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学习
20年前，如果有人指出，编码长期记忆信息所用的关联性机制在社会学习和非社会学习中是一样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会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但如今，这个观点已经被许多社会学习研究方面的专家接受，而且关于领域特殊性与适应性专业化的争论也已经发生了转向。目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这类认知机制存在的可能性上：有一类专门用于遗传进化的认知机制，其作用不是将通过社会途径获得的信息长期储存，而是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例如，某些过程，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时机选择性），会促进来自特定类型的学习对象或者其他人的信息（而非独立获取的信息）的使用（对象选择性）。
一、策略路径与注意路径
使社会学习行为具有选择性的机制有两种概念化路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化路径被我称为“策略路径”，暗指选择通常发生在输出阶段。当一位观察者同时看到两个学习对象在从事不同的工作时，他会同时记录来自这两个人的输入信息——例如，他学到推或拉把手都可以开门——随后，再遇到把手时，他就自己决定选择哪种方式开门。因此，根据策略路径，具有选择性的是学习之后的表现而不是学习行为本身。进行社会学习的学习者通常会习得所有可用的信息，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行为却会非常挑剔。这样的选择机制可以被描述为根据某项“规则”或“策略”，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威望偏好）做决定（Laland，2004；Henrich，2015）。关注策略路径的研究人员多会避免对认知机制做出明确承诺（Hoppitt and Laland，2013），但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些行为“公式”（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等）意味着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机制应当是高级别的。说到某人“使用”某种策略，就是在暗示这是一个自主行为而非自动过程。用文字描述这些策略本身，比如模仿有威望的人，暗示其所使用的是一种能够以报告形式编码的规则，模仿则暗示该规则与有关社会学习的决策明确相关，也就是说这些策略是具有领域特殊性的。如此一来，尽管输出选择性原则上可以通过相对低水平的自动过程来实现，但是那些从事策略路径研究的人认为，在选择性社会学习中，输出选择性是由高级别的过程决定的。
另外一种“注意路径”则提出，选择发生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位观察者同时面对做不同事情的两个学习对象的时候，他对其中一个人的观注比对另一个人更加密切，因此对一种行为的了解比另外一种多。例如，他所形成的对于推门和开门之间的联系的表达要强于拉门和开门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开门时他会更倾向于将门推开而不是拉开。一个更具威望的学习对象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这表明观察者倾向于更关注贵族或上流社会人物，而不是广大民众——一种可以被称为“威望偏好”的实证效应。然而根据注意路径，这种偏好缘于低级的或自动的注意过程对学习行为的调控，而非缘于在信息通过行为展现的时刻对明确规则的运用（Heyes，2011；Leadbeater，2015）。
策略路径和注意路径分别与前文所概述的论点一致，无论学习的过程中是否有其他人的影响，换言之就是，无论学习行为（被描述成）是社会的还是非社会的，编码长期记忆信息的机制都是相同的。然而，策略路径意味着那些机制控制的是处在“顶端”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更高级别的过程是领域特殊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负责调节人们使用从社会渠道获取的信息的时机以及对学习对象的选择。那些推崇策略路径的人也倾向于认为，领域特殊性的、更高级别的选择过程，是通过基因遗传的，比如人类的威望偏好就是一种认知本能。与之相反，注意路径则假设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机制是处在“上游”的领域一般性学习过程——它们发生在学习之前——且强调了这些上游的注意过程也具有领域一般性的可能性。它们并不是为了调节对社会线索的注意而专门进化来的，在社会和非社会线索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它们的选择方式都是一样的。
对领域一般性注意过程的研究表明，当某个刺激在感知上较为显著时（例如，如果这个刺激是响亮的、明亮的或突然发生的；Yantis and Jonides，1990），这样的刺激更容易引起注意；或者当刺激与某人的情绪状态相关时，这样的刺激也容易引起注意例如，焦虑和抑郁会使我们的注意力偏向那些具有威胁的刺激（MacLeod, Mathews and Tata，1986），而积极的情绪会将注意力偏向那些吸引人的、具有奖励性质的刺激（Tamir and Robinson，2007）。在这种情况下，对特定刺激S的注意会受S本身的性质以及在注意选择发生时观察者所处状态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注意力会随着之前注意S的结果而改变。当对S伴随着丰厚的经济回报时，关注S所产生的效应会更加持久（Della Libera and Chelazzi，2006），另外，曾经被证实为良好预测因子的那些刺激所获得的注意要比被归入较差预测因子的刺激更多（Le Pelley，2010；Mackintosh，1975）。
举例来说，在一项任务中，刺激在双重维度（比如色彩与线条方向）上发生变化，但只有一个维度（比如色彩）能够独立预测该刺激所属的类别，完成这项任务后，在随后的一项新的定位任务中，两个维度具有同样的预测性，人们会无意识地倾向于注意先前表现出预测性的刺激维度（色彩）而非没有表现出预测性的刺激维度（线条方向；Le Pelley, Vadillo and Luque，2013）。类似这种向成年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施加色彩、线条这类非社会刺激的研究表明，注意力可以通过学习调控。注意力不仅能够被高度显著的刺激——响亮的、明亮的或突然发生的线索——吸引，还会被那些被经验证实的对后续事件有良好预测能力的刺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所谓的“学习三明治”的存在：先前的学习会影响当前场景下的刺激的吸引力分布，并且这种分布情况也会影响通过观察当前场景和后续事件所获得的经验知识。
二、领域一般性选择的案例
大多数文献记载的选择性社会学习案例——儿童的、成人的以及非人类动物的——都可以用注意路径来解释。如果相对低水平的领域一般性过程（也就是认知科学家采用主观上随意的非社会刺激去研究的过程）在人们彼此互动时仍起作用，这些案例是可以被我们预见的（Heyes，2017a；Heyes and Pearce，2015）。
这里提供一个关于长尾黑颚猴的“对象选择性”的例子（van de Waal, Renevey, Farve and Bahary，2010）。在这项研究中，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或雄性长尾黑颚猴打开盒子上两扇门中的一扇取出食物的行为被反复地演示给其他低级别猴子看。随后当这些“观众”获得自己打开盒子的机会时，研究人员发现，雌猴的观众比雄猴的观众更偏好学习对象使用过的门。这究竟是因为这些低级别猴子在观察雄性和雌性学习对象时，均可学到门与食物之间的关联，只是更愿意复制雌性学习对象的行为（策略路径），还是因为低级别猴子更关注雌性学习对象，因此在观察雌性时学到了更多关于门与食物的关联（注意路径）呢？范·德·瓦尔和他的同事（2010）在研究中发现了支持后一种解释的证据：通过对注意力的严谨测评，他们发现，观察者更倾向于观察雌性而不是雄性学习对象打开盒子。这一结果表明，在心理学机制的层面上，雌性学习对象比雄性学习对象更加有效，因为雌性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偏好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于领域一般性学习。在长尾黑颚猴群体中，雌性是种群中的归家性别——雌性始终生活在它们出生时所在的群体中，而雄性在性成熟后就会移居到另一个群体。因此，平均而言，雌性要比雄性更了解当地的环境。因此，大多数长尾黑颚猴也都有机会知道，雌猴的行为比雄性更具有预测性，也就是说，观察雌性更有可能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从而获得对雌性的关注偏好。
人类儿童行为中的“对象选择性”偏好直到大约5周岁时，都可以用领域一般性注意路径解释（Heyes，2017a）。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儿童会表现出威望偏好，即他们更倾向于模仿成人认为的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学习对象（Bandura, Ross and Ross，1963；Harvey and Rutherford，1960），比如他们的校长，而不是性别相同的同龄人（McGuigan，2013）。此外，最近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儿童更倾向于将他们所能观察到的得到社会认可的人，而不是那些受社会反对或没有得到社会反馈的人，作为学习对象（Fusaro and Harris，2008）。这两种“对象”偏好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于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对注意力的调控。如果我们假设一些标志社会认可的行为（注视、微笑、口头表扬）对儿童来说是有益的，当他们被反复指向特定的某人时，这种配对（通过一种被称为“高级条件作用”的关联过程）可使此人的可观察特征更引人注目（Rashotte, Grifin and Sisk，1977）。因此，当儿童模仿某种行为时，他会更加关注被模仿的那个人，从而增加学会这一行为的概率。
幼儿的“时机选择性”偏好也适用于领域一般性输入调节模型。例如，威廉森、梅尔特佐夫和马克曼（2008，实验1）曾使用一个三步骤流程对3周岁的儿童进行测试。三个步骤包括：准备、观察和测试。在准备阶段，孩子们分别获得一个简单或困难的任务，比如打开一个滑动顺畅（简单）或被油灰卡住（困难）的抽屉，并从中寻找某件玩具。在观察阶段，他们观看成人使用独特的方法去执行简单的任务，比如先按下第二个抽屉前面的一个小按钮，然后将抽屉顺畅地打开，并在里面找到一个玩具。在测试阶段，孩子们重新进行他们在准备阶段时被给予的任务，但这一次他们执行的全部都是简单的任务，比如打开在同一橱柜中的另外一个滑动顺畅的抽屉。实验结果表明，在实验开始时被给予困难任务的儿童比遇到简单任务的儿童更倾向于复制成人学习对象使用的方法，即按下抽屉前面的按钮。
威廉森和他的同事用“策略路径”对这一实验结果进行解释——提出儿童是在“依据规则”进行具有选择性的复制（Williamson et al.，2008：282）——其实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注意路径。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中进行的对于非社会学习的实验表明，关联性学习的机制是由“预测误差”——事件（某种刺激或行为）发生后的预期后果与事件发生后的实际后果之间的差异——推动的（den Ouden, Friston, Daw, McIntosh and Stephan，2009；Schultz and Dickinson，2000）。从广义上讲，预测误差越大，学习者越关注该事件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Rescorla and Wagner，1972）。这样看来，在威廉森和他的同事（2008）开展的实验中，只要孩子们的行为以关联性学习为基础，这些行为就会与预期完全一致：他们在观察阶段更关注学习对象的行为，结果，在准备阶段出现较大预测误差时（比如他们以为拉动抽屉就可以使其顺畅地打开，但实际上抽屉卡住了）比在准备阶段出现较小预测误差时（比如他们认为拉动抽屉就会使其顺畅地打开，并且尽管事件发生的过程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但是抽屉的确顺畅地打开了）他们学到的更多。
即使是在成年人类中，也有证据表明社会学习的选择性通常缘于低级别的领域一般性过程。例如，贝伦斯和他的同事（2008）在对成年人进行的研究中，为接受测试的成年人安排了一个计算任务，这个任务需要被试者通过在大量的连续性测试中选择一个蓝色或绿色的盒子来获取分数。在连续性测试的每一个测试界面中都会出现一个用红框标记的蓝色或绿色的盒子，以此表明这个盒子是由测试顾问推荐给被试者的。这样被试者就可以利用个人和（或）社会信息来做决定：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测试中，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在最近测试中所积累的关于每个盒子价值多少分值（个人信息）的经验和（或）测试顾问的建议（社会信息）来选择盒子。在实际测试中，被试者以高度灵活和适应实际需求的方式使用了这两种信息。如果在测试过程中，个人信息在预测蓝色与绿色盒子两种选项的当前分值时比社会信息更准确，那么被试者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就会多于社会信息，而当社会信息比个人信息预测得更加准确时，被试者则会更多地依赖社会信息。因此，这个测试结果被视为一项针对社会学习的选择性的实验，它显示了一种相当微妙的“时机选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测试的进行，被试者对于社会学习的依赖达到了社会线索能预测而个人线索却无法预测决策结果的程度。贝伦斯等人的研究的关键特征是，他们通过对脑成像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分析，为关联性学习机制可用来追踪个人线索和社会线索的预测价值这一结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个人和社会线索的价值是通过大脑前扣带皮层的两个不同但相邻的区域计算预测误差——关联性学习的痕迹——获得的，在做决定时，这些平行的信息流是在大脑腹内侧前额叶汇总的。
这些在非人类动物、儿童和成人中的研究案例表明，社会学习是可以通过与其他非社会学习行为相同的方式获得选择性的：通过低级别的、领域一般性机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调节注意力的机制。因此，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单纯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使其具有选择性的遗传或非遗传机制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