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古代中国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它一点点地消退，这一过程在19世纪才告完成。此后，事件发展得非常迅速。旧的中国是被外力以武力打开大门的，在很长的时期里都蒙受着耻辱。它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到底落在后面有多远。而要找到解救的方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在20世纪获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各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因为历史没有提供任何最近的先例。
不平等条约时期：蒙羞和苦难的中国（1839—1949年）
中国既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外国势力占领，也没有像它那样沦为殖民地。但中国的疆土遭到了侵略、劫掠和经常性的剥削。世界上所有强国都从中国拿走了自己的一份。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渡过了严峻考验。
·自16世纪起，中国与欧洲贸易建立起联系。这一事实虽然重要，但它对中国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只是在后来，在列强开始把单方面的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1557年，葡萄牙人在广州对面的澳门定居下来，并从那里出发，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此后，在18世纪后半期，“对华贸易的”黄金时期开始了，尽管这一贸易仅仅局限于广州一个港口。
对中国来说，这一贸易虽然非常重要，但它对中国整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欧洲商人，其中多数是英国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圈子（即Co-hong），他们垄断了货物的采购和销售。这一贸易由于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有利可图，因而发展得非常迅速。交易的物品包括黄金（黄金在中国比较稀少，价格较低，而银价较高；在中国，黄金与白银价格之比为8：1，而在欧洲为15：1或更多）；茶叶（欧洲此时对茶叶的需求增大）；棉花和棉织品，它们尤其从印度输入而来；最后是信贷，欧洲商人向中国商人预付金钱，后者把它们分发或放贷出去，以换取帝国最遥远角落的产品。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已经相当现代的金融网。欧洲人在进行海外贸易时惯常的做法就是这样：在每一次航行时借钱给当地商人，后者用这些钱为前者购买货物，以便他在下次前来时运走，这样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有先机。
毋庸置疑，对中国的贸易令欧洲人眼花缭乱。假如说不是一直如此，那么它至少经常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中国同样从中得到了好处，尤其是，它因而对外国方法和商品的输入并不表示憎恨：其经济影响限于一个小圈子，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没产生多少冲击。
但到了19世纪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欧洲变得专横自大和贪婪。另外，它因英国征服印度、在东方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之处而得到加强。结果西方的干涉变得血腥和具有毁灭性。
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广州和上海（根据《南京条约》）。太平天国起义使西方人得以于1860年进一步侵入中国，并迫使中国另外开放了七个通商口岸。随后俄国人迫使中国把滨海省割让给他们，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事实上，这些麻烦在中国仅仅是开始。中日间的第一次战争（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朝鲜；列强利用中国的软弱进一步内侵。俄国人拓殖了东北。旨在排外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招来了欧洲列强的进一步干涉，美国和日本对此予以支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他们过去从中国得到的部分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日本更加得利，这一次是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占据的领土。
因而，到1919年，中国失去了其疆域中的重要部分。即使在其疆域之内，西方和日本享有自由、特权，建立了“租界”，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国际租界（万国租界）。它们控制了部分铁路和海关—旨在确保外国贷款利息的支付；它们到处设立自己的邮局，建立它们自己的领事裁判所、自己的银行、自己的商行、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矿井。1914年，它们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16.1亿美元，其中2.19亿美元来自日本。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进行干涉，1901年占领了帝都北京，那里的使馆区被军事占领，“四周设立了缓冲地带，中国人不得在此建造房屋”。“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中国的所有事务，至少是北京政府控制的所有事务，进行如果说不是合法的、但事实上非常严格的监督。”
中国除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外，还遭到外国文化和宗教的大规模入侵。在被强加各种条约的时期（称之为“单方面的条约”不无理由），中国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桎梏。
·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改革和解放是两项往往互相矛盾的任务，不过都必须加以完成。
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历经了许多磨难，经过许多犹豫和实验，才终于弄清楚奋斗的含义。中国是不可能像日本在明治时期进行现代化那样在一夜之间学会西方的方式的。它要学做的两件事都非常困难。
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曾短期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太平天国政权。这一强大、复杂和因为是农民运动而“传统”的革命具有民族主义和仇外性质。但与此同时它试图推翻中国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习俗。在其短暂的成功时期，起义者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了妇女，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妇女缠足，并允许她们参加科举考试和担任公职。他们还希望实现技术和工业的现代化，尽管其努力没有深入进行。太平天国本质上与过去爆发的（通常在改朝换代之前）许多次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此而论，这次起义是一次驱逐地主、对其地产实行集体化的尝试。最终它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西方为了保住自己在商业上的好处而对清政府提供了援助。另外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的现代化设想太过空洞，而中国接受它的条件尚未成熟。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个带有神秘而可怕的仪式的秘密会社，其动机完全是仇外心理。但当时整个中国都具有这种仇外心理，上自可怕的慈禧太后，她发出的对外国人采取行动的信号（可能与义和团拳民共谋）事实上使义和团和中国在1901年遭到了灭顶之灾。此外慈禧还坚决反对一切改革。她聪明而手段高超地挫败了1898年一场旨在进行现代化的尝试[19]，致使这场改革进行的时间甚短，人称“百日维新”。至少在书面上，这场改革为中国在制度和经济领域进行的真正革命奠定了基础。
换言之，在20世纪初，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那些寻求改革的人不得不与“官僚机体上的重听现象”发生冲突，“这些官僚听取他人意见比中国口岸的开放还要艰难”（艾蒂安·巴拉斯语）。他们面对的还有民众的麻木冷淡，后者仅仅受到“没有出路的仇外心理”的诱惑。他们所希望的至多是学会外国人的“计谋”，即其效率的秘诀。
改革和解放这一双重问题仍然难以解决。西方“蛮夷”无疑必须被驱逐出去，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非常缓慢的学习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接触过西方人、游历过海外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在清朝末年政府创办的现代大中学校学习的学子。他们帮助组建了一大批秘密会社，一些持公开的共和观点，另一些仍然是保皇分子，但都渴望“复兴”中国并进行激烈的改革。
·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是与“孙中山”这一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1866—1925年）是来自广东一个乡村的大夫，他曾参加了众多革命运动，并因此在海外流亡数年。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成为一个共和团体的领袖，该团体不久就在中国各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定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这一团体直接参与了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这一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并立孙中山为中国第一届共和政府的首脑（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几乎马上就遇到了挫折。14天后，孙中山把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死于1916年），后者试图重建旧的制度，自封为皇帝。
因而，1912年的自由宪法被搁置起来，中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不久被称为军阀的各省军事统领与乡村贵族联起手来，不遗余力地榨取税收和地租。他们很快就成为中国残忍无情的主人。孙中山又一次被迫流亡国外，他创建了一个新政党，即国民党（意为“革命的党”）。这是一个双关用语。国民党创建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最初几个月群情激奋的日子，是一个伟大的“国民的大党”。用Kuo-min（“国民”）替代Ko-ming（“革命”）表明的是原来的政党没有完成它的使命：革命尚未成功。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仍在一而再地遭受苦难和危机，这些苦难和危机仅仅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告结束。这一日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自鸦片战争（1840—1842年）起，中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和痛苦恢复了独立和荣誉。一位教授在1951年这样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又可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了。”
在那100年的等待和斗争中，旧的制度开始衰落，尤其是其最传统、最保守的方面。它废除了“顶戴水晶或珍珠的官僚等级制”，废除了“向皇帝进行汇报时由此天子用朱笔批注、听众身着锦缎长袍的礼仪”，并废除了过去授予西方人和日本人的过分的特权……
简而言之，中国在历经诸多磨难后达到了一个罕见的时刻，此时文明通过与过去决裂、牺牲它的迄今一直是其根本的某些结构性特征，获得了重生。对中国来说，它遇到的危机更为非同寻常，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东西。另外，毁灭不是完全彻底的，而且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除旧布新时，中国仍然忠诚于她自己的思想方式和敏感性。新的中国文明要形成其独特的形式，无疑需要许多个十年。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唯有试着理解处在发展变化中、事实上刚刚开始的这些经验。
新中国
这里不是称赞——这是有可能的——或谴责——这同样是有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场合。我们的目的是去关注它已做过的事或试图要做的事，随后看看——或试图去看看——这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该文明正在经历其极为漫长的历史中最伟大、最激烈的人类实验。它正在做的一件事是着力在许多领域建立秩序：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知识文化领域和道德伦理领域。
这意味着把事物、人和阶级（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外部世界）放在由中国人的意志力创造的新的位置上。荣誉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种荣誉感至少是把现在与遥远古代的中国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当时中国对自己占据世界中心的地位信心十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某些是真实存在的，某些是潜在的和需要加以开发的。它的经济发展仰赖这两者。
中国的人口持续增长：1952年，5.72亿；1953年，5.82亿；1954年，5.94亿；1955年，6.05亿；1956年，6.2亿；1957年，6.35亿；1958年，6.5亿；1959年，6.65亿；1960年，6.8亿；1961年，6.95亿。[20]除1953年外（该年也必定有某些保留），这些人口统计数字并不精确，只是些估计数字，尽管非常可能。如同在世界上所有欠发达的国家（中国在1949年是世界上这类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中那样，因出生率上升（接近于40‰）和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可怕的问题。人口以这种速度增长预先制约了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
然而，中国自1949年到196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异常惊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非他国所能媲美。就连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未能超过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国经济总的说来是从零开始的。不过，别人吃一口自己吃两口是那些来晚的人的特权。从一穷二白的现状开始，它们未等变成富人就可以把其财富增长一倍。后来，当它们达到一定水平后，就有可能从属于收入递减法则，无论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对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评估时，我们还应当记住，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无情的意志力和努力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计划经济是一门不仅为更早时期苏联的经验展现出来，而且为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证明的手段。
这里无意制作一份详细的收支平衡表。根据1952年以来官方提供的有关总税收的数字，在不尝试对难以审核的数据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一些递增级数：1952年，100；1953年，114；1954年，128；1955年，128；1956年，145；1957年，154；1958年，206；1959年，249。1958和1959年的增长率分别是34%和22%，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只能用神奇来解释。尽管有各种保留意见（尤其是鉴于统计出如此庞大、如此多样化的一个国家的总税收的难度），经济学家却无法掩盖自己的惊奇或钦羡。这确实是一个大跃进。
看看特殊产品产量的增长，非经济学家会发现更容易判断出中国的进步的数字。钢的产量（单位：百万吨）：1949年，0.16；1952年，1.3；1960年，18.4。煤（单位：百万吨）：1949年，32；1960年，425。猪肉（单位：百万吨）：1949年，0.25；1960年，27.5。电力（单位：百万小时千瓦）：1949年，4.2；1960年，58。棉布（单位：百万米）：1949年，1.9；1960年，7600。谷物，加上白薯和马铃薯，按其新鲜时湿重的1/4计算（单位：吨）：1957年，1.85亿；1958年，2.5亿；1959年，2.7亿。（由三部分构成的）中国铁路图提供了1949年铁路里程、到1960年修建的铁路和计划修建的铁路里程，向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数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由三部分构成的（旧的、新的和计划兴建的）水电站和普通电站图。我们也不应忘记利用长江的宏伟规划，这一规划起自地势较低的四川盆地，直到西陵峡的急流、峡谷。这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将提供数量巨大的能源储备，使北方的大型水利灌溉成为可能，改善此蓝色河流（Fleuve Bleu）的航道，使数千千米的河流能够通行深水船只，并在三峡地区鼓励兴建超现代化的工厂。
·这些成就是在付出了超人努力后取得的，在对中国庞大的社会实行现代化改造后才成为可能。对中国这一社会不仅要强加给它政治热情，让它承担强迫劳动，而且对它要进行改造。
这不仅是一个手段，一个行之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个目的和一场赌博。政权慎重地通过无情的现代化计划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在毫不犹豫地采取严酷措施的同时，它也确实赢得了中国大众的某种支持，因为它消灭了蒋介石统治末年甚嚣尘上的严重腐败现象。
整个社会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至于最富有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办”，他们过去在中国商人和欧洲商人之间充当中介，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倒台纷纷逃走。工业资产阶级在1956年私人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后被融入现行制度；它只作为实业家存在，但地位显然很不牢靠。
在农民的世界，改革逐步而迅速进行。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农业法》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它无情地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所有权。稍逊于他们的富裕农民（中农）丧失了部分财产。最后，每一位农民都分得了一小块田地（15亩），仅此就证明了领受土地者人数之众：1954—1955年，中国计有人口6亿，其中5亿以上生活在农村。这些不计其数的小块田地仅仅是缩微形式的财产平等的开端。
1956年10月，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集体化实际上开始了。进一步的措施是在1958年创建了人民公社，每一公社集结了多达2万名农民，而一个农业合作社仅有几百人。公社是一种原创性的组织，可能太过野心勃勃，它集政治、农业、工业和军事等角色于一身。农民也是一名战士，而且某些农民拥有武器，这使中国政权拥有一支现成的军队，随时可以召集，从而为它额外增加了安全保障。然而，到1960年11月20日，公社的特权和责任似乎被剥夺了，而让位给生产队，这样公社的前景看上去不妙。我们由此可以肯定的只是，鉴于粮食生产是唯一保持低缓发展速度的经济部门，中国当局对如何达到目的而不是目的本身犹疑不定。
工人同样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人数在不断攀升，工会协同共产党领导他们。政府要求他们像农民一样付出超人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它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以实现五年计划未曾拟议的进一步的“大跃进”。这样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竞相完成生产目标的热潮，产生了一些引人的口号：“多、快、好、省。”“一天顶二十年，一年顶一千年。”“1958年将成为为未来一千年进行艰苦奋斗的三年中的第一年。”……
人们很容易地可以举出成千上万个英雄壮举。尽管工作条件差、工资低、食物缺乏和缺少住房，他们并不以为意。请想一想这么一位模范女工人——这一称号既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额外的义务——她在工厂里上夜班时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就用冷水洗脸。
至于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党员，是他们的英雄主义不那么为众人所知，还是交派给他们的任务远不那么明显？可以肯定的是，加在他们身上的纪律更为复杂，更为反复无常，更为严厉。
党员从未免于遭受清理和被迫进行检查。他们不得不忍受类似“三反”“五反”运动这样的事件。[21]前者开始于1952年1月和2月，运动的对象是文职人员的“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中暴露出一批丑闻，这些丑闻后来被蓄意夸大，给那些原来生活在农村、后来进城当上“党的干部”的人令人痛苦的惊诧，让他们失去了已非常舒心的、适应了的工作。同一年，“五反”运动（反对腐败、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出卖国家财产、反对欺骗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致使大批人遭受剧变，包括自杀和集体遭到严惩。其他人遭到清理，被迫进行检讨，接着又有一些人自杀。
对大学生来说，他们的人数在不断上升，但当局无时无刻不在对他们严加控制，从精神上控制他们，用纪律约束他们，并强迫他们在工厂或田地参加体力劳动。
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也根本无法逃脱遭受迫害的命运。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他们曾在非常短的时期里获准表述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时期，意思是说思想可以像花一样开放出一百种不同形状的花朵来。知识分子被号召阐释自己的思想，但他们犹豫不决。他们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形势下——尤其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马上被刊登在报纸上。他们中的一位这样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旧的、过时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对它进行修正。”一位教授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他说：“我对现在的自由感到担心。它的本质特征是人必须发言。这种压力让人痛苦。我们应暂时等待一下。将来我们是会看到发生什么事的。”另一位教授注意到“人民没有足够的粮食吃，某些人却仍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也许会想，这只不过是一些喧嚷，是不喜欢其马克思主义再教育课程的旧知识分子的作为消遣的牢骚。但事实相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百花齐放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连一个夏天都没有坚持下来，而仅“怒放了短短一个月”，自1957年5月8日到6月8日。随后整顿开始了，许多说话不谨慎的人当即因其言论而被开除公职。
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中国进行的不是一场公开的辩论，而是一场生死斗争。它的问题不仅在于改造社会，改变其意识形态，洗刷其过错，清理其遗产，弥补可能的遗憾；还在于试图赋予它荣誉感、工作和自我满足，尤其是强加给人们服从的精神。
“如果能够引导6.5亿中国人按照中国共产党认为对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长征至关重要的规范正确地思考，他们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电台、报纸和不计其数的演讲进行了不间断的宣传鼓动，其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实验。它的主要武器是批评，在每一个工作场所通过强制性的辩论每天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团体中分辨出态度良好、可以说服及死不悔改这三类人。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批判这些持异议者。“口头批判”（tou-cheng，斗争）是“一种让人感到耻辱的混合体，它把激烈批评与讽刺挖苦、谴责以及——非常罕见——轻微的暴力结合在一起”。
这一思想意识方面的行动被构想为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毛泽东语）战役，其激烈程度因社会集团不同而有所区别——对农民来说温和，但在工厂、机关、大中学校和部队非常激烈。思想灌输遭到了某些反抗，为了强制执行就实行了惩罚。刚开始时，惩罚严厉而粗暴，后来变得越来越温和，但仍然很严厉。
如此一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党就有了一个“文化”政委，负责在这些领域严明纪律，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渗透。每一位作家都要立一个榜样，而且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一位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受到了表扬，他每天早晨带着“集体文学”情绪进行写作，同时种植白薯，并养猪……被证实犯有右倾异端思想的作家要受到惩处，比如著名小说家丁玲被发配到东北北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接受“劳动再教育”，不得不在那里待了两年。
显然，这些惩处相对于农村土改斗地主的前几个月[22]马上拉出去枪毙的可怕情景要温和些。另外，同样明显的是，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反抗和怠工破坏是一些例外，而不是通则。真诚和热情地皈依的人要多得多，其中许多人以动人的方式表露了自己的情绪。拥护这一现在取得胜利的意识就是拥护祖国和民族，就是相信未来和中国。
·农业实验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重大失败。少数创纪录的收成，某些夸大的统计数字，以及官方的乐观主义在1958年前设法掩盖了真实的情况。在西方，充满热情的书籍和报刊文章帮助维持了这种幻影。但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灾难性歉收严重—部分地是不公正的——打击了这种乐观主义。
说它不公正，是因为这几年收成极差，主要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中国一直罹受着干旱和洪涝之苦，这两大灾害有时交替出现，有时同时肆虐。它们对北方的大省影响尤大。1961年，一半以上的作物被毁。飓风和洪水让百万人受害，而在同时，同年5—6月，在济南以下可以赤足蹚过黄河，因为干旱把它变成涓涓细流。干旱、台风、洪水和带有毒液的害虫，中国的所有这些宿敌都没有向新中国缴械投降。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补充说，中国像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它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付出了惨重代价呢？它可能为其工业化付出了太多，而忽视了农业。官方新闻报纸把此归因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谴责了人，提到了人的破坏。“1960年8月，机关官员和救援工人被派到农村，帮助人民公社抢收作物，其中某些人失职了，没有服从党和政府的命令”，往往对“人民中的堕落分子”采取纵容的态度。我们不应当相信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解释”。看上去有可能的是，集体化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了农民的反抗，这些人普遍比其他人传统、保守。当局后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看作让步，如把重点放在小型生产队即小队而不是大型生产队即大队上。
中国的歉收不久就产生了不少后果。它们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迫使中国不得不减少向苏联的粮食出口，而此本来是帮助中国偿付从对方进口的物品和服务的。它们还迫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粮食供应：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缅甸，甚至还有中国台湾地区，进口900万—1000万吨粮食。在负责组织从海路运送如此巨额货物的伦敦，人们估算这三年中国每年为此要花掉8000万英镑。中国如何支付？可能用汞、贵金属或钱。
毋庸置疑，这对正在上升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人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怀疑。确实，这是其经济成功的一个阴暗面，因为它在其他方面都无法否认地充满活力和引人注目。
面对现代世界的中国文明
如果如此庞大的中国没有接受扮演一种民族主义角色，这一巨大进步是不可能取得的。这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某些人建议使用一个不规范的、让人无法接受的术语“文化主义”（culturalisme）：总的来说它不是一种民族的自豪，而是文化的自豪，如果愿意采用“民族主义”一词的话，是文明的一种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古老而持续存在的现象，需要加以开启。因为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1949年）受到了重创。
·中国自视为一个大国和一个伟大的文明。她一直对其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深信不疑。在她看来，除中国之外，有的只是野蛮。
过去，中国有一种与西方人感受到的非常类似的自豪感。
由于这一原因，不平等条约的这一个世纪对她来说特别残酷。降身为多国中的一员，是第一个耻辱；而其科学和武器为蛮夷主导，是第二个耻辱。现在中国尖锐的和不无害处的民族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报复，发奋要成为一个大国，唯一的大国，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因此她渴望付出双倍的努力，毫不停息地向前进，并获取新的资源，比如俄文版的马列著作。正如过去中国欣然接受佛教圣典和试图结识德先生（民主）和赛小姐（科学）那样，她现在着力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人种学……
无疑，毛泽东的中国感到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即率领世界上的无产者大众反对摄食过多、过于富裕的各国，并向其展示如何实现一场迅速的革命——在传授经验方面，她一直是非常乐于、非常慷慨和非常热心的。尽管自身遇到了困难，中国从未停止输出其供应和资金。就资金而言，1953—1959年，她共向阿尔巴尼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古巴、埃及、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泊尔、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也门等国提供了11.91亿美元。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她向阿尔及利亚反叛者提供的援助，或与加纳达成的一项协议（1961年）。这些以及其他事实（比如40%的贷款给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扮演一种国际角色，这可能非其现有资源力所能及，但肯定未达到其雄心勃勃的高度。
1950年控制西藏地区以及随后与印度的潜在冲突；对蒋介石军队避难的台湾岛提出的权利要求（即收复台湾）；希望与日本和西方恢复正常关系，其经济远比苏联的经济更能满足中国的需要（通过香港和澳门半秘密地进口机床就是证明）；最后，还有希望进入联合国，其位置仍反常地为台湾的国民党占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对权力和影响的渴望，上一届莫斯科会议（1961年）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和近乎决裂也是如此。中国决心成为一个大国。1945年，她连一辆摩托车也制造不出来；到了现在，1962年，她已处在制造原子弹的边缘。通过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她重新发现了其原有的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荣誉和尊严。
·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汉学家艾蒂安·巴拉兹的观点。我们在下面概述一下他对有关长期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革命的看法。
如果中国的实验取得让人信服的成功，所有欠发达的国家都有可能试图加以效仿。无论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其敌人，都面临这样一个极为关键、极为头痛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实验成功了吗？或者说她已经开始衰败？
我们坦率地承认，研究数字和统计数据起不了什么作用——部分是因为中国为了自己的事业对它们进行了人为操纵，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统计学家正在审视和在过错中摸索和挣扎。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们的估计不够可靠，而是他们竟能在未犯过多错误的情况下制订出可供执行的计划，是其精确得能够记录下总趋势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趋势是无可怀疑的。
人们当然可以指出五年计划中某些有名的失败，如土高炉、粮食生产不足和人民公社遇到的各种困难等。但中国实验的基本的和稳定的特征值得人们注意而不是批评，因为它们看上去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A）最坚决的工业化，其增长率远比苏联、东欧或欠发达国家要高（而且无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要高）。平均而论，是20%对7%—10%。
（B）非常明确地决定“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把工业收入用作投资，以保持增长率，同时在其他部门继续利用现成的资源，由农村的工匠供应农民大众所需的农具和其他消费品。这种情况需要多长时间，就维持多长时间。
（C）不仅在普通大众中是这样，而且全社会普遍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样就使它有可能强制他们做出牺牲。
（D）当局极具灵活性，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迅速改变方针。
所有这些仰赖的都是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数字。实验中带来的苦难，即使牺牲了某些人，甚或牺牲了许多人，也都不能损害实验本身的成功。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且一直有太多的人口。
但尤其是，1000万名组织人员——他们是受过训练、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对6亿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动员。除个别特例外，位居党的首脑位置的仍然是老军人，这些领导人曾在30年的时间里遭受迫害，参加内战和抗日武装战争，并因此变得更加健壮坚强；他们精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技巧，善于平静地前进和撤退，对人对物有着他人无法匹敌的经验。
人们禁不住要想到，他们是古代帝国伟大的官僚传统的后继者，是官僚的继承人，那些受过教育的官员习惯于用非常坚定的手段治理一个大国。一批新的大胆而活跃的知识分子淘汰了旧的书生气十足、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轮到他们用坚决的手段执掌中国的命运。这一强有力的组织由上到下浑然一体，能够让每一个人不停息地工作，这可能是中国进行的非凡实验的秘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但这反过来可能是因为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之一，即其官僚制传统。
·中国的发展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中苏冲突。
苏共二十二大上的宣言和苏联及中国敌对的官方报纸《消息报》和《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低调的攻击文章所反映的是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冲突？或者说，这些仅仅是外在的表象，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直居主导地位？
事实上，分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隐含着对双方都非常危险的国际性后果。但双方的敌对看来是深刻的，其中潜藏着现存文明的历史原因。
这一冲突无疑有非常现代的原因。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在进行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共产主义实验。其中一个在经过40年的拮据和苦难后想歇下来喘口气，另一个则正在进行超人的努力，不得不过着悲惨的禁欲生活。那个新贵坐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夸夸其谈，而其穷亲戚则在那里没有发言权，像个麻风病人那样被摒除在国际舞台之外。一个不得不不惜一切代价向前进，忍受着反冲带来的痛苦，另一个则变得明理、谨慎。这些当然是分裂的理由。
但敌对的根源无疑更深，在于中国多疑的民族主义和报复西方的愿望。至于苏联，无论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仍是西方，仍是蛮夷。中国在消除过去的痕迹的同时，要求成为第三世界的首都。那时她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
1966年附言
自1962年以来，中苏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赫鲁晓夫的下台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请参阅本书第602页的“1966年附言”）。此后的两个突出事件：（1）中国原子弹爆炸（1964年10月16日，1965和1966年5月15日），在1959年苏联中断核技术支持之后，这曾被认为是在短期内中国无法完成的技术进步。中国宣称从中看到令美国“所有核绑架企图无效的”办法。（2）法国和中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开启（1964年1月27日），这等同于承认了共产主义中国。这是双方因经济原因所迫而摆出的政治姿态：英国的商业（自1950年1月6日承认了中国）和联邦德国的商业，超过了法国。中国人认为非共产主义国家分为三个范围：第三世界、非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非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相左（中国人认为它们是“第二世界”，处于美国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首先就是欧洲和日本，它们是有可能向它开放的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