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鲨鱼和海豚：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在进行纠正之前人民已经忍受了很久，现在一种无法容忍的委屈已经出现，要求将它从人们的意识中移除。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小鱼将会进化成海豚，
但是鲨鱼还将会是鲨鱼，
就像它们曾经那样。
——鲁道夫·端米尔（Rudolf Rimmel），1968
1988年，东欧地区一份权威的教材总结道：“尽管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强加的共产主义统治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负债和缺陷，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将会从这一地区撤出，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放弃在这一地区统治地位的政治意愿。”
对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崩溃这一前景预测的失败，为西方政治科学的棺材嵌入了最后一根钉子。不仅学者对此感到意外，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也对此感到惊奇。1984年，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在回应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1981年（波兰）革命失败时提出：“现在该轮到苏联了。”他的荒诞言论被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否定，他写道：“对于我个人而言，那听起来很好，尽管我不是完全明白谁能够让苏联放弃它的卫星国——尤为明显的是，在苏联的军队撤出了这些国家的领土之后，它迟早会失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优势地位。”
回忆这些预测并不是为了揶揄预言的作者，而是为了回溯一些1989年苏东剧变的诱因。苏联统治的崩溃是迅速的、超乎想象的，并且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完成的，席卷了整个东欧地区。所有的这些特点都不应被忽略，也不应被当作一种必然：它们是现实中发生的一切的线索。
对于苏联继续其统治地位的错误预计，则令我们更加谨慎地看待那些更为幼稚的预计苏联崩溃的言论。那么我们从何种程度上理解西方“赢得”了冷战？可以肯定的是民主的胜利，但并不是民主方式的胜利，因为这种胜利是超乎预计的。那么这是“人民”的胜利吗？是欧洲的自由对于专制的胜利吗？但是像康拉德观察到的那样，在过去大众的反抗中就曾经实践过，只不过姗姗来迟。自由是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但是对于自由的诉求并不是这些事件的起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崩溃过程中的民众很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本章仅仅是勾勒出1989年苏东剧变的一些过程，从而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欧洲意识形态这出戏剧的最后一幕。
世界经济危机和东欧
尽管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1956年之后影响力逐渐下降，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在接下来的10年中却几乎未变：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国家机器通过扩大重工业来促进经济增长，严格控制商业、农业和消费品。政府通过适时调整对轻工业的投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来定期平息民众的政治不满，但是这种调整是暂时的、可逆的。由于信息匮乏，政府对于经济效益负有政治责任，因此经济是依靠计划运行，而非面向市场。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评论道，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没有得到良好执行的好观念，而是一个取得了惊人成就的糟糕理念。曾经在战后时期取得瞩目成就的发展战略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而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很多原本有效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种发展在欧洲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战后世界经济真正的挑战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通货膨胀加剧和大量失业使得战后关于凯恩斯主义的共识破产。同样的经济问题也困扰着东欧，这一时期东欧的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1970—1975年年均4.9%的增长率下降到1975—1980年的2%，最后降至1980—1985年的1.4%。这种下降在一开始显得相对缓慢：20世纪70年代，东欧的经济增长率（3.4%）降低，但是仍然高于西方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2%），这种状况会强化人们的观念，即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要比计划经济更脆弱；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的经济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
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经济放缓限制了几十年前创立的福利体系。人们的预期寿命缩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工作中的危害——资本存量的恶化正在杀死工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缩小了的东西方差距再一次拉大。东欧只有酒精消费量远远高于西欧。
相比于西方的竞争者，不仅共产主义的福利体系变得愈发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没有兑现其社会平等的承诺。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威胁着收入平等，社会流动受限，相对富裕、拥有一定特权的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精英，在工人阶级内部引起了不满。福利和收入并不相等，福利成为党的特权，而非广泛的社会权利。生活状况变得愈发悲惨：波兰的劳动妇女平均早上5点之前起床，赶往工厂需要1个多小时，排队打饭需要53分钟，工作时长为9个小时，睡眠时间为6小时30分。住房短缺也在令人们苦不堪言。1972年，波兰船厂的一位工人抱怨道：“这里没有未来。为了得到一套住房你必须要等上10年。我们已经成人了，我们想结婚。”1985年，匈牙利住房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写道：“住房状况越来越糟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希望。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提高。”共产主义的“社会契约”被西方评论家认为是政权合法的基础，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么现在它正在被拆分。
从政治上讲，共产主义发现它不可能做出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那种调整。换言之，病症是相似的——生产力逐渐降低，重工业崩溃（这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但是症状却差异明显。共产主义政权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日益增长的货物短缺、逐步恶化的产品质量和排起长队等待购物的民众，而不是上涨的物价，因为价格被政府严格控制；黑市和非正式的私人市场是这个趋势的另外一种表达。结果是货架空空如也，越来越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排队上，更极端的是，在共产党试图提高物价的时候，引起的粮食危机直接威胁了共产党的统治。
相比于西欧，重工业的危机在东欧具有更为深远的含义。按照苏联20世纪30年代发展模式建立的大型钢铁厂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尽管从经济上讲它愈发不合理，但是它们依旧拥有大量的象征性权力。例如，随着斯大林化在罗马尼亚的实践，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像大型炼油厂这样的企业，当这个企业仅以10%的状态运营时，其所消耗的能源就相当于布加勒斯特整个城市消耗的能源。
这种企业的代价可以从人们的皮肤和肺部找到答案。20世纪80年代，污染提醒着共产主义，它主宰自然的企图是注定失败的。东欧成了生态灾区，充斥着充满死亡气息的河流、荒芜的森林、肮脏的城市、摇摇欲坠的纪念碑和疾病缠身的人群。东欧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西欧的一倍，民主德国的排放量是联邦德国的四倍。这种过时的工业化——昂贵、低产、危害环境——却没有被否定，相反它依旧受到大量的投资。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围绕着旧工业的基础形成了权力基础，来抵御潜在的现代化挑战；或者像波兰的盖莱克[1]那样，通过重工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
对重工业的执着使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得以形成，而共产党正是宣称自己为这个阶级代言的，但这就是牺牲经济合理性的理由吗？因为政治原因，共产主义政权不能够像它们的西方竞争者那样通过通货紧缩、大量失业等方式调整经济。因此它们选择了和西方相反的方式，它们并没有让工人失业，相反它们让消费者继续忍受产品短缺以及质量低劣的消费品。但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并不经常领政府的情。1980年，团结工会的崛起显示了工人阶级对抗政府的危害，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权利。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两难境地的关键性难题是，经济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它们却不能进行改革。然而，这时共产党像20世纪40年代的资本主义那样进行自我改造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很多西方人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两种趋同的管理现代工业经济的方式。政治学家强调了这两种相互竞争体系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庞大的官僚群体和对于专业性人才的依赖；都鼓励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它们都追求物质方面的繁荣。这些理论提出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存在一个连续的差异，即是与国家干预相结合，还是与市场相结合。这些理论的含义是，共产主义的改革者们可以和平地将东欧的经济转变为一种类似于西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这种共产主义的革新观念在东欧迅速蔓延，东欧和苏联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实验，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这种讨论和实验并未结束，只是缩小了范围。总体而言，相比于赫鲁晓夫时期的即兴改革，勃列日涅夫漫长的统治时期是一段保守的时期。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启了改革之路，旨在实现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在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改革表现为行政分权，只保留基本的中央计划体制。更加激进的改革发生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的分权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初步试验将价格和成本引入经济中。
匈牙利是最为持久，也最有趣的例子。通过1968年制定的所谓新经济体制，卡达尔谨慎地鼓励一场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政府下放对外贸易的权力，并且采取措施鼓励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概念也被引入。政府鼓励公司营利，而非满足预定产量。西方对于新经济体制非常感兴趣，很多人都在讨论共产主义的改革。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它在经济上并不成功。匈牙利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它是铁幕之后人均硬通货负债率最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落后于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等国。昂纳克尖锐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和不能共存，就像是水和火那样”，他在1986年坚称民主德国“不是试验场地”。
他的思想从经济角度而言并没有错误，而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也远远优于匈牙利。匈牙利的改革是一场温和的调整，它回避了破产和失业。回顾历史，这次改革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经济领域，而是政治领域。这次改革使得卡达尔能够谨慎地将匈牙利从苏联的怀抱中分离出来，通过贸易政策向更加自主的方向靠拢。这个情形让我们想起了匈牙利另外一个领导人，他也曾经在一个大国的控制下进行类似的改革——霍尔蒂曾经在1933年之后的10年时间里和希特勒巧妙地周旋。
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从西方借贷是另外一种避免痛苦抉择和现代化冲击的方法。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首先同金融城[2]和华尔街达成了这种协定，随后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这种跨国的、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充斥着被石油控制的美元；而像东欧那样拥有稳定的政权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的地方，则是投资的盲区。短视的银行家们认为，苏联“担保”下的东欧联盟不会发生任何形式的拖欠。而共产主义的精英们则认为，通过西方的资本能够实现售卖公共舆论，延缓经济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影响，双方一拍即合。
而东欧国家的硬通货债务迅速上涨。从1971年的61亿美元涨到1980年的661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88年达到了956亿美元。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波兰，其1971年的欠款额为11亿美元，到了1980年则达到了250亿美元。这是波兰共产党绝对统治的最后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盖莱克举巨债来促进消费繁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这个政策发生动摇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再一次下降，并且出现了两个情况：首先，外国资本并没有成功地帮助波兰经济实现现代化，也没有提高其技术基础；其次，暂时、人为地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获得社会安定。
波兰的困境也蔓延至其他国家。指令经济的僵化结构，使它们更容易将外资用于食品和消费领域，而非获取外国技术并进而取其所长。东欧集团的出口慢慢远离苏联，而是倾向于它们的硬通货合作伙伴，但是这个进程效果有限：欧洲共同体的贸易壁垒将东欧的货物排除在外，并且提高了外汇储备的标准。因此这些巨额的债务并没有帮助东欧实现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它只是给这个政权以喘息的机会。对于像齐奥塞斯库这样专横的领导人而言，这并不是问题：受益于罗马尼亚的警察系统，他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生活标准，来清除罗马尼亚和其债权人之间的账目。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高压的政权而言，债务的偿还往往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监督，这些债务不得不由那些日渐疏远的工人阶级负担。因此外国资本并没有缓解共产主义的困境，相反，这些资本使困境更加恶化。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总体形势很严峻。曾经经济落后的南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摆脱了独裁统治的束缚，也因此进入了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市场，结果是它们的经济水平也超过了共产主义阵营。在东欧集团内部，经济效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奉行强硬路线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好于波兰和匈牙利。但是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共产主义体系的不足之处也愈发明显。但这是苏联模式失败的关键吗？民主德国的首席统计专家宣称，在1982—1983年，他就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经济崩溃”，但是随后他承认西方的资本帮助他们稳定了短期的经济状况。单纯的经济下降并不会威胁到政权，因为共产党政权拥有完善的措施来保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威胁着其统治地位呢？
萎缩的政党
为了改善贸易、公共服务质量，稳定价格，人们经常能够在城镇的购物中心看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新商店开业时，当检查市场货物供应时，人们都可以见到他。在这些场合，齐奥塞斯库总统总是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询问政府还需要做什么，何时能够实现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来改善这些情况。这些事情通过民众的讲述，传递给诚实的人，在齐奥塞斯库看来，罗马尼亚建立新社会的最终范围取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的满足，实现理想和文明的进步。
从1983年开始，与上述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夸张宣传同时发生的是罗马尼亚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挤压消费去偿还外国债务，日常生活也被极具破坏性的“体系化”计划打乱，通过这一计划罗马尼亚政权拆毁了数以千计的村庄、城镇中心，还包括布加勒斯特本身的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不断扩大的鸿沟。或者说，这种鸿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本质就是，无论是基层还是精英阶层，都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美好愿景和现实相去甚远。
在罗马尼亚，这种意识微不足道，因为这种观念并没有延伸到自称为“喀尔巴阡山伟人”的齐奥塞斯库身上。然而在其他地方，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权力梯队中。他们认为事实已经征服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征服了现实。这对共产党的执政目标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这反映了过去20年的一个主要政治趋势——正是这种内部信仰的动摇逐渐降低了共产党的声望，而非来自外部的反对；这种变化来自政府的各个部门——国际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老去的“小斯大林”。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的坍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放弃了赶超西方经济水平的目标，这使得共产党的支持率普遍走低。共产党蜕化成为一个特权贵族阶层，在处理危机上，其作用也愈发减小。
共产党地位的降低在波兰最为明显。官方的库比卡报告（Kubiak Report）在1981年9月受政府委托，反思团结工会危机的起因和起源。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党内的自由派，他观察到社会冲突的起源不仅仅在于政治反对，更根本的在于“共产党宣称的目标和实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愈发扩大”。团结工会证明格但斯克[3]的工人非常认真地对待社会主义——他们批评党内领导人的津贴，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也没有明显的兴趣；更加确切地讲，他们认为共产党不再是通往社会主义令人信服的领航者，这种指控是毁灭性的。
20世纪70年代，波兰提供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产量大于消费的状况延续了很长时间，几乎没有机构性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迹象。优先投资重工业的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因此船厂工人罢工带来的冲击，提醒我们注意到自由贸易联盟惊人的扩张——大约有800万成员；这一数字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倍——而这种扩张仅仅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
团结工会的价值在于剥离了政党的目的和合法性。70年代，政府官员和工业的管理者们以牺牲经济效益来获取他们的权力。现在政府将权力交给贾鲁塞斯基[4]将军。贾鲁塞斯基宣称他的统治和施行的军事法，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现在看来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但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普遍的观点是贾鲁塞斯基的上台反衬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缺少继续下去的权威。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写道：“12月13日政变（引入军事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激进的团结工会，而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基础薄弱。”党员的人数从1980年的310万人下降到1984年的210万人，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离开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到1987年，大部分党员都是超过50岁的人。民众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真实地反映在贾鲁塞斯基颁布的军事法中，这个法令施行了将近两年。哲学家莱谢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写道：“共产党政权第一次不得不用战争来衡量它和国内社会之间的对抗。”
共产主义阵营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境遇和前景看起来像波兰那样绝望；除了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紧密结合的行政力量。大多数国家选举“小斯大林”和他们的小集团作为本国的领导人。这一地区掌权的几乎全是年迈的领导人，这些人的年龄预示着他们死后可能出现的危机：到1985年，年纪最大的是7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5]，最年轻的是67岁的齐奥塞斯库；1954年掌权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图多尔·日夫科夫也已经74岁；而昂纳克[6]在1971年也成了民主德国的领导人。这是一个拥有老年性关节病，强烈抵制改变的精英阶层。1980年，高龄的铁托去世后，继承危机开始显现出令人担忧的预兆。
个人统治的危险是它鼓励了家族统治的产生，尤其在巴尔干国家情况更是如此。罗马尼亚是最超乎寻常的例子，人们甚至将其戏称为“齐奥塞斯库维辛”（Ceauschwitz）。罗马尼亚几乎成了一个人的封地，即便是最高级的干部梯队也成为局外人，所有的决议都无须经过讨论，直接由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琳娜决定。他们像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君主那样对待共产党官员，委任成为唯一的方式，以防止共产党员建立权力基础，进而威胁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他们的女儿卓娅是一名数学系的学生，当她想要逃离父母时，愤怒的齐奥塞斯库关闭了布加勒斯特的数学研究所，这造成了国家200位顶尖数学人才流失。即便不那么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关于任人唯亲的指控和流言也非常普遍，这暗示了人们对于统治阶层的不信任，认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原则。
罗马尼亚用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了共产主义的精英们试图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通过培养民族抱负。和其他领导人相比，齐奥塞斯库将民族主义推向更深的层次，他实现了明显的同莫斯科相分离，并以此获得了西方丰厚的回报。但是民族共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权力的一种常见策略。民族主义者崇尚的上帝，被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礼拜仪式中：毕苏斯基元帅的形象出现在波兰的邮票上；在民主德国，人们开始纪念路德和腓特烈大帝。顺从的学者们出版了一系列类似的著作，例如保加利亚科学院编撰的14卷本的保加利亚历史，以及塞尔维亚艺术和科学院出版的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备忘录。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志有助于发现社会主义在国家中的根源。一位阿尔巴尼亚教授写道：“民间艺术是人民历史中有力的积极因素，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为劳动大众传递了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观念。”
但是民族共产主义会造成政权和这一地区幸存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例如，尽管曾经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共同体在波兰几乎完全消失，但是反犹太主义1968年在波兰依旧非常明显。随着米洛舍维奇利用科索沃问题再度唤醒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铁托在南斯拉夫的遗产被抛弃了。在保加利亚，数十年的同化政策在1984—1985年达到顶峰，它命令境内的土耳其人改名，换言之，令他们“恢复”最初的保加利亚名。当罗马尼亚以相似的方式制裁和迫害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时，这起事件招致匈牙利的不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事件成为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对于统治阶层而言，是一张难以预测的牌，因为共产主义者对于莫斯科的奉承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而其他独立于莫斯科之外的团体，对于民族抱负的声音更有说服力。但是这些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吗？这个问题关乎国家的政治反抗、国家的目标和限制。一份简单的调查反映了两个事实：首先，反对不再是独立国家关注的首要利益，这一点它们在1956年和1968年已经充分领教；其次，除了波兰，国家强制进行变化的能力是有限的。换言之，民族主义的复兴是1989年事件的结果，而非原因。
然而，反对势力以各种公开对抗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现象，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很多人逃离了这种体系——直接表现为上百万人（大约有350万民主德国人、数十万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逃向西方。1987年的一份波兰民意调查显示，70%的年轻人希望暂时离开，或者为了进步而离开。他们的动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消费的嫉妒、对于自由旅行的渴望，尽管这两种因素都极具吸引力；统计者观察到这也意味着“对于社会体系的抛弃”。这种形式的反对成为这一地区1989年事件的重要触发因素。
离开祖国的想法不仅被东欧的统治者们阻碍，很多政府的反对者——教会，以及那些党内外的改革者——也不同意这种观念，他们已经抱定决心留下来，为国内的改革而奋斗。这种改革的想法吸引了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威胁到政权本身。知识分子作为反对势力，也分成不同的派别，既包括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样的提出与过去做一个了断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说出不合理之处和希望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统治时期，摧毁了党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反对声音，但即便在镇压势力内部，仍然存在着犹豫和宗派。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依旧盛行的地方，例如民主德国，即便是最突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只是提出要求改进社会主义，而非抛弃它。布拉格的“七七宪章”[7]运动和波兰的KOR团体更加强调少数民族、人权和公民权，这使反对的事情更加广泛，而且不具有宗派性；这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回避了取代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
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反对者而言，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任何权力。由于希望保留一些改变事情的能力，所以很多反对者继续保持他们党员的身份。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和其他强大的社会力量结成同盟，例如教会和工人。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分成这三类。例如，20世纪70年代，反犹太主义的阴影在波兰造成了教会首领和知识分子的分裂；即便这不是一个分裂的因素，一些反教权的知识分子发现很难和教会领袖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分歧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利用，在1968年之后，工人确认忠于党，波兰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弱化。而这些力量的联合，是80年代团结工联壮大力量的秘诀。
然而这些团体不断被体系渗透，甚至很多团体对于体系做出了妥协，这直接弱化了反对的力量。最明显的是秘密警察和他们的内线有效地渗入了这些反对势力，这种行为的规模乃至令人生畏的方式——例如丈夫监视妻子——直到1989年事件之后，政府的解密档案才公之于众。但是妥协和勾结并不直接进行。例如宗教领袖并不鼓励公开的反抗，他们主张对政权保持一种谨慎的、非直接的反对态度，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保留自己的特权和机构。一位英国的观察者在1983年注意到，由格莱姆普红衣主教（Cardinal Glemp）领导的波兰基督教会，在团结工会的余波中“担心自己的力量”。如果说团结工会是铁幕之后共产主义最具活力的竞争对手，那么基督教、路德教和东正教领袖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渺小的角色。
关于东欧地区共产主义政权持久的观念，也被共产主义最具竞争力的对手——西方的势力认同。西方的政府和公共舆论从来没有严格挑战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方的默许使得东欧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反对派。只有少数人相信东欧会很快引入多党制的民主。
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接纳共产主义。从财政上讲，西方扩大了对于东欧的贷款。从政治上讲，表现为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和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论调。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陷入困境，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冷战”，西欧重新部署了核导弹，这些行为都侵蚀着东西方之间的共识。西方的政策是企图通过一场长期的军事竞赛拖垮苏联。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这种“双轨”策略继续向东欧提供贷款，这个决定不仅默认了波兰处在世界银行体系内，同时拉拢了民主德国和匈牙利进入这一体系。联邦德国的总理科尔像他的社会民主党前任们一样，承诺实施东方政策：收买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大量自主共产主义经济，支持贾鲁塞斯基施行军事法，并且在1987年同意昂纳克造访联邦德国。
总之，东欧的反对力量是分散的、不成熟的，也没有坚定的外国支持者。西方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支持，但是西方政府则将目光主要集中于这一地区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对于苏联模式的反对不仅仅集中于政治改革，还围绕着道德重建、人权、自由、和平等方面展开。在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内，这种行为只具有政治含义，但是反对者们并不倾向于建立大型的组织，或者取代共产党。
反对者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环境污染，尤其是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秘密警察对民主德国抗议者在一处墓地组织的反抗活动十分恼火，他们说道：“骑车，不要汽车。”匈牙利的多瑙河社区（Danube Circle）是一个非官方的运动，拥有上千名签名者，并且和奥地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在1987年传递一份名为《让人们呼吸》（Let the People Breath）的文件，严厉地揭露了官方谎报本国污染程度的事实。然而，可以说这种激进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在苏联内部，尤其是巴尔干国家。
大量从未出现的监视公众舆论的秘密警察，对于这种程度的反抗感到惊慌。秘密警察将其区分为“意见一致者和抱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的力量越来越大，而非减小。苏联支持下的斯大林主义曾被视为这个地区的命运，反抗斯大林主义就是反抗政府。和德国的盖世太保相比，秘密警察和罗马尼亚的安全机构更加庞大，拥有技术更加先进的恐怖设备，他们可以通过胁迫和恐吓使人们服从。只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能够躲避他们的控制——苏联自身。1987年，波兰总理代表米奇斯瓦·拉科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对于曾经提出的威胁进行了反思，这个威胁称有一天“某些人”会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他忽然想道：“如果那个人牢记自己的利益，不想干涉国家内政，那么情况会如何呢？”如果他干预了，那么用什么挑战旧秩序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苏联政策的演变
谋杀还是自杀？革命还是撤退？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在英国结束在印度、荷兰结束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后，这种问题也同样适用于1989年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成为欧洲去殖民化的一部分。
岁月久远的帝国，从15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中。“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帝国野心失败了，欧洲其他国家也不情愿地脱离了自己的殖民地。这种速度因地而异，但是整体的去殖民化速度却是非常快的。这是困扰了各国几十年的问题——它们曾经长时间地反对帝国的政府。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如何认为，解散帝国的法令是意义深远的——在去殖民化之后，西方的经济影响在这些地区并未减弱。
在解释去殖民化的原因时，尤其是去殖民化的速度，长期为历史学家们所关注。有几个问题越来越清晰。首先，帝国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受益；更准确地讲，它给特定的人和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却给帝国的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国内纳税人面临的损失，远远高于开发殖民地的人们获得的利润。其次，帝国势力的撤退并不是军事起义的直接结果——尽管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例外。起义可以被镇压，问题的关键在于生命和金钱的代价。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乐于讨论抵抗者们在摆脱帝国统治过程中的英勇抵抗；实际上，伦敦和巴黎的狱吏们已经决定何时关闭监狱。
这种决定是一种综合的考虑——财政、军事和政治思想。帝国主义势力经常保有是否诉诸武力的权力。当它们诉诸武力的时候，这往往会危及国内的稳定，就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以及葡萄牙在南亚遇到的情况那样。战后，这种选择逐渐淡出了它们的视线。一个原因是它们意识到，在它们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保持军事优势是一项昂贵、笨拙的选择；另一个原因是它们要求继续保持帝国，既不符合它们的盟友美国的意愿，也不符合本国舆论的要求，后者更加关注欧洲内部的繁荣。帝国的魅力正在逐渐衰退，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性层面都是如此，因为欧洲大陆的运转并不依靠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竞争和占有领土的多少，而是基于跨国的经济合作。
因此在当代，军事的失败并不能使大国放弃它们的帝国。尽管军事的失败曾经导致了奥斯曼、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但是并没有摧毁最强大的大英帝国。对于俄国而言，沙俄帝国1917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崩溃，而在一场更加邪恶、更具破坏性的战争中，斯大林的帝国延续下来并且获得了繁荣，尽管如此，这个帝国也在和平时期解体。一种观点将苏联在东欧的统治仅仅视为一种过时的统治，是一种不适合当代世界发展要求的旧事物在当下的延续。
相比于英国在1947年撤出印度，以及随后撤出西非的速度和政治上的老练，苏联在东欧的瓦解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是一场自杀，而非谋杀。这种自杀的原因强调了苏联选择——首要的是国内的经济改革，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而产生的失望感，则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事件。
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时期［具有最高纯正思想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在1982年才去世］，思想上带有保守性，但是在这种保守之下，是对于苏联和东欧之间关系的新思考。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曾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继而领导苏联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联络部。围绕在他周围的是一批改革者，这些人在80年代均升至要职。安德罗波夫本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克格勃的领导人，他对苏联帝国毁灭性的状态有着更好的理解，在1980—1981年的波兰危机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需要新的思想以及经济改革的紧迫性。
从苏联的角度来讲，几个因素促进了东欧新道路的产生。首先是这些地区在斯大林时期曾经成为苏联的净资产，但是它们现在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相当于苏联每年2%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向苏联出口廉价的燃料而获得大量的补贴，这意味着更加贫穷的苏联在补贴相对富裕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同于共同市场，并不能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和财富之间的良性循环；相反，它僵化了双边贸易协定，并且激发了双方的相互指责。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提出的“社会主义一体化”和他的西方竞争者提出的行之有效的计划相比，更像是一个空想。20世纪80年代，经济互助委员会将东欧视为苏联国家主义的一个工具，此处援引一位评论家的言论，“它像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和东欧的贸易量陷入了停滞状态。
而向驻东欧部队提供的供给则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些开支榨干了经济。苏联的安全政策使得这一地区完全依赖于苏联的部队，但结果却是苏联独自负担武器系统更新所需要的费用。苏联平均每年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12%～15%来发展国防力量，而东欧卫星国只花费6%。（讽刺的是，在北约内部则存在着这种负担分配不合理的状况。区别在于，美军的装备更好，但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也负担着更多的军费开支。）更糟糕的是，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削减了军费开支。
从策略角度讲，东欧对于苏联安全的重要性从1945年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现在不仅在欧洲范围内展开，还扩展到了亚洲。缓和的环境降低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这使得苏联能够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到与中国的竞争中，它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无穷力量和无法预测的国家。随后爆发了阿富汗战争，苏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加剧了人们对于苏军在东欧作用上的怀疑。与此同时，东欧的精英阶层违背了苏联打破缓和局势的愿望，他们强调需要保持和西方的经济联系。这个集团已经越来越不稳固。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会产生这种观念，并且为什么会发生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事情。与纳粹不同，苏联从未正式宣称主权国家的司法平等。一直以来，苏联都赋予自己“领导角色”的地位，它呼吁“社会主义的国际化”和“联合保卫社会主义成就”的观念，这些观念真正的意义在1968年就已经出现了。随着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和主张改革的安德罗波夫的崛起，苏联的学者发生了积极的争论，主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是否真正存在。改革者们并没有讨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共同民主原则”。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成为苏联最年轻的执政者。他首要关注的是国内，即苏联面临的经济挑战。他希望以一种更加现代化、利用最新科技用以提高生产力的模式，取代斯大林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他的模板，他承诺将这种实验性的、实用的模式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加以实践。在这种观念中，改革是为了使苏联经济恢复活力，而非摧毁苏联的经济体系。
在很多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几年之前东欧的改革颇为相似。但是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戈尔巴乔夫比卡达尔更加自由地思考着政治方面的改革。苏联的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一个成功重建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振兴，基于更加自由化的信息，甚至是基于“社会中各个方面的民主化”。
随后出现的是外交方面的含义。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崩溃，至少没有预见到苏联自身的解体。因此他强调，未来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将会在一个没有强制性的环境中进行。他在1987年写道：“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需要放弃帝国主义立场的观点……镇压、强迫、贿赂、改变和毁灭都是可能的，但是只在特定的时期内。”
在强调合作的新主张之下，我们能够发现东欧国家在效仿苏联进行改革。精英阶层被明确告知“20世纪50年代东欧大多数国家在苏联影响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行政体系，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莫斯科命令他们改革，并且希望自己的影响力依旧。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地区赢得了惊人的欢迎度，但是并不被那些强硬路线的领导人欣赏，例如昂纳克、胡萨克和齐奥塞斯库。但是这些强硬路线的领导人比戈尔巴乔夫看得更清楚，他的政策宣告了苏联模式的终结。
1989年危机
苏联帝国的解体是在苏联内部开始的。1987年，巴尔干国家强有力的环保运动让位于纪念1939年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之间协定的非官方活动，这个协定有效地决定了休战期独立国家的命运。进一步的纪念活动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这造成了政府部门的混乱，并且为转年发生的更加紧张的政治斗争开辟了道路。1988年年底，爱沙尼亚宣示主权，宣称本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这是在苏维埃联盟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宣称本国的法律高于联邦的法律。大规模自治团体组织的示威活动口号中的“国家”代表着战前的共和国，他们从本国政权手中夺取了非官方的认可。
随后克里姆林宫反对强硬路线的做法，弱化了各国政权的力量，并且困惑于是否需要打击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截至1989年年初，人民阵线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们痛斥共产党选举新的苏联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的行为，从谨慎地要求“自治”转向直接要求独立。
但是在东欧，在1989年年初并没有即将发生重大事件的征兆，除了波兰。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平衡政策愈发清晰，出现了要求脱离控制的罢工潮，他们不仅提出脱离政府控制，甚至包括脱离团结工联的领导。此时，威胁不是来自苏联的介入，而是内战——迫使当局邀请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并且授予他们参选权。在1989年7月的大选上，波兰共产党遭到惨败。在这些反常的事件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不干涉的原则，华约成员国的会议也宣布“不存在普遍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人对真理拥有垄断的权力”。马佐维奇（Mazowiecki）在1989年8月组建的政府，成为东欧20世纪40年代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发现，苏联模式早在当年4月就已经宣告终结，此时波兰共产党暗示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且邀请他们参加圆桌会议。但是在这一阶段，依旧很少有人预测到接下来发生的席卷这一地区的剧变。毕竟1988年10月，在戈尔巴乔夫击败了保守主义的对手李加契夫（Ligachev）后，他的改革计划还是安全的。在帝国崩溃的过程中，机会和错误都在继续着。如果说波兰的剧变是因为本国共产党的脆弱，那么接下来发生在匈牙利的剧变，则是因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在面对零散的反抗中，它傲慢自大，相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当它意识到，在大众不满的背后是民众对于改变的渴望，为时已晚。大批的民众聚集在一起，庆祝1848年起义。他们重新安葬了纳吉[8]，并且取消了政府组织的5月1日集会。
剧变首先发生在波兰，是因为波兰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则显得信心十足，因为它们有强大的经济作为保障。但是经济混乱并不是触发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唯一因素。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匈牙利和奥地利达成了边界开放协议，旨在吸引国际的目光来关注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悲惨遭遇，这使得一部分民主德国人通过匈牙利逃走，这也显示了昂纳克在国内不受欢迎的境遇。旧政权的危机在波兰持续了数月，但是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仅持续了数周；这一次没有帝国的征服，因为人们已经对苏联帝国失去了信心。
总体而言，这种变革是在和平环境下完成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剧变仅仅遭到了警察残暴的阻挠；罗马尼亚发生了激烈的巷战，专制的齐奥塞斯库拒绝听取其他团体的建议。这种顺利的过渡部分反映了共产党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被莫斯科抛弃，以及自己历史性的失败。但是这个过程也反映了反对者的弱点，他们掌握的权力并不牢固。所有人都面临着参与到1989年的政治改革中，因为共产党的失败造成了权力真空的状态，这是极其危险的。群众对其持普遍性的反对态度，这直接反映在接下来两年的大选中。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观察者在苏联模式遭受挫折之时，对于大量出现的反对旧秩序的人群感到惊恐。这些人群不仅肯定了苏联模式的破产，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新的、更加法制化的政治秩序不被建立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选出新的领导阶层是后共产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这和1919年惊人地相似：70年后，新一代试图在这一地区再造民主。尽管原因不同，但是西欧的政治和宪法范式又一次被引入东欧，而这和东欧的社会政治现实和历史记忆相冲突。之前的政党不得不建立在特殊的环境中，即政党必须接受共产主义的训练。因此拯救阵线、团结工会、民主和公民论坛以及民主力量联盟，一切事物都在避免那个行将就木的称谓。多党制的反对党联盟曾经联合在一起赢得了胜利，但是它们在1990—1991年分崩离析，这加剧了人们对于政党的怀疑。团结工会的分裂主要集中在以马佐维奇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以瓦文萨（Walçsa）为代表的提倡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这预示了他们之间的关键裂痕——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竞相再造与民众的联系。
像1919年那样，必须重新制定宪法秩序，但是此时这种趋势明显体现出渐进的特征，而非革命性的特征。在匈牙利和波兰，在新宪法出台之前，由共产主义宪法改造的版本延续了数年，这反映了民众希望一种顺利的过渡，而非突然放弃过去。制定新宪法最初遇到了阻碍，因为苏联的退位造成了各个政党合法性难以确认的情况——在1990年到底哪个政党拥有制定新宪法的权力？随后最初的反共产主义共识也崩溃了。只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迅速制定了新宪法。
同1919年一样，报纸上报道的内容要好于现实。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使得新政权对于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承诺，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空话，即便是与过去共产主义政权的承诺相比。而民事权利、人权和政治权利经常被任意施行的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独裁的冲动限制。例如，言论自由被控制，当言论与“公共道德”和“宪法秩序”相冲突的时候，就需要进行调整；在罗马尼亚，国家法律禁止“诽谤国家”以及“与良好道德相悖的龌龊行为”。而像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法律上也存在着不自由的法令，这提醒我们残留的独裁倾向不仅仅出现在东欧。
更重要的是，像1919年一样，新宪法并没有强调少数民族的权利。民主又一次涵盖了重建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但是与国际联盟时期相比，少数民族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国际关注，也未能充足保障他们的利益。巴尔干国家引入国籍法，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视为“外国人”——这些人占拉脱维亚总人口的50%，占爱沙尼亚总人口的40%，来自欧洲委员会的抗议对于他们境遇的改善作用有限。在巴尔干国家，宪法对于国家语言做出的规定，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仅在学校和大学中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新建立的捷克共和国的国籍法将吉卜赛人和斯洛伐克人排除在外。匈牙利成为处理本国少数民族问题较为开明的例子，即便它的宪法令人不安地表述道，“国家有义务保护境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
但是1919年和1945年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结束纳粹的占领之后，国家与旧制度之间连续性的问题是它们必须面对的，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行政上。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被废除，东欧国家已经决定谁该受到惩罚，谁该得到补偿。“清洗”共产主义特权阶层让人想起了20世纪40年代清洗和纳粹合作的精英阶层。关于这种清洗重点和清洗范围的相似讨论也相继开展，然而他们无法重新塑造一个社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之前的民主德国——这两个最热衷于清洗运动的国家，人们逐渐认识到秘密警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复仇工具。总体上讲，几乎没有发生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也许是人们意识到旧体系下的迫害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伤害。像40年代一样，关于是否需要彻底否定旧制度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过渡而非革命，这就意味着部分行政和经济的专长还保留在精英阶层的手中，即便这会给他们获取国家财富、掌握部分权力提供便利。实际上，1989年之后的过渡比前两次世界大战都要顺利，这种状况也许意味着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验，在政治上变得愈发成熟。
也许最好的证据就是新体系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匈牙利一位保守政治家在目睹共产党在大选中失败后抱怨道：“人们遗忘得如此迅速吗？是的，这是糟糕的事情，从任何角度讲都是。选民们并没有将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左翼政党，他们只会避重就轻地评论道‘匈牙利共产主义将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快乐营地’。”对于匈牙利的保守主义者而言，他们的问题是过去一直将罗马尼亚当成自己的比较对象，而现在奥地利成为他们的比较标准。
总而言之，新的东欧国家有一个梦想：它们害怕踽踽独行，它们迫切希望“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它们加入的是什么样的欧洲呢？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个自由的欧洲，但是除此之外，也是一个很少考虑它们、专注于本国福利危机、坚决保护本国工业、并不热衷于帮助它们顺利过渡到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欧洲。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极高的政治内向性，使得拒绝向这一地区提供任何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复杂援助项目。相反，在最初的几年，西方的顾问们暗示，拆除国家社会主义的机构，就能够为市场运转创造一个法制的框架，资本主义就可以在这一框架下生根并且繁荣发展。
撒切尔政府的政策成功地避开了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东欧施行的巨大计划。在西欧经济学家、咨询顾问、会计和律师的指引下，这一地区迅速实现了私有化。捷克经济的80%，其余地区的40%～60%都在5年之内落入了私人之手。这是国家范围内资源的转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外国投资者从国家手中获得，这种规模是超乎想象的。其结果是苏联的福利体系被摧毁，但是在废墟上却没有新的替代物建立起来。西欧至多是提供短期的财政援助来实现这一地区的货币稳定，这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对共产主义政权施行过。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西欧国家试图将这一地区排除在外，只在一些私营部门保留一定的临时性的资本投资。但是这远远不够。1990—1993年，外国资本在整个苏联集团地区的总额为125亿美元，但是新加坡在那一年就吸引了相当于这个总量一半的资金。由于财产声明在法律上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德国联邦赔偿办公室在1993年受理了超过100万起诉讼，这也使得西方投资者越发谨慎。与此同时，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作为劳合·乔治在“一战”之后流产计划的继承者，花费了大部分启动资金，建设其位于伦敦的由华丽大理石花纹装饰的总部，而不是将资金用在东欧地区。
这直接导致工业产出下跌了20%～40%，失业率迅速上升，这种情况只能通过不断地向其他地区劳动移民来缓解。新的民主国家不得不面对其前辈一再推迟的全球竞争。整个的城镇和工业崩溃，解除管制的租金迅速上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一个新的资本家阶层开始在社会上炫耀他们的财富，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共产主义平等主义的修辞。一位匈牙利工人抱怨道：“现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至少曾经有过。工厂大量裁员。如果人们付不起电费，他们就会关掉电灯。”毕竟，曾经的体系在有缺点的同时，也拥有益处，人们同时适应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更加不稳定，出现了新的黑手党，他们利用银行经验不足的特点，通过欺骗滋生犯罪、攫取诚实的人们积累的财富。共产主义的经济道德已经破产，但是除了新的个人主义和怀疑感，没有东西替代已经消失的经济道德。
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是苏联帝国崩溃后，欧洲力量平衡最根本的改变。德国的统一就像40年前德国的分裂一样，来得很突然。最初，大国的计划中都没有分割德国的意图（除了法国以外），但是随着德国的分裂，仍然没有人忙着确立这种状态。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统一的重要性都在逐步下降，1987年，当昂纳克访问波恩的时候，人们甚至已经开始忘记统一。西欧的东方政策是统一的替代品，而不是实现统一的策略。当然，这也反映了国家内外对于统一的观点，他们担心德国的统一将会唤起人们对于德国已经休眠的恐惧。民意调查显示，随着“二战”的远去，东欧人对于德国的恐惧感迅速下降。正是这种下降，削弱了苏联红军继续驻扎欧洲的过时理由，这也导致了苏联的后退——这是一个比现实更加明显的悖论，因此德国最终的统一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像以科尔为首的对外政策顾问意识到的那样，随着两个德国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消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德国的统一。
戈尔巴乔夫谈论了克服欧洲分裂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并没有认真考虑克服德国分裂的问题。与斯大林相反，戈尔巴乔夫主张逐步统一。很多西方人都展望了冷战结束，但是两个德国并存的前景。例如，撒切尔夫人在1988年11月宣布“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冷战之中”，同时她对于德国的力量感到怀疑，因此反对统一。只有乔治·布什持不同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不同，布什主张在明确的“西方价值”基础上实现欧洲的统一；与科尔不同，布什不打算以东欧为筹码来维持和莫斯科的良好关系。
如果不是11月柏林墙倒塌，德国的统一会实现吗？在1989年那个混乱、不可预测的夏天，很多评论家忽然发现了冷战产生的价值及其创造的稳定。历史学家休·特维罗珀在6月推测道：“如果放弃对社会的控制，那么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将会像古老的卷轴一样被尘封。但那不会导致一场革命吗？我们生活了44年平衡的和平环境会变得动荡不安吗？……唯一的问题是，德国人真的希望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不摧毁欧洲微妙的和平基础上，如何实现？”
无论是8月的难民潮，还是10月的示威游行，都无法预示民主德国的结束。12月发生在莱比锡的示威游行中，人们将呼喊“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而在两个月前，他们呼喊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是人”。在柏林墙背后，对于德国统一的呼吁也仅仅出现在柏林墙倒塌一个月之前。
也许冷战的结束仅仅是行政错误的结果。不止一个西欧记者宣称自己在11月9日东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民主德国民众的新的出行条例什么时候可以生效？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9]并没有对这一点做出明确的说明，只是即席回答道：“从这一刻开始。”随后他承认当局并没有预见到“几千名情绪激动的群众冲向查利检查站。困惑的边境守卫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些人。此时政治家命令他们放行，边境守卫开始执行命令”。
作为始于1917年一系列革命事件的终曲，一种大众的起义席卷了共产主义在德国留下的最后痕迹，并且同时“扫除”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精英。即便在11月9日之后，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戈尔巴乔夫到君特·格拉斯[10]，依旧在寻求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组成同盟。11月底，科尔提出了一条长期的、分阶段的统一道路。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年中，德国实现了货币统一和宪法统一。
布尔拉科夫将军（General Matvei Burlakov）是驻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最高指挥官，他在1994年撤出德国前夕说道：“战后德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后一笔。”西方的军队已经离开，苏联的战争纪念碑也成了一堆瓦砾。在东部出现了新纳粹主义的复兴和大量的失业潮，人们很自然地对这个欧洲新兴的大国感到恐惧。当然，这些恐惧反映了那些历史性的恐惧——尤其是英法两国，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大国的状态感到恐惧，这阻碍了当下的均衡观点。这种恐惧也基于这种统一的速度和突然性，凸显了在新欧洲重大事件的难以预见和不可控的特征。有趣的是，根据1990年的民意调查，普通民众并不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那样，对于德国统一进程感到不安。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科尔治下的德国并不会像希特勒治下的德国那样，会对欧洲构成威胁。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战后民主进程的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则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经历相关联。它摒除了军国主义，证明其铭记了在“二战”中丧生的500万德意志人；它同时摒弃了扩张主义，在东欧消失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消失了，这个观念在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和第三帝国之间盛行了将近百年。
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现在不得不将自己投入东部的重建中。它应该批评反省？还是批判它通过经济援助和投资，企图在东欧占据优势地位的行为？应该称赞它将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力量减半的行为，还是批评它缺乏对外军事行为的主张？人们希望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南斯拉夫的难民，任何收紧庇护法的行为都会激起法西斯主义的呼声。由于德国之前的独裁体制，很多欧洲人有时觉得很难和德国在民主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独裁代表着过去的德国，松散的联邦和蹒跚的市场经济代表了德国的未来。
南斯拉夫战争
1989年之后，西方的评论家对于民族主义感到震惊。随着民族记忆和旧式仇恨沉渣泛起，他们很容易将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视为历史的重演和欧洲未来问题的根源。现在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安全专家和国际法学家关注的热点。共产主义精英在简单的角色切换之后，变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但是西方的观察者们就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熟练地调整了自己在冷战时期的分析技能。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从几个方面强调了民族主义的潜在破坏性。首先，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就意味着要求民族独立——这在巴尔干国家很明显，对很多东欧国家而言也是这样。其次，在华约内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争端的旧机制已经严重毁坏，在1989年之后就失去了效力。再次，西欧人更容易进入东欧，这意味着一束强光照射在这个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地区。一个匈牙利光头乐队唱道：“火焰喷射器是我唯一需要获得的武器，我将会消灭所有的吉卜赛儿童和成人，但是我们不能一次性地杀死他们，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宣扬：这里是吉卜赛自由区。”反吉卜赛的偏见团结了像斯洛伐克总理梅契尔和匈牙利政治家伊什特万克·苏卡这样的敌人，与此同时兴起了对于战争时期同通敌者和反犹太主义斗争的民主主义者的纪念活动。
另外，许多关于过往仇恨回归的言论是离题的，这只是流行的世纪末观点的一部分，并不基于任何严谨的政治前景展望。实际上，国际形势和半个世纪之前大不相同，民族主义者威胁着欧洲的稳定。战争时期的种族灭绝、大规模驱逐和人口工程使得东欧少数民族的人口迅速下降，和休战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犹太人、德国人和乌克兰人被彻底清除、驱逐，他们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政治上都无法回归原来的状态。德意志人的问题现在集中体现在统一问题上，而非收复领土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人认真地展望过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与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北部的德意志人，以及英国越来越多的不安定人口相比，东欧整体上看上去非常平静。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引起大规模冲突的是巴尔干国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他们面临着被歧视，以及被驱离的压力。在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依旧是被歧视和威胁的重点，这些人能够进行自卫，但是很难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焦点。从这点来看，东欧和西欧是非常相似的。
当然，南斯拉夫的血腥分裂又一次将民族主义置于人们视线的焦点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和南斯拉夫的残余军队进行了几天时断时续的战争后，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背叛了南斯拉夫，这显示了分裂也可能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进行。但是那时斯洛文尼亚并没有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当拥有塞尔维亚族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寻求脱离联邦的时候，它们遭到了塞尔维亚的拒绝。
塞尔维亚的共产党领袖米洛舍维奇比他东欧的同志们掌权的时间更加长久，同时作为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他通过战争实现了对于权力的控制。当齐奥塞斯库试图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时，他发现民众和军队已经开始反对他。米洛舍维奇清除了军队中的反对派，并且派坦克到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驱散示威游行的人们。从此之后，塞尔维亚鲜有公开的反抗——尽管时而发生一些擅离职守、移民和撤离的事件，直到战争结束才公开了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民族主义、成见和政权对于媒体的控制，将塞尔维亚的战争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采用了德国人曾经提倡的方法和价值观来实现区域内种族净化的目标，而上一次这些观念的提出是在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中。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清洗是第一步，通过恐怖政策令非塞尔维亚人离开他们的家，而让塞尔维亚人住进去。这个策略非常奏效，在几个月之内就产生了数十万的难民，最终这一数字超过了200万。西方试图遏制难民危机，但是却不追问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它在等待塞尔维亚的胜利。如果塞尔维亚失败了，那是由于单纯的民族清洗并不能保证军事的胜利。只要像萨拉热窝这样的城市顶住轰炸，那么塞尔维亚的炮兵优势就不是决定性的，他们不得不进入巷战，这将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为了胜利，他们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开始回避这些损失，着手打破僵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平衡被打破，天平逐渐倾向于他们的敌人：在美国的支持下，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变得越来越强大，此消彼长，塞尔维亚的士气却在不断下降。1955年，塞尔维亚人忽然明白了半个世纪前困扰纳粹的事实：不光要赢得土地，还要保有它。民族清洗带给他们大量的土地，但是却驱赶了能使这些土地更加多产的劳动力。
因此1995年塞尔维亚的战败是败给了欧洲盛行的种族隔离观念。同时它败给了西方，塞尔维亚没有实现对冷战之后自由价值的有力挑战。企图以现实政治碾压权利保护和拒绝种族灭绝的方式非常糟糕，更糟糕的是，它的现实政治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宣传了3年军事干涉并不奏效之后，1995年夏天，塞尔维亚人忽然意识到这种干涉一直非常有效。西方带给塞尔维亚的外交压力保护着波斯尼亚政府，尤其是在西方占领了塞尔维亚的重镇班加卢卡之后，这足以保障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完全的胜利者——这个地区继续动荡不安，在此问题上西方国家显得优柔寡断。
讨论西方也无法掩盖美国才是改变波斯尼亚僵局关键的事实。对于很多中立的观察者而言，波斯尼亚是一个欧洲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推断出欧洲的行为。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完全被边缘化，而欧盟的境遇也非常相似。英国和法国更喜欢通过联合国和北约行使权力，在这些机构中，它们能够分享美国的权力——当然在联合国它们还需要和苏联分享。英法两国通过派遣军队来夸耀它们的承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人失望。它们都喜欢抱怨美国的傲慢和虚伪，但是却无力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波斯尼亚的事情向人们展示，没有美国的帮助它们无法处理大陆内部的冲突，即便在冷战之后。
支持塞尔维亚军事干涉波斯尼亚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其余东欧地区的稳定。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恐惧。由塞尔维亚战争引起的巴尔干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冲突蔓延到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这使人们忽视了战争的威慑影响。电视中燃烧的村庄、炮击过后城市的镜头都是在为民族主义者歇斯底里的行为埋单，这些场景能够帮助抑制煽动性的言辞，遏制扩张主义者和民族统一主义者的计划，鼓励妥协和调停。
与此同时，西方无力阻止冲突，国际上也不倾向于介入，因此这个地区的紧张情绪日益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在几十年中两国之间都剑拔弩张，战争几近爆发。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似乎再也无法压制阿尔巴尼亚人，在马其顿，民族紧张和民族冲突的范围已经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威胁着这个平衡政权的稳定。波斯尼亚战争的威慑力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欧洲对于巴尔干国家的联合安全政策下，战争也不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形式。
南斯拉夫战争可以被视为1989年联邦解体的余音，这是唯一一个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解体。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则展现了另外一种情景——这个按照《凡尔赛和约》而缔造的联邦，选择了用和平的文明方式独立。而最复杂的问题无疑是之前苏联内部的国家，在这个曾经帝国的南部和西部边缘聚居着大量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实际上，在欧洲范围内的冲突——除了摩尔多瓦和1991年的巴尔干国家，依旧限定在政治层面，并未升级到其他层面。
从欧洲整体的角度来看，东欧处于这个世纪最不稳定的时期。休战期的边界变更挑战着《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边界划分。在此过程中，人们迁移或者被迁移，甚至被杀害；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除了苏联、德国和波兰，其他国家的领土几乎维持《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原貌。1989年之后，各国达成共识，维持边界的现状。这种共识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就已经达成，这已经成为一种信条，尽管这意味着1945年之后不公平的战后安排。德国最终承认和波兰的西部边界，放弃了对于过去德国东部领土的要求。波罗的海国家也接受了在战后划分边界内的独立地位，放弃了恢复到1939年之前状态的努力。和平是极其珍贵的，而西方在南斯拉夫内战中看似不道德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可以认为是它们为了维持这个原则而做出的最后努力。
这种认同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东欧国家似乎都不情愿进行彼此间的合作。相反，传统的相互怀疑还在延续：西欧依旧希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而苏联继续将它们视为敌人。与西欧的冷漠相对应的是东欧的不负责任。西欧过度崇尚现实政治的做法维持了欧洲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将会被东欧民族主义者们短视的野心打破。怎样令多年来的地缘政治现实——例如，对于西方而言，苏联的地位永远高于波兰和罗马尼亚，与1989年之后的现实相适应，是东欧和西欧都不愿意思考的问题。
[1] 盖莱克（Gierek），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波兰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但最终却因沉重的外债负担和工潮迭起，被迫在1980年下台，是波兰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人物。——译者注
[2] 金融城，位于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是一块被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地方。这里聚集着数以百计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被看作华尔街在伦敦的翻版。——译者注
[3] 格但斯克，即但泽，波兰港口城市。——译者注
[4] 贾鲁塞斯基（Greneral Jaruzelski），1981—1989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85—1990年担任国家元首。——译者注
[5] 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捷共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6] 昂纳克（Honecker），德国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正式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曾经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7] 七七宪章（Charter77），本意为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发起人包括杨·帕托切卡、巴韦尔·兰道夫斯基和德维克·瓦楚里克等人。——译者注
[8] 纳吉（Nagy），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1958年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89年7月恢复名誉。——译者注
[9] 君特·沙博夫斯基（Gunter Schwabowski），前民主德国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员。1989年11月，他下令拆除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开启两德统一的序幕。——译者注。
[10]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