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建立人民民主
我们已经选择了具有波兰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将其称为人民民主。在现有条件下，没有工人阶级专政，其他有专政倾向的团体是不必要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建立在所有民主党派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的。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47
社会秩序的任何一个变化都是一个历史进程，这种变化伴随着困难、无法解决的问题、缺点和不可避免的错误。
——杜布切克（Dubček）政府委员会关于政治审判的报告，1968
在过去的3个世纪，东欧不幸地成了三种意识形态的实验场所。第一种是1918年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了10多年后，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而崩塌。希特勒的新秩序只维持了不到10年。纳粹的战败使斯大林开辟了道路，使他能够践行他创造的人民民主，这种意识形态被证明比其他两者更为长久。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在一系列奇怪、恐怖的公开审判中达到了顶峰。西方的政治学家发展了集权主义的理论，强调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相似性。他们提出，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政治权力依赖高压统治。在劳动营充斥了成百上千的犯人、秘密警察方兴未艾时，这种观点具有很好的说服力。然而，今天当我们回顾集权主义理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解释为什么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比德国长久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显得比两者之间的共性更为重要。它们都依靠军队和警察力量镇压持敌对态度的人群，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这种程度也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德国和苏联在最终目的和政治策略上的分歧很大。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纳粹占领的目的是完全从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出发的。这也是那些战前对于自由主义（或者资产阶级）民主不满的人，同样对于纳粹的新秩序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也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德国不愿意放权给任何非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团体。对于东欧的主要看法，德国将东欧视为由“劣等”的斯拉夫种族经营的土地和食物来源地，这些地区是为了优等的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存在的；同样的，德国认为东欧是早先德意志民族同斯拉夫民族斗争失败的产物。
苏联和德国一样，通过控制东欧来实现帝国的安全；像纳粹德国一样，它将凡尔赛体系中设立的独立民族国家看作自身利益的威胁。但是，它的政策制定不仅根据激进的民族主义，还依据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哲学。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而且它拥有更高的权力。和纳粹帝国不同，苏联依靠的是本国的精英阶层，以及在没有困难的前提下，容纳东欧的民族主义：这也能够同时解释苏维埃政权的限制，以及它的持久性。希特勒视角下封建的、种族净化之后的农业纽带，被一种城镇化、工业化的乌托邦取代；和希特勒不同，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目的是这个区域实现完全的现代化。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个目标实现了：1945年之后，城市和工业的快速增长超过了之前的所有发展。共产主义从这些非同寻常的发展中获益，随后这也加速了苏联模式的灭亡。工业化以超出苏联共产党的预期改变着社会：社会在不停地前进，而苏联共产党则停滞不前。
政治控制的建立
苏联接管，还是社会革命，今天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用来描述共产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出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消息灵通的、公正的观察者们却以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他们依旧记得休战期民主失败的教训、经济的萧条和种族的冲突。在这一地区的可怕回忆，弱化了对于共产主义的反对。英国学者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强调了之前政权的严厉、沙文主义和腐败，并且谈到了“对于暴力改革的渴望，以及对于统治阶层所说的每一件事的不信任”。伦敦大学研究中欧历史的教授贝茨指出，“东欧和中欧的革命正在发生”，并且强调“任何成就（无论好坏）都是在本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他继续写道：“很明显，即便苏联不是如此之近，不是如此强大，革命性的变化也会通过像1945年结束的那场战争一样最终到来。”
这些评论员随后觉得他们的观点被痴心妄想的思想者们根据主观意识修改。塞顿-沃特森在1961年承认：“1945年之后的岁月，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关于自由和社会公平的新协议，而是集权专制和隶属于苏联帝国的殖民地。”但是他随后批判的假象、信仰和希望，被证明是比武力更加重要的帝国统治工具；至于社会革命，那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苏联的威望是通过战胜德国的军事成就树立起来的，但是战争时期的苏联红军并不像是一种永久的占领力量，除了德国之外：战争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1945年，苏联拥有1 200万军事力量，但是3年之后这一数字变为300万；在德国，苏联的军事力量从战后的150万人减少到1947年7月的35万人。这虽然比美国的军人复员进程要慢，但是依旧非常显著。实际上，美国国家的军事力量下降得非常迅速。根据国际协定，苏联红军撤出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提醒匈牙利共产党：“苏联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必须依靠自己战斗，依靠自己工作。”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不能让德国再次威胁苏联，东欧必须成为它的势力范围；而这两者都是从政治层面构想的，而非军事层面。
在战争最后阶段对德国的战斗中，以及在巴尔干国家的森林中、波兰、喀尔巴阡山脉国家[1]、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界地带出现的反对苏联控制的行为，使苏联需要建立可靠的当地武装。重建忠于新政权的部队，迅速围绕着一群战前的军官、抵抗战士和接受苏联“再教育”的战俘组织起来。早在1945年，这些部队就清洗了一些之前的职业军官——这一点在一些军队非常必要，例如一年前罗马尼亚的军队还曾经和苏联战斗——但是其他大部分部队还是维持了原貌。波兰的军队是一个特例，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几千名军官都被苏联俘虏，他们被大规模地射杀在卡廷的森林中，抑或其他地方。对新领导人而言，更加可靠的方式是通过苏联指导下的安全系统、警察系统和议会，并且在警察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将目标对准新秩序的反对者。他们并不从可靠的共产党干部中招募新成员，因此这里不存在任何党员，他们从之前的游击队员、纳粹的合作者、罪犯和其他类似的人群中吸纳成员。例如在罗马尼亚，爱国主义战斗阵线（Patriotic Combat Formation）的议会，直接听党的命令，到1945年3月已经拥有6万名党员。总之，在苏联“解放”的一年之中，在苏联的控制下，数十万东欧人进入部队、警察系统和议会。
在国内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反对苏联的抵抗力量和抵抗团体，依旧继续着他们注定失败的斗争，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但是他们却被有组织地镇压——被枪毙、投入集中营［经常是从德国手中接管的集中营，例如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或者流放，他们将永远无法严重威胁共产主义计划。1944—1947年，波兰有大约10万名反对共产主义的游击队员在进行斗争，在两国政府的大赦前提下，大多数人都放下了武器。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的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在1946年遭到逮捕。除了巴尔干国家，各国的反对势力迅速瓦解，变得无效。
对于苏联支配地位真正严重的挑战不是来自军事方面，相反，它来自于占领后重新出现的各个党派。如果说战后的东欧是政治斗争的竞技场，那么对于苏联共产党而言，主要的问题是在处于国内弱势的前提下，如何获得优势地位。在很多国家，解放之后的党员数量极少。休战期的国家镇压和公众冷漠，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只能维系在一个很小的规模；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运动，使得这种规模愈发减小。那些幸存者被推上前台，他们应该怎么做？
最明显的革命选择是尽快夺取政权。矛盾的是，这只在苏联红军未加控制的地区发生——南斯拉夫的铁托带领他的游击队，在解放后一年之内建立了一党制的国家，同样情况的还有南斯拉夫的卫星国阿尔巴尼亚。这种方式吸引了南斯拉夫之外的很多共产主义者，但是铁托是一位明确忽视斯大林意愿的共产党领袖；而斯大林脑海中也有了明确的策略，这种策略符合斯大林不想疏远他的美国盟友的想法。正如莫洛托夫之后回忆时所说的：“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
战争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国际信息部公布了道路：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而非共产主义革命。它认为东欧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封建主义的参与必须被彻底清除，1848年，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那里将会有选举，工人和农民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出意外，除了铁托之外，很多共产党干部发现很难严格执行这些建议。
因此在战胜德国后，斯大林和他的心腹们对于旧时期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干部们四处游行，高呼“莫斯科万岁”、悬挂红旗和在被征用的汽车上画镰刀锤子的行为感到愤怒。从莫斯科的角度来讲，即将发生的革命的嗜血宣言、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拆除路德的塑像而树立列宁的雕像——这一切都暗示着对情况的完全误读。它显示了战前共产党人的不学无术，只能扰乱国家的行政体系。早在6月10日，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就颁布命令，允许创立其他政党和商业团体。德国共产党的宣言明确排除了“在德国强制推行苏联体系”的想法，并且呼吁建立民主议会。
这些都意味着，斯大林在1945年承认其他政党，议会选举也可以举行。东欧的模型将会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人民阵线，而不是1917年的列宁主义革命。根据苏联的观点，法西斯主义在战时的胜利，表明将进步力量统一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旗帜下的必要性，通过渐进的土地改革计划（非集体化）赢得民众的支持，吸纳精英阶层以及实施在国家引领下的经济控制。但是即便是这些理论，也不像其在今后那样重要。实际上，情况是极度不稳定的。东欧即兴的政治反应令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苏联的实际态度，直到1947年才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民主含义的官方解读，直到1948年12月才出现用含混不清的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人民民主。事实是，直到此时苏联的政策才集中到创立一个友好德国的问题上，并且对东欧并没有统一的计划。
与此同时，建立真正的新政党需要时间，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都被有效地摧毁了。现在的东欧就像之前的苏联一样，他们必须从之前小规模的为了争取合法地位的阴谋组织，转变成为行使权力的政党。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才是合法并且受欢迎的。更名为更受人们欢迎的波兰工人党之后，波兰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1944年7月的2万人在一年之内增加到30万人；匈牙利党员数量从1944年年底的2万人，上升到1947年年底的86.4万人；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以相似的速度增长。当我们考察战后早期共产党党员人数迅速膨胀时，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大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和趋炎附势之徒。认清新的现实并不困难，很多“现实主义者”调整了他们的预期，忍气吞声并且向新的领导人和苏联后台妥协。其他人则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下一步的斗争。但是也有对于共产党真正热爱的人，他们构成了共产党在1945年后崛起的基础。
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热情，以及对苏联成就的尊敬。苏联红军士兵不守规矩的个人行为，并没有破坏红军在战胜第三帝国的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巨大声望。更重要的是，第三帝国的战败并没有减轻对于德国力量的传统的恐惧；相反，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6年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相信苏联的保护是对抗德国未来入侵的必要保障。
在国内，对于战争的记忆使得人们对于合作普遍怀疑，这种记忆同时强调了战前政党模糊不清的地位和功能。例如，兹德涅克·姆利纳日（Zdeněk Mlyna）是随后“捷克之春”（Czech Spring，中国习称为“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愤怒地回忆道，在1946年入党时，他批评“父母那辈人的胆小谨慎，使得他们认为和敌人合作是可以原谅的”。在战争中成长的经历，赋予了这个年轻人“摩尼教的世界观”和“原始的激进主义”。“我们是战争的孩子，尽管我们没有同任何人有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争时期的精神伴随着我们进入战后的年代，这给了我们最后的战斗机会。”
在姆利纳日看来，这场战斗不仅是一场“对于异教徒的圣战”。清算过去对于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在欧洲的占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普遍的激进主义，集中表现在解放之后对于一场社会经济变革的渴望。1945年的匈牙利大选——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普选——表明了这种愿望不仅仅属于共产主义模式下的选民。很多人从东方找到了灵感。姆利纳日写道：“在1945年，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神化和人们的普遍兴奋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他们将自由和公平视为新国家建立的基石。相反的是，这只是兴奋的部分原因……苏联对那些希望告别过去，以及那些并不了解苏联真正状况的人而言，是一片希望的土地。”
即便在那些不倾向于神化斯大林的非共产主义者当中，解放之后前三年中党的政策通过相对的灵活性和渐进性唤起了他们的希望。亚采克·库尔切夫斯基（Jacek Kurczewski）在谈到波兰的例子时说道：“尽管国家并不想接受斯大林强加给我们的奇怪体系，但是大多数居民都渴望能够重建家园和国家，因为他们非常排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内战。”在欧洲中东部，共产党的活力，以及他们在重建过程中的贡献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匈牙利的反共产主义难民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他们称赞重建工作，并且称赞“共产主义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经济重建，他们甚至称得上是天才”。作为共产党的交通部长，格洛（Gerö）领导的“桥梁建筑者”（the Bridge Builder）因为迅速重建了多瑙河大桥而受到赞誉。
这些国家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远远高于政党的创造或者回归，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共产主义不仅扫清了封建残余，还承诺实现苏联式的工业化，这和休战期资本主义的停滞不前形成了对比，它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尤其是通过人民民主这个符合时代需求的妥协。没有人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更加坚定地拒绝“仅仅在自由主义范畴内讨论民主的政治含义”，而支持“同时在社会和经济角度来定义民主”，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很多不成熟的思想家准备接受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而非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做法而感到吃惊呢？这是休战期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留给东欧的遗产。
相比于其他国家，人民民主通过联合政府和建立同盟而分权，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调节和苏联安全顾虑之间的关系。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苏联和共产主义都是不受欢迎的，它们的反苏主义与反共主义同时发生，并且在莫斯科得到了坚定的回复，这种情况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945年2月，苏联外长维辛斯基（Vyshinsky）赶赴布加勒斯特，命令米歇尔国王任命苏联指定的人选担任总理。莫斯科推荐的人选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a）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秘书长埃米尔·波德纳拉希（Emil Bodnaras）不仅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是一位内务部的官员。很明显，西方国家对于罗马尼亚国王的求助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丘吉尔也正在希腊做着同样的事情。当米歇尔国王命令格罗查辞职时，这位总理忽视了他的命令，然后动身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格罗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在同他的老师讲话一样。”
对于苏联的控制，波兰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反抗都要激烈，尤其是当德国的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但是波兰的公众舆论对莫斯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随着西方国家承认了这一事实，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可以使用更多的武力。即便在波兰，共产党统治的最初策略还是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支持苏联的“临时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由一位社会主义者身份的总理领导；而西方则向真正独立的政治领袖施压，迫使他们同苏联人合作。而这种额外的压力，最终演变成为1945年夏天对于反对苏联政治人物的公开审判。
正如我们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看到的那样，苏联利用其在国际谈判桌上能够改变国际边界的能力，获得了超过本土政治家的权力。重新从匈牙利手中获得特兰西瓦尼亚是苏联对于罗马尼亚的回报；将沿着德国“新边界”的广阔富饶的奥得河—尼斯河（Oder-Neisse）地区划给波兰，则是对波兰的奖励。这两个例子的结果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各种诱惑，来安抚苏联成为他们新领地的保护人。
尽管这种规律在东欧各国因地而异，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他们随后的模式则非常相似：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共产党扮演着最有影响力和决定性的部分；然后，边缘化甚至是彻底抑制其他政党，并且分裂联合政府以外的政党。最终的大选，波兰的政府阵线获得了89%的选票，罗马尼亚的得票率为98%，保加利亚为79%。1947—1948年，这个进程将目标对准了农民党和工人党，它们成为共产党在国内主导的首要威胁；一些领导人被处死或者被强制流放，而其他人则率领着已经分裂的团体进入政府。
这是一种提前计划好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吗？一些当代的观察者认为这毫无疑问。塞顿·沃特森总结了这个模式的三个阶段：真正的联合政府，伪联合政府，“庞大”的政权。从一种更加奇怪的角度来讲，这一系列的阶段反映了苏联的观点，即这些地区正在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也许两种观点都在以一种逻辑化的、整齐化的观点来看待一件并不存在的事情。这些事件的实际进程预示着苏联比塞顿·沃特森所想的更加犹豫和不安，至少在1947年之前是这样的。例如，在1945年的匈牙利大选中，共产党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小党派获得了57%的选票。一些联合政府（波兰和1945年早期的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摆设，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其他国家的联合政府（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真正存在了几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介于联合政府和共产党控制两者之间。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此背景下的芬兰：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外交满足了苏联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它们达成协议，保证芬兰自主行动的权力。
对于战后政党政治的渴望和在民族团结精神下解决战后问题的诉求，使得联合政府成为欧洲大陆上备受欢迎的政权：民族必须第二次起作用，必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党派分歧，尤其是对左翼的分歧。但是这种精神在冷战的压力下开始破损，东西方的联合政府最终分道扬镳。因此联合政府的消失不仅仅是东欧的发展必然，也不能够仅仅被解释为苏联的阴谋。
除了苏联的支持外，共产党还从其他的条件获益。一个是与它们竞争的政党相对脆弱以及它们之间缺少凝聚力：尽管一些政党只能通过警察镇压这种恐怖方式才能摧毁，但是另外一些，例如匈牙利的小党派，很容易分化，尤其是在缺少西方支持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经常被用于苏联的例子，尽管苏联很排斥这种形式。无论如何，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之外，社会民主在其他地区的根基并不稳固。20世纪20年代关于左翼致命分裂的历史记忆，使共产党更加重视团结。
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竞争对手的民主原则，必须从其战前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经验来理解。对于很多政党而言，这意味着不仅缺乏一个成功的法制议会，还意味着缺乏对联合政府的统治理念深刻的理解，例如休战期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其统治方式甚至可谓独裁。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对休战期议会制政府的记忆还停留在模糊不清的合作中。战前的“资产阶级”民主几乎找不到支持者：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其旧式意义上的选民已经缩减、逃离甚至被杀害。由于德国和苏联的入侵，波兰或多或少地清除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在罗马尼亚，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则被当作纳粹的合作者加以对待。
自由主义、基督教和农民政治家摇摆于完全反对共产党政权和向新秩序一定程度的妥协之间。不妥协的鼓吹者们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导致了他们无限期地等待西方世界的拯救。伊丽莎白·贝克（Elisabeth Barker）注意到，在巴尔干国家，“很多反对派对于农民和建设性的计划兴趣寥寥。令他们痴迷的事情，也是他们经常只对外国人讲起的，是‘你们认为同苏联的战争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他们对战争期望的假设，成为他们希望的基础”。他们被冷战双方战争化的辞令误导。一份立陶宛的农民简报在谈到舒曼计划时说道：“战争的准备正在进行中。”朝鲜战争给了持这种观念的信仰者以新的希望。直到1956年西方国家对匈牙利问题的被动态度，才使他们放弃了希望。
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民族主义模糊的政策显得愈发令人迷惑，并且误导了反对者。通过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共产党政权最后宣称将波兰这样的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将其他的少数民族强制安置在国家的其他地方——例如将乌克兰人安置在波兰的西部，将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驱赶到罗马尼亚东部，将波斯尼亚的农民驱赶至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新政权的这些做法弱化了地方和区域的传统联系，并且主张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巴尔干国家实行的政策和苏联政策之间的差异令人吃惊，在其他国家被流放的目标群体，成为这些国家的优势群体。但是随后巴尔干国家面临着比东欧其他国家更加悲惨的命运：它们被吸纳进苏联，并且臣服于有意识苏联化的政策。
建立一个统治性的政党是一回事，控制行政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后者需要一个服从于政党的国家机器。在西欧，占领使得英美的政策制定者们能够对国内事务施加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德国和意大利这类之前的敌人，还是像比利时和希腊这类之前的盟友。而苏联的顾问则过多地介入，并且采取措施巩固他们对东欧各国官僚机构的影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很多公务员有着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因此他们愿意满足新统治者的愿望。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行政系统的控制并不新鲜，而共产党只是继承了战时和战前对这种体系控制上的优势地位。
在独裁政权和战时占领期间依旧独立的司法系统，规定法官必须听命于司法部，这间接侵蚀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在这类措施施行后，重新任命法官的行为就显得不必要了。例如在波兰，1950年有大约60%的法官在战前就已经履职。在军队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战前的将军们接受了新的高级政治部门的命令，这保证了他们支持苏联的立场。
之前受到本国右翼政党或者是德国审查的文化、教育和传媒领域，现在则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一些保守的报纸停刊（因为它们曾经服务过“法西斯主义者”），而其他的则通过许可证体系和定量新闻纸等方式而加以控制。审查逐渐从“反对苏联”的素材，延伸到更加笼统定义的危害国家的材料：截至1949年，罗马尼亚禁止了8 000个曾经的出版物；而类似的行为也在其他地区发生。1949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审查系统，它有效地将文学作品和新闻出版物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之后，大学也被纳入这个体系中，这种控制的比例和速度在不同国家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像在民主德国这种一次性清除旧秩序的国家，情况就和波兰不同，后者的出版物在几年之内还在被政党容许。
而最为重要的是安全力量领域。军事情报从属于苏联军队总参谋部情报管理总局。从解放的那一刻开始，克格勃将控制国内的安全机构视为重中之重。在苏联安全机构的促进下，无论是渗透到常规警察力量，还是建立新的特殊安全机构——像保加利亚的民兵那样，都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最后处于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重建警察力量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这激起了共产党控制的内政部和非共产党控制的司法部之间的斗争。
警察力量，包括其他领域的行政系统在内，在对抗共产党的压力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争中都为德国服务过，因此很容易遭到清洗。他们发现与有背后势力的政治家对抗是不明智的。因为很多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被大量抽调上来，所以他们不得不小心保住他们的工作。桑德尔·科帕奇（Sádor Kopacsi）后来成为布达佩斯警察力量的领导者，他回忆道：“所有莫勘（Mokan）团体——这个战时的游击队团体——的地下抵抗者都被重新武装，并且成为新生的匈牙利共和国执法机构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如何成为警察的原因。”然而，这些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靠的。在警察系统，以及其他领域，大部分人还是从旧势力中保留下来的，只不过他们认清了现实，将他们在安全领域的专业技能作为交易的筹码。
迈向斯大林主义
马斯特尼（Mastny）称为苏俄帝国主义（Pax Sovietica）的时刻在1947年到来：面对西方世界日益坚决的反共产主义立场，9月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标志着苏联的政策从渐进主义转向严阵以待的战斗状态，从一种接受不同路径进入社会主义的态度，转向坚持联盟的统一性。斯大林用南斯拉夫的例子攻击其他共产党“对于联合主义的迷信”。匈牙利共产党刚刚在几个月之前的大选中蒙羞，党的骨干们因为承认他们的政府是“人民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因素的混合体”而遭到批评。一年之前波兰的哥穆尔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Gottwald）都强调，需要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自此，这条路线被放弃了。经济计划、政治和建筑，包括一切在内，都逐渐成为莫斯科的附属品。
1948年，轮到了南斯拉夫当替罪羊：铁托和斯大林走向决裂，尽管这种决裂是铁托没有预见到，也根本不希望发生的；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南斯拉夫不会接受苏联干涉本国的事务，而苏联的这种干预也成为日后这一地区的普遍形式。在罗马尼亚会见苏联的官员时，米洛凡·吉拉斯对于“这种‘优越种族’的态度和超级权力的自负”而感到震惊。吉拉斯和他的同事们对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非常自豪，他们对出版苏联书籍的要求，以及将自己的经济发展视为苏联经济发展附庸的要求感到愤怒；而在外交政策上，铁托干预希腊内战，以及对巴尔干半岛日益明显的野心触怒了斯大林，这几乎就是南斯拉夫在两年前的里雅斯特（Trieste）问题上的翻版。这种裂痕迅速扩大，这也成为斯大林向东欧其他地区强加自己权威的导火索。在接下来的5年中，直到他去世，这个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开审判、警察恐怖和强制工业化——换言之，就是斯大林主义。
铁托曾经向斯大林强调：“我们将苏联体系作为一个范例而加以学习，但是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本国发展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被驱逐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后，其他国家的党员骨干都加速将自己和“国家共产主义”的指控撇清关系。苏联集团内部的分裂可以归因为“被逼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间谍、奸细和谋杀团伙”，以及“拴在美国皮带上的走狗：他们啃食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资本狂吠”。重新确定苏联权威的一贯正确性的企图，不仅导致了“肃反”和“大清洗”，并且已经深入党和国家的机构中，而且导致了一系列的公开审判，这一点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尤为明显。
向莫斯科表示忠诚的努力表现为揭露“敌特分子”，他们像病毒一样在党的内部传播恐怖。1948年8月，罗马尼亚部长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Lucretiu Pàtrăscanu）被逮捕；而另外一位“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则在随后一个月中离开了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高级政治首脑也遭到了逮捕。匈牙利内政部长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在1948年8月成为外交部部长，并在转年5月遭到了逮捕。
公开审判不仅反映了斯大林最后一年中克里姆林宫的偏执氛围，也能够反映苏联对于东欧脱离苏联控制的实际恐惧。公开审判变成了对于向苏联展示忠诚的可视化程序，甚至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根据一份卡达尔[2]和拉伊克之间对话的监听录音带，被告拉伊克成为匈牙利公开审判地位最高的被告。卡达尔对拉伊克说：“我们知道你是清白的；我们尊敬你，不仅仅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出的牺牲；我们并不会剥夺你的生命。你只需要在道德层面做出牺牲，我们将会把你驱逐出精神领域。”拉伊克最开始抵制这种方法，但是他在公开审判中精疲力竭，并且被迫认罪。随后他就被处决了。
当匈牙利人对拉伊克进行审判的时候，他们警告捷克斯洛伐克人，一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将会接受审判。为什么不逮捕他们呢？对于“铁托主义”的指控，使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了越来越多的调查。莫斯科向布拉格派遣安全顾问，来发现“捷克的拉伊克”，以及他们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捷共前任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而警告道：“现在我们的政党也没能逃脱在党内出现敌人，在人民内部出现间谍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加警惕，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在我们队伍中的敌人，他们是我们最为危险的敌人。”1950年，斯兰斯基也成为被逮捕的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铁托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民族主义的叛徒，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人民民主秩序和社会主义的间谍、破坏者和敌人”。
冷战时期的间谍热是一种流行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折磨着东方国家，甚至也令西方国家苦恼。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进行了对之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基督教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审判，原因则是“这些领导人的恐怖主义分子阴谋”。并且在1950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审判梵蒂冈间谍”运动。在受害者中包括战时共产党的反对者、士兵、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但是受害者中还包括疑似的“西班牙路线主义者”[3]、被驱逐至集中营的少数民族，以及“阶级敌人”。
这些年受害者的数量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增长。在清洗中被杀害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数量，比霍尔蒂（Horthy）在25年前的清洗运动中的还要多。秘密警察崛起［他们的背后势力是苏联的贝利亚（Beria）］，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怀疑是告密者，并且在内部不和。然而，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不断延伸的劳动集中营体系——至少在保加利亚有70个，关押了大约10万名犯人。而匈牙利有20万人遭到逮捕；捷克斯洛伐克有13.6万人、罗马尼亚有18万人，而阿尔巴尼亚的人数则令人难以置信，只有8万人。只有在内战末期的波兰，才逃脱了此种规模的镇压。
像最后分析的那样，斯大林的恐怖主义无法脱离对共产党存在的辩护，即它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被逮捕的人中，除了一部分被杀害，大部分的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就像之前的苏联那样，工作不仅是一种惩罚和救赎的方式，还是一种权利和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的敌人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计划中，被社会重新接纳。换言之，就是1948—1953年的斯大林恐怖主义不仅和清除党内异端和独立倾向的意图相关，而且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密切相关。恐怖主义伴随着苏联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东欧的发展模式被迫接受20世纪30年代苏联五年计划的模式。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好于当年的苏联，但它们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领域的努力，仍然是以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先决条件的。共产主义的目的是通过一场工业化革命来完全改变社会，而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规模工业化的方式，就是压榨国内的农业领域和消费领域：只有国家的强制才能够满足这种模式的要求。因此，正如一位流亡者所言，“东欧国家情况的本质，就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警察国家，以及进行工业化变革”。
东欧的经济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都非常明显。东欧工业化的程度和西欧的差距越来越大。对那些191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回应这种差距。农民党提出答案并不在于模仿西欧，而是对于独立的小农和农业的支持。这个提议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鉴于过多的人口和低下的农业产量，冷静的人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休战期东欧的城市精英阶层提出了替代方案：用西欧涌入的资本来资助本国的工业化。这个政策被施行了近10年时间，产生了迅速的，但是不协调的工业发展。问题是这种方式将投资的决定权和关键领域的所有权交给了外国资本家，从而无法保证能够解决农村地区的失业问题。经济国家主义者厌倦了这种结局，而当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终止了这种试验后，他们愈发觉得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休战期的自由主义和农民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者的策略是由国家推行并且资助工业化进程，而不是通过从国内结余或者向国外求助的方式实现。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激化了关于国家主导工业增长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市场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后，国家社会主义变得流行起来：在东欧（波兰和保加利亚），官僚阶层的规划者和部队的官员同意国家不仅要扩展到劳动关系和社会服务领域，而且应该制订经济计划，指导投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衍生出一种公共部门控制银行业，允许国家更大限度地控制货币政策和经济投资的现象。随着德国籍没主要商业，将战时控制生产和价格的方法引入民主德国之后，国家经济在1939年之后进一步发展。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德国的继任者仅仅是继承了他们实现控制的新工具。
解放之后，计划经济的流行和对自由主义否认的情绪弥漫了整个欧洲大陆。扩大国家福利、加强国家干预经济、控制重工业和银行业的做法，至今来看都非常明智。1944—1947年的主要问题不是是否进行计划经济，而是遵循社会民主的计划方式还是共产主义的计划方式。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前就拥有极强的计划传统，在1945年到1946年间，社会主义的规划者们赢得了当地共产党的支持，他们提出一种混合制的经济方式，即私人贸易和非集体化的农场。但是在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和斯大林拒绝让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学说成为主流。共产党批评了所谓的“首要消费”观念。在提出强制节约的“英雄主义道路”与满足“中产阶级”消费需求之间的第三种发展方式时，波兰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被废除。1949年，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取代了中央计划委员会，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角度上讲，前者提出“计划经济的斗争是一种阶级斗争”。
1948—1951年，每一个铁幕之后的国家都引入了五年计划或者六年计划。在解放之后，短期的重建计划因地而异。这时大多数国家的产出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而国家化将工业领域交给了国家。关于重工业和能源生产领域的新计划被制订。而对于消费品的关注则少之又少，党内的经济专家忽视了社会消费的特征，他们警告说，在发展的“英雄主义”阶段，因为资源需要被投放到生产领域，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萨波托斯基（Zápotocký）批评道：“任何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幻想，都会被视为一种必然的推论，甚至被视为对计划经济成功施行的预计。而它真正的对手是真理：为了实现这种假设，我们必须提高文化和物质水平，它是完成经济计划的首要条件……如果这样的话，从今往后我们将会生活得越来越好，更加满足和快乐。”联合国观察到，东欧国家以“施行比西欧国家激进的工业革命”为目标。
有力的宣传很好地渲染了这种结果。民主德国的斯大林钢铁厂、俄斯特拉发的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钢铁厂、保加利亚的列宁钢铁厂成为新时期的“教堂”——它们纪念碑式的入口、特殊的建造过程是对于人的力量的宣言，以及对于科技战胜自然的信念。彼得鲁·杜米特留（Petru Dumitriu）绘制了《罗马尼亚山峰上的列宁光辉》（The Light of Lenin in the Mountains of Romania），用来庆祝比卡兹水电站的建立。而霍查[4]在1952年则提出了“斯大林的光辉照耀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light of Stalin Shines on Albanian Soil）的宣传口号。
但是宣传不是全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显得很惊人。在20世纪50～60年代早期，工业产量和就业同时增长，增速持平，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西欧国家，而东欧并没有自己的马歇尔计划；实际上苏联是从这些地区攫取资源，而非投入资源。位于日内瓦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注意到：“工业领域中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东欧政府整体上的经济计划是成功的。”高比率的投资——是西欧的两倍——使得像采矿业和钢铁行业这类受到资助的领域得以快速发展。
然而，这种方式的发展积攒了数不清的潜在问题。采用苏联劳动密集型的模式在缺少资本和劳动力的地区是不合逻辑的，这使得东欧的国家过于依赖过时的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中，矿业的产量是下降的，而匈牙利的矿业产量却增长了一倍。随着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大量的工人被集中到有问题的工业领域，以弥补政治和经济层面潜在的混乱。
从政治层面上讲，也许最严重的就是农业方面的问题。在农民享受城市居民福利20年之后，20世纪40年代末期，形势发生了反转。在巴尔干国家，集体化先于其他东欧国家几年进入这一地区，数十万的“富农”遭到了驱逐；就像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的情形一样：1949年3月，占总人口3%的人遭到了驱逐。因为共产党在农民中的支持度较低，所以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一开始避免集体化的倾向，并且寄希望于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支持。现在政策发生了逆转。斯大林主义通过集体化将发展的负担施加到了农业地区，它提高税收、削减对于农民的贷款。农村地区变得像国内的殖民地一样，它不得不为新建设的城市提供粮食和劳动力。但是国家控制土地变成了一场灾难，就像之前的苏联那样。工业产出激增，但是农业产量几乎无法达到战前的水平。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均产量依旧低下，“缺少肉的日子”证明了牲畜群体的枯竭。
随着政权企图以武力夺取农业产量，农民在他们能力范围内采取各种各样的抵抗方式——纵火、上缴不良谷物以及破坏机器。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焚烧了新的合作农场；而在1949年7月，一次事件之后，秘密警察在这里枪杀了12名农民，并且逮捕了大量的农民。共产党企图通过威吓农民从而使他们顺服的努力，导致了迅速蔓延的反抗以及不可避免的对于“富有农民”的“破坏行为”的指控。这些都是“破坏新秩序的敌人，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无以复加”。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富农”，他们没有交齐粮食定额，破坏农业生产，有些人甚至通过谋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实际上，抵抗是大规模的，甚至一些官方媒体也隐晦地承认这一点。波兰农民联合党的官方刊物《绿色旗帜》（Green Banner）在1951年11月发问：“像来自切鲁求（Czluchow）地区的米卢拉（Milula），人们该如何评价他的意识形态立场？他曾经说他不会将谷物和土豆卖给国家，如果国家使用武力夺走他的剩余粮食，那么他就会上吊自杀，然后让西方的媒体知道这一切。”
从传统上讲，农民起义是东欧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而新的国家政权也像过去那样利用军队和民兵镇压他们。在罗马尼亚，大约有8万名农民被驱逐或者审判，另外有3万人接受了屈辱性的公开审判。民兵搜查了一些人的家，征用了他们的产出和存粮，殴打或是威胁他们的家人。在匈牙利，数以千计的农民死在了集中营和拘留所，农业人口的减少进而影响了农村的经济。
尽管这些叛乱没有直接威胁到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像特兰西瓦尼亚还发生了山里的反对政权支持农民叛乱的情况，但是反映了农民对于政权的不满程度。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粮食短缺的一个主要因素，农民阶层的不满成了威胁共产主义政权稳定的潜在因素。强硬路线主义者也许会归咎于贫农阶级团体过于庞大，他们常年生活在温饱线上下，从而导致了余粮征集的不足；但是越来越多来自党内的批评声音使统治阶层意识到，集体化是一个错误，它严重地威胁到了整个工业化的进程。早在1951年，共产主义政权的政策就进行了部分改变（在罗马尼亚），强制性的措施减少了，新的政策强调“理想的集体主义农庄是一种远高于现状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缓慢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改良”。但是这些理论的提出并不足以安抚农民阶层的恐惧心理。
其他的“阶级敌人”也是由工业化创造的。有一百万农民涌入了城市，政权通过清除“资产阶级”财产所有者来解决日渐明显的住房短缺问题。这些“非生产性人口”现在需要为缓慢的房屋建筑付出代价。20世纪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B操作”（Operation B）导致了大量的“阶级敌人”被驱逐。1952年，一家报纸如是报道：“早在去年11月，罗马尼亚就流传着近期将会大量驱逐‘城市不必要人口’的谣言。”数以千计的居民从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地方被驱逐。保加利亚的警察则利用了1948年“对抗社会危险人员办法”（Measures against Socially Dangerous Persons）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定居在新的“工人城市”需要获得官方认可。
这些受害者被拉去充当强制性劳动力，用以完成多瑙河—黑海运河这样引人注目的工程。他们被禁锢在铁丝网内，生活条件极其糟糕：他们需要自己用芦苇搭建小屋，否则他们只能住在户外；他们需要自己打井来满足日常饮水。粮食短缺和糟糕的卫生条件直接导致了较高的自杀率。这些劳动力在帮助统治阶层实现那些宏大的发展目标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劳动力有些隶属于罗马尼亚劳动部的劳动储备，抑或保加利亚的劳动军队。当时的保加利亚有约10万名强制劳动力，而保加利亚当时在工业领域的劳动力数量仅为36.1万人。
即便是普通的员工——暂且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支持阶层，也发现自己受到了限制，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遭到限制和压迫。“为了和劳动人民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罗马尼亚共产党宣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在打击劳动力。政府不仅下令禁止罢工和停工，他们还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且试图取缔“缺勤”制度。在保加利亚任何缺席工作的人都会被处以“纠正性劳动”的惩罚。工人需要向当地的警察部门进行登记，从而获取身份证和劳动卡，并且他们随时可能面临着“违反劳动原则”的指控。工资上涨、有效的激励机制缺失；较低的生活水平；食物和消费品短缺；越来越严格的劳动原则和挖掘“内奸”“间谍”的行为使得国家和劳动阶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随着国家工会的不断扩大，直接的抵抗变得愈发困难，工人本身也被鼓励履行警察的部分职能。一份匈牙利报纸坚持道：“巩固劳动的原则需要将那些游手好闲者和懒汉在生产会议上示众，通过通报他们邪恶的行为，或者对他们进行家访来改善他们的行为。如果这些都不奏效的话，那么他们将会被清除出我们忠实的工人团体。”
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形式中，斯大林迎来了他的70岁生日。截至1949年年底，所有的道路、纪念碑、建筑，甚至整个城镇都是在苏联的领导下完成的。新的城市出现了——例如民主德国的斯大林施塔特（今称艾森许腾施塔特）、匈牙利的斯大林瓦罗什（Sztalinvaros，今称多瑙新城），它们成为“共产主义伟大建设计划”的标志。在布拉格，斯大林将军70寿诞庆典委员会承建了一座13米高的纪念碑来俯瞰城市。这些建筑物用来展示“人对自然的胜利”以及“人们挣脱了曾经束缚他们的社会力量”。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斯大林主义的弱点。
1949年12月，民主德国的法兰克福大道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大道”。官方宣称“这是民主德国的第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沿道路的两侧将建成大量的标志性建筑物。这些街道象征着共产主义政权在这里取得的成就，而由工人们建造的标志性建筑则意味着‘新人类’将社会主义的宏大计划变成现实”。奥托绘制了《斯大林大道上的年轻搬砖工》（Young Bricklayers of Stalinallee），画中描绘了在脚手架和红旗背景下一位年轻的劳动英雄。然而，在这幅画完成之后不久，这些工人就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因为国内面临着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大威胁。
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的1953年春天，东柏林的工人起义，这标志着苏联集团内部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告一段落。相似的不满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区出现——这种不满集中表现为反苏的特征。由于对削减工资感到不满，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们”逐渐地和统治他们的政权疏远，尽管这些政权在不久前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他们。最终，斯大林大道上的海报被移除，部分街道恢复了原来的名称，而其他一些街道则被重新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
改良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遵循着一项摇摆不定的“新航向”政策，旨在通过减慢工业化的速度，来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集体化的政策遭到了攻击，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集体化进程甚至遭遇了倒退，“社会主义区域”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萎缩。与过去相比，税收额度和粮食征集的数量都逐渐降低。与此同时，继任者们宣布人们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消费品，住房短缺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一种更加缓和的劳动原则，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时严格的“英雄主义”劳动原则。
当然，政治领域也在发生变化。斯大林的逝世，使得莫斯科强调“集体领导”原则，而这一转变也在影响东欧各国。东欧很多国家的“小斯大林”式的领导人遭到了挑战。在民主德国，自1945年以后有100万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逃离此地，乌布里希（Ulbricht）被卷入了争论的旋涡，争论的起因是一部分人企图模仿为斯大林庆生的模式，为乌布里希筹备60岁的寿诞庆典。这些“小斯大林”一个接一个走下神坛，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他们会被其他人取代。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脱离斯大林主义领导模式同时发生的，是政权的主要工具——秘密警察地位的下降。曾经秘密警察力量凌驾于政党之上，现在他们迷失了方向，未来变得不确定。他们自己明白，“那些悲愤的人”将会令他们处于守势地位。一位受害者将其称为“党内独裁政党”的终结。1956年6月，当匈牙利总书记拉克西（Rákosi）试图和秘密警察的官员举行一次会晤的时候，他遭到了一致的嘘声。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们重新恢复了名誉，而迫害他们的人则遭到了清洗。共产党成功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赋予秘密警察的特权，因为这一特权使他们脱离了党的控制；给之前遭到清洗的共产党领导人——诸如哥穆尔卡、吉拉斯和波克尔——恢复名誉，成为共产党重申对于国家控制的一种矛盾方式。
通过这种方法，去斯大林主义避免了关于反思更加尴尬的讨论。新的法律限制了警察力量的权力，共产党也强调要“回归社会主义法治”。劳动集中营被关闭，数以万计的人回到了家中。例如，1956年4月，波兰有3万名犯人通过特赦重获自由，与此同时，波兰共产党清洗了秘密警察队伍中的上层官员。
但是在共产党系统内部的解放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些人意味着独立于莫斯科的控制，但是像罗马尼亚的事实告诉我们的那样，“国家共产主义”可以和个人独裁一致。对于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受到冲击和被定罪的共产党干部而言，这意味着重新获得共产主义运动“原本的纯洁性”。就像战后“英雄主义”阶段出现的人民民主一样，这些迷惘的党员干部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共产党应该如何应对去斯大林主义。这个争论在斯大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但是过程却是断断续续，随着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众反对而变化。自由主义者们提出，这些事件告诉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而斯大林主义者们反驳称，他们是在斯大林死后，党内高层出现分裂迹象的时候，应大众的期望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自由主义者有着强有力的后台：赫鲁晓夫，他在莫斯科公开接受了1955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几种道路”观点，同时他试图修复和铁托之间的关系。即便是1956年之后，他曾经短暂回归过强硬路线，但是在1968年之后他再未实践过斯大林主义偏执的暴行，尽管在日夫科夫[5]、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巴尔干国家世袭的王朝统治中，还在沿用斯大林主义。
去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法律地位的问题尤为重要，尤其是法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本人曾经一再重申法律的重要性，而他最重要的理论家维辛斯基也强调，“如果法律落后于生活，那么它就需要改变”。根据1950年波兰司法法令的规定，法官应该充当“社会主义社会中革命性的建设者”的角色。实际上，在战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的宪法根据维辛斯基的观点明确地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分权原则”。各国的政权都集中到共产党的手中，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共产党并未在规定中明言。
那么党应凌驾于社会之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防止又一个警察国家的出现呢？尤其是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坚持“在社会主义中分权，就等同于反革命”。在公开审判结束之后，共产党的领导们开始解决这一问题。一位匈牙利的高级共产党官员，向聚集在拉伊克墓前的人们宣布：“很多人都在问自己：在一个缺乏法制、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呢？法制在未来也不会实现吗？这是一个明确的问题。我们有义务给我们的人民一个交代。党就是你们的保障。我们共产主义者就是保障。”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保证！卡达尔为了划清自己和旧时期的界限时说道：“整个国家不能被怀疑。”用另外一位反斯大林主义者的话讲：“他（卡达尔）不是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共产党保持了对于安全机构的控制，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显得更加温和。
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党自身的特点。在吉拉斯极富争议的“对道德的剖析”中，他控诉了革命思想上的纯粹主义者已经被一个自我膨胀、趋炎附势的阶层取代。爱国主义战争时期的“英雄”已经变成了腐败的“实干家”，他们“娶了贪婪的妻子”。但是，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要怎样做？吉拉斯提出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党制民主，结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随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们提出了政党和国家相分离的观念。
这种对于“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复兴的假设，等于诅咒了大部分党的干部。也许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铁托最欣赏的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工人自治政府的“直接民主”，并且以此实现马克思“国家消亡”的梦想。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听起来在理论上非常完美，并且吸引了西方好奇的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尽管卡德尔对外国的宣传非常巧妙，但是他的理论对改革的呼声而言，不失为一个务实的应对。但是铁托不会允许解散共产党组织，因为他通过战争才掌握了权力。同时苏联也不会默许共产党地位的降低：自由化必须在苏联的注视下进行。
如果说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真正下降，这也是由于其无法回避吉拉斯猛烈的抨击而带来的压力。技术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战前的“英雄”，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共产党干部是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者，而非理论家；他们意识到共产党无法回避的改革，需要在科学家、管理者和专业人才的引领下完成。他们的思想观念同五六十岁的技术专家一样——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专家领导的国家来实现现代化生活的诉求。他们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寻求一条非政治化的体系，这种体系不需要理论家，而需要管理者。
让这些观点听上去合理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实现物质化理想世界的竞赛时的竞争关系。尤其是赫鲁晓夫提出，共产主义将很快通过超过西方消费品产量的方式，证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在一段时期内，可能是1965年接下来的5年，我们将会赶上，乃至超出美国的人均产值。因此到那时，或者更快，苏联将会在总产值和人均产值两项指标中成为世界第一，这足以保证苏联的生活水平是全球最高的。”他的主要发言人，乌布里希提出“赶上并超过”联邦德国。尽管这种吹嘘在今天听起来很奇怪，也不具有说服力，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被西方反驳。因为那是一个相互竞争的时代。1955年，美国一位杰出的评论家说道：“苏联真的能在工业上和我们相匹敌吗？”他的结论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新社会
如果说这种夸耀是认真的，是因为东欧的人民被社会主义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震撼。在20年之内这个地区成为显著的城市社会，有超过200万人搬进了被战争毁坏的城镇和废弃的公寓。新城市出现了，老的城市重新树立起新的高楼建筑；即便是村庄都拥有了工厂。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已有3 750万，占总劳动力的36%，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10年也没有变化。在之后的20年中，城市人口上升至5 800万，这一比例几乎占到了彼时居住在城镇中劳动力的一半。在经济衰退反弹的20世纪80年代，像霍耶斯韦达、诺瓦胡塔和季米特洛夫格勒这样的地方显得破败，这种破败提醒着我们共产主义的失败，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还在展望自己辉煌的未来。
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谨慎的观察者们注意到这种新秩序优先强调意识形态，这一特点深深地困扰着这一地区。华沙市中心矗立着一个文化宫，一位分析家将其描述为“一个三层岩石式的建筑”——一个苏联“捐赠”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摩天大楼；一个新拜占庭式的建筑位于索菲亚中部，在此办公的是国家的重工业部。在布加勒斯特，一座庞大的建筑用于印刷和出版，大量的报纸、教材、宣传手册在此印刷。它标志着“人”对于自然的胜利，以及限制人的社会力量。这些“共产主义的伟大建筑”的地位优先于个人住宅。即便在“新路线”提出国家应该重点发展住房领域后，住房短缺的问题依旧十分严峻。
彼时住宅依旧短缺，其他社会产品的供给也需要显著提高，例如建造一个国有化的健康服务中心能够大幅提高健康领域的水平。保加利亚在1951年就已经通过了“全民免费医疗”法令，每1 000名居民拥有的病床数量很快达到战前的一倍。在捷克斯洛伐克，医疗领域完全实现国有化，儿童的死亡率从战前的5%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1.5%。其平均寿命已经和西欧国家持平。
家庭津贴、育儿保障和堕胎自由化代表了“部分的妇女解放”，这也和经济上对于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相关。尽管相当多的已婚和未婚女性进入了工厂，但是她们的报酬依旧低于男性。让她们这么做的原因不仅仅是官方的育儿设施，而且还在于充足的祖母辈的劳动力供应，她们和孙辈的人生活在狭小的公寓内。
这个例子能够展示给我们东欧国家福利的特点：如果纳粹的模式是为了保障种族的利益，西欧的模式是为了保证公民的权利，那么共产主义的模式则是为了经济生产。因此这不仅是使用女性劳动力的动因，同时展示了对老年群体，以及乡村人口关注的忽视。列宁曾经警告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保障是一种武器，不仅是“从事法西斯主义活动”的人，而且包括农民在内的不在社会主义领域的人，也被排除在福利范围之外。
然而，在“开明专制”的共产主义统治下，一些真正剧烈的变化正在进行中。与战前相比，更多的社会群体可以接受教育：南斯拉夫小学的数量翻了一番，大学也是如此，大学生群体的数量从战前的1.7万人上升到9.7万人。在新秩序下，教育对于培养干部极其重要：在波兰，战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有5万人，这一数字在战后已经达到了25万人；在匈牙利，战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约有1.1万人，这一数字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上涨为6.7万。技术学校尤其受欢迎，其入学人数经历了快速增长，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提供最好的工作前景，部分是因为相比于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人文学科，它们更受欢迎。
所有的这些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旨在打破过去的传统等级制度。共产主义创造了自己的统治阶层，但是毫无疑问，东欧统治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少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纯经济领域，收入之间不平等状况的消失令人感到吃惊：人工和非人工之间的差别迅速减小，尽管对于“传统职业”的崇敬依旧存在。由工人阶层步入精英阶层的通道变得愈发宽阔，并且国家也在鼓励这种趋势，这集中体现在政府部门招聘和大学招生的配额上。姆林纳写道：“贫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消失。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人以及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良，并且消失，这就像年轻一辈从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在收入分配领域，20世纪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为平均的国家，而波兰和民主德国也名列前茅。
毕竟这是一场社会革命，生活水平缓慢上升。南斯拉夫报道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甚至很多人都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拥有一辆汽车”。广播、电视和电话的拥有量迅速增长，这些个人设备取代了扩音器，成为共产党对乡村地区控制的新挑战。家庭规模逐渐萎缩：人们在“孩子或汽车”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汽车，至少是希望拥有一辆汽车。
日常生活模式的变化反映在学校的课本中：20世纪60年代，课本开始关注娱乐和消费领域，而仅仅在10年前，这些事物还不受欢迎。一个人设想了一个小男孩儿为祖父读报的情景，这突显了这种变化。1952年，一份塞尔维亚启蒙读本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装修简易的家里，所有人都坐在矮凳子上；而1963年的画面则是他们坐在房间里的舒适椅子上，屋子里还有书架和地毯，以及现代化的储藏柜。
然而，尽管这些地区取得了成就，但是人们对于社会却存在着真实的不满。尤其是消费品的持续短缺和匮乏，反衬了共产党引以为傲的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匮乏并不能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实质性的威胁，但却是对权力基础的威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加入共产党或是和共产党合作的人，能够获得取得稀缺资源的特权。当资源变得丰富起来后，共产党就失去了它主要的支持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消费品的匮乏侵蚀着赫鲁晓夫对领导权的承诺，他宣称有能力领导东欧在物质层面超过西方。
由物质短缺引发的不满集中表现在批判党员干部的贪污和利己主义，而令民众更加不满的是，这些党员干部将国家视为苏联经济利益的附庸。西欧的国家从美国获得财政支持，而东欧国家只能眼看国家的资金和资源通过易货贸易、征用和加入苏联控制的公司等方式不断输出。一份统计显示，东欧国家在斯大林逝世事件上的花销超过了14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总额。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而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并没有减轻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的不满，它们在新的共产主义劳动分工中被指定为粮食的生产者。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在战前曾经拥有相似的汽车占有率；截至1960年，奥地利的占有率翻了三番。很多东欧国家的汽车占有率在20世纪70年代才达到捷克斯洛伐克1960年的水平；交通拥堵这个现代消费主义的标志，直到很晚才在这一地区出现。日本的经济奇迹掩盖了莫斯科所做的一切，苏联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而日本则在上升。尽管施行了改革，但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减慢了。不同于西欧，东欧的农业产量几乎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准。这些国家对未来更加忧虑，战争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基于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注入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枯竭将会发生什么呢？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干部们就像是田径运动员，为了赶上竞争对手，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最后他们只能眼看着竞争对手消失在地平线。
展望未来，受到不满情绪，尤其是社会革命后代不满情绪的警示，这些政权不能够失败。“英雄的孩子们”从不同的方面成为共产主义前10年社会革命的受益者。共产党的教育不仅没有给他们洗脑，反而留给了他们质疑意识形态的空间，他们开始批评这个将他们“像孩子”那样对待，剥夺他们获取信息渠道的政治体系。和他们的长辈不同，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生活同战前的年代相比，相反，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同西方的生活水平做比较。
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震惊了他们的父母，也震惊了共产党——这种生活方式是基于晶体管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的私人世界，是一种对于西方财富和自由的梦想。一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被新左翼的改革共产主义，或者是像毛泽东那样对身边倦怠的干部提出批评这类观点吸引，而不是“以一种复仇的观念对待唯物主义”。他们希望成为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罗马尼亚中央政治局不是唯一一个批评青年一代“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和科技成就奴隶”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资助数不尽的社会学家团体去研究“青少年问题”。
然而，即便是社会科学也无法从真理中“挽救”共产主义。是共产党自己将青年一代带向西方世界——通过坚持唯物主义、城镇化，而且更直接也更集中的是通过20世纪60年代进入这一地区的游客。上一代人需要向西移民来体验西方文化，现在西欧人来到了他们的国家。170万游客在1963年进入南斯拉夫，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变为260万，到1973年则达到了620万，他们也成为南斯拉夫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中欧的人们去西欧旅行也变得更加容易。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记者观察到，对于出境旅游的狂热就像一场夏日风暴一样到来。
他们也许已经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到厌倦，但是在崇拜现代化和物质化的过程中，他们展现出自己仍旧是党的孩子：令人惊奇的是农民的生活被归类为垃圾历史，尽管在共产主义化之前，这种生活曾经深深地吸引过他们的父辈。
这是共产党的矛盾所在：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人们现在开始质疑它存在的原因。“将自己视为历史的最终英雄、理想的化身和进步的唯一胜利者，”诺伊堡（Neuburg）写道，“是共产党一手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困境。”也许共产主义政权似乎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到了其他政党上台来引领国家突破这一瓶颈的时候了，但是很显然这种情形并不现实。它在东欧施行的集中制曾经带给这些国家巨大的进步，但是现在却在引领它们走向失败。
帝国的终结？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6]在1947年12月坚持道：“保加利亚不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将会成为一个人民共和国。”当然，没有莫斯科的允许，季米特洛夫是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的。在巴尔干国家的要求下，斯大林放弃了将其纳入苏联，更倾向于通过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精英实行间接的统治。在他们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中，人民民主是在这种观念下的一种实践。在战后时期，由这种帝国主义产生的矛盾对莫斯科而言依旧是一个挑战。但是苏联的霸权真的处于危险之中吗？
如果说1945—1953年是苏联加快控制其欧洲联邦的时期，那么1953年之后的10年则表现为逐渐分权，这种分权的主题是持续不断的恐怖统治和审判。1955年，苏联红军以撤出奥地利占领区为代价，换取了奥地利中立的承诺；这一举动令西方感到震惊，他们同时从这个事件中看到希望，希望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德国问题。
尽管在这一地区很少有大规模反苏情绪的存在，仅有的也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就像人们每年在T. G. 马萨里克（T. G.Masaryk）的纪念日中表现的那样，这使在1953年有超过100名警察维持秩序］，但是共产党政府却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莫斯科为了维持统治，已经做好了准备，允许“国家共产主义”的存在。这是赫鲁晓夫的路线，他战胜了莫洛托夫的强硬路线，并且直接导致了1956年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
偶尔大众化的反苏联情绪会蔓延到大街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像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情况那样，特定的群体就会出来缓和气氛，例如学生和工人，因为他们远不是受害者，而是选民（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布达佩斯暴动中，一份标语写道“拒绝一个强制性的苏联”，另一份则写着“苏联人滚回苏联去”。工人暴动比学生暴动更加令政权感到不安——但是当武装力量介入的时候，任何一个团体都无法抵抗太久。更重要的是，精明灵活的政治精英们有一次施行了秘密逮捕行动，就像1956年的波兰和1971—1972年的南斯拉夫那样。苏联人不喜欢直接介入，但是他们已经做好了必要时介入的准备。
吉拉斯谈到了关于共产党和其余人口之间的一场实际的内战。但是吉拉斯被认为夸大了反对的程度，因为他曾经处于执政者的地位。人们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厌倦，甚至是蔑视，经常混合着恐惧的情绪。共产主义在瓦解抵抗中心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功。在情报部门庞大的信息网络的帮助下，秘密警察渗透到工作场所和家庭。这支队伍能够被转化成为服从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标志性社会关系，是因为这支队伍的组建主要着眼于人们对于物质缺乏和个人愿望无法得到满足的不满，着眼于控制危险的谣言。除了少数人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悲观地从政治领域撤足。实际上，一个悲观的人好过一个严肃对待共产主义的人，因为后者只能够产生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者。换言之，大众的不满并不是共产党统治面临的主要威胁。
对莫斯科而言，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共产党干部本身。苏联控制的关键是其各国代理人的服从。自斯大林逝世后，这一点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例如1956年苏联人能够在同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但是他们对在重新扶植哥穆尔卡的过程中，波兰共产党挑衅性的反抗却束手无策。而莫斯科内部关于强硬路线和改革路线之间的斗争，使东欧的领导人愈发感到困惑，他们刻意拉大了自己同啰唆的、难以捉摸的赫鲁晓夫和简单的、谨慎的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距离。苏联希望通过《华沙条约》继续向东欧国家施加准则，尽管这个组织带给北约决策者们噩梦，但是在奥地利退出条约之后，这个组织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让苏联部队进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合法化。但是无论是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还是经济互助委员会，都无法重新树立20世纪40年代的原则。
中苏两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声望。这不仅为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们开辟了另外一条令人担忧的战线，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东欧的强硬路线者们而言，中国的影响就是一个“威胁”。像阿尔巴尼亚展示的那样，他们在中苏两国的对抗之中弱化自己卫星国的处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现“慈母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欧做着最后的努力。对于莫斯科而言，“布拉格之春”比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更具威胁的原因是这种背叛的动力来自共产党内部。当然，像齐奥塞斯库这样的新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和杜布切克这样的改革家一样让勃列日涅夫感到头疼，而像卡达尔这样狡猾的长期合作者更令苏联感到难以控制。
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由莫斯科发起的最后的努力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至今困扰着很多人。毕竟，观察者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预测东欧苏联帝国的解体。1956年，约内斯库（Ionescu）提出：“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集团内部的历史，是其逐步解体和苏联权力在内部不断下降的历史。”在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看来：“巴尔干化的共产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化的巴尔干。”
然而，更加敏锐的观察家们往往更加谨慎。苏联控制的机制已经证明了其持久性，尽管共产党的统治阶层不断老化，并且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但是没有明显的征兆预示着一场政治变革将会来临。捷尔吉（Gyorgy）提出1956年反抗的失败“并不能预示着自下而上的革命形式的成功”。保罗·凯奇凯梅蒂（Paul Kecskémeti）在他对于匈牙利暴乱精妙的分析中总结道，东欧将不会成为苏联集团内部的政治动乱中心；动乱更可能发生在苏联内部——这个帝国的中心，而不是它的卫星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弗朗索瓦·费伊特（François Fejtö）提出的“布拉格之春”不仅是对愚民政策的反抗，而且同时揭示了共产主义内部孕育着革命的种子。他在1969年预见性地写道：“我们可以想象，下一个杜布切克将会出现在这个系统的中心——莫斯科。”
[1] 喀尔巴阡山脉国家（Carpathians），即中欧地区。——译者注
[2] 卡达尔（Kadar），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国务部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译者注
[3] 西班牙路线主义者（Spainard），是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危险的独立倾向。——译者注
[4] 霍查（Hoxha），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及国家领导人，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与总理，掌权达40年之久。——译者注
[5] 日夫科夫（Zhivkov），1954—1989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6]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杰出活动家。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忽然在苏联逝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