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制造欧洲
在最近几年，有很多谈论欧洲、欧洲文明、反欧洲和反对欧洲文明势力的言论——呼吁、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研讨会，以及宣言。总之“欧洲”这个词语以异常高的频率出现，无论是因为好的原因，还是坏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停止进一步分析“欧洲”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对于那些谈论欧洲的言论感到无比困惑……
——弗雷德里科·沙博（Frederico Chabod），1943—1944年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0年写道：“民主获得了胜利，自由市场获得了胜利。那么在这场意识形态重大的胜利之后，我们又该信仰些什么呢？”悲观的担忧很快取代了冷战结束的幸福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平淡时期的曙光，而非一个英雄的时期。其他人并没有预见到恶魔历史的重生——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激进主义和宗教斗争。他们谈论着“历史的回归”，寻找1992年和“一战”之前的相似之处——就像科索沃又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实际上，历史既没有抛弃欧洲，也没有回归欧洲。欧洲又一次统一，但是却无法再像冷战之前那样，居于世界事务的中心。要理解欧洲今天所处的位置，不仅需要回溯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还需要明确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相比于接受并不熟悉的现实，我们更愿意怀揣旧梦——尽管有时是一种噩梦。
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在1992年总结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发现尽管它的居民们在语言和习俗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文化……欧洲人开始意识到欧洲身份的存在。”而这一年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使得这个大胆的言论具有了一个体面的背景。1936年，另一个内战横行的年份，英国历史学家H. A. L. 费舍尔（H. A. L. Fisher）断言欧洲将会被一种文明所统一，这种文明“拥有独特的普遍性和优势”，这种文明是基于“对于思想的成就和宗教愿望的一种继承”。几年之后，波兰流亡学者欧斯卡·哈雷基（Oskar Halecki）在《欧洲历史的限制和分裂》（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一书中希望实现欧洲大陆根本上的统一，而此时波兰刚刚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否认欧洲人自相残杀的特点，似乎是对于这个世纪欧洲血腥斗争的一个回应：交战的一方代表了真实的欧洲——像雷诺所描述的那样，而另一方则被描写为篡位者或者野蛮人。在欧洲很多国家，知识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自由民主的起源，而自由民主则代表着欧洲。但是如果我们正视自由民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败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是欧洲政治遗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很难否认改变这个世纪欧洲的不是一种内敛的思想和感觉，而是一系列和新秩序之间的暴力对抗。如果我们不把欧洲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像弗雷德里克所说的那样，欧洲是一个“历史和道德的个体”，那么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在欧洲历史上存在的新现象并不是冲突的存在，而是冲突的规模。相比于拜占庭、哈布斯堡和奥斯曼这些过去的王朝帝国，20世纪意识形态乌托邦式的试验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它们之间的冲突将前所未有规模的冲突带到欧洲人的生活中，在现代官僚体制和技术的帮助下，各国实现了社会的军事化，强化了国家机器，并且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总计造成18.4万人死亡，而“一战”造成了超过800万人死亡，“二战”夺去的生命则高达4 000万。这种战争创伤的程度和领导者的野心与抱负是成正比的；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这些领导人彻底重塑欧洲的愿望更加强烈——无论欧洲内外。如果说欧洲现在面临着思想枯竭的问题，以及政治成为一种明显的空想行为，我们丝毫不用感到惊讶。正如奥地利前任总理弗朗茨所言：“现在拥有个人观点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1989年之后民主在欧洲取得的奇怪胜利，促使欧洲大陆开始反思。70年前，“一战”之后民主在欧洲的巩固适应了自由主义建立新秩序的梦想：欧洲似乎注定要成为人类的典范。通过国际联盟，东欧新兴的民族国家能够从西方更加成熟、更加先进的国家学习民主，而通过殖民地和托管地，帝国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民主。1991年，苏联模式在欧洲的失败并没有这样全球化的意义，也没有这种类似福音派的梦想。民主适应今天的欧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并没过多地承诺义务，没有过多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中。欧洲接受民主是因为其不再相信政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发现一方面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拥有着超高的支持率，另一方面政治冷漠的程度也居高不下。在当代欧洲，民主允许右翼的种族主义政党和保护人权的行为共存，这一点和之前的状况大相径庭；它涵盖了从以瑞士为代表的基层政治，到以克罗地亚为代表的近似于独裁的政治形式。
1989年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整个欧洲面临着和西欧20世纪30年代相似的任务：建立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有效联系。休战期的经济萧条揭示了民主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而存在，而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脱离了“二战”后重新修订的社会契约，民主能够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充分就业的结束和福利的削减，使得这社会契约的种种成就比以往更加难以维系，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加大了各国保持自主行动的难度，而金融市场也衍生了自身的不合理性和社会矛盾。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也挑战着国家公民、文化和传统的定义。欧洲是否能够在美国的个人主义和东亚独裁主义的夹缝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保证自身的社会团结和政治自由，仍旧难以回答。但是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再也不能找到一个对手，通过和这个对手的对抗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过时的政治路标已经被根除，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方向。
20世纪末的迷失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欧洲的问题，它反映了欧洲在这个世纪的特殊历史经验，以及紧随狂热的乌托邦信仰而来的屠杀。基督教、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先进技术带来的自信，鼓励着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视为世界文明的典范。他们对于欧洲世界使命的信仰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在帝国主义时期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希特勒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纳粹的新政策比其他任何人都接近这一目标。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欧洲再一次统一，这些经历使得欧洲人相信，他们的文明和价值观不再是领先世界的，这一点非常明显。很多之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入“欧洲”。然而“欧洲”是什么，它在世界中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面对这种挑战，唯一有远见的会议是欧洲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召集的，他们唯一的观点就是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欧洲联盟。他们依旧用陈旧的方式会谈——好像历史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导致了欧洲从自由贸易向货币联盟的无情转变，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政治联盟。而与这种乌托邦的构想对立的，是一个混乱的大陆，它将重蹈国家间竞争覆辙，德国重新占据主导，大陆再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在欧洲的思想史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梦想；而在20世纪中叶的血腥经历后，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地再次萌发。这种愿望尤其要求制止德法两国之间的冲突，在一个世纪中两国之间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冲突，而这些也成为共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之前的构想中，永久的和平是通过多样性的国家而实现的。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在“二战”前后由民族国家引起的杀戮，使得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就是战争的一个起因。然而，过去的记忆并不足以为未来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对于另外一场欧陆战争的恐惧、对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悲观情绪，需要努力适应欧洲当下的新形势，而且这些主观的情感并不足以当成不言而喻的真理。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对于30年前的评价依旧中肯：“反思民族国家在过去和当下的国际意义，同例行公事地抨击民族国家同等重要。”
欧洲20世纪的历史很明显地被一分为二。在1950年之前，超过6 000万人死于战争或者国家支持的冲突；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后，即便将南斯拉夫战争考虑在内，以此种方式死亡的人数也不足100万。因此如果说民族国家需要为前半个世纪的流血冲突负责的话，那么在后半个世纪，民族国家则需要被赋予一些和平的特征。毕竟，在这个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兴盛起来，在纳粹战争、在冷战中延续下来。美国和苏联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持续地依赖它们的欧洲盟友。作为民族国家协商的一部分，共同市场出现了，并且成为这些协商的中心议题：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联邦主义者的主张才开始盛行，这是由于法国对于德国持续增长的力量感到不安而产生的后果。
对于德国的恐惧很好地证明了，过去如何投射在未来的生活中。德国和苏联在这个世纪中，对自由民主造成了两次最大的冲击，但是它们也承受了这个世纪欧洲最为严重的人口损失。在欧洲的权力结构中，德国的优势地位依旧是基本特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就是如此；但是德国人的帝国梦已经消散，这些梦想只存在于战前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泛黄的相册中。它的军事制度被摧毁，而作为希特勒开战原因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在东欧范围内流离失所，散居各地。相比于希特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更令德意志人铭记的是500万同胞在战争中丧生。现在德国的商人在东欧进行投资，并不代表他们是第四帝国的先驱，而是因为他们是资本家，他们的资本对于欧洲经济的良好发展至关重要，一如往常。
苏联似乎也很难恢复自己的历史进程。苏联的疆域比过去两个世纪都要小，它失去了巴尔干国家，以及苏联的南部和西部领土。在内部，这种模式滋生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苏联的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对于社会重建的迫切需要和苏联军队糟糕的状态，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于共产主义的思念，尽管如此，收复领土主义和重建帝国这样危险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相比于在巴尔干国家中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冷战遗留下来的锈蚀的核武器和不安全的军事设施更能威胁欧洲的安全。
危险的是，西方国家并没有重视这个虚弱的苏联，而西方理应重视这个国家。尤其是欧盟，对苏联进行了部分的财政援助——这和美国“二战”之后对于西欧的援助截然不同，这种行为悲观地提醒着我们，欧洲无法以长远的角度去规划自己的事务。一首丹麦的校歌这样唱道，“我们曾经很伟大，但是现在我们很渺小”，然而，很难让一个大国去适应帝国的瓦解，尤其是在没有帝国替代品的情况下，就像这些国家无法在共同市场中行使它们曾经在殖民地的权力。
然而，“二战”之后民族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作取代了竞争。帝国主义国家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发现自己不用承担殖民地繁荣的义务。核武器代表了一种过时的思维和陈旧的策略，根据国家的政策，核武器越来越不可能出现在未来的假想战争中。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征兵制被更加专业的部队代替。现在边界问题更多的是由警察来管理，而非军队；非法移民问题取代了对于邻国军事的关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少数民族依旧存在，但是由于种族灭绝、驱逐和同化，其数量远小于1950年之前。“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已经有效减少。总之，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福利远比战争、帝国和土地重要。作为必然结果，欧洲现在的人口下降并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国家关于人口繁殖能力下降的疯狂恐慌；20世纪30年代，这种恐慌表现为种族净化和军事行为，而现在则更多地在养老金计划和福利改革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抑或有加入这些组织的强烈意愿，这种情况史无前例。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欧洲经济共同体”计划似乎是基于不真实的恐惧和期望。民族国家像过去一样强大，并且很难被消除。它们也不需要被消除，因为它们不会对大陆的和平产生威胁。
也许欧盟可以被视为欧洲各国对于资本主义妥协的重要成果。换言之，它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盟的各成员国意识到它们已经无法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来保证成功，它们将欧盟框架下的合作和联合行动看作本国繁荣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欧盟依旧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整体；这也反映了欧洲各国试图调节欧洲的资本主义，以适应全球化时期的需求。
但是像当下很多人提出的那样，经济并不是全部，资本的全球化也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意大利的卢乔利批判纳粹的新秩序，因为这个秩序假定物质产品足以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创造出一种归属感，但是这种批判更加适用于当下面临着“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欧盟。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归属感，并不足以和民众对于国家的拥护相媲美。当代的资本主义摧毁了传统的阶级阵线，它令个人感到更加不安，因此提出一种能够获得欧洲民众认同的身份归属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和非经济的原因而需要民族国家，并且不会进一步削减它的权力。雷蒙·阿隆在1964年写道：“国家的观念依旧无限强于欧洲的观念。”因此，用一位比利时外交家的话来说，欧洲依旧是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一个政治上的矮子和一个军事上的懦夫”而存在的。
所有的这些意味着，当下欧洲的事务处于一种复杂的状况，并且将继续如此：欧洲的民族国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它们在包括欧盟、北约、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西欧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合作。民族国家高度自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的全球化迫使这些国家放弃一些领域政策制定上的专属性；但是这个主权重叠的欧洲，不应该迷惑于民族国家在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中逐渐消失自身特征的现象。从马基雅维利时期开始，欧洲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传统一直受到思想家们的珍视，它们仍旧是理解欧洲的基础。
国家文化、历史和价值观所固有的甲胄，使得欧洲人在面对危机时团结、快速地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在冷战时期这种困扰并不明显——铁幕两边的国家主动地将本国事务的处置权交给自己拥护的超级大国。在几十年中，它们习惯了诘责美国或者苏联，希望将它们对于本国事务的处置权力从超级大国的手中剥离开来。但是波黑战争告诉我们，即便在冷战结束后，这种习惯也没有终止。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任何欧洲机构都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人们认为1992年预示着一个崭新、自信、统一的欧洲时代的来临：但是当年春夏，在德里纳河流域发生的民族清洗使得这种言论听上去更像是一句空话。缺乏统一的愿望和统一的客观环境，使得欧洲在波黑战争问题上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欧洲各民族国家也不会达成一个统一性的政策，除非这个政策是在美国的强制推行下而制定的。
然而，认为欧洲不愿意为内部事务承担义务并不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观点，而且其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小。波黑战争是否可以视为欧洲新时期流血事件的开端？这种对待危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内战并不是新时代种族冲突的序曲——至少在欧洲不是，它是“一战”以来以和平方式和联邦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阶段。在巴尔干国家和爱琴海国家，冲突依旧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很难威胁大陆的和平。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内战没有引起一场更加全面的战争，而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却引起了全面战争，即当下欧洲各国是合作的关系，而非军事竞争的关系。
从全球来讲，欧洲失去了其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这也是很多欧洲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相比于其他历史时代，以及当下世界的其他区域，欧洲大陆上的人口正在享受着个人自由、社会团结与和平。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祥和。如果欧洲人能够放弃寻求一个仅符合他们自身特点定义的愿望，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在世界上更加适度的位置，他们将会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和分歧，这也是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对于欧洲人的意义同欣赏他们过去一样重要。
地图与图表
表1 1931-1991年东欧少数民族的消失
资料来源：引自咻罗·罗伯特，《中东欧的历史地图》（Historical Atlas of East Central Europe），1993。of East Central Europe
表2 特定欧洲国家的外国人口，1960，1976，1990
资料来源：Y. 萨伊索尔（Y. Soysal），《公民权利的限制》（Limits of Citizenship），1994。
- 1960，1976：联邦德国；1990：德国。
表3 农业人口的流失，1930，1980
（农业从业人员在适龄工作人群中约占比重）
资料来源：引自G. 安布罗休斯(G. Ambrosius)和W. 哈伯德（W. Hubbard）《20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史》（A social and Econimic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1989。
延伸阅读[1]
[1] 除特别证明外，出版地均为伦敦。
第十一章 鲨鱼和海豚：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