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习
由于某些我们无须过多拘泥于其中的历史原因，大多数关于社会学习行为的研究都聚焦在非人类动物身上，并且研究者主要是行为生态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因此，对于认知科学家如何看待心理过程，相关讨论极少（见第4章）。然而，多年来，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那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社会学习取决于与调节非社会学习的过程不同的通过基因遗传的过程（Klopfer，1961；Templeton, Kamil and Balda，1999）。这个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许多行为生态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社会学习——很可能是所有非文化性质的社会学习——依赖与非社会学习相同的学习机制，这些社会学习是广泛关联的过程，通过在各种事件表现形式之间建立兴奋和抑制链，编码用于长期记忆的信息（Dawson, Avarguès-Weber, Chittka and Leadbeater，2013；Frith and Frith，2012；Leadbeater，2015；Hoppitt and Laland，2013）。有四条证据共同证明了这一结论（Heyes，1994）：
社会与非社会学习能力是共变的（Lefebvre and Giraldeau，1996）。在鸟类（Reader and Laland，2002）和灵长类动物中（Reader,Hager and Laland，2011），在社会学习测试中表现良好的物种往往在非社会学习测试中也有良好的表现。即使是在做统计分析时对体重、脑容量以及种系发生都有所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性仍然存在。另外也有证据表明，社会和非社会学习在同一物种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也是共变的（Boogert, Giraldeau and Lefebvre，2008；Bouchard, Goodyer and Lefebvre，2007）。
独居动物具有进行社会学习的能力。的确，章鱼（Fiorito and Scotto，1992）和红足龟（Wilkinson, Kuenstner, Mueller and Huber，2010）等在野外独自生活的动物在实验室测试中证明了它们能够并善于从社会线索中学习。
社会和非社会学习拥有各自的常见变体。这两种学习行为各自都具三种不同的基本类型（对于单一刺激的学习、对于不同刺激间关系的学习以及对刺激与反馈之间的关系或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学习。参见Heyes，1994；2012c），并且这几种类型中的社会和非社会学习行为都已经在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中被发现（Dawson et al.，2013；Leadbeater，2015）。例如，对行为与结果的社会学习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如今也在鸟类身上发现（Dorrance and Zentall，2001；Saggerson, George and Honey，2005）。
在社会学习行为中可以找到关联性学习的痕迹。尽管经过精心设计的、研究调节社会学习的认知机制的课题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有此目的的研究都发现了社会学习以关联性机制作为推动力的迹象（Cook, Mineka, Wolkenstein and Laitsch，1985；Cook,Press, Dickinson and Heyes，2010；Olsson and Phelps，2007；Alem et al.，2016）。例如，研究人员结合数学模型与功能性脑成像技术对人类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基于对预测误差（期望与接收到的刺激不匹配）的估算，对来自社交伙伴（社会学习）的信息的处理和对来自个人的奖励反馈经验（非社会学习）的信息的处理所用到的计算是相同的（Behrens，2008；Garvert, Moutoussis,Kurth-Nelson, Behrens and Dolan，2015；Hill, Boorman and Fried，2016）。我们对于社会和非社会线索的处理有时是在不同的大脑区域中进行的（Behrens, Woolrich, Walton and Rushworth，2007）。然而，有证据表明，与其严格区分社会与非社会学习，每个大脑区域或许都具备处理社会和非社会线索的能力，还可以根据哪种类型的线索与现有状况的关联性更强而在二者间随意切换（Cook，2014；Nicolle et al.，2012；Rushworth, Mars and Sallet，2013）。
综上所述，这四条证据强烈暗示，社会与非社会学习是由同一套关联性过程调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