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社会学习
为了寻找能够证明专门用于社会学习的策略——文化学习的候选机制——存在的证据，我们需要为社会学习策略这一概念在认知科学领域寻找一处归所，并更加仔细地研究成年人身上的选择性社会学习。
一、明确的元认知
我提出，选择性社会学习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关键的、与文化有关的差异在于，人类的某些社会学习是通过明确的元认知而变得具有选择性的（Shea et al.，2014），即通过有意识的、可报道的、代表“谁知道”的领域特殊性规则，也即这些规则的使用者及其他个体的认知过程的属性。这些规则或“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潜在案例包括“模仿拥有最大规模船队的造船者”以及“模仿数字原生代”。元认知规则将社会学习精准地集中于知识经验丰富的人身上，鼓励具有高保真度的行为复制。由于这样的复制行为是排他的、专门的、准确的，因此它可以通过强化“亲子关系”（Godfrey-Smith，2012），保持小规模的有用变化并将其推广来推动文化进化（Heyes，2016a；2016c）。
这种元认知假设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有意识地反复琢磨“谁知道”这个问题，并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决定自己该以谁为榜样、向谁征求意见或是否有足够把握自己出去试着闯一闯。除了直觉外，正式的证据——社会学习可以通过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获得选择性——出自一些对成年人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成年人表现出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无法仅由低层次的领域一般性认知过程的作用解释，并且这种选择性与他们明确表达出来的信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觅食与感知测试中，被试者被要求在能够使用社会信息进行最后决策之前，先做一个初步的决定，并就他们做这个决定的信心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Morgan, Rendell, Ehn, Hoppitt and Laland，2012）。我们发现，被试者对于自己的信心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们对错误决定的信心要低于正确决定，并且，重要的是，被试者越没有信心，则越倾向于使用社会信息，这表明他们有意运用了“不确定时复制”的规则。同样，在另一个觅食任务测试中，被试者使用社会信息——二选一的建议，他们相信建议提供者是为了帮助而非误导他们（Diaconescu et al.，2014）。被试者明确表示了这个信念，当被试者得知建议提供者自己也不知道该推荐哪个选项时，那个最基本的效应——建议提供者的动机和被试者对社会信息的使用之间的协变作用——就消失了。因此，这些结果表明，被试者使用了一种明确的元认知策略，比如“在学习对象有意提供时复制”。
二、元认知策略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按照元认知假设的观点，选择性社会学习的策略路径只在极少数案例中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动物以及幼儿的案例中，社会学习的选择性仅仅缘于低层次的领域一般性心理过程。但偶尔，且只在人类中，社会学习信息确实是通过明确的规则（能使用类似于“复制数字原生代”这样的简单公式来描述的规则）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的。将这些规则识别为明确的元认知，就在行为生态学与经济学中的社会学习策略研究与认知科学中的元认知研究之间建立了关联。元认知是认知科学领域中日益流行且逐步取得进展的研究课题（Fleming, Dolan and Frith，2012）。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种学科间的连接将为我们揭示与社会策略乃至文化进化的计算和神经基础有关的大量信息。
元认知假设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社会学习策略——真正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更有可能是经由文化而非基因传承的。它们是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本能。证据就是，其他明确的元认知规则通常是通过社会互动习得（Bahrami et al.，2012；Hurks，2012；Mahmoodi et al.，2013）并因此表现出显著的跨文化差异（Güss and Wiley，2007；Heine et al.，2001；Li，2003；Mayer and Träuble，2013）。举例来说，西方的儿童能够通过学习使用“语义聚合”的方式从记忆中找出动物的名字（比如先想到鸟类，然后是哺乳动物；Heine et al.，2001），而成年人通过社会互动进行学习来明确地表达对众人智慧强于个体智慧的信心（Bahrami et al.，2012）。
鉴于这些发现出自一般的元认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也是通过社会互动进行学习的产物，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差别。与这些预测中的第一条预测一致，我始终无法在4岁或5岁的儿童中找到可以证实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儿童有机会通过指令学习到这样的策略之前，他们是没有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Heyes，2017a）。
与第二个预测一致的是，有证据表明成人使用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具有跨文化差异（Eferson et al.，2007；Eriksson，2012；Henrich and Broesch，2011；Mesoudi, Chang, Murray and Jing Lu，2015；Toelch, Bruce, Newson, Richerson and Reader，2014）。例如，与西方人相比，斐济人从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那里寻求建议的可能性更小（Henrich and Broesch，2011），而与英国人相比，中国人进行社会学习的情况更多，且他们的社会学习行为对不确定性的依赖也更少（Mesoudi et al.，2015）。
因此，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不是通过基因继承或者由不同个体使用者重新设计的，事实上它是从他人那里习得的。比如，我并不是靠自己发现当我在使用电脑遇到麻烦时向数字原生代学习的行为是个不错的主意，而是我的一个有青少年子女的朋友告诉我这样做的，并且从那之后，我就一直盲目地采用这个策略，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比较在这一问题上年轻人和年长者提供的建议在质量上的差别。
三、元认知策略促进文化进化
我在第3章中概述了关于认知的双重过程的观点。这里我阐述了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双重过程的观点，并提出大多数社会学习策略或学习偏好是“行星式的”——基于领域一般性心理过程，而只有在人类中发现的少数社会学习策略及学习偏好是“厨师式”的——基于明确的领域特殊性规则（Heyes，2016c）。行星的运行符合规则，但行星本身不理解这些规则，也不会有意地去运用这些规则，因此科学家们明白行星运行的规则，但行星本身对于其运行规则并不理解。同样，非人类动物和幼儿的行为，比如模仿成功者或年长者，是可以通过公式来描述和预测的，但是这些行为策略或规则是科学家看到并理解的，而行动者本身并不理解。相比之下，当人们使用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时，他们则更像厨师而不是行星。厨师们是知道他们的行为所符合的规则的，并且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的契合也部分源于他们对规则的了解。
“厨师”的比喻在这里尤其适用，因为许多菜谱事实上也都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它们经过几代人根据当地条件——气候条件，配料、燃料和烹饪器皿的可用性——进行的适应性改变，并被新一代通过社会学习习得，学习方式包括观察专业人士，在营火旁、厨房里观摩，在有些地方学习方式是看菜谱。而且，我认为，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菜谱”也是如此。“优质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在某个特定社会认知生态中能够准确编码“谁知道”的策略——是文化进化的产物，通过非正式场合的社会交往、在学校以及通过阅读习得。人类并不是通过遗传获得如下倾向的：在出现健康问题时模仿药用植物专家，在渔网出现问题时模仿捕鱼专家，或者为了避免盲从只在能看到回报的时候才模仿大多数人（Wisdom et al.，2013）。这类策略或学习偏好——真正具有策略性及属于文化进化的唯一类型——是通过榜样或指示向其他人学习获得的。它们是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本能。
选择性社会学习的双重过程的观点也远不是扁平化的。这一观点表明，即使是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也比之前想象的要更加灵活与高效。如果像行为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社会学习策略是遗传进化的固定产物，它们固然可以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的产生只能以提升祖辈对环境适应程度的方式存在。例如，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如果年纪较大的人更加善于提供更可靠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人也会倾向于模仿年长者，即便是在技术日益精进的当今社会，年轻人往往知道得更多，至少在某些领域如此。相反，由于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源自领域一般性的学习过程，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使社会学习具有选择性的方式在一生的时间里会迅速变化以适应社会和非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如果年轻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就会学到更关注并模仿年轻人的行为。
由于双重过程的观点甚至将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也定义为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这一观点使得我们难以识别厨师式的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的优势，因此无法讲清楚促进文化的独特的人类选择性社会学习究竟是什么。以下是应对这一挑战的一种尝试。
第一步，从元认知到更优的社会学习策略。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能够更精准地将社会学习集中在知识经验丰富的对象身上，这是因为明确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本身就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是在社会交往的背景下通过学习获得的，并将前人积累下来的关于在不同领域中谁最在行的智慧进一步萃取沉淀。行星式的社会学习策略可以只根据一个人的经验（使用者的经验）进行更新。假如一个人在模仿年轻人时获得了比他坚持非社会学习（或模仿年长者）时更多的回报的话，他将——用行星式的策略，也即通过领域一般性机制——形成一种模仿年轻人的学习行为偏好。但是这种偏好具有适应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它所应用的领域是狭窄的。它来自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包括年轻人和年长者的样本，即学习者试图模仿的是少数个体。相比之下，当一个中年人通过明确指导或是跟随时代潮流学习模仿数字原生代的时候，他就是在根据多数人的回报经验习得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这里的多数人包括通过子女学习了信息技术并告知其他人的人。因此，遗传的社会学习策略宽泛但缺乏灵活性，行星式社会学习策略灵活却应用范围狭窄，只有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既宽泛又具有灵活性。
第二步，从更优的社会学习策略到更高的保真度。由于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可以更精准地识别“谁知道”，这就增加了学习者凭借更高的模仿保真度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保真度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专属性。从一个或少量学习对象身上获取信息，而不是从大量个体身上获取和汇集信息（比如模仿大多数）。第二，特殊性。模仿精细而非粗糙的“谷”（认知），也就是精确复制某一动作是在何时、何地、如何以及按什么顺序执行等细节。第三，准确性。在模仿时不引入随机错误或基于非社会化学习的变化（Goodnow，1955）。[1]当高保真度模仿处于最优状态时，促进专属性的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便会受到文化进化的青睐（例如，模仿拥有最大船队的造船者的船型设计会比模仿大多数船的船型设计获得更多利润；Godfrey-Smith，2012），并且个人和群体都负担得起让模仿具有高度特殊性及准确性的工具和认知机制的开发。认知机制包括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学习对象的行为细节（及编码行为各部分的序列加工）的执行过程，以及能将观察到的行为翻译成观察者的匹配行为的感觉运动过程。
第三步，从高保真度到文化进化。戈弗雷-史密斯（Godfrey-Smith，2012）曾提出，文化进化的群体模型旨在解释文化特征的分布，比如，在某个群体中，为什么一些思想或技能比其他思想或技能更为常见，而对于选择论模型而言，它解释的不仅是文化特征的分布，还包括文化特征的来源，例如，用海豹皮建造独木舟这样的特殊技能是怎样产生的（见第2章）。对文化特征分布的解释——将群体遗传学中的模型应用于文化现象——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文化领域中良好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基于基因的进化中，每一个新的案例或文化类型的“表达”都必须是一个或少数已有表达的副本。但是，先发生的与后发生的表达之间仅仅相似，或是后发生的表达只是随意地受到先发生的表达的激发，都是远远不够的（Godfrey-Smith，2012；Shea，2009）。就好像是我通过模仿你制作面包的技术学会了做面包，并且我在学习你制作面包的技术时没有将你的技术与其他人制作面包的技术（或是我自己关于做面包的一些不错的想法）结合，那么可以说我做面包的技术是你的面包制作技术的“后代”。因此，假如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促进了社会学习中的专属性与准确性（见第二步），也就是说，假如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减少对一个文化特征中的每个新表达有益的模型或榜样的数量，并减小非社会化学习对该模型的影响程度，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便能够强化亲子关系，从而增强群体模型解释文化特征分布的能力。或者更直接地说，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有助于创造能够使文化变异的分布随时间的推移在地域层面进化所需要的条件。
根源式解释——某个文化变异的改善是如何积累并形成像海豹皮独木舟这么了不起的产物——则不像分布解释那样依赖强大的亲子关系。然而，它们却需要文化变异以小而逐步的方式变化，并且有用的新变异在种群中传播的方式是创造出许多“可进行小修小补的独立平台”（Godfrey-Smith，2012）。换言之，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归因于文化进化，而不是一连串单独个体的洞察力和开创性，是因为每一次改进都是基于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聪明人对原有变异的利用（Amundson，1989）。因此，社会学习的特殊性和准确性均与根源式解释相关。特殊性——精细而不是粗糙地复制认知的“谷”——有助于保持小规模创新的发生。准确性——在模仿过程中引入最小量的随机误差或非社会化变化——有助于确保小规模的创新能够完整地在群体中扩散。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型中，变异的产生和准确地保留之间始终存在矛盾（Campbell，1974），但是就元认知社会学习策略支持详细且精确的复制学习行为而言，它们更可能是有助于文化进化而不是一连串个体的聪明决定，产生的复杂的理论、人工制品和实践方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