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社会契约的危机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87
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知晓社会和时代的走向。人们处在困顿之中，没有人可以真正区分出人们的行为对历史而言是前进还是倒退。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当我们回顾“二战”时的民主时，自由主义议会的政治形式补充了一种新社会规定的承诺。战后西方发展黄金时代之后的时期，并不像很多战时思想家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高度集体化的形式，相反，发生了很多他们并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规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保守个人主义的兴盛。从资本主义和民主双重改革中滋生的社会契约，经历了超过25年的成长期。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它深受民众意愿、休战期失败的历史记忆和经济效益影响，而非完全基于冷战和超级大国的干涉，尽管这点在当时不是非常明显。总之，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为这种社会契约提供了基础。充分就业为财政带来了税收，这些税收能够促进福利国家的繁荣兴盛；经济增长意味着生活水平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提高。在这些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民主国家实现了复兴。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欧洲历史上的这个非凡时期，与前几十年相比，政治上极其稳定，如今这样的稳定走到了尽头。危机和不适感笼罩着西方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呈现出新的势头。石油危机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在外部世界的脆弱性。经济增长不再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好事，而带来的环境危害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充分就业变得困难，它似乎成为人们的记忆，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卷土重来成为时尚。
一些知识分子很快就发现“后现代”危机的证据，当然，这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繁荣兴旺的对比是惊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失业率上升，经济不稳定，但是经济并没有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通过重建民主秩序管理以适应和渡过难关，这一点远比那些共产主义对手成功。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贫困和不安定问题，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保守派人士时刻担心西方民主制度的崩溃，但实际上那只是旧独裁权（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最后的残余。战后的社会契约陷入危机，但它并没有被破坏。西欧民族国家意识到了它们权力的局限性，并且认为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捍卫其生活方式以应对全球竞争。
通货膨胀的危机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的经济伴随着价格的持续温和上涨而发展。这是工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必需的，它提供了一个柔和而不易察觉的方式来收买工人阶级，避免了一直以来困扰欧洲的痛苦的社会冲突。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指出的，西欧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通货膨胀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润滑剂，不是平息而是加剧了社会分配的冲突。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从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发展成为一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最终成为政治本身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为经济秩序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选民会以此作为依据，并影响票选结果。
1973年之前的价格水平上涨，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劳资纠纷具有直接关联。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恰好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束期，因而给工业带来了20年的和平期。至于那些“恶棍”，或者是那些要求过高的工人，或者是那些不愿降低自身利润的雇主，无论是哪种方式，在不危及物价稳定的前提下，西欧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
然而，工资压力并不是加速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在国际经济方面，也同样产生了通货膨胀。比如越南战争（美国印刷美元进行融资），以及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相应的联系，美元的贬值，导致越南战争融资紧张，迫使美国停止使用金本位制。人们进入了一个货币不稳定的新时代，鼓励初级生产者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进行补偿。直到1973年，石油生产商遵循这一方针，宣布石油价格发生重大上涨时，才突然受到世界的关注。
通货膨胀的灾难折磨着整个西欧。对整个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而言，利率从1961—1969年的平均3.7%，上升到1969—1973年的6.4%，1973—1979年，利率显著增长到10.9%。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经验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越来越明显。20世纪70年代，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年利率达到16%，而联邦德国、奥地利、荷兰和瑞士的利率仅接近5%。这样的差异性阻碍了协调统一。浮动汇率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并且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个国家处在一个位置上，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过去，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常是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措施开始不再奏效。需求管理变得无用，经济放缓也不再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案。针对这一奇怪的现象，产生了一个新名词——“滞胀”。通货再膨胀只会让状况更加糟糕。其中一种应对措施是，通过国家参与收入和价格谈判，来加强和完善需求管理。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未经调节的社团主义引起的，那么或许政府应当介入其中，同时加强对雇主和工会的约束。这是英国工党和保守党都采取的应对办法，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死胡同。当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无法解决强大的旷工联盟罢工行动时，政府的权威遭到质疑，并引发人们对国家政治统治问题的思考。英国工党政府在1976年之后实行的工资限制政策较为成功，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在英国，新社团收入政策并不具有可行性，甚至会让社会朝着更糟糕的态势发展。
英国很容易忽视其他地区也采用了相似的政策来应付这次危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瑞典和奥地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都远低于英国的水平，而奥地利也同样使通货膨胀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在劳资关系方面拥有好战的传统，而瑞典和奥地利则采取调解、联合行动、妥协相结合的应对措施。对于那些拥有工会的银行而言，例如在奥地利，它们的利益同整体的经济健康相关，健康的经济状况能够调节它们的需求。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控制价格：那就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实现通货紧缩。1973—1974年的联邦德国，人们开创了这样的方法并十分奏效。1976年，卡拉汉（Callaghan）内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邀请下效仿了这一做法。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都被视为与国家干预工资谈判政策不同的又一举措。但是，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获得成功时，货币政策被提升为条例，成为一个新的信条：货币主义。国家的野心被削减，它的作用仅限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监控资金的供应。新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承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在混乱了50年之后出现了。其中，撒切尔最大的批评者之一，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写道：“这是本世纪第二次，货币主义的信条成为英国官方政府的信条。”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泽（John Vaizey）在1979年离开工党，加入保守党。他认为：“不会再有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民主思想了，理性地讲，凯恩斯主义已经寿终正寝。”
撒切尔的实验
货币主义的吸引力体现在很多方面。理智地讲，这是一场反对战后一直被推崇备至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事件。它将个人的能力从保姆式的国家中解放出来，集体主义让位于自由；国家将恢复原来的状态，政府和领导人的目光则集中于一个指示物，这个指示物也是经济成功的关键——金钱的数量。这是一个通往成功的简单公式，很多人被其吸引。
在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真正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吗？很多批评家认为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失业人口总数不断飙升。很多年前，波兰的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警告说，资本主义并不崇尚充分就业，因为那将弱化劳动准则，因此为了控制劳动力，他们经常希望创造一定程度的失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卡尔多和其他人目睹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用他的话来说：“过去几十年中，充分就业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不平衡，而‘新货币主义’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人们似乎很难驳斥这种观点，尤其是在撒切尔政府反对工会的视角不受欢迎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工会并没有抱有一种“赎罪”的决心，它们曾经让撒切尔夫人的前任蒙羞，因此撒切尔政府自然而然地希望拆散它们。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强调，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新政府有意创造一个50年未见的失业规模。结果和起因不能混为一谈。所有的证据表明，白厅对这种状况也感到惊讶。正如吉尔莫（Gilmour）注意到的那样：“1980年2月，撒切尔夫人发现很难批评卡拉汉政府统治时期失业人口翻倍的问题，因为她发现在此基础上，她的政府会将失业率提高3倍。”但是由于撒切尔政府将控制通货膨胀视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因此大量失业的出现不能够证明政府政策根本性的失败。
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货币主义只能够提供给政策制定者们必要的经济事实，但是却使他们逐渐远离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使得政策依赖于货币主义的概念——货币供应量，这个概念很难界定，而且更难控制。一系列的指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公共部门借贷需求被引入和应用。像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这样的传统政策工具也依旧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被悄然放弃。现实战胜了撒切尔夫人，她通过政府主导消费繁荣这一传统政策赢得选民的支持。理智地讲，相比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相反，实际上它简明的特点和教条化的属性，使货币主义更像是一种知识的回归，用吉尔莫的话讲，“撒切尔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不如讲这是抓住以冗长、繁杂的纯粹意识形态，来解释和控制社会行为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我们不能够因此低估“撒切尔革命”对于经济的影响——尽管历史学家们经常这么做——相反通过撒切尔革命，我们能够重新评价在现代世界，国家的职能范围是哪些，哪些又是政府不该触碰的范畴。当“铁娘子”被问到她的政府改变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每一件事情。”——这暗示了她无可比拟的雄心壮志。她陈述道：“我们在方向上做出了根本的改变，我认为我们已经以一种有利的方式改变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由于两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巨大变化的言论具有误导性。首先，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特有的独裁形式：国家在一些领域收缩权力，与此同时，扩大在另外一些领域的权力。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权力被移交给白厅，政府在住房和教育领域的权力扩大，而在地方征税问题上国家做出了让步。警察力量和学校失去了自主权。另外，《官方保密法令》（Official Secrets Act）赋予了英国政治警察未知的权力。用莱维塔斯的话讲，即新右翼寻求竞争和服从的同时实现。英国经济的“私有化”是和其行政系统的“国有化”相适应的。
也许最出乎意料的是，撒切尔政府从长远角度削减政府经济支出的努力遭到了失败。1977—1978年，公共支出占政府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2.5%，这一数字在随后一年为41.7%。这种削减的程度非常低。在同一时期的政府公共支出中，国家福利的比例几乎是固定的（1977—1978年比例为55.7%，1987—1988年比例为55.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非常稳定（分别为23.7%和23.2%）。并不像政府承诺的那样，税收占到国家收入的比例几乎没变。一份关于财政紧缩的研究表明：在国家福利方面，并没有发生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一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调查总结道：“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发生了严重的衰退。”
当然，更加细致的研究显示，一些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缩紧了对于福利资格的审核，但是大量失业使得政府在社会安全上的投入增多。住房领域的花销骤降，被冻结的公共住房计划滋生了一批新的流浪人口。城市的居民已经习惯目睹睡在门口和公园长凳上的人。另一方面，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开支并不像民众想象的那样大幅下降。
毫无意外，这种状况并未受到充分关注：撒切尔政府并不愿意以保持国家高昂的开销为代价，宣扬政府的成就；她的竞争者们也不想。一部分人将削减视为众望所归的，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那是低劣的，但是每一方都愿意扩大自己的影响。那么为什么撒切尔革命失败了呢？除了惯性和政府不愿做出改变等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大部分民众支持国家提供基本服务。这个因素，结合着撒切尔独裁化趋势而产生的集权，意味着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政府部门的整体力量得到了增强，而非弱化。但是如果发生在英国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如何呢？
持久的状态
撒切尔政府的实验最为集中地代表了西欧国家试图与战前的状态做一个告别的想法。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任期一道，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占优势的时期。如果说撒切尔政府的实验最终没达到预期，那么她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一点不足为奇。像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追随英国步伐的意图。在三个主要领域——劳资关系、私有化和国家福利问题上，英国的做法依旧是保守谱系中的极端。
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有两点本质上的差异，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之前的那种极端——用吉尔莫的话讲，英国是“西欧最右翼的国家”。第一个差异是关于历史记忆方面的：撒切尔政府拥护的这种有意的对抗性政治并不是一种巧合，只有很少经历过思想混乱和政治对抗的欧洲国家才能施行这样的政策。在其他地方，关于政治极化的记忆限制了政策的制定者们。对于那些经历了血腥冲突，且生活在当下分化社会环境中的人而言，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团结才是最重要的。与英国首相相比，科尔和密特朗（Mitterrand）更加担忧以阶级对抗为代价的赌博。
第二个因素和第一个紧密相关——价值观和发展前景之间的差异导致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和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差异，后者也许是以战后欧洲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很难想象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会赞同撒切尔夫人的著名格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可能会因为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而产生差异，很难找到他们政策中的宗教特殊性。即便这样，他们的核心信仰还是围绕着协调与和解这样的观念展开的——无论对象是个人还是群体。用一位学者的话讲，他们的目标是“恢复社会天然的、有机的和谐”，这个目标在战前遭到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一致敌视。1945年之后，他们调节了同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各自的矛盾后，基督教民主党依旧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质疑新自由个人主义；像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观点上的差异将他们隔离于自由党和自由民主党之外。强调家庭和慈善组织的作用，认为它们是“社会资本主义”的关键一环。简而言之，他们和保守党之间的差异，一是天主教，二是被占领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福利的支持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扩大权力和赞助范围的途径，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新的选票。像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官僚主义促进了公共部门的增长。因此降低则意味着政党本身的弱化。当国家的记忆、政治权力和道德准则皆反对对于国有部门的激进抨击时，不出意外，撒切尔政府的实验看起来更像是集体主义的“自杀”，尤其是在西欧国家持续强调社会团结的背景之下。在一个国家角色并不激进的地方，缺少“征税抗议”的美国式路线将会阻碍政治家们获得选票。从这个角度来讲，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揭示了美国化在西欧的限制。
在劳资关系方面，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一条更加自愿的方式，他们和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承继关系也更加密切。在那些施行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的地区，例如联邦德国，他们务实地采取了工资协商和工资谈判的传统模式。新社团主义结构性调整仍旧在进行。尽管车间工会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集体谈判的形式只在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了严重的威胁。1973年之后，工人调整了他们的期望值，到处都在向着联邦德国的劳资关系模式靠拢，即工资不与物价挂钩，而和产量相关。
私有化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非常相似。金融调整、欧洲共同体的贸易自由化、降低政府高昂债务的必要、国家垄断的弱化都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作为必然结果，这促进了技术变革，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但是即便这样，欧洲国家也不倾向于像英国那样出售国有化大型企业；它们怀疑这将会加剧竞争，并且担心这会损害国家利益。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国家主权超过了英国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所谓的“消费主权”。除法国外，欧洲各国的去国有化进程依旧缓慢，受到国内股票市场的限制，大众资本依旧非常有限。
很多人同情需要被削减的官僚，例如葡萄牙就在1990年宣布“为去官僚化设立一个国家纪念日”，而意大利在1987年出现的“保卫公民运动”就是为了反抗“对于官僚的小型迫害”。但是所有的这些运动并没有深入下去，也没有国家以英国那样的规模削减公共部门的聘用。英国政府狂热地将公共部门暴露在“管理革命”之下，这很快产生了过多的监督和审计机构，这与欧洲大陆的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产生的后果还包括“承包”的影响、半官方组织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价值观。
如果将1973年之后的事件以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的观点定性，那么这像极了英国中心观，二者都有自欺欺人的嫌疑；但是困扰英国评论家的左翼政党的崩溃，或许可以用这种观点加以解释。工党在英国失利之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在1983年下台。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一个悲观预测的潮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警告道，“共产党的前进”已经停止。达伦多夫预计，“社会民主党时代即将终结”。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社会民主的终点已经到来。评论家警告道，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整个政治谱系已经右倾。但是即便这些都是真的，就真的意味着左翼政党在衰退吗？
左翼在衰退？
像以往一样，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视角问题。左翼政党在西北欧遭遇困境，但是在北欧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在南欧实现了繁荣：密特朗、克拉克西（Craxi）、冈萨雷斯（Gonzáles）和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都在20世纪80年代掌握了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16个欧洲民主党中的11个掌握了政权，这个比例超过了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总之，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并没有衰落；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惊人的稳定性”。
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危机”反映了其他因素。选民们希望惩罚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执政党：科尔和撒切尔获益于自己是右翼政党，但是左翼的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也同样因此受益。第二点是政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支持传统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引领经济复兴计划的策略：尽管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都曾经试过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策略，但是最终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紧缩政策”中。因此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他们传统的社会平等和工人权利等目标；对于很多人而言，这背离了他们的初衷。因此，一些人提出20世纪80年代政府中的左翼代表并不真正地追求社会主义。尽管密特朗曾经施行了一个国家领导的“没有工人的社会主义”计划，而在西班牙和希腊，左翼政党获胜是因为在独裁统治和内战结束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和民族和解的愿景。在这三个国家中，左翼政党采取了国家目标，并且避免被贴上工人运动的标签。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们特殊政治历史的反映，还因为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已经消失了。在西欧范围内，旧式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已经跟随农民阶级的脚步消失在历史中。这就是危机的爆发点。
1973年之后，西欧范围内政治“革命”的证据是零散的，关于西欧发生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的规模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这些变化中最为明显的是去工业化现象和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的衰弱。在撒切尔政府执政的前三年，去工业化和英国制造业的大萧条占据了英国报纸的头条，这一时期造成了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萎缩是经济管理失当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过高的汇率。然而，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工业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下降。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欧纯粹的工业劳动力规模开始下降。1960—1985年，英国的工业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例从47.7%降到32.3%；在法国，这一比例从47%降到41%；在荷兰，这一比例从40%降到26.5%。10年之后南欧也开始了这种趋势，例如，1980—1985年，西班牙工业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例从36.1%下降到31.8%。工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在下降；而这一时期，欧洲的工业产出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例也在降低；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在和世界国家的竞争中遇到了困难，尤其是面对新兴的亚洲国家。
欧洲很多工业中心开始萎缩：煤炭业和纺织业首当其冲，然后是造船业、钢铁业和汽车产业。不出意外，社会理论家们开始提出“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出现，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忽视了工业和制造业继续扮演的重要角色。此时，一些传统的重工业面临着重组，而诸如电力部门和制药产业则实现了繁荣。工业增加值的下降远低于就业率的下降。长期的经济福利继续依赖于训练、研究和发展这些方面投入的规模。然而，工业的整体下降对社会产生了冲击。
首先，它激进地改变了工会力量的本质，将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中心——矿井、码头和铁路，转移到了白领、技术人员的工会中，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会。工会的比例在一些国家下降，例如英国和荷兰；但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瑞典、丹麦、挪威和比利时，工会协商工资的形式还在继续。
大量失业降低了罢工的有效性。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零星发生的大规模罢工，他们达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获得不明确的答复，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失败。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出现之后，都灵于1980年出现了菲亚特的工人罢工事件，但是西欧的罢工运动局限十分明显：同团结工会不同，菲亚特的工人发现由于内部的分化，他们的普遍性遭到了限制，并且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非为了国家的利益。菲亚特的管理者们成功地上演了一场反示威游行，失望的工人们不得不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一个人惊叹道：“你看到波兰工人取得的成就了吗，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全部工人的支持？我们知道我们在意大利，像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支持，不会得到工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全方位参与；即便在工人阶级内部，也有着利益冲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的所得份额逐渐下降，大多数工会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他们的影响力现在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行动，还依赖于雇佣者和政府接受他们作为合作伙伴的意愿。
这种趋势和劳动模式的变化，以及劳动意义的变化紧密相关。大型企业长期雇用男性劳动力的承诺，已经逐渐被小公司的短期合同、雇用越来越多的女性雇员模式取代。“弹性化”和兼职工作的兴起，以及不规范的“黑色经济”的增长，一起摧毁着传统的蓝领贵族，这使一些评论家哀叹工人阶级的过时。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和锡布鲁克（Seabrook）在他们1996年关于工作实践的研究中问道：“工人阶级真正存在过吗？”欧洲的政治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以英雄为中心，他们再也不是革命的先锋。像“五一国际劳动劳动节”那样集体性的工人阶级仪式逐渐消失。一份研究调查显示，瑞典五一国际劳动节肩章的销售数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呈现上升的趋势，随后急剧下降。其他地方的下降趋势甚至开始得更早。
工作本身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无论是作为权利还是义务，工作都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在他们眼中，工作的地位甚至高于自由民主。他们认为工作是对于无用的一种救赎，是进入社区的入场券，人们甚至想出了一个拙劣的创意，他们跑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入口处高呼他们“劳动带来自由”的口号。战后的自由民主需要应对来自自身的挑战，他们在战后需要施行保障工作权利、承诺保障人权、实现充分就业等政策。
突然间人们都失业了。充分就业已经没有意义，就像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所说的那样，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奇怪的经历”。大量的失业和增加社会安全领域的预算意味着工作和收入之间并不直接相关。例如在英国，工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80%，下降到1982年的73%。
高等教育的普及、提早退休的压力，以及平均寿命和带薪假期的延长，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意味着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带薪工作的状态之外。社会学家观察到，随着人们在工作之外寻找满足感和成就感，职业道德在逐渐减弱，他们试图节约在工作中的精力，将其投入空闲时间中。民意调查显示，在1983年只有33%的德国人视工作高于娱乐，到了197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8%。德国的报纸因此警告“我们不是虚度年华的人”，这个标题也成了《图片报》（Bild Zeitung）的头版头条。这种态度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即人们平均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工作外的时间基本相等。但是调查也同时显示了快速的经济变化和根深蒂固的职业道德传统之间的差异，这关乎以懒惰、安逸为代表的职业道德缺失。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经济在不断恢复，公共部门也创造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欧洲的平均失业率为11%～12%，涉及1 800万人。这一数字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情况和20世纪30年代不同，没有发生对于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挑战。这需要归功于国家福利的弹性，尤其是在战后经济繁荣结束之后。
损失
和20年前相比，人们开始逐渐接受高度的贫穷和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盟有4 500万人生活在贫穷状态下，占到欧盟总人口的14%，这一比例在1993年达到了17%，这个状况和美国的情况相似，但是和奉行平等主义的亚洲“虎体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英国，由于货币主义和对富人施行税收优惠，贫困人口的上升非常明显——撒切尔夫人曾经呼吁英国人“在不平等中获得荣耀”，这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吉尔莫尖锐地批判道，“涓滴”[1]政策实际上导致了“向上流动的趋势”。英国关于收入分配的顶尖专家直截了当地宣称“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背离历史的趋势，尤其是不平等状况的背离”。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中最为不平等的国家，大约有1 4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包括超过400万的儿童。但欧洲其他国家也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与过去不同，人们的贫困再也不能够归咎于他们的不幸。对于社会工程信心的降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很多以个人主义和道德为出发点的贫困解释的出现。在战时经济衰退时期，保守的优生学家一直在探讨“社会问题群体”，现在这一概念又以“底层阶级”的全新身份重新示人。作为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谈道，底层阶级并不是针对社会阶层而言，而是指社会中的贫困群体。作为社会中一个穷困潦倒的群体，单身母亲的失业会受到法律的指控，并被视为骗取国家的福利。即使在得到他人的慷慨帮助后，也只能获得薪酬很低的工作。这些指控只是在为削减儿童津贴、补助金和工作福利进行合理性辩护。另一个“新贫困”的群体是老年人，首先在英国，后来在其他地方，都相继出现了国家养老金实际价值下降的情况。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福利的人来说，福利安全系统已经陈旧，已不能有针对性地向民众提供足够多的利益。
贫穷有着特定的地理分布，诸如克莱德、英国东北部和鲁尔这些老工业中心的地位下降，工作和人口都倾向于转向郊区和其他地区。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南北差距”，人们开始向南部移动。贫穷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和富裕的威尼托地区和艾米利亚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南部居民的保护主义集中表现在选举中对于自治联盟的支持。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失业的困境之中。人们开始讨论“旧城区”，这一地区是社会矛盾和贫穷集中的地带。在城市中，随着工作的人口放弃了他们的公共房产，居住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公共住房中挤满了穷人，而在10年前情况远非如此。无家可归的人口数量也在上升，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内部这一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0万人。
随着工作人口和失业人口之间差距的拉大，贫困问题逐渐增多，西欧范围内的犯罪人口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尽管分布并不均匀，但是却持续上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监狱是明确劳动准则，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并且以此来观察社会困境和通过强征政策恢复法律秩序行为之间的联系。像以往一样，穷人很容易被投入监狱，白领偷盗、腐败和欺诈等行为并不经常被视为“真正”的犯罪，尽管这些行为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仅欧盟补贴一项就有60亿英镑。实际上，利用权力的经济犯罪也是警务工作的边缘范畴。
就目前讨论的犯罪而言，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统计数字不可靠，要么是确实存在着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各方都承认犯罪数字的不可靠，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统计数字足以解释犯罪率的上升。是人们的行为真的比过去糟糕？还是犯罪的定义发生了改变，使得更多的行为被定性为犯罪？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前者，而激进主义者倾向于后者。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是不能协调。尽管我们很难证明道德滑坡，但是却有证据表明一些行为被新定义为犯罪。例如，无家可归、侵占、和平抗议和流浪。但是当涉及药物的时候，社会政策又非常混乱，例如持有大麻就是犯罪，但是持有酒精和烟草就不构成犯罪。对于经济因素的激进批判是合理的，尽管这些因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机械。失业率的上升成为犯罪率上升的部分原因，而且主要在于二次定罪率，即失业的人发现他们很难交齐罚款。
与此同时，消费社会滋生了犯罪的诱惑。同样产生诱惑的还有国家福利：政府专门进行宣传活动，抵制福利欺诈行为，他们试图重申纳税人的钱并没有被挥霍，并且呼吁社会通报存在的欺诈行为。总体上讲，一些人提出，现代生活方式疏远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彼此，并且依靠法律去解决争端——而以前这种争端都是人们私下解决的。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依旧很难说，这种基于长时段的解释，是否能够有效证明近期内出现的犯罪率上升现象。
比较西欧各国的状况，也找不到犯罪率和监禁率之间有明显的关系。欧洲的监禁人口比例远远低于苏联，西欧的比例也低于东欧，尽管监禁率在逐渐上升。但是总体而言，监禁人口的数量处于上升的趋势：1979—1993年，荷兰每10万人中的监禁人数从23人上升到52人；在挪威这一数字从44人上升到62人，在西班牙从37人上升到117人。英国的监禁率在西欧是最高的，在保守党政府延续的严厉政策下，这一比例持续上升。挪威的尼尔·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目睹了欧洲正在迈向“西方模式的古拉格”，他同时警告说，用美国式的犯罪管理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极其危险的。随着监狱人满为患，监狱出现了电子监控和其他的监控手段。
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荷兰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国家在传统上不倾向于拘禁犯人。这种倾向由经历过战争时期的那代法官倡导，他们自身的占领经历使得他们厌恶监禁这种方式。在这批法官退休时，社会工程和社会改良主义遭到了质疑。1994年3月，据司法部一位官方发言人观察，“惩罚重新被‘允许’，刑事惩罚的合法性不再寻求其再社会化[2]的影响，而是再一次寻求惩戒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保守主义的潮流甚至蔓延到了瑞典，1991年瑞典大选的权利斗争集中反映在这句口号上：“将犯人们锁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出去。”
这不可避免地涉及种族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犯人的比例呈现惊人的上升趋势。截至1987年，这些人已经占到了法国和比利时犯人总数的1/3，在瑞士甚至超过了这一比例。而这种比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上涨更是惊人。很多人是因为触犯了移民法，在比利时1/3的被扣押在监狱中的犯人“是因为行政的原因，这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方式”。
一些情况下，这种监禁率的上升反映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状况——能够反映一些群体吸毒和失业的状况；同时还能够反映警察群体普遍的种族歧视。尽管关于这种状况的原因还充满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少数民族团体遭到了和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失业和监禁的折磨。例如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初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51%，少数民族的失业率达到了37%。相比于其他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更加能够证明种族歧视现象的存在，以及根植于西欧社会的观念，即人们并不愿意承认少数民族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也包括对于妇女的歧视）。
随着失业率的上升，欧洲国家修改了之前欢迎移民的政策。在很多国家，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大量移民时期的结束，以及限制移民时期的开端。法国国家移民局（1946年建立）更名为国际移民局并且鼓励遣返。然而，少数民族团体的数量不会减少，同时鼓励遣返的政策也收效甚微。在联邦德国，无论是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整顿政策”，还是科尔的“遣返政策”都没有有效地减少人口：1.7万人接受了科尔的提议，但是他执政的前10年却增加了200万移民。
1989年之后，民主德国移民大量涌入的恐惧出现了。其中有人预测上百万之前共产主义阵营的贫穷工人将会涌入西方的黄金土地，因此西方国家加强了移民控制和庇护法。移民问题和难民问题混杂在一起，因此他们经常怀疑难民申请者的善意，难民被西方的媒体描述成为博取慷慨的骗子。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向西方寻求庇护的人数从1983年的65 400人上升到1991年的544 000人，随着波黑战争的爆发，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德国自身就接纳了80%的难民。一旦被授予政治庇护，难民们就能够获得福利和权利。然而，富裕的西欧国家只接受了很小一部分国际难民，大多数难民被安置在全球其他较为贫穷的地方——亚洲安置了650万人，非洲安置了400万人。相比于瑞典和联邦德国这样相对慷慨的西欧国家，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接收了更多的难民，更不用说吝啬的英国。
作为一个无效的威慑，西欧国家故意使收容的难民状况变得毫无吸引力。他们被安置在集中营、拘留中心、旧兵营和海边生锈的船只中。在一些情况下，获得福利救助和救济金的权利被削弱。与此同时，他们被各种工作拒之门外。不出意外，这些状况将他们推向了黑色经济，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合法经济形式中。拒绝政治庇护的人数上升，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申请。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西欧大约有300万非法外国移民。有时候赦免是解决他们困境的唯一方法；另外一种是遣返，意大利、希腊和法国遣返了数以万计的非法劳工和居民。而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是那些经历了国籍法变迁的居民，他们不得不和自己的孩子分开，被遣返回国。
对难民和移民持续增长的关注，是和居住在西欧的少数民族每天忍受的种族仇恨相关的。不同少数民族的境况也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面临着极高的失业率，相比于白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种趋势，和其他有利的社会趋势一道，也无法阻止持续不断的种族主义。
即使是在种族管理立法最为完善的英国，种族骚扰也成为一个严重的、不断上升的问题，在中小城市更是如此。一位成长在哈洛的年轻黑人说道：“那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汇集的地方，尽管找我们麻烦的白人占少数，但是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其他白人并不会阻止他们……从1991年开始我就没有去过城镇中心。我们实际上是犯人。”处于困境的少数民族不得不像以往那样做出选择：抑或依靠警察力量的保护，而警察团队本身就充满了种族主义；抑或选择自卫。这使得自杀率非常高。一个16岁的孩子说道：“10年来我饱受欺负，有时候我甚至想要自杀。”
在英国之外，种族主义的程度更高，并且限制更少。英国儿童书籍的出版商们发现了展示海外非白人儿童贩卖贸易的插图。而像往常一样，他们修改了这些插图。一位法国出版商说道：“英国书籍困扰我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出版展示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书籍。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但是人们并不想购买展示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书籍。”法国出版商们同化的理想，意味着消极看待民族多样性，一些民族特性应该消失；人们并不愿意公开他们移民的过去；另外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移民，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总人口将减少20%。
在中欧，关于种族问题的旧式态度趋于表面化。1982年，联邦德国16所大学的教授签署了一份宣言，他们要求驱逐所有的移民工人，来保护“欧洲西部基督教的价值观”。各国都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定种族歧视违法，这使得很多出租公寓的广告上写着“只限欧洲人”。在排外的瑞士，到处都在攻击国家的“过度外国化”。总体而言，1984—1990年的西欧议会见证了不断增长的种族袭击事件。
当然，这种趋势和国家政治中种族和移民问题的新特点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右翼政党公然地实现了种族主义的复兴，这在50年来还是第一次。在法国，关系到移民、失业和犯罪的民族阵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一股民族主义势力；其领袖勒庞（Le Pen）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4%的选票。在联邦德国，1983年成立的共和党和民族阵线的背景与宗旨相似，也在1992年的大选中赢得了11%的选票。在德国统一后，具有暴力倾向的新纳粹主义占据了东西方的报纸头条，他们对于寻求庇护者的歧视遭到大量的批评。在奥地利，约克·海德尔领导下的自由党在移民问题爆发后崛起。它在1992年的反移民请愿活动中失败，但是赢得了41.7万人的签名支持。奥地利自由党在首都维也纳的标语就是“不能让维也纳成为下一个芝加哥”，这反映出关于种族问题，欧洲国家在半个世纪内的变化是多么小。
与这种情况产生共鸣的是休战期的法西斯主义，记者们围绕在新纳粹主义分子周围，就像蜜蜂和花蜜一样。但是历史不会重演，而且这些团体的人必须和关于他们前辈的记忆相斗争。很明显他们没有未来，他们只能被锁在过去的枷锁中。反移民的言论使得他们赢得了政党的支持，但是政党同时限制他们，右翼的出现引起了像种族主义急救和教堂庇护所运动这类组织的强烈反对。种族主义此时在欧洲依旧是一个流行的观点，但是反种族主义的呼声也在提高，移民的权利在国内法庭可以得到保护。国际人权法案可以用来修改各国的限制，就像1985年奥地利的《外国人警察法》（Foreigners Police Law）被宣布违宪一样，因为它违背了欧洲国家关于人权的公约。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右翼，而在于战后的保守主义。在法国，右翼戴高乐主义的弱点被密特朗充分利用，这也为民族阵线提供了机会。在保守党势力强大的地区，激进的反移民政党发现这一进程很难取得进展。但是在保守党势力薄弱的地区，情况也非常接近。例如，在维也纳，奥地利人民党（OVP）打出了“维也纳是维也纳人民的维也纳”的标语，它所面临的境遇和自由党相似。在英国，马约尔政府言简意赅地表示了自己的反移民立场：“我们不能广泛开放移民，因为罗马、巴黎和伦敦比孟买和阿尔及尔更有吸引力。”马约尔在1991年保守党会议上如是说。戴高乐主义者希拉克设想道“一个拥有丈夫、三四个妻子和20个左右孩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并不太拥挤，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每年从社会保障金中获得5万法郎的资助”，从这一点来讲，这也是勒庞和海德尔能够成为右翼主流的基础。
而公民身份则成为移民争论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获得公民身份愈发困难，一些国家放宽了公民身份的审核标准，以缓解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福利国家的上升和军事化国家的下降，意味着公民身份需要从消费和福利的角度理解，而非政治权利（选举）和义务（保卫国家）。这也是右翼政党利用移民问题作为切入点延伸其他方面的主张——失业、纳税平等和工作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评论家提出在西方社会需要一个“战后国家的成员模式”。毕竟，一些外国人已经具备了一些公民传统的标志。例如，缴纳税金和国家保险，或者拥有特定的福利。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已经是公民，即便他们没有选举权，也无法进入公共部门。
总体而言，欧洲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愈发明显。欧洲不是一个美国式的“熔炉”（随后美国也改变了这个特性），而同化作为一种目标，则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战后的移民社区逐渐固定下来，但是在文化上他们依旧和当地人有区别，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视为“外国人”。在很多国家，他们依旧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甚至在英国，通过非正式的方式，他们被推向社会边缘。在法国，国家的同化政策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和宗教差异，这一点好于希腊和德国，法国不仅排斥民族主义，而且倾向于接受差异。因为历史、民族、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驱逐这种方式已经淡出了主流观点的视线，然而，包括文化差异性在内的新型市民身份不太可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出现，在这些地区，民族的不安定依旧存在，宗教依旧是决定归属的一个有力标记物，多种族共存是一个在当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英国社会的经历启示我们，即便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有可能实现社会的进化。但是当时英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产物，它也不再痴迷于净化民族主义。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先进欧洲国家为了稳定目前局势施行的双轨政策——“同化”和限制移民的做法，将注定失败。正是因为政治家们宣布，他们抵制社会多元文化的进程，社会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依旧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这个老龄化的富裕社会需要吸收年轻的、贫穷的劳动力来为其生产、缴税，进而保障其养老金。地理状况决定了欧洲无法单纯依靠警察守卫，尤其是其松散的南部和东部边界，同时人口走私成为一种大型产业，预计每年有30万～50万的人口非法进入这一地区。在最近几年（指本书写作时的20世纪90年代），很多潜在的非法移民在爱琴海溺水而亡，或者冻死在国际航线的货舱内，抑或在大西洋上被乌克兰的士兵们扔下船。这些事情都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它们暗示着这种非法移民的规模。全球政治稳定和财富之间的悬殊差异，将会继续促使人们进入欧洲，无论欧洲各国政府希望与否。
个人主义的胜利？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意大利社会学家詹尼·德·米凯利斯（Gianni de Michelis）回顾1968年，将其视为“‘上帝的黄昏’，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个集体化运动和关于新时代梦想的终结”。与阶级斗争逐渐衰落同时发生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以及对于社会计划的乐观。1973年《美国规划师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出现了题为“大型社会规划挽歌”（Requiem for large-scale planning models）的文章，相比于城市管理，这意味着一个更宽泛的社会现象。以小为美成为新的准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集体化政治组织的时代已经被更加分散的政治形式取代。《永别了，无产阶级》（Adieu au proletariat）曾经是法国知识分子的阵地，但是一些更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开始表示他们对于更宏大事物的失望之情。对于之前的左翼分子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而言，20世纪70年代不仅仅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
以货物积累为基础的社会进步使一个集体化计划的观念已经失去了魅力。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不再是不可挑战的概念。《增长的限制》（The Limits to Growth）卖出了1 000万份，标志着新的环保意识的形成。瑟伯恩观察到人们的心境在30余年间的剧烈变化，在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博会，人们对于科学有着前瞻性的信心；但是到了1992年的塞维利亚（Seville）世博会，人们的主流观念则体现为怀旧。对欧元前景感到乐观的情绪，应该从500年前新世界的发现中找到根源。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仍然需要从过去挖掘唯一的新世界。
科技也失去了魅力，人们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污染、身体不适甚至是死亡之源，而非将人们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救出来的方式。社会学家谈论了新的“风险社会”，这个观点认为人类个体受到了未加控制和限制的信息压倒性的威胁。而政治家们则痛斥了“对于生活、技术和未来的恐惧”导致了“文化悲观主义”，在联邦德国，将技术视为一件幸事的人数比例从1966年的72%下降到1981年的30%。
在这种不满背后是日常生活的现实。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宏大汽车经济愈发缺乏吸引力，因为交通拥堵的时间越来越长，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也不断攀升。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在1974年曾经谈道“汽车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方式”；但是不到10年的时间，西方的广告者就说“人们的驾驶速度越来越慢，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在不需要马力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他们在节能的同时获得了力量”。实际上，在1975—1994年，步行和骑车的人的比例在20%～30%之间，而一半以上的人口选择汽车这种交通方式；人们的不安全感不断上升，同时也将公共空间变为停车场和赛车跑道。
生态运动是表达这种不满的自然方式。由石油危机激起的生态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繁荣，其核心争论围绕着巡航导弹和核力量展开。在联邦德国，新绿党（Green Party）继承了反物质主义的传统，同时关注新出现的“森林死亡”现象，逐渐成为联邦议院中一个力量不容忽视的小党，通过环境问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其他地区，环境运动更多地通过组织运动的方式展开，而非通过政党，出现了绿色和平（Green Peace）与国际生存（Survival International）这样的组织。这种以单一问题为核心的组织，需要依靠大量的成员，这使它们成为将问题诉诸公众视野的重要工具。
总体而言，政治活动逐渐围绕着“身份”问题，而非像过去那样围绕着阶级展开。在20世纪70年代，“身份”概念从社会心理学的方面引入，应用于被社会、国家和群体抛弃的人群。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国家”“文化”“性别”身份的争论并没有减弱的迹象。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谈论了他称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出现，这个概念涉及生物、情感和被“压抑”的存在主义等传统方面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中“个体和身份成为不同的新生活方式的节点”。
我们已经讨论了工人阶级的进步，而其他的社会阶层也在进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妇女运动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在经济危机时期，女性面临着大量失业，贫困化和不断拉大的工酬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女性晋升的无形障碍”很难被打破，因为专业领域、工业领域和行政领域的精英阶层依旧被男性把持。但是观念在缓慢变化，1983年科尔通过谈论“我们可爱的女性是德国的一种自然资源”来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
然而，对于性别角色的反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了立法影响，尤其是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离婚自由化，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平等的观点再一次被重申。1977年的联邦德国婚姻法废除了妻子工作必须得到丈夫许可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希腊的民事婚姻合法化，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结束独裁统治之后，女性也获得了新的权利。同性恋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也获得了动力，尽管欧洲各国对于同性恋的憎恶感根深蒂固，而且这种憎恶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危机中逐渐表面化，但公众态度和国家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之前被定性为犯罪和需要借助医疗手段处理的“异常”性行为逐渐被视为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大多数国家，同性恋人口的年龄要大于异性恋人口的平均年龄。
这些显著的变化使得一些评论家开始预测家庭的萎缩。这个根本性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吸引力都发生了改变。婚姻本身成为一种选择，而非一种义务。伴侣之间要求性快感、爱和情感，他们需要接受仔细的身体检查，接受专家的建议，并且为那些不能到现场的人提供热线服务。而婚姻也在逐渐失去普遍性，离婚率迅速上升。“姘居”变成了同居，到了1981年，甚至是像《现代礼仪和礼貌》（Etiquette and Modern Manners）这样的杂志，都认为为上层社会的女主人处理“同居情人”问题提出建议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北欧很难确定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是否是他们的生身父母。南欧和天主教国家的变化则较为缓慢，但即便在这些地区，同居和离婚也变得非常普遍。1970—1990年，联邦德国、葡萄牙、希腊和奥地利的未婚生子率增加了一倍，而在英国、瑞典、挪威、荷兰和法国这一数字则翻了三番。
医药技术的引入进一步挑战着传统道德。生殖医学现在可以令单身女性和不孕不育的夫妇有机会繁衍后代。避孕技术越来越普遍，而堕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合法化，在人们有需求的状况下即可实现。精子银行和冷冻卵子将医生和社会推向道德上的两难境地。繁衍后代依旧是大部分婚姻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个目的现在可以通过越来越个性化的方式实现，父母们可以对生育进行时间和数量的安排。
从这一点上讲，性秩序的责任已经从公众视角转变为私人问题，而且成为消费的另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国家的角色也在扩大——通过它对于法律权力的解释，以及在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上的规定得以实现。所以关于性和生殖的公共争论并没有减少。与之前相比，尤其是和休战期相比，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从种族和个人选择入手，而非集体化的政治军事需要和纯洁的种族国家角度入手。但是，这些问题却未达成一致的共同基础，这使得这些争论愈发不确定。而令人惊讶的是，战前大面积的人口下降现象并没有出现，尽管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休战期非常相似。
“身份政治”也为日益猖獗的消费文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基础。“新殖民地还是萨维尔街？”《卫报》（Guardian）时装专栏在1987年向它的男性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无论是流行还是时尚，都无法替代主流的文化范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少年文化”已死，一份时尚杂志在1986年兴奋地宣布：“青少年文化”已经融入另外一种令人兴奋的另类风格。同时，文化更加普及了。摇滚乐和流行音乐偶尔反对政治，但是朋克的无政府主义更加可疑，它造就了像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这类艺术学院风格的企业家：朋克政治更喜欢《发条橙》[3]，而非“性手枪”[4]。“上层”和“下层”文化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模糊，这种状况是之前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自信和道德上的优越感的产物。
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将图像、服务和事件视为即刻废止的利润来源，而非像过去的商品那样具有持久性。因此娱乐和文化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商业化：例如在英国，体育赞助从1970年的250万英镑飙升到1986年的1.28亿英镑；在艺术领域，从1976年的50万英镑上升到1986年的2 500万英镑。时间和空间被洗劫、压缩和包围。“世界音乐”和“民族服装”展示了一个全球化的行业正在掠夺过去的影响力，以及对于未来的影响。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宏大理论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那么是否应该在1974年建立亨利预测中心（Henley Centre for Forecasting）来指导未来的商业？专业的市场分析填补了社会科学信心崩溃而留下的真空地带。
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观点，西方消费资本主义的整体模式，要求人们必须生活在绚烂的和平环境下，这导致一定程度的生存危机。由于人被“专家”大肆讨论，这促使他们不信任自己的直觉，这表现为他们任意选择和丢弃自己的“身份”，那么一种不断增长的混乱状态是一种必然吗？这种混乱表现为一方面对于自身存在恐惧，而另一方面则零星地寻找所谓的“真实”。“后现代性”在固定的政治选民团体中孵化了一种对于“根源”和“遗产”的痴迷，它同时迷惑他们信任媒体，剥夺了所有的知识来源。电视机开启了想象之门，却剥夺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性。占星术的广泛传播、新时代的哲学和其他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反映了人们面对未知世界的焦虑。各种杂志对“不安的90年代，此时恐惧成为公民新的象征”进行讨论。
我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论调——不然我们该如何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和不断降低的个人安全感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不夸大20世纪末后现代所带来的萎靡。毕竟，这种抱怨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它基于资本主义异化和个人反常状态等旧理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基本的分析在一段时间内还未发生变化。“时间在推移。现在出生的人无法相信过去，但事实是时间像骆驼骑兵那样迅速移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开篇中如此写道。这本书描述了1914年的维也纳，听起来非常像后现代的理论。海德格尔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逃离美苏式“枯燥的技术狂热”大众文化的有效途径。当代的理论家并没有将后现代发端的指针拨回到20世纪30年代，而是将其定义在1914年之前。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后现代的生存危机和之前的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20世纪末和之前时期的不同主要在于政治不再被视为个人成就和个人行为的主要舞台。选民的冷漠和弃权的现象不断增长，政党团体的人数在不断下降。西班牙人所谓的“过时的人”不断增长。在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腐败丑闻动摇了人们对于政治精英的信心。民众表达了失望，但是这种失望和休战期“民主的危机”不同，因为人们依旧信奉意识形态和救赎政治，他们希望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方案来解决当下的困境。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的民众依旧相信民主是政府的准则，例如在1989年这一比例达到了93%。
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阶级很少和工作联系在一起，而是基于生活方式和时尚选择。雇佣形式和人际关系更加多样化，并且不像过去那样固定，两次经济危机也在侵蚀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树立起来的信心。更大的机遇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过去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已经越来越少：大规模的群体更可能出现在体育赛事和流行音乐节上。个人主义开启了一个在风险下表现为脆弱性的世界，而之前这个世界是以家庭、地方和国家的联合来应对风险的——现在国家试图将犯罪和养老问题的责任推给个人。一种反应是“社群主义”，它试图在邻里和地方的基础上复兴公民道德——这是对于之前社会和谐中落后和乐观理念的一种完善。另外一种反应是恢复了对“骗子”、“骗取福利者”和移民的政治仇恨——提醒着全球化对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嘲弄。保守主义者，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寻求义务的回归，以此来抵消对于权利过多的要求。但是对于权利的诉求，已经在战后的个人主义范畴内得到了巩固。经历了社会危机和经济再调整，欧洲已经不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独裁状态，因此对于义务的强调也只会取得有限的进展。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危机
西欧的经济虽然存在脆弱性，但是即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仍然在全球经济方面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欧洲经济处于全球竞争的压力之下，西欧经济重组改革相当成功，将西欧民众的生活保持在高标准水平。政府更加重视国家经济政策的推进，资本主义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也在发生改变。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由于国内经济重建，对房屋和小额民间金融市场的大量需求，国家精英们从不够完善的通货自由兑换政策中获得了利益。随着浮动汇率的出现，相应的限制政策也急剧增加，推动了货币投机的兴起，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崛起。全球资本市场充斥着石油美元，随着欧洲市场美元的发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热钱”的流入，很快就对利率和赤字预算产生了影响——流入的资金引导特定货币的进出口量，这种行为可以彻底破坏国家经济的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现象。1981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利用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刺激，削弱法郎，增加贸易赤字。1983年年初，他们不得不放弃阿尔巴尼亚期权，而是选择更加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权力重新回到新自由主义派系时，大大缩小了社会主义者和希拉克式戴高乐主义者之间的距离。整个情形就是在效仿同一时期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大转变。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教训表明，即使政府要进行社会民主国家的经济复苏计划，也不会再孤军奋战。
在经历了一段经济低迷时期之后，欧式期权在此时开始逐渐显现出它的吸引力，这绝非偶然。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计划”将要继续加速发展。当然，这一计划有多种变体，由许多不同的支持者组成。一部分人被称为施佩尔的追随者，他们在欧洲范围内建造世界级工业，理顺国家竞争，在全球竞争中提供保护。另一部分人，推崇自由市场化（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英国银行家的追随者），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是战后欧洲经济增长的关键，并希望通过单一欧洲市场的形式加以实现。最后一部分人，像密特朗的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和其他中间偏左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他们将社会团体视为民族国家的替代品，并以此为基础来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定。这三种政策看起来只对新自由主义的英国不奏效，而对于其他大多数西欧国家而言，自由贸易与工业研究和结构调整，以及社会资本主义，都可以实现良好的兼容。英国为了削弱欧洲贸易竞争伙伴，选择退出集体协议，这样的行为为日本和美国的投资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廉价劳动力。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尽管会抱怨劳动力成本问题，但经过认真考虑后还是选择效仿英国。
欧洲的时代愿景难以协调的原因在于，决定推进全面的货币联盟条款，将迫使成员国缩减预算。为了应对那些导致国际汇率协调困难的货币投机者，欧洲货币联盟应运而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应对措施。早期应对货币的蛇形浮动汇率体系已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也没有必要就实现这样严格的条款达成共识。
即使在不考虑民族独立问题影响的前提下，货币联盟仍存在诸多困难。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将会大幅度减少，同时为国家独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选择严格的货币联盟趋同标准，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和财政紧缩，更加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一些人认为，如此严格的实施方案是政府的有意为之，因为政府可以借此推行不受欢迎的财政政策，而将责任归咎于欧洲议会。但是发生在1944年8月的罢工和抗议浪潮，表达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法国，由于历届政府不顾一切地追求强势法郎政策，引起了投机行为的爆发以及失业率创纪录水平的增长。希拉克几乎在他任职后被迫放弃了通货再膨胀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西班牙、希腊和荷兰，政府在应对紧缩计划的同时，还要面对民众的抗议。民族国家变成了缺乏实际政策的躯壳，社会问题不断增长，社会脱离政府的现象也在逐渐加剧。实际上，谨慎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被委以控制大多数西欧国家经济政策的重任。
面对这样悲观的前景，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指出欧洲货币联盟涉及范围小，处理的问题往往还没有发生。在实践中，德国央行已经设定利率，其他货币被迫回应。因此，经济主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具有压倒性实力的国家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欧盟内部正式确立责任制的政策真的是最佳方式吗？另外一种考虑是，最终并没有特别的原因表明，在欧盟层面推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比国家政府出现更多的通货紧缩。如今的首要问题是控制，而不是团结，并且这还未达到最终目的。欧洲货币联盟本身与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兼容，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当局允许通货膨胀控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期限。
有趣的是，当面临重建民主德国的艰巨任务时，德军依然担心通货膨胀的发生。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关注度开始逐渐减弱，20世纪80年代，人们从东亚经济中获取的经验令人意想不到，这与新自由主义阶段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则并不一致。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高水平的政府和民间投资研究；将让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保持高研发水准，但这让英国失去了竞争优势，英国在民间研究方面的支出仍然很低，在大规模武器出口产业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东亚的经济增长也依赖于高水平的政府教育支出，以及更普遍的均衡收入和财富的社会政策。
世界银行得出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社会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199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说道：“减少社会不平等不仅有利于穷人，并且能够通过更高的增长而造福所有人。”技能训练并不等同于弹性化和廉价劳动力，而是降低失业率的途径。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论道：“未来的繁荣，取决于降低高失业率，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收入的不平等。”尽管这需要重新定义和重新定位，但是福利开支并没有因此成为影响经济成功的巨大障碍。相反，社会凝聚力相对于个人主义而言，是更大的美德。20世纪90年代末，保守党革命看起来已过全盛时期。1997年英国大选，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资本主义社会契约需要重新修订，但是证明了它的普及性和继续存在的可能。
[1] 涓滴（trickle down），又称渗漏效应，滴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译者注
[2] 再社会化，即用补偿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在某种情况下，青少年和成人通过再社会化，有意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译者注。
[3] 《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是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一部电影，根据1962年安东尼·伯吉斯的同名小说改编。“发条橙”一词在英国伦敦地区俚语中用来形容奇怪的东西。小说作者取名如此的原意是“它标志着把机械论道德观应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机体上去”。——译者注
[4] 性手枪乐队是20世纪70年代一支著名的朋克乐队。他们用各种尖锐的方式，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