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日本
日本位于人类世界的末端。其北方的岛屿虾夷（Yéso，即北海道）气候寒冷，与苏联的鄂霍次克海在同一纬度。东面有其最好的港口，那里面对的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让人生出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西方和南方的海洋不那么可怕，但常常大雾弥漫，在朝鲜半岛和九州南岛之间变得有些狭窄。
作为一个群岛，日本常常被与英伦三岛相提并论。不过，英伦三岛更接近于它们毗邻的大陆。日本较为孤立，具有海岛特性，遗世自立。为了打破这种寂寞孤独状态，它不得不有意识地经常做出努力。倘不如此，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闭关自守。不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这样宣称：“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看起来本质上属于日本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舶来品。”
事实上，早在6世纪，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的日本。自1868年起，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西方的日本。尽管如此，这些至为关键的影响都融入了一个“日本的”日本，其岛国源起非常清楚，是让人无法置疑的。在这一缩微园林的国度，其茶道和樱花树，甚至包括佛教，虽然都是经由中国传入的，但无不经过了改造以使之适合日本人。同时这一日本版的佛教比中国版的佛教离原始佛教更远。
尽管日本具有非常明显的可塑性，但它把借来的许多东西转化成了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文明。现在它仍信守其古老的传统，这些传统与一个世纪前它开始接受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化并存。在进行西方化时，日本没有作任何保留，把它作为成为一个更强大国家的关键手段热切地推行。这一奇怪的双重性说明了一位记者使用的一个词（1961年）：“日本最不寻常的东西是什么？是日本人。”
中国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日本
自其非常遥远的起源（始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公元6世纪中国文明首次对这一国家产生令人瞩目的影响，日本一直被一种原始而富有活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文化”占据。这一早期的日本为人所知甚少，以致专家通常宣称公元552年佛教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历史……实际上，遥远的古代似乎预告了后来所发生的事：在入侵和外国创新的冲击下，日本总是通过模仿他人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
·自绳纹文化到弥生文化和稻米文化。
自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基督教纪元开始，日本为人所知的地方很少，只有一个运气好的地方例外，这一地区是一个中央平原，位于今京都和其东南部的大和（Yamoto）之间。古代文献称这一地区为近畿（Kinki）。它构成了大岛本岛（Hondo）的腹地，离日本狭窄和美丽的地中海——濑户内海——不远，它把它与南方的四国岛和九州岛连在一起。
这一中心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变革。
（A）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是原始阿伊努人（Aïnos，虾夷人），其踪迹仍可在琉球群岛找到，但现在的活动地区局限于虾夷岛（北海道）和萨哈林岛（库页岛）。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文化包括来自朝鲜、中国东北和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的成分；其中著名的是在黏土未干时把绳压在上面印出绳纹的原始陶器—因此这一文化得名为绳纹文化（Jômon，意为“绳纹”）。人们从这一复杂的遗产中可以推断，来自大陆的民族很早就到了日本，由此开始了在日本历史上长期进行的与阿伊努人的斗争。
（B）到了大约公元前3—前2世纪，看来出现了一次新的外族入侵，这一次来自中国（尤其是华南）和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新器物出自这一时期：陶工的陶轮、青铜和青铜镜、钟、铁、中国汉朝的铸币，最后是水稻和南方风格的、宽阔的、空气非常流通的房屋……这就是所谓的弥生文明，得名于东京一个出土了这种风格的器物的街道名称。
在各种新发现中，大米（水稻）取代小米（粟）本身即是一场革命。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把国王视为活着的神的观念，是不是也是在这一时期由来自南方的原始马来人带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C）公元2世纪和3世纪以修建了大量贵族陵墓为标志，这些陵墓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氏族，有英勇高贵的首领、半自由的农民和工匠以及已经相当重要的大量农奴。首领们宣称自己是地方神祇的孩子。在朝鲜的影响下，工匠的行会采用了be（部）的称号（意为集团或部门），在前面加上行业名［书吏叫作fuma-be，织工叫作ori-be（织部），马具匠叫作kuratsukuri-be（鞍作部），说书人叫作katari-be，等等，后一种人向人传诵英雄事迹］。
此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和宗教制度，其原始信仰把各种自然力量进行了神化。日本人骨子里非常保守，从未抛弃这种宗教；非常晚的时期之后，即到了19世纪，这种宗教逐渐被称为神道（神的道路），西方人通常称之为神道教。
·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与阿伊努人国家进行斗争的同时，自大和地区开始，首次尝试组建一个帝国。
图13 日本：太阳和大海的国度
日本位于中国之东，其国名即源于此：“太阳升起的地方。”
这一帝国把其根源往上追溯到日本传说中的、源自天照大神（Amaterasu）的帝制王朝。1945年日本战败时，它仍在神道教寺庙里庆祝这一生命力极强的传统。在美国占领者的压力下，日本天皇最终放弃了他为神的后裔的说法。
帝国建立的过程非常缓慢。到了8世纪日本最早的编年史撰写时，该国仍未实现完全统一。把帝制王朝与各种各样的地区性氏族联系起来，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各地区性氏族（氏，uji）像帝制王朝一样，有自己的首领、土地、农民和工匠。氏族首领往往具有外国血缘（朝鲜或中国），这使帝国的形成变得更加困难。由于需要携手反对来自“东部边界以外地区的阿伊努人”，这一组织过程变得较为容易。
这一具有浓厚封建制特点的君主制在6世纪时完全形成，当时朝鲜人把中国的文字、儒教和佛教引入日本。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映在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的敕令上，该敕令宣布了不可侵犯的中央权威的权力：“国无二君，民无二主……”
这是为人所知的日本历史的开端，此时有了等级制、书吏、编年史，并于公元607年首次委派出使中国的使节。在太子周围出现了一个宫廷贵族阶层（公家，kuge），他们负责分配土地和采邑（shoen），每一个都试图把它们变成西方人所说的“封地”。
这一帝制的日本不久就在一种新的巨大影响——中国文明日益增长、最终无所不能的优势地位——的作用下发展起来。中国甚至给这个群岛取了教名——日本（“太阳升起的国度”），汉语读作Je-pen，日语为Nippon（同一会意文字的日语发音）。
日本学习中国文明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明主导了日本。它在那里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兴盛繁荣。在引入日本后，中国文明时常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出来（比如说佛教就是这样，由于一次独一无二的变形，它自12世纪起以禅宗的形式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武士”的信条）。在其他方面，日本保留了它从中国借鉴过来时的古朴形式，而此早已为中国自己遗忘（比如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仍在演奏）。然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中国文明都因一个迥然有异于中国的民族、社会和传统的影响而有所改变。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种原因是，中国的文明方式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的，而朝鲜未必总是忠实地抄录原本。
·最早的中国式日本文明是古代日本的黄金时代。在这一长期的移植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任何东西都采之不拒：中国的经典、书法、绘画、建筑、制度和法律（唐律）。
因而日本与中国一样划分为省，尽管它的省与中国范围广大的省相比面积要小。公元710年其首都奈良（“奈良”一词在朝鲜语中意为“首都”）修建时，按照的是中国都市的布局，模仿了洛阳城的样式，呈棋盘形状，并把帝宫建在北端。994年，首都迁至平安城（Haïankyo，意为“平安之都”）或京都（日语中意为“首都”）时，仍按同样的格局兴建。自那时起，日本的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位皇帝都修建自己的都城，由一地到另一地迁移不定。到奈良修建时，宫廷及其官僚已经变得过于庞大，无法经常地随着新帝的登基而迁移别处。在迁至京都后，那里在几百年间一直充当首都。
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书吏撰写的记录那一时期历史的编年史用的是国语风格和中国表意字，尽管使用的是日本语言。不过，我们仍不应因日本从中国借来了许多东西而产生幻觉。如饥似渴地吸引中国文化的京都不过是一个面积广袤得多的国家的一个小小的中心，而这一文化在日本其他地区的传播很不均匀，且速度缓慢。京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但在它周围仍有许多阴影。
然而，在其狭窄的舞台上，大致说来自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这种转化催生了一个早熟的黄金时代。在这种辉煌的背景后面，没有隐含着一种物质生活的繁荣吗？情况看来是这样。此后的经济退潮说明了为何这种黄金时代昙花一现。几百年的阴暗时代接踵而来。
京都的那一黄金时代残存下来的包括一种出色、珍贵的诗体文学，即物语（monogatari），它部分地是小说，部分地是童话。其中一部叫作《地下室故事》（Ochikubo monogatari，《落窪物语》），与《灰姑娘》（Cendrillon）很相像。更打动人的仍然是nikki，这是宫廷女子用日文写作的诗体日记，而在当时男性用中文写作。这一非常动人的女性文学向我们再现了宫廷的节庆——音乐会，舞蹈，诗歌竞赛，皇帝到附近的乡村远足，“喜悦受到了严格礼仪的制约，使得宫廷生活就像是一种永恒的表演，像舞剧一样受过严格训练”。毫不令人奇怪，它还向人们展现了一系列政治插曲和爱情插曲，以及“在这些未充分隔离的区域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杂乱无章”。
这看上去是一个空虚的、游手好闲的世界，“受到了文学的侵蚀”。有一位宫廷女子，我们只知道她的绰号叫清少纳言[48]，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后，留下了一些信手之作，这些作品往往冷酷无情，但无不有趣好笑。其格调集中反映在纳言对有趣的东西和无趣的东西所做的区分上。她说，无趣的东西当然比有趣的东西数量要多，它们包括“一个人写字台上的一根头发，或者墨棒上的一粒沙子，它在人们摩擦它时嘎吱作响……一位无足轻重的人喋喋不休，捧腹大笑……或者说，正当人想听什么东西时，婴儿哭喊起来……一条狗在看到一个人夜里出来与人秘密约会时吠叫起来……你把一个人勉勉强强藏起来，而他开始打起鼾来。或者，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秘密相会，戴上了高高的、显眼的帽子，而当时间到了准备离开时，做了一切准备不让人看见，却撞倒了某样东西，它在倒塌时发出了巨响”（据R.Sieffert译文）。
在特权阶层以这种方式生活和玩耍时，佛教以一种新的民主的形式慢慢地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一批新受到感悟的僧人与“中产阶级”——艺匠和小地产主——进行了接触。一种高度简单化的崇拜仪式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了救世主佛陀，阿弥陀佛（Bouddha Amida），他保证信徒进入西方天国。与在中国非常相似，思想知识和对真正的佛教的信念不久局限于少数罕见的神学家和精英成员，而民间流传的佛教把一切都带上船，包括旧的神道信仰。这样一来这两种宗教实际上合二为一。这就是真言宗（Shingon），在这里地方神祇变成了佛教神灵特别的和临时的显现。
神道教的寺院逐渐受到这一也叫作二元论神道教的新宗派的控制。随着阿弥陀佛崇拜产生了一种新的佛教肖像学。出自这一时期的富丽堂皇的“卷轴”还展现了日本的山水，描绘了各个社会等级在往往充满幽默的场景中的活动。
其他方面的传布：文字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简化的字母表（仅有47个音节）形式进一步传播。
·自12世纪起，帝制崩溃了。它早就显现出软弱的迹象。在照抄中国灿烂的唐朝制度的同时，它没有设法建立起一批使它能够与旧的贵族制的权力和野心决裂的受过教育的文官阶层。不久，帝国让位于幕府将军，日本进入了自己的冗长的中世纪（1191—1868年）。
自8世纪末到1186年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封建家族对帝国的权威形成了威胁。天皇仍然在位，但他们基本上不治理国家。他们是掌有全部权力的藤原家族的囚徒和玩偶，后者控制了关键职位，并向天皇提供完全从藤原家族亲戚中挑选出来的后妃。该家族甚至废黜并遴选后继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天皇（御门）的权力就像一个空匣子，钥匙在小心翼翼不许别人摸碰的藤原家族手中。”
藤原氏的漫长统治结束之后，日本进入了一个叫作“幕府”的冗长时期。这一出乎意料的转折几乎可以说宣告了天皇正式受制于领主家族，具体体现在幕府将军身上。这些大家族通常是天皇众多子女的后代，构成某种享有特权的贵族。在他们统治即幕府制时期，不同家族以欺骗手段争夺权力并彼此取代，但这些争斗是在潜在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至少是为了统治分成不同等级的国民的其他部分，他们联起手来。这些等级包括领主、农民、艺匠和商人。只有前一种人生活得舒适自在。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最为贫穷的不可接触者——尤其是皮革工人，不过他们的人数远比印度要少。
由于经济不太繁荣，幕府制代表了匮乏时期封建制度和军事力量的一种反作用。它还以好战的贵族为标志。这些贵族远离宫廷，在本岛北部和东部新拓殖和仍处于反叛中的地区，“在边界之外”，为自己开发出面积非常广袤的领地，大量饲养马。与京都及其女人气的、非常遭人恨的朝臣新贵相对，新政权以平等主义的军人政府（bakofu，或“露营政府”）的面目出现，其首脑为将军。这种统治与欧洲墨洛温王朝后期衰微年代的宫相统治有些相似。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在日本，没有实际权力的名义上的统治者从未遭到废黜。天皇仍然在位，但不参与治理；他根据其神圣权威参加将军的授权仪式，就像在欧洲教皇为皇帝加冕一样。
最早的将军在名叫镰仓（Kamakura）的靠近京都至江户大道（Tokaido）末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那里实际上成了日本的首都。他们在那里待到了1332年，随后迁回到京都郊区室町（Muromachi，1393—1576年）。1598年，幕府最终在此前一直是个渔港的江户安营扎寨，一直待到1868年。历史学家通常把这些时期分别称为镰仓时期、室町时期和江户时期，三个时期合在一起构成了整个漫长的幕府时期（1192—1868年）。
在所有这三个时期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都是战士，即武士（bushi）。作为居支配地位的等级，他们可以容易地推行其观点、品位及其凶残特性，以及——尤其是在开始时——在政府和服装与家庭生活方面推行某种简朴，水干（suikan，绸子服装）和直垂（hitatara，礼服）这些非常素净的衣服，取代了臃肿、笨重的长袍（noshi或sokutai，指朝服），后者一般说来是古礼所要求的。另外，狩猎、格斗和马上比武，取代了昔日沉闷乏味的乐趣。
幕府将军移至京都后（1393—1576年），这种习惯性的暴力风气得到了某种制约。这一古代的城市恢复了它的权力和地位，这样古时的黄金时代没有在军人和骑士时代彻底失去光辉。
16世纪末年和17世纪初年以漫长的幕府统治猛然一分为二为特征。事实上，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川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离开来，并强化了封建习惯和制度。
16世纪末年，一位名叫丰臣秀吉的农民之子在日本列岛建立了独裁统治。尽管他没有采用将军的称号，但他恢复了秩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或许考虑不周的对朝鲜战争（1592—1598年），这场战争到他去世才告结束。此后不久，德川家族在德川家康（Tokugawa）耐心而娴熟的领导下取得了优势。他被天皇册封为将军，决心在江户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德川家康有一种非常明智的信念：只有以那一动荡不安的地区而不是京都为根据地，才能治理日本，而且应当如此。他正式把将军职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借此使这一职位在德川家族内部世袭。就这样，德川家族一直“统治”到1868年。
1639年，江户政府做出了向外国人关闭日本大门的重大决策。自那时起，只有中国和荷兰经过特许的船才可以进入日本，同时荷兰船只能运来火药、武器、眼镜和烟草。至于其他东西，日本列岛能够而且确实可以靠自己的资源生存。禁令既包括日本的船只，也包括其他国家的船只，而且自外国船只开始（1633年）。这一决定产生了长远的后果。我们能够看清它产生的原因吗？
表面看来是由于日本统治者对西方人感到担心。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这里的西方人，1534年就到了九州。他们的火炮、火绳枪和巨型船只给日本人留下了印象；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新来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大批人皈依基督教。这一宗教会不会像1638年那样，鼓励贵族和农民起义呢？
与此同时，一次程度非常深、范围非常广泛的经济衰退开始了；这一衰退始于中国，但也影响到遥远的印度。日本是不是感到紧迫，需要保护自己，尤其是阻止其贵金属的外流？自丰臣秀吉神勇的时代起，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其海盗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掠夺骚扰——看来表明，这个国家越来越可以己之力养活自己。明王朝的辉煌根本没有触动它。最后，日本领导人急于使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固定下来，同时农民渴望自由，尽管经常陷入失望之中。这一自称强加的封锁“冻结”了日本的制度，直至1853年佩里准将的“黑船”到来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佩里到来时，日本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保留了其家族和古老的贵族制，其他阶级相对于这一基本的阶级都是附属。佛教的一个奇异的变种禅宗（Dhyâna，或Zen）获得的长时间的成功就是一个证明。不过，日本尽管用三道锁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可能不比初看上去不幸和贫困。它不得不开发利用自己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其健康状况和财富的一个征兆是民间文学在16世纪的出现和1650—1750年在“大阪世纪”的发展。这样，除能剧外，在那里产生了一种半舞蹈、半歌唱的活跃的歌舞伎（kabouki）戏剧形式。在幕府时代，黑暗并未笼罩一切。
当然，幕府的统治能够行得通，只能通过严格的纪律和我们可以称之为警察国家的东西。
大贵族或大名（daimyos，人数在270名左右）是家族和地区的首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唤大量“忠诚的仆人”，即武士（samouraïs）；武士因这种服役可以换得金钱或实物津贴，但从未像西方那样换取可永远享用的土地，这会使他们获得某种独立地位。浪人（ronin）是失去了或（但这可能吗？）放弃了其领主的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要么饿死，要么成为土匪。
所有的记载都陈述、重复并宣称武士是按照其神圣的礼仪规则，即口头的武士道准则，把身心都献给了主人。有这么一个广泛传诵的故事：47名浪人在其主人切腹自杀（harakiri）后为他报了仇，随后于1703年冬在主人陵墓前集体自杀。这一壮烈的礼仪规则在持续的内战这一毫不仁慈的学校里得到了发展。
日本人进行的最多的战斗是在自己人中间或彼此之间进行。阿伊努人仅出现过一次，此后再也未被提起。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试图用大舰队征服日本，但一股“神风”（Kamizé）卷起了风暴，阻止了入侵的舰队。日本与朝鲜的战争，如前文所述，仅仅持续了六年。因而正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他们使用了长矛和剑；同时这种持续的战争迫使他们尊重一劳永逸固定下来的等级制。就此而论，在日本语言中，晚至1868年，动词仍“既表示客体的地位，也表示主体的地位”。比如，使用助动词“ageru”表示“由独立动词陈述的下级为上级承担的行动”。
结果怎么样？日本成为一个极其遵守纪律、等级森严、统治牢固、既奢华又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一财富和荣耀为一方面、赤贫为另一方面的双重形象，在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医生基普弗（Kämpfer）先生的游记故事中有生动的描述。基普弗曾为荷属东印度公司服务，他的著作（出版于1690年）是一部观察的杰作。任何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他所描绘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人们不得不在艄公列队帮助下从此岸徒步涉水到另一岸的那些河流，当时艄公手挽着手站在水中以减缓河水的流速，从而减少涉水的困难。同样引人的还有基普弗关于有着破旧茅舍的村落的记载和所描写的农民在大贵族的豪华队伍经过时跪在路旁的情景。在京都和幕府将军的大本营江户之间的大道上，大名脚步匆匆，他们的职司就是按期拜访将军。其随从声势浩大，有手持枪戟的武士，也有仆人，他们陪着自己的主子前往首都。
富裕的封建领主每年要在他们建在江户的宫殿里待上六个月。宫殿建筑的外表装饰着图案丰富的纹章图案，对此罗德里戈·比韦罗（Rodrigo Vivero）曾怀着钦佩的口气加以描述（1609年）。这些宫殿独处城市的一区，集中建在将军府第的附近。不过，虽然它们美轮美奂，实际上却是监狱。大名住在这里时会受到监视，他们离开时要把家人留在那里作为人质。他们几乎无法逃跑——任何人也不可能逃跑，因为道路两旁，城里和小酒店里，有着成群结队的审判员、观察哨和检查员。在城里，如同在中国一样，每条街道都被街道末端的城门分隔开来，一有任何事件发生，诸如盗窃、小偷小摸或别的什么犯罪行为，城门就会关闭。被控犯罪的人——无论真正的罪犯还是嫌疑犯——当即被抓起来，处罚措施很快也会颁布，通常涉及死刑。
对于1639年后得到允许但附加各种限制的唯一商业活动，即与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贸易，也进行了同样严厉和细致的监管。（荷兰人曾于1638年没有羞耻地把其船只和火炮借出去帮助镇压日本的基督教徒起义。）无论何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一到达，它们马上就被领入长崎港内出岛（Deshima）的隔离区，在那里所有货物、水手、商人、代理人和公司的官员都受到严格审查。同时代的记载给人留下的是这一统治戒心重重，非常多疑；这一国家布满了要塞，到处都是军人。司法在西方很严苛，在这里更严。每位旅行家看到示众架和遭到拷打、折磨的躯体，都会感到震惊。京都附近的一座山丘被称为“断耳山”。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封建制的日本当然也在发展。如同在中国和朝鲜一样，佛教在日本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其中之一是狂热的善信莲宗，它把日本视为唯一真正的佛国；另一个是禅宗）。禅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但自20世纪起变成了武士的教派。如果说理性主义的新儒教是幕府将军方便的信条，那么禅宗变成了军人的信仰，远离了其原来作为一种爱和非暴力宗教的作用。当然，这种变化是那一时代和那一社会的特征。
禅宗的教导用非常短的逸事（koans）进行高度概括，有意显得荒诞可笑，予人以出其不意的道德教谕。它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唤醒通常处于半沉睡状态、无意识、本能的自我。“抛弃你的精神，就像山间奔流中翻滚的球。”这是一种奇怪的自律，释放并唤醒人的本能，而后相信其冲劲！回想起来，它就像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分析疗法。它似乎在叫喊：不要“各种情结”。“你走路时，就走路吧；你坐下时，就坐下吧。一句话，不要犹豫！”实际上对任何事都不要犹豫：这是最常见的建议，显然对军人非常适合。“清除挡在你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如果佛陀挡你的路，杀了他。如果你的兄弟挡你的路，杀了他。如果挡路的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杀了他们。如果是你的亲戚，杀了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摆脱你的束缚，得到自由。”
当然，对这种语言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佛陀、先祖和亲戚不过是一个迷恋礼仪的社会的所有束缚，在这里从刚一出生，男孩和女孩都被束缚在一种全是铁的法则的教育的紧身衣中。每一个人都被训练着去服从一种制约着人们的吃、讲话和坐的法则，这一法则甚至规定了人们睡觉的姿势：一动不动，头枕在一个小型的木制横档上。人们“永远不能失去对自己心灵或肉体的控制”，此为条件反射的结果，其目标是平息最自然的反射作用，而不是抑制植物自然生长的缩微园林。禅宗的所有教导（打上了军人的标志）看来针对的都是禁止和限制日本的所谓“礼貌规则”。如同在所有社会一样，真正的生活是修正和调和对立的方面。日本在同时既苛刻又富于灵活性。禅宗是其不可或缺的平衡砝码。
现代日本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那场开启了明治维新的革命（1868年）才告结束。在那之后不久，日本开始了激烈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一个照亮了日本文明的“经济奇迹”。它的速度，尤其是它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无法仅仅用经济学家惯常的解释加以说明。尽管这些解释有其重要意义，但仅仅它们是不够的。
·部分原因在于与世隔绝的这两个多世纪。自1639年到1868年，尽管日本几乎与世界所有地区断绝了关系，但它仍取得了巨大进步。
到了18世纪，这种进步已变得非常明显。人口有所增加，稻米的产量也是如此，同时新式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扩大了……城市发展得更大了。18世纪时，江户至少有100万居民。如果没有剩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稻米）投放到城市的市场，经济的这种普遍加速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得益于粮食的储存和运输变得方便，得益于有可能向城市供应充足的燃料（这时是炭）。
社会本身也鼓励经济发展。大名因遭到政府的疑忌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到江户居住，他们由于要不断地进行费用不赀的旅行而被有条不紊地毁灭了。17世纪货币经济真正开始时，尽管与中国相比规模要小，但更为剧烈；同时城市的奢侈品意味着——实际上是需要——现金消费。这迫使大贵族出售其数量巨大的稻米收成的一部分，另外还要去借款。信贷制度早就为人所知，但此时开始在日本变得普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票据和汇票。这使得借贷变得更加容易。贵族与武士一样不得经商，因而他们雇用傀儡。就这样，一个商人阶级产生并兴盛起来，他们借钱给大名，溜进其侍从队伍，并模仿他们的穿戴；日本比世界其他国家还要以穿戴取人。不久商人设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家庭，通过婚姻和收养渗透到贵族行列。几次轰动一时的死刑（政府把此作为没收可观的财产的借口）令商人警觉，他们大都消失不见了。
商人在日本当时的经济中心大阪尤其重要。正是在这里，所有富人，无论贵族还是实业家，都在“花都”相会：“花都”是大阪内的一个娱乐城，那些“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艺伎（geishas）扮演“由Eïan（京都）宫廷贵妇人完成的角色”。有关花都的传闻、丑事、自杀和谋杀让没有什么教养的公众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真正的文人看不起这些大众消遣，而偏爱“儒家经院哲学的乐趣”。
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便在1868年之前，日本的生活也处在快速流动之中。到了18世纪，经济高涨造成了一种活跃的、随时准备起飞的前资本主义类型。19世纪时，运动进一步加速。如果说此前没有发生移动和定位，明治时期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一时期预先积聚了经济资源和资本，同时出现了种种潜在的社会紧张形势。
过多的大名被政治或奢华吞噬了。日本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没有主人的武士，即浪人，他们是些贫困潦倒的骑士。这里有点像15世纪“力量就是真理”的德意志。不管怎样，正是这群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成功地对革命进行了最初的推动。1853年到达日本的美国舰队是“点燃火药的火花”。1868年睦仁天皇（Mutsu Hito）夺取政权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推翻了旧的封建制度及传统的等级。他所推翻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工业化从来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而总是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变迁既能帮助也能阻碍经济发展本身。就日本而言，社会没有起阻碍作用。
普遍说来，工业化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在西方，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它产生了一个无产者大众、阶级冲突和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此而论，日本更引人注目。
日本是一个特例。它以一种开始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没有在社会结构方面造成任何革命性断裂的情况下，完成了其工业革命，实现了相应的各种变化。“这一巨大的变革为一个已经处在变化中的社会消化了；细想一下，它走的是一条可能表现为全新的道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日本的社会非常守纪律，它在1868年后进行新的实验时保持了其传统的纪律。它对等级制表示服从、尊敬，总是毫无抱怨地接受奢华只应由少数人享受的说法；虽然未必一直有清楚的认识，但它同样接受了下述事实，即日本应在依然保留着封建关系的社会中建设现代资本主义。我们可以想想，俄国的工业家是在乌拉尔山区的农奴中安身的……略做修改就可以把此拿到日本来，日本的大工厂中有着类似的画面。正是他们在19世纪确保了行动的成功，并在没有激起劳工大众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实现了利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最多15个家族控制了日本资本的80%。在口语中，他们被称为财阀（zaïbatsu）——这一术语变成了经典。其中有著名的三井（Mitsui）、三菱（Mitsubishi）、住友（Sumitovo）和安田（Yasuda），另外还可以加上皇族，据一位专家说，它目前是这些财阀豪门中最富有的。在社会等级方面，这些大企业的领有者相当于过去的大名家族。劳动人员是其奴仆，而工头、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是现代的武士。日本的企业仍然保留着家庭企业的性质，是这一“自由企业和共产主义都被视为奇怪的、舶来的、有可能毁掉Kodo（日本的帝国道路）”的世界上封建主义和父家长制的混合体。当局过去可以、现在仍可以把其意志强加在获得很少的劳动报偿即非常满足的驯顺、极为俭朴的人民身上。
这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在1868年能够神奇地转向。幕府将军把权力交还给了天皇，他在理论上是该国最传统的权威的化身。（请想象一下，在西方，教皇对人民和财产行使世俗权力！）而行使这种权力的天皇坚定地选择了革命：他废除了封建制度，下令兴办工业，并寻找必要的投资，自己建了工厂。工厂建成后，他常常把它们让给经过精心挑选的私人，有些类似于他把各种不为人所知的采地让与出去。与此同时，他强加给日本一种庞大的民族主义的劳动计划。该计划得到了贯彻执行。这位由其神圣出身而在寺庙里受到尊崇的天子下令国家进行工业化。为此日本不需要某种新的意识或信念：它们已经存在，能够使国家像一个人那样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够既非常现代又非常传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具有神秘特性的天皇权威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是维持现状，一是进行革命。具体说来，在社会方面静止不动，在经济方面实行革命。”
这种解释不会让人产生误解：它受到了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有意识地复活一种非常古老的国家信仰的运动的制约，这种信仰以神道之名进行。神道意思是神（kami）的道路，但“kami”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更接近于“mana”（玛那），后者是遥远的南海中人和事物身上所体现的一种永恒的超自然力量。至高无上的“kami”属于天照大神，她把它传给了她的所有后裔。
·1945年灾难后的日本：日本在广岛（1945年8月5日）和长崎（8月8日）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宣布投降，接踵而来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崩溃。这个国家刚刚征服了东南亚许多地区，现在它把这一切都失去了。雪上加霜的是，它失去了它自明治维新以来（1868年）建造的一切；这场维新在20世纪前半期把日本变成了远东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外。
1945年后日本的奇迹（其历史上和第二次），就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奇迹一样，为其繁荣重新奠定了基础，并赋予它一种过去从未达到的发展水平。现在日本不再像1942年以前一样是一个军事强国，它是一个经济强国。
1961—1970年的计划要求日本的国民收入到计划结束之年翻一番，并在一些经济领域有突出的增长。按照1955年基数为100计算，到了“目标年”，工业和矿产产量要达到648，钢产量296，机床448，化工为344……当然，这些目标都不是确定的，但也并非不负责任的空想，近年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是4%；1946—1956年，是10.6%（法国同期为4.3%）；1957—1959年，9.2%；1959—1962年仍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这些都是些创纪录的数字，如果有别的国家曾经达到过的话，那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可以与它媲美。日本确定的1961—1970年的年增长率为8.3%。
出现这种进步的原因并不神秘。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事实，即美国占领当局最终允许托拉斯多多少少像从前那样重新建立起来。他们把旧的父家长制的财阀永远解散了，尽管少数后来重新出现。不过许多新的大型公司出现了，一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胜利地取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的日本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一样，也是以规模巨大而取胜，能够比小型艺匠作坊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资本；这些小作坊仅仅由于家庭劳动和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继续存在下来，而且不无困难。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大型公司不再像1945年之前那样自筹资金，工业的成功就包括在日本银行的保护下，建立一整套大银行和信托投资体系，它们比在法国享有更大的自由。借助于美国式的宣传鼓动的一切手段，这些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吸引了小储蓄者的资金。结果是出现了购买股票的狂潮，就连天生谨慎的农民也加入到抢购的行列，东京交易市场在其鼎盛时期提供的神话般的回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交易额是战前的400倍。然而，自1961年6月起，股票价格的下跌抑制了这种过分的赌博，并使个人投资重新回到定期存款或储蓄银行上来。
大量小储蓄者的存在说明了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投资水平（1962年，占国民支出的20%），外国尤其是美国资本家为什么对日本公司表现出如此的兴趣。他们的兴趣迄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因为1960年日本尚未充分对其外汇控制实行自由化，在那里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很难外流出去。一家瑞士报纸在1961年4月在分析实现完全自由化的可能性后宣称：“不管怎样，相对于南非，在那里大量欧洲资本正陷入停滞状态，我们更倾向于日本。该国无疑正处在全面发展时期，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着罕见的技术，而其领导人不仅对其成功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有着令人吃惊的能力。”假如外国资本真正介入，日本的增长率会变得更加引人。
我们有可能找出隐藏在这种成功背后的驱动力吗？对一个快速流动的经济进行分析总是件难事。统计数字很快变得陈旧而脱离了现实。但可以肯定，直到最近几个月，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是劳动力过于充足。1961年，日本的经济计划估计其人口为9400万，1970年将达到1.04亿——也就是说年增加100万，大年、小年都是如此。[49]
这种增长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上述经济计划估计到197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同时，人口控制有望使出生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此外，在1962年，战时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较少，导致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尤其是技术工人）的现象。因此，近年来工程师和教师的工资有了增长。
毋庸置疑，日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现在仍远低于西方和美国的水平。然而，鉴于日本不同的习惯和需求，这种情形无伤大雅。当然，大阪和东京（在后一城市，人口每年增加40万，30万是移民）附近出现了贫民窟。但人们每天平均食物消耗量是2100卡路里，年均收入为200到300美元（为印度的四倍）。[50]捕鱼业有了飞速增长，日本每年从远至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水域捕鱼600万吨，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农业产量有所提高（在这方面美国当局坚持个人持有的凡超过6英亩的田地都要出售），在冬天实行塑料大棚种植，使一年两季和水稻早熟成为可能，避免了夏季台风的破坏；最后是慢慢开始开发北方寒冷的岛屿北海道：所有这些都对稳定的高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同样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要购买新的东西：洗衣机、缝纫机、电视机和照相机（日本的大型工业首先涌向国内市场）。新的品位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变化，人们要吃更多的猪肉和鱼，要吃西式糕点、罐装和速冻食品，服用药品（尤其是镇静剂），喝啤酒（日渐取代米酒）和锡兰茶（取代了日本自己年产7.7万吨的绿茶）。服装和室内装饰也开始追随西方样式。应当承认，普通日本人仍然是记者罗贝尔·吉兰（Robert Guillain）所说的“双重文明人”，白天在街上穿西装，晚上则重新穿上日本的服装，遵守日本的习惯。但日本人显然越来越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这种方式的吸引，并屈从于它们。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并非所有事物都预示着日本经济良好。尽管这是通过努力、耐心和聪明的工作造成的奇迹，但这是有限度的，有其弱点和危险。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改革产生了无数小地产主，其中最贫穷的依赖那些情况比他们略好的，而且所有人都无力组织起来，采取真正现代和科学的方法。一位记者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成功地做到那一点。”甚至社会主义实验也正是在农业领域遇到了挫折！此外，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所有进行农业改革的尝试在试图以迅速和激进的方式进行时，收获的都是深深的失望。农业结构是最根深蒂固的结构。
进而言之，日本的人口几乎是法国的两倍，而其面积仅为法国的一半（30万平方千米对55万平方千米）；日本的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5%，而法国为84%。其自然资源也比较贫瘠。羊毛、棉花、煤、铁矿石和石油等工业用原料都不得不依赖进口。由于增长率太高，日本还不得不大量购买外国的机器和设备。因此在1961年出现了贸易平衡受到破坏的令人不安的信号，尽管池田（Ikeda）政府持乐观态度。根据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没有美国占领军在日本的适时的消费，看来有利的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日本的这一成功是何等脆弱……
对日本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其工业繁荣的国家来说，问题主要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在这方面，处境更加不牢靠，因为它仍要依赖“自由世界”各贸易伙伴的繁荣和善意。这种善意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西方，尤其是法国（它在这些事务上总是犹豫不决）仍记得日本在1939年之前不断进行的贸易倾销，对现在日本通过低工资而形成的强有力的价格竞争感到担心。西方迟迟不愿签订哪怕不完美的贸易协定，不断地对它们提出疑问，其保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所有这些都令日本满腹烦恼，诱使它成为一个“尼赫鲁那样的中立主义者”，并完全涉足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担心，美国一旦撤离日本，许多社会成果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1951年的议会法；更担心的还有工会组织，它在一个如此驯顺的国家发展得非常缓慢，而大型资本主义在接受它时表现得非常勉强，这进一步加大了它的困难。这些相互矛盾的挂虑说明了1960年大选为何会出现那种结果；大选中“温和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大企业，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它们拿出了50亿日元（100日元大致等于1法郎）来“拯救这一最后的机会”和击败社会党——仅仅取得了“例行公事的胜利”。
但问题并不能永远搁置下去，因为日本的繁荣强加了超人的任务，包括持续不断的紧张。东京连同郊区在内共有1000万居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发展得过快，已经感到有些窒息，正在考虑填平其部分海湾进行建造。大阪已经树立了榜样，通过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为吸引到那里的重工业提供空间。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证明，在日本神奇般的成功中雄伟壮观与如履薄冰严重并存。
但是，正是在政治领域和在更宽广的文明领域，产生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日本没有根据美国的法令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我们也不能期望它做到这一点，众多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证实了这一事实。日本的工业家一直具有父家长制性质，而且小心翼翼。昔日民族主义者的侵略性绝没有被清除。日本有暴烈而狂热的右翼政党，乞灵于该国一直非常强烈的传统主义。天皇家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胜利者的羞辱，但仍坐着天皇宝座；任何人胆敢公开反对天皇或其家族仍有可能遭私刑处死。过去的永恒的日本远没有死去或被遗忘。
1960年11月12日，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有“日本的米拉波”之称的浅沼稻次郎[51]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谴责了“所谓日美安全条约的不忠”，说它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成百上千万人应能听到他的讲话，并从屏幕上看到他的形象。随后他们看到一个中学生，一个尚不满17岁的中学生，跑上前去刺伤了他；中学生双手交叉握着匕首，采用的是柔道运动员（judoka）推荐的握法以保证笔直地刺过去。三个星期后，这个学生在牢里自杀身亡。这一犯罪和自杀事件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日本不禁对为自己的思想献身的人表示羡慕，哪怕他犯的罪非常不足取，让人生厌。把这种态度和其他态度视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反映是不对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并不是特别强，并不特别关注来世。在这方面，它与印度截然相反。主宰日本的是社会和教育中的某种法典，是某种礼仪规则，我们何不这么说：是它的文明。
1966年附言
日本越来越让人感到是一支重新为人发现、巨大的和有智慧的力量。但所有的成功都是一种压力。日本只有在保证市场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它的扩张。它越来越着迷于中国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此庞大，而且离得如此近；同时它还着迷于与苏联达成象征性归还千岛群岛中几个岛屿的协议和参与东西伯利亚发展的可能性。在自己不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和苏联，日本能够保证安全吗？日本宣布反对一切核武器，甚至不能容忍在中美协议框架的某些条件下美国核潜艇的存在。大量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证明日本是独裁的而不是极权的。池田勇人首相因身体原因辞职后（1964年10月25日），这项政策由佐藤荣作首相和自由党接手（1964年11月9日）。
[1] 奥朗则布（Aureng Zeb，1618—1707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1658年登基，在位达49年之久。早期实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混居的政策，以残暴凶狠著称。后期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区分开来，把印度教徒降低一等。他曾四处扩张，但统治末年内部动荡不安。——中译者
[2] 1公顷等于100公亩，或2.47英亩，合我国的15市亩。——中译者
[3] 魏特夫（Kari A.Wittfogel）：犹太人，1896年生于德国，曾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社会经济史，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居美国，1939年加入美国籍。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曾在许多大学任教，任美国太平洋学会会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研究室主任和华盛顿大学中国史教授。代表作为出版于1957年的《东方专制主义》。该书主要论点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并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中译者
[4] 语出《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中译者
[5] 这段话出自《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译者
[6] 此指《老子》，亦叫《道德经》。——中译者
[7] 语出《老子》第一章，原文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译者
[8] 语出《庄子·人间世》，原文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中译者
[9] 语出《庄子·大宗师》，原文为：“……三日之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中译者
[10] 长春真人：即丘处机（1148—1227年），亦作邱处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曾受命掌管天下道教。认为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宣称“一念无生为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对内丹的理论和方法多有阐发，提出人的先天真气和后天之气可以经修炼结成大丹而成仙。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中译者
[11] 涅槃谓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后来僧人死，也叫涅槃。“涅槃”一词在佛教传入之前即有。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六《释僧肇涅槃无名论》：“涅槃，秦言无为，亦名灭度。无为者取乎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灭度者，言乎大患永灭，超度四流。”——中译者
[12] 此即受持五戒。此为佛教徒在皈依佛法僧三宝后具体的实践措施。五戒即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和饮酒戒。有意触犯上述五戒者，一律“坠地狱、饿鬼、畜生”。——中译者
[13] 此指唐武宗会昌五年的灭佛事件。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记载：“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长安）、东都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僧博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余僧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等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财货田产并没官……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中译者
[14] 拉丁文，意为“公众之声，即天之声”。——中译者
[15] 原文见《孟子·滕文公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中译者
[16] 远西地区（Far West）：美国历史术语，本指今美国中西部，尤指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现指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沿岸间地区。——中译者
[17] 梅佐焦诺（Mezzogiono）：意即意大利南部地区，大致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那里普遍比较贫穷。——中译者
[18] 即黑龙江在今俄罗斯境内部分。——中译者
[19] 此指戊戌变法。——中译者
[20] 到1984年，中国的人口超过了10亿。—英译者
[21] 按准确的说法，“三反”运动起讫时间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范围是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反对的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五反”运动1952年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的是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译者
[22] 此种情况后来也有。—英译者
[23] 20年后，印度的人口上升到了7.3亿人。—英译者
[24] 或译尼乾子、尼乾陀、尼犍子。他姓若提，名增益（筏驮摩那）。——中译者
[25] 耆那教源于Jina（征服者）一词。大雄与佛陀一样出身于刹帝利等级。——中译者
[26] 按《佛本行集经》，八正道是指八种修涅槃之道：一是正见，即离诸妄见而正观苦集灭道四谛的真理。二是正思惟，即离诸妄想而正思四谛的真理。三是正语，即以真智修口业而离诸虚妄不实之语。四是正业，即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盗淫妄酒。五是正命，即以法活命。六是正精进，不懈地修道，勇猛精进不息。七是正念，即不起邪念，念念不忘正道。八是正定，即集中精神，一心不乱地修习禅定。佛教宣称，为要渡过生死海达到涅槃境界，必须修此八正道。八正道也称八船，意即乘着它可以航行至涅槃之彼岸。——中译者
[27] 迦梨陀娑（Kalidasa，活跃于约公元4—6世纪）：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剧作家。传世作品除剧作《沙恭达罗》外，还有叙事长诗《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等。——中译者
[28] 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年）：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其著作以总体主义、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为基本思想，主要有《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和《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中译者
[29] 歌德（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德国著名诗人、作家。青年时代曾投身于狂飙突进运动，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代表作有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中译者
[30] 商羯罗（Cankara，788—820年）：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吠檀多不二论理论家，认为最高真实的梵是宇宙万有的始基。著有《梵经注》《广森林奥义注》《我之觉知》等。——中译者
[31] 罗摩奴阇（Ramanuja，约1050—1137年）：印度南部地区印度教神学家、哲学家、灵修界思想家。强调人在寻求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推论思考，认为现象世界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变通对于灵修既无损害，也不抵触。承认物质、我、神三者的存在，与商羯罗一样，认为这三者最终融而为“不二”，但认为此不二是神经过物、我两者的作用而受到限制的不二。主要著作有《梵经注》《薄伽梵歌注》。——中译者
[32] 杜尔西达斯（Tulsidas，1532—1623年）：生年不详，或说是1543年。印度神圣诗人，其代表作《罗摩功行录》是中世纪印地语文学最伟大的成就，对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文化有持久影响。该诗写于1574—1577年，用东部印地语的一种方言阿沃提语写成，极其卓越地表现出对毗湿奴化身的罗摩的“巴克提”（献身热爱）宗教感情。——中译者
[33] 印地语，意为“农民、佃农”。——中译者
[34] 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印度社会改革家，曾创立一个教派组织，从事救济印度下层人民的工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是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1902年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成为国大党的重要人物。1905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同年创立印度公仆社，要求入社者发誓终生为下层人民服务。他反对虐待不可接触者。——中译者
[35] “如果把1971年东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自成孟加拉也算在内，是一分为四。”—英译者
[36] 英文本为：“1961年它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果阿、达曼和第乌。”——中译者
[37] 到198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由280卢比增加到了2400卢比。—英译者
[38] 拉姆·莫哈姆·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年）：印度宗教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和爱国主义者。出身于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在家里接受教育，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梵文和英文。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在宗教方面，努力纯洁印度教，简化崇拜仪式。在社会改革方面，力图结束种姓等级间的区别，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歧视妇女。主张吸取西方和东方教育方面的成就；提倡印度的工业化，相信印度人可以在民主制下管理好自己。——中译者
[39] 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年）：印度一位苦行者，出身于高级种姓婆罗门家庭，早年追随甘地，1951年倡导捐地远动，呼吁地主捐献土地给无地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撰有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主张和生活哲学，辑为《捐地运动》一书，1953年出版。——中译者
[40] 马尔特-布戎（Malte-Brun，1755—1826年）：丹麦人，因发表诗歌和小册子支持法国大革命而于1800年被逐出丹麦，在巴黎充当新闻记者和地理学家。著有六卷本的《世界地理概论》，为巴黎地理学会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会长（1822年）。——中译者
[41] 孟人（Mons）：高棉民族，9世纪曾建立勃固王国。——中译者
[42] 当然，越南战争的结束把这一联盟转变成了北方和南方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联合。—英译者
[43] 摩诃衍那（Mahayana）：佛教的一派，亦意译为大乘，主要流行于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中译者
[44] 1963年5月1日，它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中译者
[45] 雪山神女（Devi Chri）：实际上被认为是湿婆之妻。——中译者
[46] 事实上，1967年，苏加诺总统遭到废黜，由T.N.J.苏哈托取而代之。—英译者
[47] 摩洛人（Moros）：居住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民族，以制造武器闻名，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中译者
[48] 清少纳言（Sei-Shônagon，966/967—1013年？）：日本女诗人，才华横溢，学问渊博。991年到皇后身边供职，同年开始撰写《枕草子》，一直写到公元1000年。书中一部分是生动的感想回忆，另一部分则阐述了她的见解，如“无趣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等。传说其晚景凄凉悲惨。——中译者
[49] 到1984年，日本的人口达到了1.2亿。—英译者
[50] 到198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8810美元。—英译者
[51] 浅沼稻次郎（Inegiro Asanuma，1896—1960年）：日本社会党前中央执行委员长，1960年遇刺身亡。——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