乎寻常：朝廷、王宫里站满了大臣、官员、太监、嫔妃和姬妾，典仪进行得宏伟壮观。宋朝一位皇帝到都城杭州南郊的寺庙上香上供，祭祀祖先和上天。在他去之前，通往该寺庙的大道预先经过了修整，且铺上了沙子。士兵列在道路两旁，经过精心装饰的大象走在御辇之前。队伍开始行进时，路旁在夜幕降临时点燃的火炬马上一起熄灭。这种场面非常雄伟，激起了民众的情感。毋庸置疑，世界上的统治者没有不考虑复杂、经过严格筹划的典仪的效果的，比如，法国国王进入效忠于他的城市时的“入城”仪式同样声势浩大，侍从众多。中国皇帝举行的仪式有着类似的深刻动机，但更讲究排场，更具有宗教权威。要想估量这些典仪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奥古斯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系列王朝进行的风格和意义完全相同的仪式在欧洲产生的影响。
·这种君主制就本质而言非常原始，却与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官僚队伍（文官）并存。
西方对此感到迷惑，对其真正的地位产生了误解，徒劳地试图在明代或清代中国中找到一种与欧洲或多或少对等的社会阶层；在欧洲，在君主制之旁，有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中国文官的重要性致使他们在西方人眼中非常类似于贵族。
事实上，他们是高级官员，人数甚少，是通过复杂的竞争性考试遴选出来的。他们受过的教育就像其职业（但不是其出身）一样，使他们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13世纪时他们可能共有1万个家族）。尽管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但想进入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专留给士阶层的；其知识、语言、忧虑、思想和气质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在同时使他们与世上其他阶层分裂开来。
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不被描述为贵族、领主或财阀（其中某些人是）。按照艾蒂安·巴拉斯的说法，他们最近的同类，是我们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官僚”。这些人作为强大国家的代表，是非常强烈的干涉主义者，关注效率和生产力，不折不扣地恪守理性主义。
中国的文官与他们相似：
（1）与他们一样，他们由于其知识资格和会试成功而享有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威望。
（2）与他们一样，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绝对的权力、影响、地位和威望”。
（3）与他们一样，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即管理、指导”。
孟子（死于公元前289年）有关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区别的一段广为人知的话明确地表现了文官的理想：“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两者是不同的。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统治别人，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则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而统治者则靠人养活。”[15]嫌恶体力劳动是荣誉的一个标志：一个文人把指甲留得长长的，他的手只有一个用途，即拿毛笔写字。
但治理在古代中国寓意如何呢？大致说来，如同在现今的一个国家，担负起行政和司法的一切事务。官员们负责征税、审理案件和维持治安，如有必要还要领兵打仗，执行军事任务，制订工作计划，建造和维修道路、运河、堤坝和灌溉系统。他们的作用在哪里？在于“匡正大自然的严酷”，预先防范洪涝干旱，储备食粮。简单地说，也就是监管一个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复杂的农业社会之正常运转，尤其是处理河流系统，确保灌溉得以有效地进行（这里我们引述的是魏特夫的解释）。
中国的官僚代表了这一纪律，代表了社会、经济、国家和文明中的这一稳定。他们是秩序的化身，反对的是无序混乱。秩序无疑不是纯粹的幸福。但它是“为了保持中国文明的同质、长期存在和活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封建领主和农民社会——一旦任由它们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官僚的铁腕才能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一。因而，面对反对一切集权限制、号召回归自然状态的道教，官僚们宣讲等级、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的美德。
就此而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负有责任。他们在大地产主和贫穷的农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前者负有其职司，后者无论如何仍保留其贫瘠的土地。另外，官僚们还对崛起中的任何资产者、商人、高利贷主和新贵保持警惕。他们在受到监管的同时，也为官僚的威望所征服：正常说来，发财的商人会耐不住士人生活的诱惑，经受不住权力的吸引，从而参加著名的科举考试……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它仍停留在父家长制和传统主义的阶段。
·中国的统一，就是北方加上南方。中国直到13世纪其整个疆域都遭到灭顶之灾时才真正实现了统一。
蒙古人征服（1211—1279年）的顶点是消灭南方的宋朝（南宋）并占领其都城杭州；此后不久马可·波罗访问了这里，目睹了它的富裕繁华。中国的这些新统治者不仅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地理极限，而且赋予这一不同空间的集合体生命和力量。后者在汉朝、唐朝和宋朝统治时期经常汇集在一起，但正是在现在，这一已经实现的进步达到了顶点，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南方的财富和优势地位，并把这一财富带到了帝国各地。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南方一直是一个“远西地区”[16]，一个“半处于蛮荒状态的梅佐焦诺[17]”，除偶尔有一些难以控制的原住民部落外，居民很少。然而，至晚自11世纪起，由于有了可以一年两熟的早期稻子品种，南方从其半殖民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自那时起，它就成为中国的粮仓。如果说前两千年（11世纪之前）主宰中国的是黄河流域的民族，那么第三个千年（自11世纪到20世纪）则多多少少成为长江流域及更靠南的、远至广州的民族独占的领域。然而，蓝色河流之国的都城南京和杭州都被北京取代了。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在北方建立显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是为了充当一道屏障，防备北方蛮族和游牧民族入侵的危险。
图10 古代中国的道路和河流（粗线表示道路，细线表示河流）
南方的优先地位不久就反映在其人口的规模上。到了13世纪，有10个南方人，才有1个北方人。南方在品质和效率上也享有优势，今天仍然如此。在已往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多数领导人来自湖南省。这事实上是大约一千年前中国重心转移的结果。在11—13世纪之间，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给出产稻米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好处，而对出产小米和小麦的地区不利。但这一新的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延续和丰富发展。我们可以这么说，南方是中国的美洲——正如东北在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在20世纪时扮演的角色那样。
社会与经济方面
构成其停滞不前基础的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处于半静止不变状态。它们事实上是一座大厦的地基。
·与全球所有社会一样，中国也是相互交错的不同社会的集合体。一些社会保守，另一些社会进步。其中任何变化（当出现变化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让人难以觉察的演变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是农民和无产者，其中大量是贫苦农民和一贫如洗的城市居民。这一穷人的世界很少能见到自己的主子：它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见到皇帝或同宗王公，后者人数很少，却异常富裕；也很少见到大地主，而更常见的是与他们并肩劳动、非常招人恨的管家；同样少见的是令人敬畏的大官，他们从远处治理国家，如科尔特斯神甫所说，“用的是一个竹笏”。然而，大家都很同情低级官吏，同时谁都巴不得高利贷主和钱庄老板暴死。
凡此种种至少是宋朝以来民间传说的主旨。
这些民间传说描述的是一个既实行父家长制又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既现代又小农的社会，这一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范式”无疑迥然不同。
说它是父家长制，是因为它有着强有力的家庭联系，有着长期的、没有中断的祖先崇拜纽带。“家庭的相互联系延伸到最远的姑表堂兄弟，甚至到了孩提时的朋友身上。这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公道问题。一个飞黄腾达的特权人士利用了家庭集团的优势，得到了列祖列宗的保佑。因而，一个这样利用了家庭好运的人应与所有亲戚分享他欠他们的荣华富贵，完全是公平的。”
同样，这一个社会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或者说，假如奴隶制不是其主要特征，那么这无疑很普遍。总的说来，奴隶制是冷酷无情的贫穷和无法解决的人口过剩问题造成的。时局艰难时，不幸的受难者只好出卖自己，而且在整个远东，都有父母把子女卖作奴隶的现象。这一习惯在中国一直维持到1908年，清王朝即将倾覆之时；该年法律禁止奴隶制，禁止出卖儿童。然而，它授权父母“在饥馑时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把其孩子交出，为他人劳动到25岁”。
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社会。那里没有享有封地的封臣，没有采地，也没有农奴。许多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小块田地。但在他们之上有“乡间名流”（绅士），他们出租自己的田地，时常充当放贷者，要求农民为他们劳动，并要求他们在使用其炉灶、磨坊时缴纳费用，最常见的是实物，如一斗粮食、一罐猪油。与此同时，这些显贵与官僚（他们中不少人是大地主）有联系，后者如前文所说代表了国家利益，因而倾向于在一个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时进行遏制，尤其是封建阶层的利益，因为这有可能会对中央权威形成挑战。
这一复杂的社会网络在旧的等级制的四个集团中维持着秩序。在这四个集团中，处于顶层的是官僚（士），以下依次是农民（农）、艺匠（工）和商人（商）。后两个有可能扮演主导角色的集团像其他集团一样受到心存警惕的政府的抑制。不管怎样，他们的影响只有在经济有了突然发展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些不过是断断续续发生的。
·尽管许多热爱中国的专家和历史学家坚持，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很有限；坦白地说，与西方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很落后。
当然，我们不能马上指责中国相对于欧洲在全球处于劣势。中国的劣势在于其经济结构、市场通道和商人中产阶级不如伊斯兰世界或西方发达。首先，这一点最为关键，中国没有自由城市。那里也没有渴望赚取利润的企业家，这一热望可能令人憎恶，也可能不令人憎恶，但它在西方肯定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早在13世纪，中国商人就乐于把钱花在荣誉的虚饰排场上；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的商人相似。但与西方同行非常不同，他们有品位，热爱文学。一个商人的儿子能够撰写各种形式的诗歌。“描写商人生活的所有文字（自宋朝的传奇以来）都证明，他们的目的是赚到足够的钱去过舒适的生活，完成其道德和社会义务，尤其是履行自己对父母和整个家庭的责任。”对那些巨富来说，还包括让他们的某位亲戚步入享有特权的官宦阶层。
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与西方资本家在部分方面相同。另外，中国许多商人像手工匠人那样，是游移不定的，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仅此就表明中国经济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欧洲在13世纪已经从那一阶段崛起。在中世纪早期，行商是常规，但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固定在一地的商号。只有贫穷的商人才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商品游移，因为他们没有代理人或分号，不能通过单据经商。同样，只有贫穷的艺匠才背着自己的家当穿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活干。但是在中国，甚至到了18世纪，制糖师傅仍带着自己的工具到甘蔗地里，用手折断甘蔗，加工糖浆和红糖……工业的集中同样非常罕见：在北方是几座非常原始的煤矿，在南方有著名的瓷窑。
此外中国也没有信贷制度。这要等到18世纪和（在某些地方）19世纪才会出现。这样一来，长期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毒瘤的高利贷主事有重要地位，此乃一个落后、令人窒息的经济的明证。
最后，尽管中国拥有河流、帆船、舢板、木筏，在各省之间存在自由贸易，有其搬运工，在北方有驮队，但它仍罹受内部交通不畅之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局限。此外，它的人口也太多了。
·中国向外界开放得很少，倾向于主要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事实上，它只有两个大的出口，一个是海洋，一个是沙漠。就连这两者也只能在条件有利时，在旅途的终端有潜在的贸易伙伴时才可能使用。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1215—136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1240—1340年），这两个出口都畅通无阻。马可·波罗及其家族的朋友和保护人忽必烈大汗（1260—1294年在位）做出很大努力建造了一支舰队，这样就可以摆脱穆斯林的舰船，并保护自己不受日本竞争者和海盗的侵袭。与此同时，他清除了一切障碍，使蒙古大道一直畅通到里海以远，到了黑海及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在喀法（Caffa）和塔纳（La Tana）地区繁荣的殖民地。
这一开放的中国不可否认非常繁荣，西方商人向它提供了钱币。奇迹中的奇迹，是它还发明了纸币。但这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管怎样，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到沙漠（1368年）和清洗这些无法同化的舶来因素的民族大革命，实际上是与关闭其海陆两条商道的举动同时发生的。沙漠又一次成为无法穿越的屏障，而海洋最终为事实证明同样令人失望。自1405年到1431年或1432年，海军元帅郑和进行了不下七次成功的远洋航行，其中一次远征舰队由62条大型平底帆船构成，船上士兵达1.78万人。
所有这些舰船驶离南京，以在巽他群岛（îles de la Sonde）重建中国的保护地，后者向它提供金块、胡椒和香料。舰队到了锡兰（Ceylan，今斯里兰卡），在那里留下了一支驻军，随后继续向波斯湾、红海进发，最终到了非洲沿海，从那里带回了几只令众人大吃一惊的神奇的长颈鹿。
这一插曲对热爱中国的人来说似乎非常奇怪，也更让人感兴趣。风再大一点，中国的舰船就会先于葡萄牙人半个世纪绕过好望角，可能发现欧洲，甚至可能发现美洲。但1431—1432年这一冒险结束了，而后再也没有恢复。中国疆域尽管广袤辽阔，也不得不重新集结其资源应对自己在北方的宿敌。1421年，它把首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
后来，在17和18世纪，清朝皇帝重新开辟了沙漠通道，占领了远至西藏和里海的大片地区，击退了游牧民族，把他们赶到了西方。这些征服活动使中国在北方实现了和平，并有力量到了东北以北的地方，夺取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远届阿穆尔河[18]（1689年与俄国人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自18世纪下半叶起，另一个后果是开辟了恰克图大型商业集市，在那里用中国的棉花、丝绸和茶叶交换来自极北的毛皮。至于海路，欧洲人在16、17和18世纪一直试图把它开通。他们在19世纪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人口太多：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可能就达到了l亿人（南方9000万人，北方1000万人）。
这一数字在1368年蒙古人的统治结束、明王朝掀起民族革命时有所下降。到1384年，人口降到了6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估计），但随着和平的恢复，人口看来不久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水平。满族人征服时期（1644—1683年），这一数字可能又有所下降，但在和平降临后，在18世纪有了巨大增长。在那之后，人口的增长达到了疯狂的高度。
这一过分的人力财富毋庸置疑有其副作用，它可能妨碍了技术进步。正如昔日奴隶制在古希腊和罗马那样，多产的人口使机器变得没有用处。
因为人力能够用在所有方面。1793年，一位英国旅行家看到，一条船没有使用任何一个动力装置，仅靠人力，就从一段水面上升到另一段更高的水面，惊叹不已。科尔特斯神甫（père de las Cortes）在1626年就已称羡中国搬运工运输一块巨型树干的行为，并为此吸引。换言之，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活计是重得无法承受的。而在中国，人是如此廉价！
人口过多给中国的生活造成了重压，使之处在保守政府的严格管制下静止不变，尤其是阻碍了技术进步。科学在中国事实上是存在的，饱学之士从这种科学中每时每刻都可以发现其财富、早熟、独创性甚至现代性。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审慎地考察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他评论说，中国的“有机的”世界观实际上倾向于今天的科学，与19世纪结束之前盛行一时的牛顿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形成了对比，这种世界观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根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太过丰富。中国不必发明机器来节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贫穷的永久性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