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民主的转变：西欧，1950—1975
在欧洲国家，每一千个居民中，住房单元的数量同共产主义选民的数量成反比。
——埃伯哈德·维尔德穆特（Eberhard Wildermuth），联邦德国联邦住房部部长
高就业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稳定的经济形势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标签。
——麦克尔·基德隆（Michael Kidron），1968
他们巨大的欲望，使他们自身瘫痪。
——乔治·佩雷克[1]
恢复民主
1945年之后，西欧重新“发现”了民主。“二战”中残余的独裁右翼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政府，因为不光彩的过去而被各国回避，甚至被排除在新的国际机构之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是马歇尔计划；直到冷战开始，才被重新纳入西方自由世界的联盟中。在英国、爱尔兰、瑞典和瑞士，战时的限制措施都遗留下来，议会恢复了正常的运行。在“二战”中强调新秩序，反对民主的主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将这些抛于脑后，建立了新的宪政制度。在希腊，通过一场内战，20世纪30年代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已经被废止，议会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缓慢重建着。
但是民主的重生并不意味着欧洲重新回到了1919年的状态；相反，在区域战争和战前民主危机的痛苦回忆中，1945年之后出现的民主已经进行了深刻的改变。议会的角色、政党的属性以及政治本身都在和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此时的民主不仅包括完整的选举权——女性首次获得了选举权（除了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还包括赋予不同的政治团体以实际的社会和经济权利。
像1918年一样，这种变化的态度可以从宪法改革中找到证据。在残酷的战争中，萌芽出一种对人权的关注，强调在国家权利的框架下，保卫个人的权利。根据意大利1948年宪法第二条：“共和国承认和保护个人不容侵犯的权利。”德国新《基本法》第一条规定：“德国人民拥有不容侵犯和不容剥夺的人权，这是每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相比于《魏玛宪法》，这部法律更能保障各邦的权利，尤其是各邦的警察力量。
在战争年代，民主被过度集中的权力和好辩的团体损坏，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因此很多人都希望出现更为强力的行政部门。联邦德国开创了所谓的“总理民主”，其他国家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民主独裁政府，即民主和独裁的混合政体。但是法国在要求议会自愿放弃权力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看起来和它的前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议会的权力较之过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直到1958年，对一个不断恶化的共和国感到厌倦的戴高乐创立了一个总统制的政府，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意大利的情况也非常类似，1946年的全民投票废除了君主，但是议会几乎全部是从之前法西斯治下的议会中延续下来的。
适度成为新的美德：这种美德在德国和意大利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其他国家则表现得较为含蓄——政府赋予自己镇压反对民主政治运动的权力。例如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否定了一党执政的情况，改变了民主的结构，并且规定政党必须按照宪法执政。在一些状况下，新纳粹主义政党被联邦宪法法庭否定。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足以解释战后极右翼政党在大选中的糟糕表现。除了公众的不满之外，右翼政党吸纳一部分极右翼分子也促成了这种状况。阿登纳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促使极右翼陷入绝境。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尽管种种不受欢迎的策略现在被广泛应用，但是右翼政党的边缘化使得脆弱的民主政权获得了更为安定的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回想，20世纪30年代反民主的右翼政党是如何横行欧洲的。在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开始展望民主在欧洲的前景：盟军的民意测验表明，不会向德国承诺民主。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的难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帝国梦想。1950年12月，《时代周刊》在回顾过去时警告道：“难民对于煽动者的吸引力，就像血对于鲨鱼的吸引力一样，难民足以引起一场革命。”尽管阿登纳保护了一些之前的纳粹分子，并且给予他们工作（截至1952年，外交部门中34%的人员之前是纳粹党员），但是他更为高明的是化解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难民爆炸性的投票危机。如果不是阿登纳通过分化民族主义者的难民党，并且将一部分纳入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从而限制了该党的发展，那么东欧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将会损害新联邦共和国的基础。
当然，左翼政党获得的承诺也在减少：冷战开始的前10年，保守倾向的政府在排除左翼和右翼政党之后，其执政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在联邦德国和希腊，共产党被定义为非法组织，其他国家尽管允许共产党的存在，但是共产党的生存状况却非常恶劣。在整个西欧，各国反共产主义的监护人——尤其是警察和安全机构，同美国鼓吹冷战的人一道，以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办公室为中心，一起反对共产主义。该机构的预算从1949年年初的470万美元，上涨到1953年的2亿美元。反共产主义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
欧洲的政府帮助年轻的中央情报局，来实践最新的反左翼的心理战理论，通过广告、文化出版、巡回展览和电影来诋毁共产主义。它们同时支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党同共产党斗争，来争夺工会的控制权。以冷战的视角，美国虚拟了一场苏联的入侵行动，并且为欧洲各国的反共产主义入侵提供了武器，并且组织有效的军事抵抗，就像在反对纳粹战争中表现的那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令人惊奇的历史细节才被公众熟知，同时披露的还有它们和意大利及比利时安全机构的合作，以及它们对于右翼恐怖主义的干涉。
这些狂热分子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蒸发，但是很多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却被永久地固定下来：西欧的间谍组织迅速发展，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成为惯例。例如在英国，艾德礼政府否决了一个托利党下议员的提案，该提案主张在联合国设立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但是艾德礼政府主张设立一个旨在防止颠覆活动的秘密委员会，以规范公务员的“审批”。1950年，在美国的主张下，开始了针对申请者的观点和过往行为更有益的审查：最初只有1 000人接受审核，这一数量在1982年上升为68 000人。
但是公众很少关注随着这种行为而产生的侵犯公务员人权的行为。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始终怀疑苏联对于西欧的企图。更主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所有的主义都是错误的”。战争使人们对思想政治非常反感。这在人们对政党态度的变化上能够找到答案：人们反对过去的极化态度，转而倾向妥协。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在议会民主上达成一致，放弃他们之前的保留。
对于左翼而言，此处借用莱昂·布鲁姆的一句话：“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战争的结局，即引领社会主义者进入‘胜利的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宣布：“希特勒之后，就是我们。”但是这永远都不会实现了。新时期的社会重建将不会遵循社会主义者的准则。法西斯被打败了，但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而出现；在英国之外，马克思主义将他们统一在一起，即便是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群体迅速发展，并且难以除去。更重要的是，在纳粹统治的黑暗年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比预想中的更加顽强，更加受欢迎，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因此，社会主义最初的乐观情绪，逐渐让位于长期地思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式微，从战争一结束就开始显现出来。例如在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改名为荷兰工人党，意图减少该党的阶级特性。在联邦德国、瑞典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改名过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甚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而反对改革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延长，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然而，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者们也被迫承认选举和经济现状：避免逐渐灭亡的唯一途径，就是远离贫民政治，并且转变为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政党。例如，盖茨克尔（Gaitskell）就警告道，除非工党“改变工人的特性，增加就业和新的住房，提供带有电视、冰箱、汽车和时尚杂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否则工党将注定遭受失败。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试图从论述资本主义可以像苏联的计划经济一样，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个角度，反对盖茨克尔的观点。但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欧洲其他主流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后都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以图改变资本主义的价值。
右翼政党更好地利用了冷战。相比于左翼政党，右翼受到的理论和教条限制相对较少，他们更容易接受反共产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可以更为平静地阐述自己在家庭稳定、家庭生活方面的诉求；务实的右翼政客们开始反思他们之前的独裁主义冲动，他们发起了新的、强有力的运动来支持民主，并且和右翼中的左翼分享更多的社会关注。在战争期间，财政保守的代表——英国保守党让步于“一个国家”的保守主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政府像工党一样，承诺国家住房政策。像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这种经济自由主义遗留的地区，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和不同的传统竞争、妥协：家长制的天主教、社会关注和反物质主义。基督教民主党的崛起成为这一地区的关键。例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联盟，在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提供了一条所谓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在这种方式下，左翼和右翼之间过去的政治极化和阶级对抗逐渐演变为新的共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例如在奥地利，左翼和右翼政党完成了合并（1945—1966年），这反映两党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以意识形态为导火索引发内战覆辙的愿望：实际上奥地利的两党政治，比起以往的一党政治更加牢靠。合并成为西方议会的准则，尽管这种方式在法国引起了不稳定，但是在意大利和丹麦这样的国家，频繁更迭的政府掩盖了至少一个主要政党执政的事实。尽管此时西欧的政府并不像战前那样持久稳定，但是并未引起国内的政治不满，民事抗诉和公共暴力事件也很少发生。这种公众容忍度的主要原因，就是民主的复兴，伴随着这种复兴的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和战争年代民众不支持的态度截然相反。随着人们的生活逐渐繁荣安定，政治体系也收获了成果。
成长的奇迹
首先，预见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20年那场转变西欧的经济腾飞是非常困难的。在“一战”结束之后，很多经济专家预计在一定程度的暴跌之后，欧洲的经济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1947—1948年12%的工业产值在1949—1950年已经下跌至5%，这很好地印证了他们的推断。1951年，《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悲观地预计：“在马歇尔计划的第三年，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成果，很好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并且重建了生活标准——从短期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好年景——法国和意大利1/4的人口在大选中都支持共产党……但是几乎没有积极的信念也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就像苏联和美国面临的情况一样。”
从长期来讲，经济的冷淡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国内无法解决失业问题的背景下，荷兰政府利用国际经济的发展鼓励移民；在10年之内，荷兰成为吸引劳动力的净进口国。在联邦德国，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失去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耕地，将会导致联邦德国粮食的永久性短缺，失业的人口走上街头，他们携带标语牌和横幅，来展示他们寻求就业的愿望，这种情况和战前别无二致。冷战对于商业信心的影响，很典型地体现在法国农民的谨慎心态上。吕西安·布尔丹（Lucien Bourdin）告诉一位美国学者：“经营一个杏树园，然后让它成为美国和苏联的战场？不，谢谢，我没有这么蠢。”
1953年，欧洲对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总体态度是冷淡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并未得到全面的推进。”收支平衡的压力成为这个计划扩大化的主要阻力。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欧洲经济委员会对就业增长感到悲观，委员会将这种状况称为“私有企业经济”。直至此时，经济发展显得不协调，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内部因素，此时国际合作的迹象还不明显，更谈不上“转变自给自足经济的历史性潮流的到来”。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国家都证明了这个悲观的预测。在独裁政权的统治下，“自给自足经济”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政策，保守的基督教政府统治下的爱尔兰亦是如此。这些国家失败的结局有目共睹，这种失败伴随着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甚至是不充分就业的状况。随着20世纪50年代西欧其他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繁荣，这种失败逐渐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三个国家每年向其他国家出口数以万计的劳动力来利用其他国家经济繁荣的便利，这也变相证明了自给自足经济的失败。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爱尔兰和西班牙改变了方针，开始着手现代化：葡萄牙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拉查的领导之下，成为西欧唯一一个固守自给自足经济方式的国家。
从这一点上讲，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必然的。经济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稳定。1913—195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1950—1970年，这个增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4%。在大多数地区，1939年之前的经济增长打乱了商人们的计划，并且这种经济增长逐渐让位于温和的经济波动。战前大量的失业率也已经逐渐消失了：20世纪30年代，西欧的平均失业率为7.5%，这一数字在1950—1960年已经不到3%，在接下来的10年中甚至不到1.5%。一位英国评论家在1967年写道：“现今超过100万的失业人口就会被认为可以导致一场灾难，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会将其视为一个国家失败的标志。”在惊人的增速下，西欧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情况不再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现代化、科学地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
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奥地利、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获得了相对快速的增长；英国和比利时的增长则相对缓慢。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比20世纪60年代的要更加出色，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是，此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即使是在增长相对缓慢的英国，195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3%，这一数字远远高于1913—1950年的1.3%，以及1870—1913年的1.9%。
关于这场“经济奇迹”的起因，现在还极富争论。将难民和失业农民改造成为充足的劳动力，可以保证较低的工资水平，促进投资。然而，伊比利亚半岛的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但是在那里却没有出现经济腾飞的状况，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它们也没有通过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获得繁荣的状况一样。充足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一个有力的因素，但是其他的因素同样重要。
同样重要的还有资本。战时工业产业的损坏状况，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实际上，考虑到战时资本的大量扩张，毫无疑问，西欧1945年之后的资本存量远比1939年充分，而且发展迅速。政府严格地控制信贷和投资，规范其他形式的强制储蓄，保持了低消费和高投入的比例：投资比重占195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8%，而1928—1938年这一比例仅仅为9.6%。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资本的可利用率，而且反映了政府当局指导利用资本的愿望，以及人们为了更好的将来而放弃当下消费的愿望。
在那个神奇的年代，欧洲的复兴经常和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这个计划最初是由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夏天倡议施行的，在这个计划中，美国承诺向欧洲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毫无疑问，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向欧洲提供的实体经济、政治和军事承诺，帮助欧洲迅速实现了复兴，而且复兴的速度相比于“一战”之后更为迅速。然而，从数据上考察，除了在希腊和意大利，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并不像它宣传的那么大。欧洲大部分的投资源自内部，即便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西欧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比东欧的状况要好，西欧国家此时是在通过自身的权力进行融资，而非单纯依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马歇尔计划的真正贡献是打破了外汇的瓶颈，提供了稀缺的美元，并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帮助欧洲改变了资本主义，就像它在战前所做的那样：改变了劳资关系、传播科学化的管理，以及促进了劳动实践和劳动设备的现代化。平均每年4%的产量增长，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经济繁荣。马歇尔计划和其他的鼓吹“美国式”发展的宣传，促进了生产委员会、工会领导和管理人员交流、出版和展览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一次较大的劳工骚乱中，“生产力”被歌颂为阶级斗争的完美替代品，这个概念意味着同时提高工资和效益。
关于马歇尔计划的争论，强调了美国资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不仅包括生产力概念的传播，还包括对财政政策、投资策略和阶级和谐的态度。总体而言，马歇尔计划鼓励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刺激消费，打破欧洲过去僵化的阶级划分，在他们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协定。
从长远来看，也许马歇尔计划最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在西欧施加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影响。从冷战的高度来讲，50年代不仅威胁和警示了西欧各国，而且也要求西欧各国进行前所未有程度的合作。
但是华盛顿企图整合欧洲的野心，很快就被狡猾的欧洲人发现，并且失败，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欧内斯特·贝文[2]和舒曼。但是如果没有附加条件，欧洲便不会获得美国的资金和安全保障，因此欧洲各国通过某种形式的国家间对话，以改变西欧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们制订了经济复兴的核心计划。相比于比荷卢经济联盟，以及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拥有殖民地的英法两国并不倾向于接受这种经济合作。但是通过欧洲清算同盟和随后产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在美国政策制定者鼓励下成立的机构，都促进了欧洲内部的商业繁荣。在看到德国迅速放弃了战争年代对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以及土地的无限诉求后，1956年，伊丽莎白·威斯克曼（Elizabeth Wiskemann）评论道：“在一个防止贸易衰退的欧洲，在一个寻求和平统一的欧洲，实现了无障碍的交流，自给自足的经济目标显得与此不再相称。”
欧洲政府不仅是美国资本的被动接受者。它们成功地挫败了美国的孤立主义，重新把美国拉回欧洲，来实践它们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设想。如果说此时的美国是帝国主义者，那它是被“邀请而来”的。欧洲各国优先考虑本国的状况，利用经济繁荣制定政策。过去对于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收支平衡和预算平衡的担忧依旧存在，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是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泥淖中摆脱出来的，因此对此极其不信任。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欧政府将需求管理、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置于物价稳定之上。换言之，它们愿意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换取经济繁荣。波斯坦写道：“在所有的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成为普遍的信条，人们希望政府符合这一信条。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发展是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勾画出这一信条的发展脉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年度报告将重点集中于提高生产，1956年首次使用了“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当1960年该组织以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DC）这个名字重新出现时，章程的第一条明确写道，这个组织旨在“实现最大限度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提高成员国的生活水平”。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经济增长的过程》（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解释了从“起步”到繁荣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经济的增长有其自己的准则。
“经济政策”不仅在政府的层面出现。在私人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经济动荡衍生出来的对经济的信心，导致了私人投资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战后经济繁荣的特点，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接受、互惠互利的一种体现。随着自由主义要求的平等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者攻击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计划经济让位于国有化，进而是“指导”。1947年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承诺的计划经济，在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当选之前就成功融入了“社会市场经济”。在英国，工党似乎起初敌视私人领域，但是雇主却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尊敬；甚至在法国，“规划”转变成为不干涉，尽管规划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欧洲新经济最尖锐的分析家之一安德鲁·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问道：“究竟是什么将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失败状态，转变成战后世界的繁荣发展？”根据他的分析，答案应该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平衡的转变”。
不同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1953年的担忧，私人企业在西欧实现了高投资率和增长率，这比东欧的状况好很多。企业从政府的需求管理和充分就业中获益。它们更加自信地利用反周期经济管理的知识进行投资，这就把战争期间波动的经济平稳地拉动起来。这种管理方式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所以肖恩菲尔德满怀信心地总结道：“没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模式将在未来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聪明的政策、社会团结和适应性强的制度性合作，保障西欧取得了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
福利国家
资本主义“令人炫目”的复兴，不仅伴随着扩大化的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被认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得到了承认。对于当时很多的评论家而言，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得到发展的国家福利是紧密相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说道：“没有福利政策作为基础，那么市场经济体系就已经崩溃了……福利国家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是相互依存的。”
在撒切尔执政时期，这种观点无疑会受到攻击。他们会认为，在国家福利上过多的花费不仅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前进。福利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比在80年代受到的批判更少，是因为当时创造历史的经济发展足以承受这种开支。例如，英国在福利上投资的金额占GDP的比例，就低于经济状况更好的联邦德国。就整个西欧而言，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在福利领域的低投入紧密相关。
因为在战后，国家福利是和民主的稳定紧密相连的，因此一些人提出福利是民主的一种现象。因此“福利国家”这一概念，和希特勒提出的主张截然相反。1950年，艾德礼谈及他的政府已经“具备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几年之内这个短语将会成为一个通用的概念。它将会成为个人和国家间关系的分水岭，或者像社会学家T. H.马歇尔（T. H. Marshall）所提出的，这是在民主框架下，公民概念的一种创新，除了拥有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外，他们还拥有了政治权利。
但是马歇尔将民主和福利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仅仅能够反映瑞典和英国的状况，在其他地方，战后的民主安排和战争之前的保守主义，以及法西斯政权紧密相关，而在东欧，福利是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想起联邦德国宪法学家恩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在讨论社会政策时提出的“生活保障国家”（Lifeensuring State）的概念，实际上早在1938年的第三帝国，他就提过这个说法。而战后意大利的社会服务，也基本上是在墨索里尼创立的半自治的机构体系下完成的。
除了这些对于传统的延续，“二战”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政策环境。战后的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快速的人口增长和欧洲内外的相对和平。相反，战争时期的社会政策是在着力解决大量失业、人口下降、革命、政治集权主义和战争问题的背景下制定的。在这两个时代，国家都是主导，但是在1940年之前，国家的目的是保障集体、家庭乃至国家的健康；而战后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每一个时代都受到前一个时代影响：1918以来以自由主义反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个人主义，1945年之后反对战争时期的集体主义。从这个角度讲，马歇尔的观点正中要害。
在战后的西欧，关于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不尽相同。例如，联邦德国和英国都将重点放在了住房政策上，它们每年建立数以十万计的简易住宅；而在同样关注住房问题的南欧，战后出现了所谓的“罗马之劫”（Sack of Rome），大量的混凝土建筑群包围着雅典，这些都彰显着国家的冷漠。英国的福利体系是通过国家的税收实现的，由国家免费交付到民众手中，并且设置了最低保障。而在法国、比利时和联邦德国则实行自愿保险计划，福利状况和个人收入挂钩。在这些福利体系中，福利延续了现有收入和地位的差异，具有保守的社会倾向；而瑞典则是另外一个极端，瑞典积极干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根据一位学者的观点，在西欧资本主义的福利体系中，存在着“三个世界”：保守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各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花销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在英国，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花销在1938年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8%，这一数字在1955年上升为16.3%，在1970年则达到了23.2%。1938年的公共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0%，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47.1%，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几乎占到了公共支出的一半。在战后的西欧国家，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占国家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支出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用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比例逐渐降低，而用在福利方面的比例逐渐升高。作为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国家收入的快速上涨，就意味着国家在每一个公民身上的福利开支也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速，直到70年代。在经济繁荣的20年中，各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例如在1950年，只有丹麦、英国、挪威和瑞典的劳动力获得意外、健康、养老和失业保险比例突破了七成；到1970年，除了边缘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国都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
总之，似乎是战争创造了对社会团结的诉求，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种变化的出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政府对税收态度的变化。换言之，1945年之后，公民享受充分就业以及缴税的额度，在20年或者10年之前是不可以想象的。它们的这种做法直到今天还被历史学家们忽视——税收的历史不但精彩，而且是战后欧洲社会革命的基本特点，它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不同于美国和亚洲的经验。奇怪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国家义务的扩大化，伴随着一种破灭感。英国社会理论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哀叹道：“所有企图重塑20世纪40年代的冲动和理想的努力都失败了。”不断增长的期望值催生了新的希望和诉求，并不断拉高贫困的标准。但是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发现贫困”，还是对于福利特性的关注，都无法完全解释这种不断增长的期望值。新民主体系下福利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
随着20世纪40年代平等观念的淡化，人们逐渐意识到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和之前的财富上的不平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收入上的分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北欧国家除外），因为国家并未使用税收体系和福利体系来实现更为宽泛的再分配目的。那么福利国家究竟是为了谁而存在的呢？从实际的情况看，相较于穷人，境况较好的人、中产阶级和涉及福利范围的老一辈工人阶级似乎更好地享受了充分就业带来的成果。这种怀疑的观点，提供了研究福利国家起源的一种新思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福利国家的出现，相比于工人阶级的压力，中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家长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规避风险的社会各阶层更有力地促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不过是战后中产阶级巩固民主的一种实践方式，他们将激进的国家转变为适合自身的形式。马歇尔写道：“乍看上去，福利体系像是资产阶级在窃取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福利只能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实现，只能在福利国家中实现。对于福利国家而言，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也不承诺消灭资产阶级。”
一些人将福利视作20世纪50年代个人主义、不负责任和自私的产物，另外一些人更为中立地将其视作不断增长的占有欲的必然结果。富裕社会时代的到来，对福利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和人们多年以来的朴素观念密切相关，根据普遍性原则，人们认为提高生活水平并不是那么迫切，甚至有时候显得非常“愚蠢”。马歇尔总结道：“贪婪的社会不断地扩张着边界，并且把它天然的对手变成自己的信条。”
欧洲的个人主义运动
肖恩菲尔德在1965年写道：“和我同辈的许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在战争期间他们目睹了这个体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被社会学家消极地解释为社会责任的衰落，以及战争时期平等目标的退化。但是这种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亚历山德罗·皮萨诺（Alessandro Pizzorno）称之为欧洲的“个人主义运动”。资本主义成功地削弱了阶级对抗，并且以一种不流血的政治和管理模式，取代了战争期间盛行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大众政治。利益并非是神话中的概念这一状况，正是人们希望的。
欧洲消费型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如果说亨利·福特的美国是原型的话，那么在休战期的欧洲就可以找到些许变化的痕迹，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这种倾向则非常明显。1934年在柏林举办的汽车展上，希特勒宣布：
只要汽车还是一种交通工具，尤其是特权阶层的交通工具，那么就会有数以百万计顺从、勤奋、有能力的人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有限的机会中，明白自己被一种可能向他们敞开的交通方式拒之门外，尤其是在周末和假期，他们将无法体会到汽车带给他们的快乐……附加在汽车上的阶级属性和特点必须被移除；汽车不能成为一种奢侈品，而应成为人民的一种日常用品。
然而这种大胆的声明，同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相冲突。第三帝国的经济紧缩，以及战争动员，证明了希特勒的言论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政府不允许将任何一辆大众汽车销售给普通民众。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大众性的配给和紧缩政策被迅速取消。即便是人们意识到了配给制的公平特点之后，他们也要求废止这种制度，并且恢复市场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战时的控制被废除，一种新的购物文化轮廓越来越明显。
按照需求生产，先于购买商品而发生。过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消费最新的产品，而现在广告机构和零售商们改变了这种状况。波顿的一位商品导购员在1953年说道：“创造占有欲望，能够有效地克服人们在花费上的抵触情绪，你可以在售后的基础上继续销售。”传统的营销方式发生了变化。妇女们不再被忽视，她们成为“现代生活”的“引擎”：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人主要把目光集中于家庭之内，他们力图“打动家庭主妇”。德国的一则广告说道：“现代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力、咖啡和可乐，但是你的生活中可以没有烹饪！亲爱的家庭主妇，你们现在就可以拥有这些新奇的事物。过去你的祖母和母亲手工加工的程序，现在通过一台小小的机器，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告诉你的丈夫准备好这些钱吧！”一位意大利商人说道：“我把家庭主妇放在第一位，然后是狗和马，最后才是男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广告人开始注意“年轻母亲”同“老鼠汉堡包女孩儿”[3]、性感的单身“都市女孩”之间的差异。
标志着地位和阶级差异的老式派头，现在受到了来自广告的挑战。广告使人们相信，他们可以在社会的台阶上前进。美国式的广告宣传方式将目标对准了“猎人的新状态……他们驾驶着机车，喝着大量的酒而非啤酒，叼着烟斗而非卷烟，吃着大块的巧克力而非牛奶，他们是在郊区拥有开放计划和花园的年轻的公司总裁。”1937年只有4家美国广告公司在境外拥有分支机构，而到了1960年则有36个分支机构，超过280间工作室。
他们划分潜在消费群体的技能，只要依赖于新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乔治·佩雷克的小说《物》（Thing）中得到了很好的剖析。一位读者警觉地写道：“心理学——我们认为是服务于教育的科学——现在被用于销售终端，成为经济膨胀的首要因素。”类似的声音在民间非常盛行：广告作为一种职业，已经远离了战前的声名狼藉，相反，广告业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迷人的行业。
广告革命通过大众媒介迅速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广告就出现在电视上，随着电话的普及，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黄页零售目录。在同一时期，周末的报纸开始引入彩色的增刊，不仅刊载文章，同时介绍“新的生活方式”。它们同时帮助拥有购买欲望的消费者协商某种商品的再生产。1957年，在美国消费者联盟（American Consumers’ Union）的资助下，成立了新的消费者研究协会，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刊登在英国《哪一个？》（Which?）杂志上，并且在几年内拥有了50万读者。
人们这些新的欲望，被激发并扩散开来，比以前更快地获得了满足。人们对于借贷的态度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像法国农民认为的“信用如同附着在商业上面的脓疮”，这样的观点遭到了质疑。不仅是由于分期付款计划的传播，甚至也是由于商业银行本身的影响，它们通过一系列银行服务进行主动营销，来吸引潜在客户。这些金融创新，致使消费革命得以顺利进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诱因。对于一个谨慎的法国村民，把他放在1961年，“物价在持续上涨，依此看来，当你没能获得你想要的物品时，这无疑是愚蠢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处于适度状态和合理范围之内。
“幸福感”从家里开始：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人们会优先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尽管此类商品的销售状况一片繁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贫穷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共享他们的欢乐。在这方面，那些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广告，与其说是描绘现实，不如说是展望未来。例如，在1959年，大约3/4的法国高管拥有了汽车，而在工人中的所占比例为1/5，农业劳动者为1/8；电视所有权滞后程度更加严重，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普遍流行起来。
汽车也许是人们最重要的消费品。西欧的汽车年产量从1947年的50万辆，增长到1967年的超过900万辆。汽车的持有量也由1950年的51 314辆，增长到1960年的404 042辆。1966年奥地利的汽车持有量是876 913辆；1950—1964年，意大利的汽车持有量由342 000辆增长到470万辆；联邦德国的汽车持有量则由1949年的140万辆增至1962年的950万辆。当铁路交通的使用频率下降，高速公路网络正在不断传播开来。1967年，从巴黎的环城大道开始，沿着塞纳河右岸的高速路前行。1964年10月，连接米兰和那不勒斯两地的高速公路建成，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在佛罗伦萨北部的服务站为其主持了感恩祈祷仪式。
交通拥堵的出现，致使人们需要专业的交通规划——欧洲历史城市中心出现了交通协管员、停车计时器（首次出现在1959年左右）和黄色的禁止停车线。从20世纪60年代起，汽车的发展同样刺激了城外购物业的发展，城市中心的零售商店和新兴的超级市场，都从中获得了收益。例如，1960年在法国只有40家超市，到了1970年，超市数量超过1 000家，并且连锁商店的时代也由此到来。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们在休闲方面的花销不断增多。对于可口可乐公司来说，经过20年的坚持并赢得德国市场绝非偶然。因为它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打着“愉悦自身、放松自我”的口号。1948年，英国大约有310万体力劳动者享受了为期两周的带薪休假待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数量增长到123万，带薪休假制度已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度假，并且愿意花更多的钱，让假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境旅行变得越发流行起来：1971年，只有1/3的英国成年人曾在假期出国旅行，但是到了1984年，只有1/3的人没出过国。联合国将1967年确定为国际旅游年，旅游业已成为一个主要产业，而欧洲则是旅游业的中心。在接纳世界各地大批游客的同时，同样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游客资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旅游业是休闲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并在西方世界取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也是再分配的过程，它吸引资金——尽管这种引资是以环境为代价的；然后这些资金用于分配到那些欠发达的地区，像欧洲大陆南部边缘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则成了新的旅游目的地，或者是之前未受破坏和污染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游人光顾的景点。
这些游客很容易被文化评论家的言论欺骗，因为评论家们很少承认旅游是有价值的，然而，人们通过旅游确实打破了一些以往狭隘的偏见。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将复古风格的旅行者比作绅士，而把当今的背包旅行者称为野蛮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则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旅游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在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困境的夹缝中追求的自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在“逃避自由”。根据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理论，这是背叛了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靠近。
但这样放纵的攻击形成了更广泛的攻击，新消费主义让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们聚集了起来，并对家庭和道德秩序产生了威胁，当然也包括像帕索里尼（Pasolini）这样厌恶拜物主义的高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保守派感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正在让“有机民主”逐渐消失，致使消费者远离旧的天主教价值观，产生新的价值观依赖。但即使在真正的民主社会，“经济奇迹”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都是喜悦与忧虑并存的。乔治·博卡（Giorgio Bocca）在他的《发现意大利》中提到，意大利的繁荣，正在发生动摇，人们被胜利的表象冲昏了头脑。
消费者是处在商业压力中的一个被动而循规蹈矩的角色，似乎已经取代了20世纪40年代的活跃公民的地位。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市场研究和电视广告的加入，甚至让人们无从辨别哪个才是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那些有影响力的早期消费主义理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新的“群体社会”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力量发挥在普通民众的“虚假意识”上。左翼精英认为，现在那些不假思索就成群结队地涌入商店的人，与战前德国放弃个人判断，跟随希特勒的人是一样的。
这样的解释由势利、夸张的均质化和新消费主义循规蹈矩的倾向所产生；事实上，后辈的文化评论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生活方式”为主导的销售方式，实际上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尚标准。一些乐观主义者，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和布迪厄（Bourdieu）认为，消费文化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可以自由地定义和塑造自身。
新个人主义的兴起，已经影响了集体主义的效力。20世纪40年代末的罢工浪潮在法国和比利时尤为常见，到20世纪50年代逐渐减少。“这里并不涉及‘无产阶级’，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这是在1958年观察到的。一位矿工对一名美国记者解释说：“你看我周围的这个唐卡斯特。不久前，我看到人们穿着破旧，生活贫苦，疏于装饰自己的家园。现在，我看到他们衣着光鲜，生活富足。你进入他们的庭院，可以看到他们的房间里有钢琴、地毯、收音机，有的家庭甚至拥有了电视机。这是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开始于一部分人可以享受新的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却备受冷落。白领和管理层数量在扩张，而农民的数量在迅速萎缩。费迪南德·茨威格（Ferdynand Zweig）在他对英国工人的研究中发现了阶级变化的内涵。这一术语总是与势利有关，但很少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工人协会的范围已经在缩小，并越来越被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工人所说：“我只在工作的时候属于工人阶级，其他时候，我和其他人并无两样。”从传统意义上讲，阶级是集体行为、身份，以及工厂活动的载体，这些已经消失了。消费的趋同模式，模糊了旧社会的阶级界线。
德国的时事评论员深切地意识到了社会存在的一个危险，即政治从狂热和暴力的一个极端，走向了被动冷漠的另一个极端。社会一旦受到阶级斗争的打击，就容易一蹶不振。卡尔·布拉赫（Karl Bracher）警告说，仅仅是由于技术统治塑造了一个议会民主权威的可怕形象。如果没有积极的公民，欧洲的政治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管理解决方案上，将沦为一个自鸣得意的专家政治。美国政治学家中认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学者，都在谈论相同的过程，但他们谈论的方式更加积极。
如果美国人确实打算通过他们的“政治生产力”来化解在西欧的阶级紧张局势，看起来，他们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功了。这让人想起了在意大利的一位美国官员的话，只有在意大利人开始对玉米片和香烟的价值，而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能力更感兴趣时，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内部平静，才会充满希望。他的愿望现在已经实现了吗？在西欧放弃政治，并被改造成社会的“快乐奴隶”时，他们如何看待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呢？
欧洲的美国化？
“10年前我们仍然可以看不起快餐店、超市、脱衣舞俱乐部和整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位法国评论家在1960年写道，“现在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欧洲，这个社会将不再是我们的时代。而美国的影响，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潜移默化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
20世纪50年代，对于人们来说，跨越国家和社会边界的生活方式的同化，是有失国家体面的表现，尤其是向美国生活模式转变。如果说大众消费是美国的创意，那么汽车的普及，可口可乐和电视机的推广，是预示欧洲独特性的终结吗？皮佐尔诺（Pitzorno）问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一个新时代的趋势，能够指引我们发现未来的社会模式，还是只是短暂的时刻，我们又会回到过去同样的僵局和困境中，遇到同样的矛盾和冲突呢？”
到目前为止，对于大多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美国化确实是他们的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他们对于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应对措施，同样适用于西欧：这是以信念为基础，生产为驱动力，促进欧洲联邦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并且对新型技术（如电视）和市场营销（科学管理、广告）进行不断推广。
但是欧洲人已经进入这个“新世界”多久了呢？他们的抗议声足够响亮，美国的霸权主义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美情绪，尤其是在法国，他们让可口可乐在法国挣扎着难以立足，这还被《世界报》比喻为欧洲文化中“争夺但泽的战斗”。海峡对岸，从希腊到罗马甚至英国，也感受到了他们在这段特殊关系中的较劲关系，以及屈辱与骄傲并存的处境。
然而，那些热衷潮流文化的人，与那些崇尚复古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和捍卫者相比，反美主义者的比例并没有明显地降低。也正是因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已经输掉了战争，比那些自认为赢得战争的国家弱，同样产生了反美情绪。反美主义，（由“美国化”扩展来的恐惧）其中第一个密切相关的就是中立的政治立场（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第二个就是后帝国时代带来的耻辱感。不仅如此，那些前帝国主义列强，被迫失去了殖民地以及它们的精英，现在它们自己也将变成殖民地。相比之下，在德国和奥地利，其公众形象充满积极的力量，以此来掩盖过去尴尬的民族记忆，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认同。
此外，一个平等、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的形成，不能仅仅简单地界定为美国影响的产物。美国的影响确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中产生了。但是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大众民主、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纳粹的占领都已经有效地扫清了欧洲旧秩序的障碍。这样的过程在霸权主义下持续着，但其后续的影响却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政治当中。人们通常将美国化的矛头指向电影，然而事实上，好莱坞电影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但是本土电影——如英国喜剧、德国故乡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虽然在海外的出口状况不佳，但仍然在本国生存和发展着。
一般来说，当美国的商品与欧洲的习俗和文化建立联系时，这种所谓的“美国影响”也在发生改变。可口可乐可能和大西洋彼岸的味道没什么不同。但是，其他物品都发生了变化。他们能够接受大众、菲亚特和莫里斯这样外观小巧、线条柔和的汽车，更不用说韦士柏和兰美达这样的摩托车了。而在美国却并非如此。甚至大型车也有所不同：人们钟情于昂贵的手工打造的汽车，像捷豹XK140、戈登、布里斯托尔这样的汽车就很受欢迎，而另一部分的车型则在英国销售得很好。
建筑方面也是同样的状况，现代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美国的摩天大楼、公寓大楼、大使馆以及公司总部的建筑风格，然而，由此勾勒出的建筑轮廓却不是美国式的，建成的建筑往往较低，并与现有建筑风格保持协调统一。郊区也和美国不同，并没有破坏城市中心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这里的郊区没有令人担忧的种族。
美国的影响并不是同类别的，往往是多元的混合体，各类元素之间是矛盾的，有些真实，有些神秘。美国的影响通过各种媒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出美好的幻象。比如年轻时尚方面，像弗莱迪·奎因（Freddy Quinn）和雷·米勒（Ray Miller）这样的摇滚明星，以及电影导演塞尔乔·莱奥内（Sergio Leone），正在努力通过自身的感染力来影响西方世界。
美国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系列模型，来应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例如，在“国家安全”状态（当然是建立在欧洲反共产主义的当地传统之上的）推行新消费主义。但是也有反广告运动，这得益于像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这样的美国批评家，其最畅销的著作《潜藏的劝说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出版时正值英国商业电视广告兴起之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促成了当地的抗议，促成欧洲国家立法的改革。
回想起来，20世纪60年代关于美国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化”争论消失的方式。这是因为那时的欧洲人并未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产生自卑感。那时的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国家也显示出步履蹒跚的姿态。相反，欧洲在国际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被美国跨国公司接管的担忧在逐渐消除，因为西欧现在是美国的净投资者。美国的经济衰退并没有让其一蹶不振，相反，它已经存活下来并开始逐渐壮大。许多人担心再度面对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马歇尔计划。电视，最初甚至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终极溶解器，已经构建了人们的国家意识，淡化了地方和区域的观念。如今，西欧已经接受了新消费主义，并使其融入社会当中。
成长社会中的抗议
1955年，战后意大利宪法的缔造者之一，法学家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Piero Calamandrei）抨击了国家民主成就的发展现状。他认为，由于保守主义的阻碍，抗争的信念被击垮，宪法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在“形式民主”的模式背后，隐藏着向法西斯主义和“警察国家”妥协的现实。意大利民主存在缺陷的最明显例子就是，国家对1931年公共安全法律的沿用。民众在参与运动和集会时，没有真正的自由，并且在社会阶级方面，男女之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20世纪60年代，一个更加年轻、更加城市化的欧洲开始意识到，巨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战争时期发生了，并且政治和法律的变革也与之齐头并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和贵族的旧时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它并不是被战争摧毁了，而是一个更加灵活和均衡的社会出现了。这是在自由的世界里寻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呼唤社会改革，被视为共产主义颠覆活动。自从肯尼迪接任艾森豪威尔的职位后，新的变革被带动了起来。
随着欧洲对冷战恐惧的消退，保守党比过去看起来更加颓废了。1960年，由于塔姆布罗尼政府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下上台，致使意大利处在内战的边缘。阿尔及利亚战争蔓延到了法国内陆，巴黎警察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杀死了数十名抗议者，把他们的尸体丢到塞纳河中。这是战后西欧很少报道的，最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之一。而负责此次事件的是法国的杰出官员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在希腊，卡拉曼利斯政府通过与高级部长的战时合作得到启发，通过操纵选举来掌控国家权力。在联邦德国，1962年的“明镜事件”又唤起了人们对盖世太保的记忆。德国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和总统卡尔·海因里希·吕布克（Karl Heinrich Lübke）都笼罩在纳粹罪恶的历史阴影之下。1961年，对最后一名盖世太保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冷战的常态是只容许部分的民主、象征性的民主，其实这背后潜藏着旧有的专制势力。
新气候条件下的政治受益者，是左翼政党——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联邦德国的社民党、意大利的左翼、希腊的乔治·帕潘德里欧和他那“永无休止的斗争”。劳动和社会民主党以一个更现代化的社会管理者的姿态重新执政。那些之前当政的保守右翼无法迅速地从自身阶级属性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全面广泛的视角。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则比其前辈更愿意改善教育和健康服务，并通过立法改革来完善社会和公民权利。变革的真正前景是，运动和游说团体呼吁改革和现代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一个全新深化的民主在西欧产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和制度的里程碑式的突破。
1965年的12月，西西里岛一位名叫弗兰卡的乡下姑娘，由于拒绝了一名男子的求婚，被绑架并强奸，这一案件登上了意大利报纸的头条。对于这起案件，在通常情况下，女人更多的倾向是屈从于命运，因此意大利刑法提供了补救措施，通过婚姻来免除对男人罪行的惩罚。这是人们关于此事的第一个记忆，这一次，那个被强奸的女子拒绝结婚。因此，她的追求者将被逮捕，最终被判入狱。在他们的家乡，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却引起了轰动，这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妇女在法律面前缺乏平等的地位和尊严。
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她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民主诉求。宪法向所有公民许诺，公民不分性别，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根据现行刑法，男人和女人往往无法被同等对待。男人犯通奸罪可以免受责罚，而女人则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丈夫可以禁止他们的妻子外出工作，并且父亲对他们的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力。在瑞士，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才开始享有选举权。在法国，许多女性甚至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有许多女性选择外出工作，但是她们所面临的却是不平等的薪酬待遇和惨淡的工作前景。
20世纪20年代初，妇女解放运动在欧洲处于平息阶段。当然，在战争年代，由于人们对国家衰落的担忧，出生率下降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妇女权利也同时遭到了削弱。即使在苏联，那个给予女性前所未有的平等权利、尊重女性意志的国家，也是如此。现在新的改革给女性带来了利益，并改善她们的自主性，以及在法律上的独立和平等，但这威胁到了传统的欧洲家庭。这样的改革在战争时期被准许，在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又被重新提起。改革中对性自由的要求更为可怕。意大利天主教派的社会学家谴责道：“这种带有愤怒情绪的个人主义，会将美国和北欧地区的家庭推向破裂的边缘。”并警告说，这样的婚姻观念仅对满足个人的私欲有益处。
然而，社会的浪潮加速了改革的推进，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发现了家庭与外界社会的隔离性。法国人称之为“包法利夫人综合征”。在《被禁锢的妻子》（The Captive Wife）一书中，社会学家汉娜·嘉夫隆（Hannah Gavron）憧憬着理想的家庭生活，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沮丧和失望。在大家庭和公共债券逐渐减少时，电视机和交通的发展，促使更多的三口之家产生了。
性行为的变化（主要是通过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入西欧的避孕药），以及新一代独立自主、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出现，预示着法律改革在下一个10年就会到来。节育起源于战争前夕的优生学理论和家庭生育计划政策，正在不断发展并传遍欧洲。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很早就推行了堕胎合法化的政策；随后，英国也宣布堕胎合法化。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天主教地区，抗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组织者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参加抗议，这导致了重大政治冲突的发生。即使是在今天，堕胎在德国和葡萄牙只因为非常有限的理由而被允许，并且非法堕胎仍然是十分普遍的。
就避孕药而言，相关法律的修正也十分迅速。由于受到婴儿潮时期的影响，人们解除了避孕药使用导致人口下降的恐惧。1961年，联邦德国的纳粹警察条例中禁止出售避孕药的条款被取消，法国在1967年也放宽禁令。意大利在4年后废除了法西斯立法。为实现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平等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离婚手续和家庭法的改革日趋完善。20世纪80年代，在瑞典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群体中，公民离婚被准许。
采取有效措施来确保人们在工作场所的平等权利，这种办法似乎是最不奏效的。宪法的保障和共同市场准则大多都是一纸空文，尽管也有一些国家，像英国、荷兰、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确实对于平等的薪酬待遇进行了立法。然而，通常情况下都没有相应规定，只能通过诉诸法律，让漫长的官司达成个人权利的实现。
总体而言，女性平等和解放的战斗，证实了卡拉曼德雷伊的战后民主的批判言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行动，宪法权利的正式担保也只是一纸空文。在战后欧洲南部地区（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宪法中出现的内容，与1945年之前的宪法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宪法或许可以赋予女性所有的政治权利，但是如果在涉及私人权益的法律中无法做到平等，女性在商业事务中无法保证符合商业惯例，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为实现平等而努力的斗争，成为西欧社会抗议最显著、最持久的例子。然而，完全的平等并没有实现，甚至许多女性争取的必要保护和福利待遇也未能实现；但由此反映出了社会机构家长式作风的种种弊端，并逐步进行了改革。通常情况下，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揭露政府的承诺与真实福利之间的差别，是改革的突破口。
种种迹象表明，战后保守的欧洲政治不像经济繁荣时期那样独裁。1957年，奥地利通过了一项法律来保护青年人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交通方面的危险、对娱乐场所访问的限制，以及对酒精和毒品的禁令，还有其他外部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些措施都是政府当局迫切需要采取的。当猫王在欧洲受到追捧时，他用非洲的原始主义威胁到了西方文明。他让年轻人变得越发疯狂，甚至将女孩们引入“歧途”。
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的歇斯底里，以及同样歇斯底里的听众反应，对战后保守主义的主流媒体和政客们来说，着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些经历战争的大人与他们的孩子间产生了代沟。战后的经济增长，使代沟加深。父辈的权威，由于独立的青年文化兴起而受到了挑战。得益于战后的婴儿潮，年轻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更受雇主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让评论家担心和困扰的问题是，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的同时，也增添了更多的暴力事件和违法案件。德国人把摇滚之下的混乱称为“财富之下的犯罪”（wohlstand skriminalität）。1956年，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宣布，人道主义无法感化那群激进的德国青年，当局将马上采取强制措施。在意大利，那些开车兜风的青年，迫使政府用流氓罪对其进行镇压。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几乎从未受到战争的影响。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同样严重。“脱掉那件衣服，去成为一个体面的社会成员！”愤怒的法官告诉“泰迪男孩”（Teddy boy）。歌舞厅、电影院、警察和公众联手向泰迪男孩发动“战争”，1955年6月27日，《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Dispatch）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最终，英国街道的这些“威胁式”的形象被清理了。
一些人将问题归因为战争对家庭稳定的影响。大约在1954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结束，青年犯罪行为和社会动乱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去酒吧和俱乐部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一位研究“叛逆少年”的研究员，将这些趋势同那些旧有社会准则进行了比较：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分化；另一方面，这个由中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正在被一个具有更广泛、更大众的文化社会取代。一些年轻的工人可以通过这样的社会环境来提升自己，但是其他的却比以往更加边缘化。
事实上，回顾表明，用战争期间和战后青少年暴力事件来衡量社会的混乱程度，是将问题过分地夸大了。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都存在着一些与过去传统格格不入的新青年，保守派将这些前卫的青年人妖魔化，并夸大了他们的危害性。大多数国家都有城市青年暴动的历史，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这样麻木迟钝、墨守成规的气候背景下，即使是小范围的骚动和独立的迹象，也会威胁到执政者。比如在东欧，父辈一代越来越无法理解他们的孩子。他们叛逆，穿着怪异的衣服，留着奇怪的发型，不思进取，但他们的父母已经通过辛勤工作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在1965年的一本意大利青少年杂志上，一个女孩写道：“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就像生活在笼子里的老鼠，并希望我们也像他们一样。他们将更多的钱花费在愚蠢无用的事情上，比如换一个更大的电视、买一个汽车罩……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德国学生运动领袖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强烈反对这种“侵略性和法西斯式的消费主义”。支持消费革命的孩子们因此通过政治手段向政府表示抗议。然而，最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反对消费主义的方式，他们强调精神享受，崇尚爱与和平，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并将这些与过去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结合起来。
起初在西柏林，然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大批青年人对主流左翼发表了激进的言论，表示出对战后社会发展的强烈不满。1966年12月圣诞节前夕，学生们在柏林新购物文化的标志库丹大街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消费主义的种种弊端，将西方民主的美梦和幻象击碎，来批判这个被虚无主义和专制主义制度困扰的社会。越南战争已经击碎了美国梦，也许同样包括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曾经十分强大的西方国家。
群众抗议复苏的迹象已经清晰可见。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核裁军运动组织加入了一场大规模反战游行；越南战争前夕，美国人进行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暴力示威；1967年，希腊人反对军事政变；伊朗人反对国王的暴政。美国民权游行的电视影像，以及对“二战”的反思，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反独裁主义意识。1968年，欧洲发生了校园静坐、骚乱、罢工和示威等活动，一度威胁到了戴高乐政府；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和意大利的米兰街头还发生了巷战。那些在过去10年里看到中产阶级青年冷漠而因循守旧状态的人，对这次混乱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和喜悦。对于之后的几代人，“1968”被视为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有各种群体的参与者，如作家、广播员、教师和制片人等，他们可以告诉人们，这个神话真正意味着什么。
1968年的动乱，似乎对民众的影响力并不大，从中取得的成就不多，学生们所抨击的事情，也并不具有代表性。尽管学生数量在迅速增加，当然这是战后民主的成就，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青年人真正参与到了事件当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20岁左右的英国青年人中只有5.5%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意大利为8.6%，联邦德国为7.7%，法国为16%）。同时，他们的民主要求也不够明确，强调现在而不是未来，要求绝对的自由，阻碍了具体要求的表达。事实上，他们最终通过极端的马克思宗派主义的形式产生了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然而苏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并没有以此吸引当初的参与者。
1968年的事件因此造就了左翼分子企图通过暴力手段的碎片化、教条化的极端主义，不能也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胜利的规模。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伴随着不断的声明、批评和公共议题，他们不喜欢知识界的权威将追随者从完全误读的政治环境中解救出来。在联邦德国的红军派系被称为恐怖分子后，他们离开权力的事实达到了顶峰，红军派系将自己视为一支“城市游击力量”，在“人民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实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武装战争。这些恐怖分子团体、警察镇压和由此兴起的右翼反恐怖主义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销声匿迹。但是他们又一次唤醒了休战期政治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极化的幽灵，而大部分西欧人都希望抛弃这些，去追寻更美好的事物。
然而，那些学生激进分子确实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绩。首先，他们关注到，战后人们在政治方向上存在信仰缺失。他们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感染了民众，引起人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激烈讨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科学管理和与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加以解决。其次，他们对战后的独裁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讽刺与攻击，他们恰到好处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企业、军事和政治权力。最后，他们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团体，为高校保护资源，形成开放的氛围，增加更多关于民主的影响力。
这一利益团体，有效地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学生团结在一起，在学生表达对制度不满的同时，也让工人阶级有了申诉的途径。工会要求工人们能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拖延已久的工资增长的要求，并利用学生运动提供的机会，来对现行财富分配问题进行抗议。在意大利和法国，成千上万的学生抗议结果是，很快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加入罢工浪潮中，要求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份额。
然而，如果说学生们的意愿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工人们只是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一旦工会基本实现了他们的诉求，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盟就会瓦解，这不足为奇。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由于他们讨价还价的态度并不强硬，只要满足自身的利益即可，因此就会让职能部门对此加以利用。其结果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工会领袖和恐惧保守派的反对者们，都掉入了夸大工党政治力量的陷阱。事实上，西欧工人的命运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衰而跌宕起伏。这是为了证明在经济衰退前的大规模失业和全球重组的那段时间，老工人阶级在一个世纪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移民
1964年，德国《明镜》（Der Spiegel）杂志的封面人物，是一位名叫阿曼多·罗德里格斯（Armando Rodríguz）的葡萄牙裔劳工。他是第一百万位进入德国的“移民工人”，他在科隆受到了政府的热烈欢迎，并且奖励给他一辆摩托车。在那个时代，移民受到热烈欢迎，并且被视为国家持续繁荣不可分割的部分。
战后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一方面，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它们各自的边界巡逻，以区分不同国家的公民——同外籍人口相比，他们享受着国家不断增长的福利和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关于移民问题的矛盾依旧在延续。1950年之后，大量的移民一开始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随后就被视为文化和政治问题，这是欧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一种表象。曾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减少了东欧的少数民族，而现在资本主义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引入西欧。多种族社会的形成，同性别平等一道，成为战后欧洲民主的一大挑战。
然而，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大量人口的输出和输入地。战后的移民潮大约涉及了1.15亿人，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1921年之后涌入美国的5 500万～6 000万人。从人口流动方面考虑，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波兰的劳动力，而这一时期法国的劳动阶层包括很多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使用移民劳动力在欧洲历史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这些劳动移民大部分会成为国家的永久公民。
而战后的移民潮大大超出了预期，因为1945年之后，出现了人口向境外迁徙的状况，而各国政府也悲观地将这种状况视为避免长期失业的一个契机：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在此背景下，鼓励海外的人口来欧洲定居。与此同时，大量的难民涌入联邦德国，而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同意接收不愿返回东欧的难民。一位战后定居在英国的波兰人回忆道：“人们对于工作感到害怕，他们仍然记得战前的大萧条，这种状况是很容易理解的。”
即便在这一时期，移民政策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明显。例如，在种族划分的基础上，白厅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施行了欧洲志愿工作者计划（European Volunteer Workers Scheme），在这个计划中，北欧人比犹太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由于被人口下降的恐惧困扰，战后英国皇家人口委员会担心在面对苏联扩张时，英国人口数量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建议道：“如果移民的素质足够好，并且他们不会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而无法和当地人通婚，那么他们就能够逐渐融入人口当中。”然而，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依旧交织在一起困扰着这些移民国家。
但是，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则将事情推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一开始，这种短缺能够在国内解决——无论是像德国那样，利用涌入的难民，还是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从农业人口中抽调一批人涌入城市中心务工。仅意大利就有超过900万人从国家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1950—1972年，西欧农业人口的数量从3 000万下降到840万，农业人口的总数也从劳工人口总数的1/3下降到1/10。欧洲的农业历史落下了帷幕，只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还标志着农业这个濒临消失的产业的存在。乡村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并且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随着这些信息被夸大，一些国家开始考虑未来。早在1945年，瑞典和瑞士就开始招募意大利劳动力，但是真正大规模的限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发生。20世纪60年代，法国、德国和瑞士竞相争取北欧的劳动力。国家试着控制这种贸易的发生，但是收效甚微：联邦德国的联邦劳动总署在地中海周边6个国家设置了招聘办公室；法国的移民局基于宗主国和供应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在非洲设置了不少于16个移民办公室招聘劳动力。而英国的国家参与度相对而言较低，部分是因为英国的公民基本上能够满足英国国内的劳动力需求，部分是由于英国盛行不干预的传统，它并不热衷于将大英帝国之外的劳动力引入本土。这种状况使像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和伦敦交通系统这样的企业需要自己制订招聘计划。即使这样，来自塞浦路斯、印度次大陆和西印度群岛的劳动力也通过非直接的方式，填补了英国的劳动力需求。
实际上，即便在法国和联邦德国，政府对于移民的控制也是非常有限的，通过官方引入的劳动力只占流入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一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无关紧要。1958年，约有55 000名外国工人涌入德国；到了1960年，这一数量上升到250 000。在法国，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进入法国的外国劳动力约为150 000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数字变为300 000。相对于英国的状况，法国和德国更为引人注目的情形是大量的难民在同一时期涌入两国境内——在1961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主德国男性涌入联邦德国，有100万阿尔及利亚“黑脚”[4]涌入法国。过去大量失业的状况似乎从不存在；现代资本主义对劳动力永无止境的需求，使西欧能够同时接纳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约2 000万转向工业的农业人口、1 000万来自南欧的劳动力以及来自地中海沿岸乃至更远的非洲殖民地的劳动力。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西欧的外来居民人数在30年中上涨了3倍。
最初的移民都是年轻的单身男性，他们暂住在本地人提供的狭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居所内。瑞士公园的入口告示牌上写着“狗和意大利人禁止入内”。希腊裔的“外来工”紧随着“二战”时期被强迫在德国劳动的人的步伐进入德国境内，而他们的境遇比之前的劳工们稍有好转。在德国和瑞士，基于双边劳动协定而进入本国的人，都是短期的合同工，被安置在旅馆之内，他们与当地的居民被分离开来。他们只享受极少的权利，并且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尽管英国和法国外来劳工的境遇好于德国和瑞士，但是在社会层面，他们仍然遭受着隔离和歧视。在整个西欧，20世纪70年代早期，移民劳工倾向于聚集在城市中心，他们占巴黎人口的12%、布鲁塞尔人口的16%、斯图加特人口的11%以及日内瓦人口的34%。
各国政府官员并未制定有效控制大规模移民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在20世纪，移民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缓冲，能够缓解繁荣状态下的懈怠，也能够确保本国的劳动力在经济萧条时期免于失业。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短期的合同甚至是季节性的合约，成为它们控制劳动力流动的有效工具。然而它们很快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倾向迅速返乡。很多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西班牙人都在务工结束后返乡，但是土耳其人、西印度群岛人和印度人则倾向于滞留。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模式对比19世纪欧洲向美国的移民，我们会发现当代的这些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妻子，并且在当地定居。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于即将到来的控制移民的恐惧，使他们将家庭也带到当地。尽管他们从旅馆搬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寓内，但是隔离并没有停止。就像在美国一样，很多白人选择搬家，而不是居住在种族混居区，“飞地”[5]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很快这些移民的后代出生了。1966年，英国大约有924 000名“有色人”，其中有213 000名出生在英国。作为开端，新的移民政策不可回避地要面对种族、公民和国家文化这样的问题。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6]在他1973年拍摄的电影《恐惧吞噬灵魂》（Fear Eats The Soul）中，描绘了一位黑山裔的“外籍工人”和比他年长的德国女性艾米之间的爱情故事。艾米的朋友告诉她，他们（外籍工人）“仅仅是下等人，是肮脏的猪”。他们在周围人歧视的目光中结婚了，在慕尼黑的一家餐馆中享用了他们的婚礼晚宴，而这个饭店是希特勒曾经乐于光顾的店铺。像法斯宾德强调的那样，战前和战后的种族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而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催生了当地居民的优越感；文化焦虑和文化歧视在西欧社会从未消除。1955年，伦敦的无业游民以“白人”的名义攻击塞浦路斯裔的居民；3年之后，轮到居住在诺丁山的新印度群岛裔的居民遭到袭击。尽管种族主义暴力和公开的仇外行为并不普遍，而且会遭到主流媒体的批评，但是一种更为温和的种族主义则在广泛传播，并且迅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政策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各国对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感到抵触。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取代了移民政策，并且种族偏见日趋明显。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撤销了之前相对自由的公民政策；这两个帝国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公民权被迅速限定在宗主国内。1962—1971年，英国的立法向新进入英国的人们关闭了大门，除了爱尔兰人，因为他们仍旧是英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1968年英国首次规定，父母必须至少有一人是英国国籍，才能够获得英国的公民权。这种变化也出现在法国，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收紧了移民程序。1974年，法国停止了进一步的移民；而德国的招聘计划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停止了。
但是停止移民并不意味着改善种族之间的关系。尽管联邦德国并不像第三帝国那样极端，但是他们经常区分本土德意志人和“外来工”之间的差异。1965年的《外国人法令》（Foreigners’Act）比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立法更为严格；驱逐人口不再依据工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由于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波恩政府坚定地拒绝承认新的社会事实。此处援引1977年联邦宪法的表述：“联邦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对于外来的居民而言，他们最终必须自愿返乡。”然而，德国在1966年拥有130万名外籍工人，到了1973年这一数量上升为260万。1966年，外籍的新生人口占总出生人口的4.3%，这一数字在1974年上升为17.3%。
大多数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和种族歧视做着顽强的斗争。一位居住在约克郡的东欧定居者回忆道：“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遭受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证明自己是外国人，尽管这非常不公平，但事实就是这样。”种族歧视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阴暗事实，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视而不见。由于没有反种族歧视的机构，所以各国政府都认为让移民者返回他们的故乡，是平息种族之间紧张关系的有效途径。只有少数人认为这样的政策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尽管英国制定了限制种族关系的法令，但也仅仅在小范围内起到有限的作用。1971年的移民法令同样包含“遣返”的规定，尽管这些内容从未被明确说明，以避免危害“良好的种族关系”。实际上，从民意调查上判断，尽管西欧并不像战前那样将种族歧视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但是却对外籍人口充满敌意，尤其是那些欧洲以外的人口。工会怀疑外来劳动力降低了工资标准，保守党认为他们会摧毁本国的文化。而只有少数人注意到，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人口的净出口国。移民将经济净收益花费在所在移民的国家，而当时的移民也仅仅占到西欧总人口的2.3%（1970—1971年）。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移民“能够丰富当地的文化，也不认为当地的文化能够改变移民”。20世纪7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已经不及之前乐观，移民几乎在一夜之间从生产线上的劳工变为濒临失业的人，他们无法再享受国家福利，成为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口。
[1] 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法国当代著名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小说以任意交叉的情节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见长，1978年出版的《生活的使用指南》是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被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誉为“超越性小说”的代表作。——译者注
[2]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英国政治家、工会领袖。——译者注
[3] 老鼠汉堡包女孩儿（Mouseburger）是海伦·布朗年轻时自创的一个自嘲名词，由“老鼠”（Mouse）和“汉堡”（Burger）组成。前者指像老鼠般卑微低等、毫不起眼的弱小动物，后者指普通廉价、缺少营养的垃圾食物，两者组合特指相貌平平、既没钱也没前途的女人。——译者注
[4] 黑脚（pieds noirs），黑色脚丫，曾经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都被称为黑脚。——译者注
[5]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也可以指在本国境内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译者注
[6]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37岁英年早逝，是“德国新电影”的领军人物。——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