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初看起来，把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和日本放在一起有些武断。不过这些地区虽然彼此相隔遥远，但从历史上说都与两个大的人海——中国和印度——非常接近，后两个大国从未停止过范围广泛的影响。随着海路变得容易通行，这一近邻关系更具重要性。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比如日本海、黄海、东海、苏禄海和班达海，不少都是面积不大、海水不深的陆缘海，受到邻近陆地的限制。除菲律宾和日本附近水域外，大的深海只能在东方和南方发现，处在把这些窄海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分开的火山岛屿带之外。事实上，这些海是众多的“地中海”，它们为陆地包围，上面点缀着岛屿：都已提前具有了人性。
它们共有的另一特征是都受到了阶段性风力的影响：在初夏和初冬一般说来是方向相逆的季风。在每一个地方，也都有台风，有时达到了飓风的风力。这些季风尽管通常是悲剧性的，却并非永远刮个不停。一般而论，船只能够借着稳定的风在岛屿之间或沿海岸平静地航行。航海在这里意味着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这样可以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能够看见长着海榄雌的海岸。如果大海太过狂暴，它们可以在非常接近水面的海底抛锚。由于得到了这样的保障，阿拉伯三桅帆船、中国的帆船或荷兰的货船能够非常容易地脱离恶劣的天气，成百的记述证实了这一点。风浪过后，它们继续航行。
这些就是相似的、处在陆地之间的海洋的有利方面和它们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那里到处都是感觉自如的水手，沿着一个早已确定的航线进行贸易和私掠巡航。如果有必要，他们会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某些马来人远航到了马达加斯加岛，波利尼西亚人（Polynésiens）则驾着带有舷外托座的小船到了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待在自己熟知航道的故乡的水域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这样。科尔特斯神甫1626年这样宣称：“中国人不往公海上航行。”然而，航海把阿拉伯人带到了与他们相隔遥远的岛屿，后来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这样。
繁忙的海上交通不久就使这些内海具有了人性，把其海岸、文明和历史联结起来。这样的实体每一个都保存了自己永久的特征，但大海完成了文化接触的奇迹，鼓励互相交流，并导致彼此非常相似。
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并不是这些航海社会中的最佳实例。它是东南亚的一大部分，得名于丹麦地理学家马尔特-布戎[40]。这是一个宽阔的半岛，高山把它分隔开来，宽广的河流大致由北向南穿过半岛流向大海，看上去有点类似于伸出的手指。半岛到了南部，缩小为狭长的马来半岛，东面和西面是大海。而在较为宽广的北方地区，自史前时代起就不断地有种族穿行，以致可以辨别出的所有史前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Mélanésiennes）和来自原史时期（Protohistorique）中国的蒙古人种。这些人种构成了现代东南亚人的基础（美拉尼西亚人种则在原始山地居民中仍可以见到）。
在历史上，共有四次大的人口迁移影响了印度支那。第一次来自中国，是靠武力进入的；第二次通过海路来自印度，采取的是和平方式。另两次同样自海路而来：一是穆斯林，他们到了这里，占领了马来半岛；另一次是欧洲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入侵，这股浪潮在19世纪大大加强。它淹没了一切，直到最近在痛苦而旷日持久的非殖民化冲突中再次被冲刷干净。
·处在两大地区中国和印度之间，这种地理位置从根本上说明了印度支那的古代文明。
中国文明是以武力方式在一千多年之前到达东京（Tonkin）和安南（Annam，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殖民征服过程，同时具有军事、行政和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性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是向华南的扩张，占领东京和安南即是这一南扩的结果。当地原住民要么被赶走，要么被制伏。就这样产生了安南人的富有生命力的低级文明（sous-civilisation），它向南进一步扩张，最终到了印度支那的南部。
印度的影响是指商人的影响，这些人在他们经商的地方建立了停靠港和商行，并常常与当地酋长结为联盟。后一部分人中有一些通过这种接触发财致富，他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扩张其影响，树立起威望，随后建立起王国：一种新的、部分地具有印度特色但非常复杂的文明由此产生了。这些王国包括位于越南中部沿海地区的占婆王国（Champa），位于东南亚最西部的孟人[41]王国，以及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王国（Founan），它在很晚之后被车栗人（le Tchel-la）吞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帝国，即高棉帝国（Empirekhmer），该帝国在9—14世纪在整个东南亚居主导地位，最为强大。吴哥城（Angkor）废墟向人展现了它昔日的辉煌。
11—14世纪之间，缅甸人和泰人（意为“自由之人”）的侵略和征服活动导致了一些更为本土化的王国的出现，而此对高棉人和孟人造成了损害。这些王国最终催生了缅甸人的澜沧国，其东部在今天继续存在，构成了老挝和紧密团结的暹罗或泰国（意为“自由之人之地”）。
·欧洲人于19世纪到达，20世纪离开，只是临时占领这些国家。
尽管如此，东南亚因这次武力殖民征服而被深深地打上了印记。法国在东部，英国在西部，中间是独立的缓冲国暹罗，它的独立地位在1896年仍被承认。法国人在1887年把东京、安南、交趾支那（Cochinchine）、柬埔寨和老挝合并起来，组建了印度支那联邦。英国把缅甸并入其印度帝国，并在远端的马来半岛对马来诸邦实施统治；它把新加坡变成了远东最大的港口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迅速把其控制区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当即摧毁了这些短命的殖民结构。得益于英国的明智政策，马来诸邦、新加坡和缅甸未经任何斗争就获得了独立，但越南人则与法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直到1954年7月21日签订《日内瓦条约》后，才获得了完全独立。
法属印度支那就这样被一分为四。《日内瓦条约》以北纬17度线把安南一分为二，北半部与东京一起组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南半部则与交趾支那一起组成了越南共和国。老挝王国的独立地位早在1949年7月19日就得到了法国的承认，柬埔寨在同年11月正式获准独立。从广义上讲，老挝和柬埔寨在争霸世界的两大集团——苏联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与中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保持着联系。越南共和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有限的独立的初期，这些国家都不得不面对所有欠发达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各种可怕的问题：对其工业和农业实行现代化，改善收支平衡，与一直形成重压的人口增长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如果可能的话，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不是比其他几乎所有地区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更为有效？我们不可能这么讲：政治和潜在的冲突妨碍了自由选择和适当的比较。比如，我们从下述事实，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军备——俄国旧的传统的军备——或柬埔寨的组装厂出口雪铁龙牌两马力轿车等，推导不出任何东西。
所有这些年轻的国家面临的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尽管充满活力，却是东南亚唯一的共产主义实验；虽然它从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得到了某些优势，但它对其庞大而紧邻的邻国中国的同化力感到有些不自在。越南共和国从它与美国的联盟中获得了好处，但它不得不面对由此在其领土内产生的一场战争：维持美国式的半殖民主义遭到了部分国人的反对，他们更偏爱与共产主义的北方结盟。[42]
因而，在这一地区，实际的平衡仍很靠不住，就像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那样……这里关涉的不同利益为数众多，且相互矛盾很大，以致谁都不能合理地预测现有的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除这些迫在眉睫的争论问题之外，旧有的文化问题仍然存在。
平原上人口过多与山区半空虚的状态仍然形成了对比。两个历史时期彼此矛盾。平原种植的是水稻，使人口有可能在红河、湄公河、湄南河（即昭披耶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大量集中起来……居主导地位的文明正是建立在这种农耕方式和密集的人口上。安南人是中华文明的后代，一直占据着红河三角洲的低洼地区。17世纪时，他们消灭了受印度教影响的占婆王国；18世纪时，他们从柬埔寨人手中夺取了湄公河三角洲。总的来说，这些都是相对新近的胜利。
在东部，柬埔寨、暹罗和缅甸平原上联系紧密的文明受到了印度教的深刻影响，而佛教也保持了它的印记。
然而，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山区，人数不多、原始和半独立，持泛灵论信仰的民族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作物。他们仍继续存在。
在这一五花八门的印度支那，基督教传教士获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功，虽然这些成功几乎都是在佛教和伊斯兰教地区（如前文所述，伊斯兰教地区主要是指马来半岛）之外的地方取得的。1954年以后，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信奉基督教的30万农民集体向南方逃亡，因为在南方，在西贡掌权的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宣传在持泛灵论信仰的人中取得的成功最大，这并不令人奇怪。因而，在缅甸联邦，大批克伦人（Karens）皈依新教，强化了他们的团结，增强了他们反对主要由缅甸佛教徒把控的中央政府的力量。
这些细节并不是东南亚复杂而不确定的未来的主导性特征，但它们照亮了它，正如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在那里仍然存在一样。东南亚依然是一个十字通道；它欢迎所有这些影响，根据自己不同的种族构成及文化构成，吸收或拒斥它们。
印度尼西亚
由马来半岛往外，“亚洲淹没于太平洋之中”。印度尼西亚正是亚洲向东的延伸，其数千个岛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许多色彩的交汇之所。但这一多样性并没有消除它的某种统一性；现在如同过去一样，这种统一性需要不间断地加以维护，很需要重建。
·像过去一样，印度尼西亚群岛一直是一个向位圈的中心；它不断地感受到非常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冲击。
早在史前时期它就是这样。
在基督纪元的前几个世纪，如同在缅甸、暹罗或柬埔寨那样，来自印度的水手和商人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并带来了印度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同时兴盛起来，既适应了当地的岛屿“文化”，又对新兴的王国形成了支持。
这些新王国中，最早的一个是在苏门答腊岛建立的，但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一个兴盛于爪哇。然而，它们的影响多多少少受到了局限——正如把它们带到这里的文明一样。爪哇有高山、广袤的原始森林和组织为村社的农业人口，拥有活跃的、能够自给自足的传统。结果印度——爪哇文明一直是一层镶在表面上的薄薄的饰板，包括其源自印度巴利文的文字、其诗歌、其建立在印度范式上的故事，以及其坟墓和寺庙。这些寺庙构成了布满婆罗浮屠山丘（Borobudur）的建筑群（8世纪），是“根据摩诃衍那[43]佛教构想出来的世界形象”。
在克拉通（Kraton）森林的“国王”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其结果是最终在13世纪末兴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印度教帝国，麻喏巴歇（Madja-pahit）帝国。它依靠其强大而活跃的舰队，通过一种庞大的诸侯和依附人网络，以爪哇为中心统治着其他岛屿。在西面，它控制了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岛屿上的“狮子之城”新加坡；在东面，它达到了新几内亚（Nouvelle-Guinée）；在北面，则到了菲律宾。1293年，它令蒙古人控制下的中国所派遣的海上远征军缴械投降。
但这种辉煌只能维系一时。1420年，穆斯林占领了马六甲；1450年起，他们的胜利入侵倾覆了帝国，或者说倾覆了帝国的残部。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圣战合在一起彻底摧毁了帝国的宏伟结构。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这里时，帝国一无所存，留下的只是废墟和回忆。只有巴厘岛存在了下来，并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古时的婆罗门遗产。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次年占领了摩鹿加（Moluques）群岛，即香料群岛。1521年，他们登上了苏门答腊这一大岛。葡萄牙人的入侵因令印度尼西亚群岛四分五裂的内部政治纷争而得利，不过他们占领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真正采取措施在此生根发芽。它基本上没有触及群岛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持其多重潮流不变。其中包括阿拉伯船只由苏门答腊岛西端的亚齐（Achem）进行的贸易，它们把那里的香料和沙金运往红海；以及中国南部帆船的定期航行，它们自马可·波罗时期及更早的时候起（就婆罗洲东北部来说，实际上是自7世纪起）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带来了小装饰品、瓷器、丝绸及厚重的铸币（铜币和铅币，sapèques），以此换取珍稀木材、胡椒、香料和由婆罗洲及西里伯斯（Célèbes）淘金工人淘洗出来的砂金。
葡萄牙的入侵是对自爪哇到中国澳门（靠近广州），甚至远至日本的古代贸易联系的武力剥削。17世纪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外敌入侵，即荷兰人的入侵。1605年，他们到了摩鹿加群岛的安波那岛（安汶）；1607年，他们到了西里伯斯；1619年，他们建立了巴达维亚，并征服了爪哇。在那里他们实行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各岛素丹和中世纪的王公［其克拉通（半法庭、半堡垒）占据了制高点］之间挑起争斗。在把葡萄牙人赶出马六甲后（1641年），荷兰人成为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统治者。
自那时起，荷兰人控制了两条重大海上航道：一条是苏门答腊岛和马来海岸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为通往西方、暹罗和印度的要道；一条是位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大型帆船自好望角不经印度直接来到这里，并沿原路载着满满当当的东方货物返航欧洲。一伙商人进行开发之后为另一伙商人所取代，这种开发，尽管在早期受到了英国人的竞争，但其高潮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组建。该公司成立于1602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迟至1798年才一方面由于它自己的失误和混乱状态，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别的政治局势而瓦解）。荷属东印度群岛曾短期为英国占领，但1816年它重新回到荷兰手中；荷兰人又一次有条理而安稳地在那里安置下来，直到1942年2月28日，这里遭到日本人的入侵。
在那时，典范性的结构瓦解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既曾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也曾与他们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945年日本失败后，即1945年8月17日，在民众疯狂的热情中，他们宣布印度尼西亚实行独立，艾哈默德·苏加诺（Achmed Soekarno）出任总统。“一个月后，即9月28日，当盟军统帅克里斯蒂森（Christison）将军率领英国和印度部队在巴达维亚登陆时，他发现城墙上涂满了反荷口号。”
荷兰政府冥顽不化，做出了顽固反应，努力要恢复旧的秩序，至少部分地保全旧秩序。这引发了一场与法国近年历史上数次出现的危机类似的典型的非殖民化危机。“殖民者”虽然在人口稀少的西里伯斯和婆罗洲等岛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那里总的说来是印度尼西亚的真空地带，但在苏门答腊岛遇到了顽强抵抗，在爪哇岛遇到的抵抗更为强烈。游击战令荷兰部队陷入瘫痪，把他们在大城市周围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荷兰人规模庞大的警察行动（始于1947年7月21日）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他们对爪哇反叛地区的封锁较为成功，但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在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联合国的干涉下，双方最终于1948年2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非常不完善，此后出现了第二次警察行动，但与第一次一样没有成效。1949年12月27日，荷兰女王在海牙签字，同意让出她对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最高权力，仅保留新几内亚“荷兰”部分。在更名为雅加达的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的红白旗取代了荷兰的红、白、蓝三色旗。
上面叙述的这些细节，虽然不足以概括这一漫长而戏剧性的冲突，却对理解印度尼西亚的现在具有根本意义。在其内心深处，它尚未从其近年的斗争中崛起；它仍在复活它们，而对荷兰的仇恨常常被用作为自己的困难开脱的借口。对新兴共和国来说，那种仇恨是一种必要的团结力量。关于西伊里亚（荷属新几内亚）[44]的争执没有别的任何理由。
印度尼西亚的最后这一部分是不是专断地由该国原来的统治者保有？这是一个原始的岛屿，无疑拥有资源，但开发利用它们却为印度尼西亚或荷兰力所不逮。至于其居民，那些原始民族，巴布亚人（les Papouasiens）既与印度尼西亚人也与荷兰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谁又关心这些呢？
·种族、宗教、生活水平、地理特征和文化，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混杂的文明。
所有岛屿，甚至包括爪哇岛，都生存着原始民族，他们通常仍处在石器阶段。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在爪哇，共有三个马来集团：巽他人、马都拉人，以及爪哇人本身。在苏门答腊有马来人、非常奇怪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us）、巴塔克人（Bataks）、亚齐人。这尚不包括居住在城里的华商。华商遭到憎恨，却又不可或缺。他们充当批发商、零售商、放贷人和高利贷主；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寄生虫，但谁都离不开他们。
所有这些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但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一种“通用语”，来把其紧邻的世界联系起来。自16世纪起（无疑还要更早），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或更为人们熟知的马来语在起这种通用语的作用。这种语言构成了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的基础，甚至在它成为新兴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前就成为民族主义者规定使用的语言。尽管如此，它必须能够满足新的用途，尤其是在科学领域。请想一想，一个有关术语的委员会在一项法令中就采用了37795个新术语！
如此说来，它就像一个新语言，这种语言在印度尼西亚的作用确实无法与印地语在印度的作用相提并论。在印度，印地语当然是一种通用语，但同时还有英语，后者仍然非常具有生命力。荷兰语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存在下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荷兰人（除少数姗姗来迟的、仅部分实现的努力外）没有发展现代技术教育，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授。一位经济学家宣称，他们希望“在本土居民无知的基础上确立他们的优势。使用荷兰语会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而此是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避免的”。
印度尼西亚语言上的多样性反映在文化上的多样性甚至文化混乱上。在这一群岛，大的宗教都有奇怪的冒险历程。它们从未靠自身取得胜利，而是与包围着它或围攻它的民间信仰共存，时常与其一个大的对手合并。
在这一方面，离雅加达（荷兰人重新占领巴达维亚后曾短时期成为爪哇的首都）有大约25千米的某些村民可作证明。他们与一位来自欧洲的旅行者进行交谈。一位名叫卡尔约迪科洛莫的农民毫不迟疑地宣称：“在爪哇我们都是穆斯林。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谈论你们的神呢？穆斯林只信奉一个神。”卡尔约迪科洛莫看上去困惑不安，他的父亲帮他解了困。“这很困难，”他平静地说，“……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的神。他们能帮助我们，也能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的稻子仰仗毗湿奴的妻子雪山神女[45]。”（蒂伯尔·门德语）
进而言之，在整个国家都看不到清真寺。穆斯林村民在雪山神女的祭坛上供献水果和点心；而且，为了驱逐恶魔，他们在田里竖起竹笛，风儿吹过，它们会呼啸发声。同样，他们被要求用阿尼阿尼（ani-ani），“一种小的手持镰刀”，安静地收割庄稼。安静而迅速，这样善神就不会逃走。
神奇之岛巴厘也呈现出类似的画面。这里保存了印度—爪哇大帝国及其印度教信仰的遗产，但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在这一岛屿，死者必须火化，以让其灵魂升天。不过，与此同时，整套的泛灵论信仰和做法都残存下来，与现在仍很流行的祖先崇拜联系起来。
·维持这些四分五裂的民族的团结统一并不容易。
对荷兰的仇恨并不是万应良药。当所面临的问题是让一个原始的、悲惨的经济实现现代化，或至少向其大部分由劳累过度的农民构成的人口逐渐灌输坚韧时，统一变成一件难事。荷兰殖民给新政府带来的最大帮助是它对农业人口的剥削非常彻底，以致只有小地产主能够保持自己拥有的土地。这样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没有对大地产进行重新分配的任务，不必担心农村骚动。所有农民都同样贫穷。
事实上，贫穷的农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生存经济的囚徒。稻米是他们的基本食物，也是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远远超过了玉米、芋头或西谷米……水牛只是作为役畜或驮畜来饲养。人们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仅仅食用少量的鱼。简单地说，这种经济处在市场之外。少量稻米、一点布、一个手工制作的玩具，在城里出售几种类似的物品就能挣到足够的钱以满足其微小的需求，包括廉价的香烟，“上面充满丁香香气，形态类似于小的椭圆锥体”。
工业仍然处在襁褓期，只有石油设备、橡胶种植园及其相关的工场、煤矿和锡矿除外。煤矿和锡矿都在苏门答腊岛（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也产锡），在苏加诺博士对它们实行国有化之前由英国—美国公司经营。但无论属于欧洲、中国还是国有，印度尼西亚的工业活动难以起到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同时，自从与荷兰断绝关系之后，其主要出口产品——橡胶、咖啡、烟草、干椰子仁和糖——的外销途径变得更少了；这些产品是荷兰人以牺牲传统的食用作物为代价发展起来的。
尽管如此，今天印度尼西亚75%的出口产品仍然是诸如橡胶、石油和锡这样的原材料。
因而，印度尼西亚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国家依然处在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状况之中，非常危险地仰赖世界市场的波动。因而，1951年，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中止给印度尼西亚的预算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通货膨胀的飞扬，再加上每年约100万的人口增长，致使现在（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不是从海外大量进口稻米，爪哇就会出现饥馑。此外还应加上缺少称职的管理人员、行政部门头重脚轻、地方性的缺乏安全保障以及组织不善的军队。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反对派政治家这样说：现在是喊口号、进行宣传和发起诸如收复西伊里亚等引人注目的运动的时期，而不是制订系统性的计划的时期……我们难道不能以他的这一说法作为结论吗？
事实上，计划已成为当务之急。自由的恢复和由此引起的人民情绪高涨，肯定不会鼓励人们在人口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这一努力是必须做出的。印度尼西亚本身应当团结起来。国家如果没有一支海军和空军，在如此分散的岛屿中，又会存在什么样的统一呢？
爪哇岛众多的人口使它在印度尼西亚“太阳系”中完全占据中心地位。1815年，它有500万人口；1945年，人口达到了4500万；1962年则达到了6000万，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同时也拥有国家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但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400人）已接近于所能承载的最高限。现在已根本不可能从森林中夺取更多的土地，因为林地已减少到了最低限，进一步采取行动就会“进入危险区”。一个希望之地苏门答腊岛，那里每平方千米仅有30人，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但苏门答腊的土地不如爪哇岛肥沃，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而这是一般农民无力解决的。
爪哇岛的中心地位令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耿耿于怀，引发了活跃的分离主义和众多要求建立有效的联邦的呼吁。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最近（60年代初），分离主义起义成倍地增加，包括安波那的摩鹿加共和国，西苏门答腊的伊斯兰运动（Dar ul Islam），爪哇的泛巽他运动（Pansunda），哈特博士（Dr.Hatte）在苏门答腊巴东地区开展的运动，以及“上校们”在西里伯斯的分离运动。这些上校中的最后一位，辛伯隆（M.Simbolon）上校，于1961年7月27日投降。
此外还有别的困难。印度尼西亚政府感到它不得不限制共产党、社会党和自由主义的穆斯林党的自由。从而“苏加诺主义”就变成了一党专政，其纲领是“有指导的民主制”。
随着自由受到压缩和反对党尽管得到原谅但被置之一旁，“强人”——“邦加诺”（Bang Karno，“兄弟苏加诺”）——认为自己能够且应当执行引人注目的政策。这样，在昨天（1955年），中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大会在万隆（Bandoeng）召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做出了种种努力来争取荷属新几内亚，即西伊里亚。得到满足的民族主义者对这样一个在所有领域、在未来许多年面临的只有困难和令人生厌的任务的政府，表示了某些支持。[46]
菲律宾
菲律宾的历史不属于法国正式的课程表中授课的内容。它与东南亚的通则没有相悖之处。这些岛屿也是不同民族相会的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
至少自新石器时代起菲律宾群岛就有人居住，冶铁业早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几百年就已出现了。自公元5世纪起，印度—马来文明传到了这里，该文明的主要来源是爪哇；在富裕的满者伯夷帝国（Empire du Madjapahit）的统治下，该文明在列岛传播开来。中国商人不久也到了这里，他们构成了一个商人和船员精英阶层，向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农奴行使其权威。
15世纪，伊斯兰教出现在大岛棉兰老岛（Mindanao）。到了16世纪，菲律宾群岛为费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的西班牙人发现，麦哲伦本人1521年在那里丧生；1565年，西班牙人殖民到北方的另一大岛吕宋岛。随着他们的到来，基督教重新开启了与异教徒的由来已久的斗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远东，对手是摩洛人[47]。
尽管起义经常发生，尽管西班牙在马尼拉进行的统治非常不善，但它对菲律宾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898年。该年菲律宾内部爆发了大起义，美国舰队介入进行干预。结果菲律宾并没有马上获得独立，因为美西战争结束时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1898年12月10日），把菲律宾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这令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大为愤慨。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做贼心虚，宣称他的使命是“教导开化菲律宾人，使之成为耶稣基督为之死在十字架上的民族”。
直到1946年，菲律宾群岛才获得了独立，至少是理论上的独立。
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过去之后，菲律宾拥有众多人民（高达2500万人，每年增加70万人，而其国土面积仅为30万平方千米左右，仅为法国国土的一半）。其人口非常杂乱：95%是马来人，但其中掺杂了其他民族成分；40万—50万人是难以辨别的原始民族；20万人是中国移民；另有7万人是矮小黑人。
菲律宾共有2000万名天主教徒，是远东唯一如此庞大和联系紧密的基督教团体。第二大基督教团体包括200万名天主教持不同见解者，即阿格里庇亚宗，它得名于该宗派的创始人，一位名叫阿格里庇亚（Aglypya）的前神甫，此人曾帮助组织了1898年大起义；再下是50万名新教徒。穆斯林人数在200万左右，另有50万名异教徒……自1898年起，除少数几个名门望族外，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西班牙语的地位；而在同时，马来方言的一种他加禄语（Tagal）重新抬头。最后，是数量众多的其他方言。今天（60年代初），至少一半的人口仍不识字。
菲律宾非常贫穷（假如说不是赤贫），以农业为主体。然而，大地产一直在以牺牲小农为代价发展着。一位美国观察家所说的“寄生性封建制”社会阻碍了改革，并对外援形成了障碍。事实上，只有马尼拉存在着货币经济，国家其余部分靠的是物物交换。农民处境的悲惨说明了为什么会爆发大规模共产主义起义（布克人起义，Buks），这一起义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上风时受到了欢迎，但在“二战”结束后和美国占领时期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的榜样，古巴卡斯特罗的榜样，仍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监管），国家进步的速度实际上非常缓慢。另外，人口的增长把国家的任何进步都抵消了。
朝鲜半岛
就在昨天，1950—1953年间，朝鲜半岛扮演了一个过去和现在一起令它罹受灾难的戏剧性角色。这几年的朝鲜战争本质上是两大强国的一场冲突，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场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此后，同年12月，朝鲜半岛的独立看来已是当然的事实。该国的北部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南部的解放者则是来自日本的美军。这两个占领区仅仅通过一条人为的北纬38度线区分开来。但尽管联合国进行了干预，这一分界线仍把朝鲜半岛分裂开来。在南方，一个独立的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建立；而在北方，是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1950年，来自朝鲜的共产主义军队攻入南方。随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了武装还击。在朝鲜一侧，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进来，以恢复平衡。1953年7月，交战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重新确定了北纬38度分界线。但无论对北方还是对南方来说，朝鲜半岛的这一任意的分裂都不会使生活变得容易。
·首先是地理。
朝鲜半岛为日本列岛、西伯利亚和中国包围，一直是其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的受害者。小国与大国为邻的坏处在朝鲜半岛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国认为自己有权对它做什么事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朝鲜半岛是一个拥有22万平方千米的巨大的半岛，大致由北向南伸展。它仅仅通过两个与高耸的长白山平行的狭窄河流——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分开。长白山脉这道屏障事实上保护了朝鲜，最初可能确立了它的独立。自北纬43度到34度，朝鲜半岛是一道长800—900千米的土地，粗看起来与意大利非常相像。
与意大利一样，朝鲜半岛也不幸成为一个天然通道。中国把它视为一个门户，认为应当像对突厥斯坦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那样加以监视；日本如果不能通过正当或邪恶的手段进入这个半岛，就会感到自己消失在海中，因为地理在这里似乎系留了其群岛——绞船索未免有些过长了。因而，一旦日本感到自己尤其强大，或感到自己受到特别威胁，朝鲜半岛就会遭殃。自1592—1598年丰臣秀吉试图夺取这一半岛（未获成功），到1910—1945年日本成功地占领朝鲜半岛，日本不止一次地这么做。
为了填满它的不幸，朝鲜半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被冰封住时”还是“苏联的门户”。日本海在南至北纬38度的地方会结冰；而早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就对这一要道产生了兴趣。过去，在日本人对朝鲜半岛的帝王形成威胁时，他跑到了俄国大使馆避难。
朝鲜半岛是一个贫穷的半岛，虽然至少远至汉城这样靠北的地方仍生长着竹子，但很寒冷，北方为广阔的针叶林覆盖，只是在西部和南部有着繁忙的海岸和广阔的平原。对其高达3100万的人口（每平方千米超过140人）来说，平原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半岛的南部延伸到大海深处，有一系列岛屿。其中最有名的为位于朝鲜海峡中央的对马岛：它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到两地的距离为100千米稍过。朝鲜半岛与长江口之间的距离为500千米。
因而朝鲜半岛受到了大海的很大影响；它不仅是一个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国度，有着森林和矿藏，也是一个渔民、航海家和商人的民族。自其历史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它就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富有成效的接触搭建了桥梁；自中世纪起，它尤其充当了进行阿拉伯和波斯贸易的中国南部与北方地区之间的联系纽带。作为一个通道和十字路口，朝鲜半岛是一个商人和移民的国度。
·朝鲜半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岛屿，自愿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但也情愿或不情愿地向外部世界敞开，借此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三国时期（公元前1—公元7世纪）遥远的历史是中国从文化上征服朝鲜的历史。这三个王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新罗（Silla，公元前57年），其次是高句丽（Kokuryô，公元前37年），最后是脆弱的百济（Paekche，公元前18年），它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因而，它们彼此大致属于同一个时期，但中国文明来到它们中间是分先后的。佛教先在高句丽立足，随后是在百济（公元384年），最后是新罗（公元527年）。
三国中最原始的一个王国新罗超过了另两个国家，并在公元668—935年把整个朝鲜半岛控制在自己手中。该王国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唐朝统治的整个时期（618—907年），都享有兴盛的大型贸易；它尤其生活在那种通过折射得到的光辉上。
庞大的新罗瓦解后，朝鲜半岛的统一因一个新的统一王国高丽（Koryô，913—1392年）而得到恢复。朝鲜的国名即源自这一王国。高丽文明因印刷术的发明而繁荣。这种技术源自中国，是在9世纪发明的。佛教以简化的禅宗的形式（中国人读作Tch’an，日本人读作Zen，朝鲜人读作Segn）在文人和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儒教在此扎根并兴盛起来，而且根基更为牢固。铸铁雕塑出现了，随后是真漆塑像和五光十色的瓷器，“从中能够发现朝鲜传统金银匠的品位”。
这种全盛局面无疑与整个远东普遍的进步分不开。但朝鲜半岛幸运地躲过了当时笼罩中国的蛮族袭击，后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只是触及半岛。然而，试图打开中央王国所有大门的蒙古人在日本失败后，最后在朝鲜半岛取得了成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自1259年到1368年，控制了该国。
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后，处在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Yi）的统治之下，该王朝掌握政权一直到了1910年日本入侵。除几段动荡时期外，比如1592—1635年相继遭到中国明朝和日本的入侵，李朝是朝鲜半岛一个和平独立、富有成果的时期。
毋庸置疑，这几百年的主要特征是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作为其结果，兴起了一种部分地从其普通民众无穷无尽的想象中获取灵感的文明。文字书写的变化促进了这种对大众文化的吸收。“在那时之前，中国的文字书写只能让文人用口头语言进行思考和书写。过去用中文撰写的小说现在开始用朝鲜文撰写，而且社会的整个新兴阶级得以接近文化。到了18世纪，这种丰富多彩引发了一场堪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美的文化沸腾。”（Vadime Elisseeff语）
然而，在朝鲜社会的顶层，仍然存在着一种贵族的、精雕细琢的文明。这种文明以新儒教的胜利为特征，具有某种理性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倾向。正是在那时那些家族信仰和新儒教由以立身的伦理思想生根发芽。即使到了现在，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朝鲜人仍然是“其最虔诚的代表”。
·现在。
关于朝鲜半岛的现在，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大自然预先决定了它的统一，一个几百年来历史上有过牢固统一的国家，却因现实问题而分裂为两个国家，兄弟反目为仇。原有的首都汉阳（通常人们称之为汉城，意为“首都”）现在属于韩国，不再控制横向的汉城—根山大道（Séoul-Gen-san）。请想象一下，意大利一分为二，罗马被剥夺了通往安科纳的道路后会是什么一种样子。北方有工业、钢铁和电，南方（在60年代初）则只有稻米、大地产和外海。
此时它们看上去像是两个静止不动的木偶，由于自1953年以来不再运动或不再有人牵动绳索而被遗弃了。
1966年附言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上升为明星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荷兰于1963年4月30日被迫退出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荷兰曾经力图通过武力维持统治，并在国际法庭上争取对上述国家的权力。
于是美国认为赢得了一个中立国家，因为它已经通过联合国和自己的援助项目强有力地帮助过印度尼西亚。1963年7月8日，在英国的庇护下新马来西亚国家（马来西亚联邦、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宣告成立时，这种努力宣告失败。友好谅解的努力（马尼拉会议，1963年7月30日—8月5日）也告失败。自同年9月16日起，雅加达爆发反英示威。米高扬（Mikoyan）的来访（1964年6月22日—7月2日），共产党（亲华）自1964年8月5日进入政府，表明道路的彻底改变。最终印度尼西亚脱离了联合国，随后在中国和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威胁要建立“革命的联合国”，但是它把自己改造成了“民主国家”。不过印度尼西亚的这一变化持续时间很短。
1965年9月30日夜—10月1日，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政变的企图引发了对军队阶层的强烈反抗，后者在苏哈托将军的命令下取得了国家政权。军队迫使苏加诺总统保持中立，并夺走了他所有的实权。军队进行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之一，无数被怀疑为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被杀害：根据不同的估算，有大约20万—50万人被杀。军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与北京中断关系，结束了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斗争。后者由英国扶持，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和英国在婆罗洲的两块土地，沙捞越和沙巴州。这一人为组合抵挡不住政治斗争的考验，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大马宣布独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逆转无疑为世界的这一地区带来了暂时的休整。
上述这些事件在这一地区是如此的敏感，进而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样，在世界面临或公开或潜在的纷争本已困难的局势中，越南南部和老挝内部的冲突与紧张局势可谓火上浇油；越南不断的政变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确定，但人们无法追根溯源。从1965年初开始，越南南部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恶化，令美国发动的对北方的空中行动，密度越来越高，但除了几次停歇，这些行动并不能解决冲突。越南战争越来越影响到世界整体局势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