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健康的躯体，生病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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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配偶的10条建议。

  1. 记住你是德意志人。

  2. 如果你身体健全，一定要结婚。

  3. 保持身体的纯洁。

  4. 保持精神的纯洁。

  5. 作为一个德意志人，你要选择一个德意志人或者北欧人作为你的配偶。

  6. 当选择配偶时，注意他（她）的血统。

  7. 健康是外在美的先决条件。

  8. 只为爱而结婚。

  9. 在婚姻中，不要寻找一个玩伴，而是要寻找一个伴侣。

  10. 尽可能多地生育。

——《德国家庭手册》

这些对于家庭和睦的建议，出自《德国家庭手册》（Handbook for the German Family），该书是德国统治者分发给每一对年轻夫妇的手册。这本书收录了很多秘诀，包括育儿建议、家庭经营方法、食谱和种族健康等。该书有一个特殊的章节，总结了《纽伦堡法令》的主要内容，并且借助图表厘清家庭的血缘关系，调查因和犹太民族通婚而受到污染的家族。该书提醒读者，家庭的健康和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和喜好。魏玛共和国倡导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整体观念取代。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元首的忠告非常醒目：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争取个人健康的力量，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权利生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这本书的内容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德国家庭的价值观，同时在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讨论了休战期欧洲国家的民族和家庭健康。第三帝国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强调了种族在这个问题中的地位。但是家庭健康关乎社会发展的观念则具有普遍性，一个民族的繁荣需要健康的后代，因此国家应该介入个人生活，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地生活：这非常符合休战期欧洲的政治光谱，反映了民族国家之间激烈竞争背景下的紧张和压力。这些国家的人口在“一战”中大量死亡，并且受到另外一场潜在战争的威胁。

始于“一战”之前的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引发了对民族力量的担忧。一位意大利记者在1937年写道：“过去10年中，白人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引起了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关注。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人口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力量。”1918年之后，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各国都设立了卫生部，并且重视家庭的价值。政府劝说和鼓励人们更多地生育，反对流产和避孕，甚至将其定性为犯罪。大量城市设施的建立，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得到广泛提高。在露天游泳、在乡间漫步、在带薪假期骑行等活动，使得人们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

但是社会政策的发展有其弊端：在医生、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下，在保证国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提高其质量，这就意味着减少对公共健康产生危害的因素。为了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国家内的贫民、贫困者和营养不良者，以及身体和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被关押、绝育，甚至在极端的状况下被处死。青少年犯罪及滥交，也被视为危害家庭安定和社会秩序的行为。有时整个社会阶层也会被定性为危害国家稳定，例如在休战期的英国，或者在德国的种族问题方面，存在着所谓的“社会问题群体”。第三帝国不仅从生物层面上反犹太主义，而且在欧洲范围内，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构建着一个种族福利国家。

像我们熟知的那样，直到近些年，瑞典、瑞士及欧洲一些其他国家一直采取绝育，以及一些其他强制性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看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离经叛道，相反，它看起来更加贴近欧洲的主流。然而，这种相似性不应该被过分地夸大。一位评论家写道，纳粹的民族共同体源自一种“保障生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认为，统治其他民族的生活，剥削他们的财富，并将其分配给国家内本民族的人的做法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模式的出现，不仅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效仿，也遭到了批评，尤其是英国对此嗤之以鼻。英国抨击德国人的观念，认为他们所提倡的种族主义具有科学依据的观念非常荒谬，同时英国还攻击德国以强制性的手段制定社会政策。从这个角度讲，“二战”是定义团体之间、定义公民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的斗争，并且为1945年之后不同形式福利国家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法西斯建立的福利国家给民主人士上了深刻的一课，教会他们在一个大众政治的时代，赋予他们个人自由并不能保证人民的忠诚。希特勒的失败使得民主获得新生，通过社会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观念，使之再次根植于欧洲人的生活中。

战争和残破的躯体

“一战”中，有800万人失去了生命——平均每天有6 000人在战争中丧生。而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俄国革命、流感、斑疹伤寒和其他冲突，使得其余的1 300万人丧生。法国失去了1/10的青年劳动力，这个比例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更高。

大多数的死亡人口是年轻男性，这些人口的缺失，对于幸存的人口产生了深刻的、毁灭性的影响。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这位关于两性研究的开创者这样描述“一战”：“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两性灾难。”在战争期间，性别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女人和孩子不得不在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前提下谋生。尤其是1918年之后，传统形式的家庭面临更大的压力：仅在德国就有50万名寡妇，她们中的大多数此生不会再婚。

对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而言，她们的丈夫带着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从战场上归来。他们是“被摧毁的人”（destroyed men）和“受到创伤的家长”（wounded patriarchs）。他们被战争的记忆困扰，无法再次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这个比例在战争末期上升得非常迅速；其余人则选择酗酒逃避现实，抑或通过打骂妻子和孩子来重塑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尽管政府树立宏伟的纪念碑来祭奠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但是很多残疾的老兵还在街边乞讨，或者处于失业的状态。鉴于战争给所有欧洲国家的传统家庭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不难理解，在一个“缺少父亲的群体”中，“年轻人变得愈发野蛮”。1918—1919年，由于起义、革命和哗变加重了欧洲的危机氛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塌了。一位葡萄牙的公职人员写道：“革命及其影响，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心理，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社会的基础已经破碎，就像教会一样，国家政府机构也失去了权威。家长对于孩子教育方面的影响几乎为零。”

“二战”之后，这种担忧使国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代理父母的角色，并且作为道德权威的源泉。随着离婚率的快速上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家庭凝聚力的价值，用墨索里尼的话说，“社会的秩序”从“道德的秩序”中产生，并借此展示女人和孩子的地位。1919年，法国激进政治家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强调：“国家并不是个人的集合，而是相互联系的家庭的集合。因此国家的有机细胞是家庭，而非个人。”换言之，右翼不仅注意到了重塑家庭的重要性，且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必要时可以抑制个人主义。

在战争期间，驱散这种恐惧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妇女的解放和独立，她们在社会工作方面拥有独立的地位，赚取工资。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悬疑小说《暗藏杀机》（The Secret Adversary）中的女主角杜本丝·考利，她在战时曾经是一名护士，带着平等就业、性别平等、积极生活的诉求，进入战后的世界。尽管现实中女性的雇佣率越来越高，但是杜本丝这样的角色被指责为“性别上的布尔什维克”，挑战着传统社会中男性的权威。20世纪20年代的“女男孩儿”[1]，短发和纤细的腰肢是这些聪明年轻人的标志。在当时，人们指责她们的行为是自私地追求时尚，而不顾国家的未来。一位对此深感忧虑的法国人写道：“她们吸烟，梳短发，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运动装，女人在模仿她们的配偶。”这样中性的女性，如何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

与这种怀疑紧密联系的，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论调。苏联率先打破了两性之间的传统关系，迅速解放了妇女，其妇女的地位在欧洲绝无仅有——抑制教会的权力，消除传统中男性的特权，允许妇女提出离婚。一些苏联政策的制定者甚至提出，彻底地废除婚姻，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结合；毫无疑问，批评人士认为，被战争破坏的苏联家庭，将会和其他资产阶级制度一起枯萎。

20世纪20年代，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氛围不利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妇女解放。尽管在新宪法的框架下欧洲一些国家的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但是大多数的妇女依旧没有这种权利——例如法国、意大利和希腊，而1930年之前的英国，仅有很少一部分妇女拥有选举权。而且，妇女运动中出现了分裂：追求选举平等的老式女权主义者，无法满足新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后者要求更加实际的权利。一位希腊的共产主义者提出：“对于工作的女性而言，选举权并不代表她们获得了解放。尽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她们关注的是整个的社会问题。”

对新式家庭的狂热，以及在家庭中男性不变的主导地位，中和了平等选举权所带来的效应。1937年爱尔兰宪法第41条规定，“国家意识到，尽管女性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家庭，但如果没有她们的支持，国家的公共利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它规定了女性应该在哪里工作。保守主义者、男权主义群体和退伍军人机构阻碍了很多提高女性工作地位的尝试，女性被强制辞去她们战时的工作，具有专业技能的女性在结婚后必须离职，例如英国的行政系统内部就奉行这样的原则。

与自私的、信仰享乐主义的单身女性不同，妻子和母亲被描述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或者像法西斯宣传的那样，“怀孕是妇女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形式”。即便斯大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随着农村妇女涌入城市，离婚率和堕胎率激增，这种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重新支持传统形式的家庭模式，以取代早期布尔什维克的自由主义法律。

在休战期的欧洲，关于母亲的观念深植于人们心中。长时间的低出生率从19世纪末就出现了，此时帝国和国家间的竞争正值白热化阶段。此时征兵的重要性逐渐上升，这就使得国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同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尤其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信奉达尔文所倡导的“弱肉强食”。法国担心德国迅速增长的人口最终会导致本国的灭亡。德国并不是非常担心法国的人口增长，而是担心东部“密布的斯拉夫人”。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在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包围下，他们面临着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担心一个持续衰退的种族如何能够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意大利杰出的优生论者朱塞佩·塞吉（Giuseppe Sergi）在1916年意大利社会科学会议上讲道，所有的欧洲国家，即便是现在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国家，都担心自身的“优秀种族”的数量减少。

“一战”使得这种前景更加糟糕，以至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怀孕是女性的服役”。在各国鼓励生育的过程中，法国继续使用战时的明信片，鼓励士兵“为了生育而努力”，并且劝导年轻女性“为了法国而生育”。英国主张提高生育率的人通过发行诸如《摇篮空空的威胁》（The Menace of the Empty Cradle）、《1916，摇篮还是棺材》（1916 Cradles or Coffins）、《伟大国家的需求》（Our Greatest National Need）这些充满危机感的书来告诫同胞应该如何面对未来。在德国，纳粹政权将避孕视为违法行为，并且严格限制堕胎。反堕胎法令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国家的利益高于妇女的情绪。”

对于人口数量下降的担忧，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相反，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以及人口统计部门悲观的预测，将这种担忧推向公众的视野。一份人口统计报告声称，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在1975年将会减少到3 100万人，在20世纪末将会减少到1 770万人，《每日邮报》（Daily Mail）随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新生儿减少，快速的人口增长已经不存在。如果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持续下去，英国的人口总量将会静止不变。”法国主要的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截至1980年，法国的人口数量将会萎缩到2 900万人。一本名为《出生下降》（Birth Decline）的小册子令魏玛政府感到惊恐。1932年出版的《没有青年的人口》（People Without Youth）一书迅速售罄，并且再版了三次。在人口问题上，全球性的焦虑和各国自身的焦虑交织在一起。一位意大利社会政策的评论员评价道：“当下欧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是一种罪恶。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正在被其他肤色的人种蚕食。”

墨索里尼告诉法西斯妇女机构的领导者们，“回去告诉妇女们，我需要新生儿，很多的新生儿”。但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都不是第一个沿着这个方向制定政策的领袖。他们宣传的很多政策都是在模仿法国。法国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法国家庭奖章”，授予生育孩子最多的母亲——生育5个孩子的母亲将会获得铜质奖章，生育10个孩子的将会获得金质奖章；在战后人口数量严重下降的背景下，她们完成了爱国任务。像比利时大家庭（Belgium’s League of Numerous Families）这样的游说团体，呼吁暂停征税，享受会员制。提高雇用者的收入，以便让他们更好地补贴家用，这使得工人们能够抚养更多的孩子；与此同时，工人们也能够忠于他们的公司，这样就能够降低罢工发生的概率。20世纪20年代，由花卉商和文具商创造的母亲节，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母亲文化”。

年轻女性在进入学校的时候，就被灌输母性主义观念。英国的学校开设“幼儿管理”“家庭科学”和“家政学”这样的课程，以期培养出“拥有技能、艺术的专业母亲”。法国的在校女生学习“育儿课程”，该课程训练她们如何喂养婴儿、如何给婴儿换尿布。随后，年轻的母亲们开始关注像“国家婴儿周”这样的健康竞赛。该竞赛于1923年在伦敦举办，宣传年轻母亲们关注的健康话题；或者邀请弗雷德里克爵士特鲁比育儿研究中心（Sir Frederick Truby King’s Mothercraft Training Center）的专家们进行讲座。《德国家庭主妇》在德国的适龄女性中非常流行，该杂志由德国著名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机构创办；德国的妇女还参加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举办的健康展览，以保证“德国未来一代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600多万人参观了“健康、锻炼和社会福利”展览，该展览最初是为了教育第三帝国的儿童而举办的。对于大多数的德国妇女而言，魏玛政府的倒台，标志着“远离自由主义，肩负社会责任；远离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妇”的运动达到顶点。

此时，由于妇女们被要求尽量多生育，因此国家严格限制堕胎行为。一位苏联的医生写道：“对于国家而言，堕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它减少了妇女对于国家人口增长的贡献。”1936年，苏联宣布堕胎是违法行为，这样的法令在欧洲其他地区已经非常普遍。迫于人口减少的压力，苏联不得不重新评估传统家庭的价值和性别的地位，这与共产主义宣传的自由相去甚远。

天主教国家历来反对堕胎行为，而且梵蒂冈主教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在1930年颁布关于婚姻神圣性的通告，使得这一时期天主教国家关于堕胎的政策更加具有压迫性。意大利对于非法堕胎处以高额的罚款，而且规定医生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在某个阶段，法西斯政府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让每个孕妇进行登记；其公共安全法将“阻碍意大利人繁殖”的行为视为犯罪。意大利政府1930年颁布的刑法典中专门有一章名为“反种族健康和延续”的法令。法国在1920年就宣布堕胎违法，并且强调“在战争年代，150万法国男性牺牲他们的性命，以保卫法国的独立和荣耀。因此我们无法忍受在幸存的人之中存在普遍的堕胎现象”。这种趋势已经超出了天主教国家的范畴：1929年，英国的《保障生命法令》规定，堕胎是一种罪行，该罪行将被处以监禁。

然而，在整个欧洲，国家的期望和妇女的期望相去甚远。20世纪关于堕胎的立法，执行起来依旧如拿破仑时代那样困难。关于堕胎的诉讼少之又少，并且没有对实际情况产生巨大的影响，堕胎行为依旧存在于各个阶层的妇女中间。20世纪30年代，专家预计法国每年约有50万起堕胎，比利时每年有15万起。在魏玛政府统治期间，在反堕胎法的框架下，关于堕胎的诉讼数量甚至高于第三帝国元年，达到了80万起。堕胎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口数量的常规方法。反对堕胎的法令对于出生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仅仅令堕胎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和隐蔽。由于政府同时采取了多种方式控制人口出生率，因此妇女在堕胎行为上有着更好的选择。1920年，法国禁止公开推销和销售避孕工具，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采取了此措施。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以宗教为背景的医学专业化，拒绝施行控制人口的措施。一位西班牙的医生在1941年警告说：“所有限制繁殖的政策，都会对妇女的健康产生影响。这种限制将会对她们的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的天主教世界之外，控制人口出生的运动声势更加浩大。20世纪20年代，一些强大的游说团体已经能够有效地同倡导多生育人口的人士抗衡。他们抑或从女性权利的角度提倡使用避孕工具；抑或从优生的角度考虑，提高国家的健康水平。在英国，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告诫公众，控制生育是婚姻幸福的重要因素。她创立的社团，旨在建立指导性的生育控制，并且致力于种族的优化。这个社团同其他的团体一起创立了控制生育诊所，向全英国分发小册子，并且实行宣传出生人口控制的“篷车计划”。

因为面临着更深刻的国家危机，以及更大的阻力，德国的生育控制运动更加猛烈，且具有政治色彩。德国左翼学者、理性主义者、保护母亲协会的创立者海伦·施托克尔（Helene Stöcker）认为，将避孕措施视为违法这一规定，违背了人类的天性。在她看来，控制出生率有着优生角度的考虑，因为“人类总是以理性的角度看待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深思熟虑地看待关于人类的重要问题：创造新人类。人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避免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新生儿和退化的后代出生”。从这个言论中我们发现，左翼和右翼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以优生为基础的乌托邦，并且对实现这个目标满怀信心。第三帝国从优生的角度出发，废除了魏玛时期的一些堕胎法令；与此同时，纳粹政权关闭了出生控制中心，并且禁止为避孕工具做广告。

然而欧洲的政府发现，不仅提高出生率是一个难题，如何令女性放弃工作，转而回归家庭，承担母亲的角色这个问题也非常棘手。从总体上看，欧洲劳动妇女的数量并未减少，而在休战期，一些欧洲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数量还出现了增长。出生率没有显著增长，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人口政策制定者们承认，他们制定的政策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没有任何提高，但是这个现象并非因为纳粹政权的政策失当。第三帝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提出，纳粹政权提倡的“身体革命”提高了德国人的身体素质，使德国人的繁殖能力有所增强。但是这个论点并不符合现实，例如，党卫军的成员被认为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两性领域为德国的国民做出表率；实际上他们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到1939年，仅有61%的党卫军成员拥有学士学位，而已婚的男性成员平均只拥有1.1个孩子。

休战期间，多生论调支持者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各国经常从经济角度制定政策。家庭补助、退税、住房补贴都有利于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但是欧洲各国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其无法设置高标准的补助，也就无法对出生率产生影响。一些人求助于被法西斯政权操控的税收学士。大多数的学士都建议施行低成本的，同时也是无效的政策，例如通过警察镇压，或者向生育数量多的母亲授予奖章。

官方含混不清的宣传，给家庭造成了困扰。母亲们不认为抚养孩子是爱国义务的体现，也不认为她们的儿子会成为炮灰。国家所强调的“义务”和“责任”，听起来更像是亲子关系的负担。更糟糕的是，过多的生育从经济上讲也是一种负担。当时，社会的工作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对于失业的担忧一直存在。因此国家不能够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孩子们只好在学校学习更长的时间，而在此期间，需要家庭资助孩子的学业。对熟练工和技术工人的需求，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模式，家庭的经济模式也迅速改变。在传统的农业和劳工世界，家庭意味着生产；而现在，家庭却意味着消费。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休战期的欧洲，国家对于人口的发展趋势几乎没有产生有效的影响，他们也无法控制个人的生育决定。影响人们生育决定的因素至今仍是一个谜——欧洲人口长期下降的原因，和20世纪50年代新生儿激增的原因一样令人无法预测，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人口发展的趋势能够引起世界末日般的恐慌。人们对当下全球性的人口拥挤、欧洲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被迅速繁衍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淹没的恐惧，和当时人们担心人口不足的惊慌是一样的。另外，尽管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并没有实现增加出生率的目标，但是它们很大程度上介入了私人生活领域。在鼓励政策和强制手段并行的前提下，欧洲各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家庭政策，以期提高人口质量。尽管随后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逐渐消失，但是这些政策依旧存在。

作为家长的国家

尽管被关押在法西斯的监狱内，但是意大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现：“国家扮演着教育性和指导性的角色。国家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新的、更高程度的文明，甚至包括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休战期国家在社会领域的积极干预，证实了他的观点。抚养孩子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对于人口数量下降的恐惧，使得在私人宗教和福利机构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福利政策；国家的公共干涉，催生了一批熟练的社会工作者、管家、学校健康顾问和教育心理学家。国家干涉到个人最私密的领域，并且为他们提供新的福利；与此同时，这种福利要求以规范化的性行为作为回报。

在战争末期，抑或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国家设立诊所来治疗性病、肺结核，并规范酒精的摄入量。英国在1919年设立了卫生部，并出台法律以期降低母婴的死亡率。对育儿利益的有限考虑，使得极端的优生主义者罗伯特·哈钦森（Robert Hutchinson）爵士感到忧虑。他怀疑“现今保护新生儿的措施是否现实，因为从生物角度讲，保证大众生育集体健康的方式，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落伍了”。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占少数；生育的过程已经愈发医疗化和专业化，在医院出生婴儿的比例从1927年的15%上升到1937年的25%，到1946年则达到了54%。除了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的角色正在不断延展，并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法国，战时的军队健康服务机构在1920年变为法国卫生部。1925年设立的意大利国家母婴健康机构，则为产妇提供最先进的生育方法指导，并且尽可能提高生育过程的医疗化程度，因为93%的新生儿依旧在家里出生；孕婴中心设立在现代化的建筑内部；同时为工作的妇女设立海滨疗养院、夏令营和医疗中心，这些措施直至1975年才被停止。

由于受到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左翼政党经常从市政角度出发，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完善的福利政策。在德国，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城镇里，父亲们组建了“家庭事务”办公室，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分化的力量下，“整合所有的家庭成员”。1919—1934年存在的红色维也纳政权，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具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城市议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议员同普通的父母建立了“社会联系”，他们将衣服赠送给贫困夫妇的新生儿。作为回报，这些夫妇应该按照他们应尽的义务抚养孩子。而不需要接受这种资助的社会工作者，则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幼儿看护中心。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出自“婚姻和人口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改善儿童在家庭中的成长环境”。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相信，像1937年爱尔兰宪法写的那样，“家庭是社会天然的、基础的单位”，人们更倾向于按照传统的保守主义，以公共权力来恢复家庭的地位。反过来，现代性的激进主义和“创造新人类”的抱负，导致了法西斯右翼政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介入行为。

家庭的健康和居住条件紧密相关。住宅、建筑和城市本身，都成为改善健康形式的实验室。19世纪的老式贫民窟被取缔，这些贫民窟的土地上开始建造家庭住宅。社会工作者和房地产经理按标准检查卫生和烹饪方式。红色维也纳在15年之内建设了超过6万幢家庭住宅，包括公共的浴室和盥洗室：与传统的建筑方式不同，这些新式建筑拥有充裕的内部空间，以保证采光和空气流通。每一套住宅都拥有套间和独立的卫生间、煤气和电灯。地下室住宅被彻底禁止。休战期的欧洲，在大量城市法令的帮助下，城市愈发合理化：建设了一批公园、海水浴场和体育场，居民增加了户外活动，增强了身体素质。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市长古斯塔夫·伯斯（Gustav Boess）称赞本市的市政建设时，特别指出了“新建的人民公园、运动场、体育馆和免费的浴室”。

关于现代生活的规划，从城市一直延伸到家庭内部，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产生了系统化运动。受国际潮流的影响，左翼政党通过设定家庭任务，使日常生活步入现代化的轨迹；同时这些任务将家庭变成工业时代的重要因素。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设计师在完成设计新式的“生产线”厨房后写道：“厨房的布局应该参考厨房的功能、作用和发展趋势。厨房中供人们使用的设备被紧密排列在一起。厨房中的传送带是循环的，以避免交叉和混乱。”由于这种厨房拥有内置的橱柜和宽阔的工作空间，这款装修完善的厨房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家庭妇女的广泛欢迎。不仅是烹饪，其他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工业生产线的模式。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廉价家庭劳动力消失，机械化的家庭生活才真正开始。休战期的欧洲，大多数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仍雇用女佣来清扫房间。

20世纪20年代的新世界将理性主义和高度的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法律控制过剩的人口，通过消除贫民带来潜在的道德和健康威胁，以保证“社会卫生”。女性房地产社团的经理，经常访问那些拥有伦敦都市住宅公司财产的家庭，并且报道“住宅的洁净程度稳步提高，租户的健康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该公司通过设立“模板公寓”来邀请租户参观，希望为他们打造一个“理想化的住宅，并引导他们朝着这个标准发展”。在荷兰，公共住宅改变平民生活习惯的现象更加明显，通过设立特殊的公寓来隔离“自私的家庭”。当局如是说——

被选中的家庭被暂时安置在这种公寓中，借此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恢复生育，以一种更加清洁、可靠、和谐的方式生活。为了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设施，并且展示他们的错误使用方式，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一个家庭被证明是正常的家庭，他们就会搬到正常的城市公寓中。如果一个家庭被证明是不可治愈的，那么他们将会被驱逐。

“不可治愈的家庭”这个词是医学专有名词，仿效纳粹德国的做法，被引用到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实际上，第三帝国的这种思想被广泛用于欧洲其他国家关于社会政策的讨论。休战期的欧洲，各国都借助专业的名词、科学名词以及无关政治的概念来粉饰介入私人领域的做法。中产阶级的专家、公职人员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们，将自己塑造成为管理社会的工具，同时视自己为医治社会疾病、维护社会健康的医生。

例如，1918年之后，在欧洲工作的美国救灾官员认为自己在欧洲的工作超越了政治范畴：他们向波兰和乌克兰的饥荒农民分配食物；在维也纳建立儿童诊所，发放免费牛奶；帮助安置希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赞助“艺术地将科学知识进行普及”运动，希望借此根除结核病。欧洲人自己也不希望将社会问题政治化，而倾向于将其归为“社会卫生”的问题的范畴。例如在英国，英国社会卫生委员会（British Social Hygiene Council）的委员们要求将学校中的精神疾病教育、健康教育和性教育“制度化”，并且要求改善住房环境和卫生条件，提高儿童的营养水平。法国卫生部则在社会高等卫生理事会（Conceil Supérieur d’Hygiène Sociale）的建议下制定政策。社会被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开明公正的政策是遵循理性的精神制定的，而非政治热情。

这种含混不清的方式在优生主义者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换句话说，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优生主义者，都认为正确的社会政策能够产生“更加优秀”的人种。这种观念在“一战”之前被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管理者广泛接受。在1921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优生大会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发现：“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和今天相比。我们召开了国际会议，来讨论种族和改良的新篇章。在世界大战期间，交战的双方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牺牲了大量的生命，并且失去了几个世纪的文明传承，这种损失无可挽回。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最坏的人种取得了优势地位，并且威胁摧毁最好的人种。”

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各国都致力于优生，或者像德国那样专注于“种族卫生”，这种做法遍布从西欧到斯堪的纳维亚，从西班牙到苏联的广泛地区。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热衷于提高整体的国民身体素质，并且建立爱国体育协会。1921年建立的苏联优生部门，要求“对所有专业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优生比较研究”，并且将数据分享给美国的优生记录办公室、德国的种族和社会生物协会，以及英国的优生教育协会。这种运动不仅像原纳粹主义的鼻祖，更像各国展示自己科学水平的集会。这种论调的支持者，包括诸如凯恩斯（Keynes）、贝弗里奇（Beveridge）这样的英国民主社会党和自由主义的改革家，还包括保守主义者和右翼的独裁统治者。一些人是反犹太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一些德国“种族卫生”运动的领导者恰恰是犹太裔。一些人强调采用绝育这样的“消极”措施；也有人主张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提高营养水平和公共健康水平，以新鲜空气、体育锻炼和日光浴抵御种族衰退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相信国家和公共权力能够主导社会变革，将其引向一条更好的道路。

但是，对于优生主义者而言，如何在政治光谱中定义他们口中的“新人类”和更加宽广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关注城镇，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另外，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机械工业化时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参与度降低这个要素，并不足以解释现代社会的危机。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认为，“现代城市应该只拥有300万人口”，但是“城镇辐射式的发展”，令他的观点毫无价值。优生主义者定义的社会健康，不仅集中于城市人口，同时也关注乡村的人口；他们不关心机器和工业，而关心土地和手工劳动。对于很多优生主义者而言，城市对于繁殖起到的作用，和他们预期的大相径庭：在城市中产阶级中，不孕不育的情况经常发生；而乡村的人口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实际上，由优生主义者的关注所引发的矛盾情绪在欧洲大陆迅速蔓延：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社会发展和生物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1914年之前，欧洲的过剩人口通过大西洋向外转移，或者迁往遥远的殖民地。但是1918年之后，美国关闭了移民的大门，以往向大洋彼岸的大规模移民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帝国的统治者鼓励人们去坦噶尼喀[2]、利比亚和东印度群岛开垦，但是响应者寥寥；这种号召在20世纪20年代更加缺乏吸引力。寻找工作的农民和被迫害的难民都迁往城市，在战争期间，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和1950年之后的大城市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显著，但是考虑到20年代到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这种变化则非常不易。

迅速增长的“大城市”令德国住房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趋势正在威胁他们“生存的根本，从生物角度来讲，出生率正在持续降低；从政治角度来讲，健康的民主需要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从军事角度来讲，大城市在战时非常容易遭受攻击；从道德层面讲，大城市为重塑道德体系设置了种种障碍”。生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被现代生活“驯化”的人类，导致了种族质量的恶化，因此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反对进化。过去的乡村生活不仅鼓励生育，而且形成了一种社区意识；而现代城市充满了诱惑与安逸，这影响了家庭的稳定，并且导致了个人的自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由此形成了早期的“自私”和“精神疾病”，并由于临时伴侣和出生控制的普遍性，导致了两性方面的享乐主义。战后出现的电影院，在教会领袖、保守主义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有害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提供公共住房，并且给予居民安家费和私人花园，同时不再专注于城市中心的建设，而将建设的中心转向城郊的农场和卫星城。波兰、北欧国家和德国为城市中的农民提供住房。在英国，私人建筑商应顾客的要求，建筑都铎时期和其他“前城镇化”时代的建筑。但是欧洲的政治前景依旧非常暗淡，这种公共的倾向加剧了乡村的理想化。在欧洲大陆，更加有序的民族主义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国际主义和机械化的地位，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在集体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本能的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理性主义；身体取代了大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希特勒为雅利安人勾画的田园生活，取代了魏玛政府的新理性主义，就像在法国，杜诺耶·德·塞贡扎克（Dunoyer de Segonzac）和奥占芳（Ozenfant）引领的法国乡村艺术，公然地挑战巴黎大都会艺术的地位。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始崇拜机器、未来主义和消逝的过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崇尚古典主义、历史和土地。

然而，欧洲国家再一次发现，他们为增加人口数量所做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墨索里尼禁止乡村的无业游民在城镇居住，将失业人口遣返回原籍。其他国家试图通过向农民提供贷款、在乡村修筑新的住房等措施，来增强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在爱尔兰，政府向遥远的盖尔语村落提供补贴。在城镇化比任何国家都开始得早的英国，城市贫民迁往乡村变得愈发容易。因此像霍德勋爵[3]这样杰出的优生主义者认为，强身健体、童子军（Boy Scouts）和国家公园运动（National Park Movement）应该更加关注精神健康。

实际上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阻止居民向城市迁移。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在文化自由方面，城市都非常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对于自身的说辞也并非全力支持：在一个以工作作为支柱的国家，乡村生活永远无法替代城市生活。1925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写道：“我们需要改变对城镇化和大城市的迷信。田园生活能够创造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能够使人长寿，具有诗情画意；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合工业的发展。尽管在民族国家争取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城市对国家的健康程度和实力似乎有害，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数量和质量

在休战期的欧洲，展示身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而这些人的穿着在上一代人看来，更像是穿着内衣在街上行走，或者是非常可耻的裸露行为。足球运动员的短裤露出了膝盖，苏联摄影师罗琴科（Rodchenko）用裸体模特来拍摄人形金字塔[4]主题的照片。户外的公共泳池供人们消遣娱乐；温布利、维也纳和柏林建造了大量的体育场，用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人们集中在这里，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并且拥有了政治方面的可能性。1931年，在普拉特（Prater）公园的体育场内，约由4 000名演员表演了一场主题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演出。在演出开始前，有10万名社会主义者向这个维也纳圆顶建筑游行。这次游行非常壮观，包括横幅游行、大型团体操、咏唱和宣誓仪式。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文化节的影响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武装倾向的工人运动。反过来，这场运动也像是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会（Nuremberg Party Rallies）。即便在政治氛围相对宁静的英国，也出现了像1924年帝国节日（Empire Festival），以及妇女健康与美丽联盟（Women’s League of Health and Beauty）在阿尔伯特音乐厅组织的盛大集会这样的群众游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保持健康并不像20世纪50年代之后那样成为一种消费选择，而是一种民族和阶级的责任。一张苏联的海报这样写道：“工人阶级的身体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无论是相对保守的童子军运动，还是罗马尼亚法西斯的铁卫军（Iron Guard），右翼政党的运动也持和苏联相似的观点。国民的身体健康，甚至可以上升到军事斗争和民族存亡的政治高度。

但是各国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身体的健康，它们采用一切方法避免民众的身体被不健康的因素污染。正如优生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对于国家的人口总量，不仅要注重数量，还要兼顾质量。

持社会退化观念的消极优生主义者尤其专注于精神疾病带来的威胁。自从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严格审查不健康新生儿”的观点后，优生主义者们曾向国家建议取消种族内部的繁衍。在英国，自由党政府在1914年之前专门研究“意志薄弱”的问题时，囊括了所有的情况，包括聋哑人在内的“无法养活自己”或者“不能正确管理自己及自身事务”的人群。年轻的丘吉尔在私下向阿斯奎斯（Asquith）首相谈论高出生率的“智力缺陷”人群时说道：“限制节俭的、精力旺盛的、优秀人群的后代，对于我们的种族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危险。”1913年英国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将有“智力缺陷”的人群拘禁在特殊的机构中，以防止他们繁衍后代。

年轻的贫困妇女发现，在她们的父亲、丈夫、医生和雇主的要求下，她们可以因为各种违背盛行的社会规范的借口而被逮捕，尽管这些借口都是微不足道的。她们被和有真正精神问题的人关押在一起。例如，在布里斯托，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里奇（Archiebald Leach）的男孩——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直到他父亲去世，才发现父亲口中抛弃家庭的母亲被拘禁在一个关押精神病人的机构中。他的父亲为了和女仆生活在一起，亲自把格兰特的母亲送到这里。

英国设立精神病院以防止精神病人繁衍的方法，其代价是昂贵的。在19世纪末期，德国、北欧国家，乃至一些美洲国家，都在广泛讨论一个廉价的替代方式——绝育，这种方式对身体产生了实际的伤害。美国是当时消极的优生主义者中心，截至1921年，已经有2 233人被合法地绝育，其中大多数在加利福尼亚。而在魏玛统治下的德国，一些医生未经许可，也私下实施违法的绝育手术。

对于优生主义者所担忧的“优秀”人群和“劣等”人群之间出生率差异的问题，绝育是一个完美的答案。这个方法将目标对准快速繁衍的“劣等”人群，并且为“优等”人群补充积极的福利措施，以保障他们提高“宝贵的”出生率。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更为廉价的绝育变得更加有吸引力。1928—1936年，瑞士、丹麦、德国、瑞典、芬兰、挪威和爱沙尼亚分别出台法令允许自愿绝育。即便在相对自由的英国，这个争论在1921年也重新被提及。一份关于智力缺陷的报告说，在过去20年，英国智力缺陷的人口数量在快速上涨，并且警告说英国存在一个“社会问题群体”，这个群体的数量不少于400万人，大约占人口总量的1/10，这已经对国家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现在，穷人因为贫穷而被冠以“社会缺陷”：贫民是“贫民窟”的主要建筑师。

在带有民族特有阶级情结的英国，优生主义者们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教会领袖、医学界领袖和劳动阶级领袖一同反对绝育立法以及相关法律的通过。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情况反映了国家危机背景下相对温和的一面。然而，虽然优生主义者们在英国遭遇了失败，但是在德国却大受欢迎——德国希望重塑国家力量的欲望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引领义务绝育法而迅速扩大实力：这部法律的对象首先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其次是“危险的惯犯”，最后是年轻的犯人。到1937年，有超过2万人被绝育，而此时美国仅有3 000人。在被绝育的人群中，包括吉卜赛人、莱茵混血儿（德国妇女和法国黑人士兵所生）、“道德意识薄弱者”、妨碍治安的流浪者、“懒惰者”和“自私者”。

从这一点来讲，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实现了以强制的手段在民众中推行政策，而在瑞典和其他地区，这种政策波及的范围则非常有限。但是纳粹的野心还在扩张。1939年，德国的绝育政策演变为大屠杀。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被毒气毒杀的精神病院和诊所关押的犯人数量为7万～9.3万人。而在教会领袖公开反对，并要求以安乐死处理这些犯人后，这个数字才有所下降。1914年之后，被处死的精神病人数量更少，大多数是通过注射的方式。而德国的安乐死专家受雇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安装移动的毒气装置。

这些措施为旨在提高“民族共同体”健康水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新的选择；与此同时，镇压了德意志民族在国内生物意义上的敌人（Biological Enemies）。一方面，政府为新婚夫妇提供婚姻贷款（此种贷款的前提是新娘放弃工作，且夫妻双方的父母都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为儿童提供福利、自由的假期和幼托设施。另一方面，政府拘捕乞丐，抑或将他们投入集中营，抑或分配他们进行义务劳动。德国学校的一本教科书上写道：“建立一座疯人院需要花费600万马克（RM），那么这些预算能够建造多少造价仅为1.5万马克的房子？”令我们感到震撼的不仅是德国极端的政治哲学，还有很多欧洲温和的国家也实践这样的政治哲学。

即便在1933年之前，德国就展示了它在制定镇压性社会政策时不寻常的效率。针对吉卜赛人制定的特殊政策（参考了1926年巴伐利亚州关于对抗吉卜赛人、流浪者和懒惰者的法律），将失业的人群定义为“反社会的懒惰者”，并强制他们进入军事化的“伙伴群体”，防止他们出现在大街上。1933年之后，在种族主义科学家的倡议下，这种措施被集中实施，并且被强化。例如厄恩斯特·鲁丁（Ernst Rudin）博士，他“30年研究精神谱系的成果”，为绝育法提供了科学的验证。在由国家资助的威廉二世人类学、遗传、优生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Heredity and Eugenics）内，一位名叫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年轻研究员，将人眼和内脏器官运回他位于奥斯维辛的实验室进行研究。

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也在帮助组织大型的犯罪和医疗调查，而医生、医学研究者和心理学家则坐在遗传健康法庭（Hereditary Health Courts）来裁决绝育的案例。犯罪生物学家调查“犯罪类型”，追寻他们的研究谱系，并且建立数据库。这些行为远非野蛮和伪科学的行为，这类研究足够引起其他国家警察和法律制定者的兴趣。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才打消了苏格兰场[5]首领诺曼·肯德尔（Norman Kendal）前往德国达豪集中营的想法，这位警察希望在集中营学习当代的管理办法，并且听取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关于管理罪犯的新方法的演讲。

纳粹种族福利的目标，针对境内的一切犹太人。他们被逐步、系统地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首先将他们驱离公共职位，进而施行经济制裁，并且犹太人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犹太人的定义，并且将犹太人排除出公民范畴；随之而来的是，将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性行为定位为犯罪，并且禁止和犹太人通婚。在1938年合并法案实施后，系统地将犹太人的财产雅利安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个措施也可以被视为强制性、排他性的种族福利计划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建造的住宅，还不及合并之后3年内从其他种族手中剥夺的住宅数量多。

排斥、迫害乃至灭绝犹太人的做法，将纳粹的社会哲学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社会哲学的基础，源自对“民族共同体”的保护。1944年，一位慕尼黑的法学教授这样写道：“（魏玛政府）并没有成功建立其他种族的社区，他们没有普及优生学和生物犯罪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健全的福利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思潮只看到个人的‘权利’，他们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而忽视了共同体的福利。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并没有如此明显。”

德国忽然建立起来的种族福利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欧洲其他地区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讲，纳粹的做法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典范。将当时欧洲流行的整个群体排除在“民族共同体”所享受的福利之外；根据生物学上的种族定义来界定共同体的范畴；采用警察镇压和医疗暴力的方法处理种族事务——这些现象都凸显了休战期间欧洲对于种族问题的模糊态度。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种族等级观念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当时的左翼还是右翼，都相信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而存在，抑或认同与之相关的殖民政策。所谓的“学科的种族主义”被严格执行，并且左右着公众的态度。例如，一位名叫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的英国殖民评论员，在1908年就向公众普及人类学的新科学，他认为这种科学将帮助帝国的统治者们决定一个种族是否应该受到保护、种族间的繁衍是否应该被允许，或者是否应该被灭绝。

在“二战”期间，左右纳粹党卫军在欧洲种族政策的德国人类学家们，在1914年之前就通过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实验，撰写以“种族混合”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他们的成果还被英国和法国的同行借鉴。

另外，欧洲的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因此在欧洲内部实践这样的理念，又是另外一回事。概括地讲，种族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大不相同。希特勒的政策使得政府免于面对和应付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政策配合着遗传学、血清学和精神问题起因上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为早先科学的种族观念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也效仿德国的做法，以生物种族主义来定义本民族。在讨论历史上的共同体时，无论是意大利的种族理念，还是英国的“种族健康”观念，都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概念，仅对政策产生有限的影响。意大利的优生主义者们支持种族混合，认为这将实现“通婚的优势”，而英国则更加关心不同阶级之间出生率的差异。在法国，划分民族的标准是语言和文化；在巴尔干国家，划分民族的标准是语言和宗教。尽管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无处不在，但是它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却不起决定性影响。可以确定的是，第三帝国的政策为一些国家所效仿，强硬的种族主义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迅速蔓延。在梅塔克萨斯将军统治下的希腊，犹太人被禁止参加本国的青年运动。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1938年的种族法令导致了数以百计的人被驱逐出大学和公共部门。但即便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其做法也不能够与纳粹德国的行为相比。

在法国，左翼和右翼之间呈现出激烈对抗的情形。20世纪30年代，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波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增加了法国的出生率；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众中反移民的情绪加重，包括年轻的弗朗索瓦·密特朗[6]在内的一批民众都要求遣返新的移民者。像之前的美国和英国一样，种族问题和控制移民的诉求紧密相关，借此来控制“外国人”的数量。与此同时，勒内·马夏尔（René Martial）1934年所写的名为《法国种族》（La Race francaise）的小册子，也遭到了《种族和种族主义》（Race et racism）这类杂志的反驳。实际上，这个时候“种族主义”这个概念就已经过时了。路德维格·希尔斯菲尔德（Ludwig Hirszfeld）和他的妻子汉娜成为“一战”之后血型研究的先驱。他通过写作，希望“将血型因素从种族的奥秘中剥离出来”。

尽管在降低移民的程度、弱化民族主义传统、彻底反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方面，没有人能够确定科学种族主义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英国，反对科学种族主义的呼声依旧非常强烈。杰出的研究者们在研究精神疾病的起因时，终结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群体”的诟病，这也成为英国强硬派优生主义者的理论依据之一。与此同时，一些左翼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在反对科学种族主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批英文论著面世，比较典型的有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种族：现代迷信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和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的《人类最危险的秘密：种族的谬论》（Man’s Most Dangerou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但是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一本名为《我们欧洲人：“种族”问题调查研究》（We Europeans: a Survey of ‘Racial’ Problems）的书，该书在1936年成为英国最为畅销的读物之一。由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年迈的人类学家A. C. 哈登（A. C. Haddon）所撰写的《我们欧洲人》（We Europeans），猛烈地攻击作者口中“‘生物种族’的伪科学性”。赫胥黎本身是一位优生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也认为纳粹的所作所为伤害太大。他强调了“种族”的概念，并且质疑了“种族情绪”这个概念［此概念不仅受到纳粹的欢迎，还受到英国种族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的追捧］。赫胥黎讽刺地说道：

我们的德国邻居将自己归为精明、高大、精力充沛的日耳曼人人种。那么让我们用日耳曼人种最突出的参数来勾画一幅图片。让他拥有希特勒那样的金发、罗森贝格那样的长脸型、戈培尔那样的身高、戈林那样纤细的身材，施莱谢尔那样的男人气概。那么这个形象和德国人理想中的形象有多少相似度呢？

赫胥黎和哈登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欧洲没有“纯正的种族”，这一点在英国当时的研究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们提出，相较于遗传，环境更能改变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因此他们提出用“少数民族群体”的概念来替代“种族”，因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在生物学上具有误导性。但是在书的结尾，他们略带忧郁地警告如下。

欧洲现今出现的暴力种族主义，是欧洲人过分夸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象：它试图在非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证明民族主义；它试图在客观的科学领域寻找一个坚实的论点，并且以这个论点为基础，在国内建立一套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并且能在这个体系内找到论点和论据之间真正的联系。现在的欧洲，人们都在提升自我地位，迫害其他民族；为了纠正种族的偏执，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民族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各民族应该放弃绝对的主权。与此同时，科学应该指出少数民族生物学上的事实，并且拒绝将自己的神圣性赋予谬论，防止这些谬论以科学的名誉为自己正名。种族主义就是这种危险的偏执性。

在“二战”期间，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以“福利国家”的概念来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国家”。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福利和战争是紧密相关的，提高人口数量和人口健康的社会政策，反映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捍卫自己地位或者重塑自身地位的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反种族主义的共识，遗传学上的新发现加速了这种共识。该共识是在赫胥黎等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联手下达成的，并且纳粹的极端最终导致了这种共识。休战期欧洲流行的种族观念，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在欧洲，信奉科学种族主义的人群仅仅存在于中欧的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长颅”和“高大”人种的后裔。但他们已经是边缘化的群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体而言，在现今更加个人化的世界中，我们很难理解，在对民族和种族人群下降、退化乃至灭绝恐惧的背景下，在“一战”后的几十年中所制定的福利政策。

[1] 战争后，由于劳动力缺乏，女性不再是家庭的附属品，她们将头发剪短，穿着男性化的衣服，在当时成为“女男孩儿”（Garconnes），她们具有男性的特点，为了具备这个特点，甚至不惜束缚女性特征。——译者注

[2] 坦噶尼喀（Tanganykia），今天坦桑尼亚的一部分。——译者注

[3] 霍德勋爵（Lord Horder），英国皇家医师，优生协会主席。——译者注

[4] 人形金字塔，一种娱乐活动，第一队参与者跪在地上排成一派，形成金字塔的底座；第二队参与者跪在第一队参与者的肩上，形成中间部分；最后一名参与者跪在最顶端，成为金字塔的塔尖。——译者注

[5] 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6]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以反对戴高乐著称，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人总统。——译者注

第二章 帝国，国家，少数民族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