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
爸爸曾经非常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但是两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有一天，爸爸沮丧地回到家。妈妈看着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失业了……爸爸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我们曾经相信，他会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现在，即便是作为孩子的我们，也已经不再抱有这种希望了。
——汉娜，14岁，1932年12月
一家公司设立在莫斯科，会比设立在底特律得到更好的发展。
——剑桥联合会讨论的新动向，1932年
小说家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写道：“好像有人举起了世界，并把它投向彻底混乱的境况。没有永久的价值。文章是什么？钻石、黄金、房地产和工厂又是什么？一种短暂的错觉、一瞬间的闪亮、一个破灭的幻想。”“一战”之后，欧洲的经济生活陷入混乱；波兰同时流通4种货币；“饥饿的维也纳”变成了矮人国中的“巨型城市”，大街上充斥着难民和之前帝国的公职人员。1922年夏天，就连奥地利前国王也仅剩83 600美元的存款。相比“一战”之前，物价上涨了数百乃至数千倍。希腊政府采用了一种新的征税办法：召回所有的货币，但是只将半数的货币返还给原来的持有者。西欧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战后的经济泡沫迅速破灭，仅在英国一地就产生了200万失业人口。1923年，魏玛政府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在这一年，希特勒和德国共产党都企图通过暴力夺取政权。重建欧洲资本主义的前景，显得非常暗淡。
彰显19世纪资产阶级自信以及欧洲经济稳定的货币基础，在4年的世界大战中损失殆尽。战争使得各国开始质疑货币的自由兑换原则，并且逐渐放弃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为了维持战争，各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债务，美国成为欧洲各国最大的债权人。战争同时促进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使得降低工资标准变得越来越困难。战争还摧毁了欧洲大陆的贸易网络，促进了欧洲外部工业和农业中心的形成。随着战争的结束，欧洲的生产商们发现，他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同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位俄国艺术家在1922年强调：“俄国不是非洲，也不是墨西哥和爪哇。我们和西欧处于同一时代，并且相距不远。苏联将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示范，它的未来在哪里，以及如何有一个‘新的开始’。”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种展望令欧洲的政治家们感到恐惧，并促使他们着手重建欧洲的经济秩序。
在重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悖论。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将欧洲带回1914年之前的“常态”，就意味着回归自由贸易、固定汇率和最小化的国家参与度。这种模式要求国家置身于经济事务之外，由商人们做出投资决定，并作为个人债权的持有者。但是在战争中，国家被迫卷入经济事务，以便“组织”战时的经济生活；作为引领战后欧洲经济重建的主要力量，英国和法国都不希望在和平时期延续这种战时的国家激进主义。因此希望借助国家力量来干预私人领域经济事务的复兴方案，不出意料地销声匿迹。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劳合·乔治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两人在性格上都是激进主义者，认为东欧和西欧的问题是相似的，因此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对于欧洲的工业而言，中欧和东欧的市场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如果这些市场不能被重建，东欧和东南欧将会失去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重建将会变得愈发困难。如果东欧和中欧出现这种状况，将会使得西欧的工业人口处于长时间的失业状态，它们不得不在一个需求小于产出的市场内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经济复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通货膨胀将会继续，生活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生活质量则会持续下降；东欧和西欧的食物短缺与饥饿人口将会损害工薪阶层和专业人士的特性。
英国和法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投资财团，将私人的资本投向中欧和东欧。无须赘言，这个作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前身的机构，并未取得成功。直到东欧恢复了一定的经济秩序，西欧的银行家们才将资本投向那里；他们遵循稳定，但是并不能创造稳定。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平衡被打破，而欧洲资本主义本身仅仅给出了一个缺乏热情的回应。
劳合·乔治-白里安计划的失败，显示了战后欧洲市场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启示我们，欧洲的资本主义想要重建，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参与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和法国创造了国际联盟这个国际性的政府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重建过程中，国际联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作为一个外交论坛而存在，而且它在安排欧洲贫困国家和西欧债权人之间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稳定预算、恪守中央银行独立的原则下，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希腊和其他国家都获得了贷款。就像70年后，随着欧洲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哈佛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涌入东欧的情况一样，此时西欧的银行家和金融学家们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帮助东欧饱受战争摧残的贫困国家恢复经济秩序。西欧不仅作为中央银行和税收的检查者，还组织了强力的委员会来安置数以百万计的难民。
尽管国际联盟的财务委员会是从各个国家中抽调成员组成的，但是该委员会最主要的部分是由英国代表主导的，这个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评论和质疑。考虑到伦敦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传统优势地位，当英格兰银行被指责为金融帝国主义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独裁者”时，并没有多少人感到意外。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在1922—1937年担任英国在国际联盟财务委员会的代表，这位最具权势的代表同时也是英格兰银行的主管。因此国际联盟很容易被视为这个城市财阀的爪牙，在这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大陆上攫取财富。
实际上，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曾经有一个模糊的、长期的梦想，就是以英镑为基础，在中央银行的主导下，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欧洲。例如，他希望在“建立包括多瑙河沿岸国家在内的经济联邦”的思想下，维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这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梦想，由于英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经济事务，这个计划失败了。从长远角度看，英国经济外交中自由放任的传统，使得尼迈耶和诺曼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同时英国变成了欧洲资本主义复兴过程中言不由衷的设计者。在伦敦，市场的神圣性高于其他任何地方。除了劳合·乔治以外，英国政府中没有人相信中欧和东欧对英国具有很大的价值，英国在这个地区的贸易总量无法与美国、西欧和德国相比。因为国际联盟财务委员会的工作并不突出，从而遭到了英国外交部门的质疑。因此，白厅对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的意向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协约国的力量试图限制德国的复兴，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重建的难度；而这个问题经常被放在修复国际关系的层面被讨论。法国的反德主义，以及对魏玛政府索要高昂修复关系代价的做法，并不能引起英国的兴趣。而法国也对英国的做法感到失望。1923年年初，莱茵河地区的混乱程度达到了顶点，由于德国无力偿还战争赔款，激起了法国的不满，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实际上，占领鲁尔区是一场耻辱性的失败，它证明了法国力量有限。在德国，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到1923年12月，物价已经是战前的126万亿（126 trillion）倍。法国的财政和预算危机也显示出这个国家的脆弱。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事件被视为“法国失去在欧洲大陆优势地位”的标志。
鲁尔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们并不能通过联合行动来获取和平。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重建，并不能仅仅依靠欧洲自身。几个主要的经济体——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敌意，而美国这个战后最大的债权国也被卷入这种关系中。从战争末期开始，美国的私人贷款就已经流向西欧，美国的救济机构帮助应对乌克兰饥荒和巴尔干国家的难民安置，因此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孤立主义。鲁尔危机及其带来的外交僵局，成为美国重新介入欧洲事务的催化剂。在短短的5年中，一个由美国作为中间人的赔偿协议就达成了，美国的资本开始涌入欧洲，帮助欧洲复兴。
然而，美国重新介入欧洲事务的举动，使得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加剧了对于美国控制欧洲的恐惧。同时，各国也非常担心由战争引起的欧洲地位的下降。美国的经济霸权第一次挑战了欧洲的经济和文化。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在《英格兰之旅》（English Journey）中警告说：“英国的道路现在已经极具美国特色，沿途销售牙膏、香皂和留声机，这样的场景同时出现在电影院正在热播的影片中。”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的畅销书《美国时代的来临》（America Comes of Ages）也警示了欧洲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美国的跨国公司于1924—1929年在国外迅速扩张，这一扩张速度甚至超越了“二战”之后的时期。无论持何种论调的政治家、工会会员还是商人，都担心欧洲无法对抗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奉行的准则。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警告说：“美国已经发展了跨国力量。而欧洲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欧洲明确的经济主张决定了它的命运。这些事实告诉欧洲，这个目标依旧非常遥远。但是欧洲发展跨国力量的一些迹象已经出现，这些将是20世纪的决定性问题。”
在20世纪中期，泛欧经济体的支持者们在法国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1925年签署的《洛迦诺公约》开启了德法合作的新纪元，白里安将这个公约描述为“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下，签署了欧洲大家庭的新宪法……这是一个伟大工程的开端，标志着欧洲的新纪元”。1927年，在法国的提议下，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的主席称，会议的宗旨是“建立国家间的经济联盟……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是建立欧洲的联邦”，他同时展望道，“这个经济联盟能够有效地对抗美国”。英国杰出的工业家们也相信，一个“有组织的欧洲集团”将会出现。但是，一个缺乏足够力量的法国，以及一个缺乏足够热情的英国，使得这个计划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点在未来也得到了印证。英国在欧洲和英联邦之间摇摆不定，并最终倒向了后者。欧洲联盟的第一次尝试最终流产了。这种联盟需要美国的介入，而一个倒向西欧的德国和冷战促成了这种联盟的形成。
在一些人看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一个繁荣、稳定和成功的时期。各国的货币陆续得到控制；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固定了本国货币和黄金之间的兑换率。温和的通货膨胀取代了剧烈波动的汇率和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新的中央银行开始有效运行；投机行为得到了有效抑制；投资者们恢复了信心，大量的贷款开始在欧洲范围内的货币市场上出现。这些现象暗示着，资本主义恢复了吸引力，这个体系下的所有国家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南斯拉夫也于1931年6月重新确立了金本位的标准。
然而这种复兴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华尔街危机发生之前，就有诸多的现象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危机。英国和德国的贸易数据依旧低于1913年的水平，没有国家利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相对繁荣来降低本国的关税。它们都希望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保护本国的产业，而20年代中期很多基本品的价格已经开始下跌。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有所警觉：“现在，无论是远东、印度、南美还是北非的工业区，无论是已经形成的，还是在建的，都是以大规模的低廉工资为基础的，这种状况让我们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白人与生俱来的特权正在被抛弃、压缩，甚至背叛……这片被开发的土地，正在向其宗主国复仇。”
除了这种全球化竞争带来的通货紧缩的影响，欧洲自身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同时限制了欧洲在20世纪20年代的复兴。现行的规则不仅仅是为了刺激生产和提供就业；重返金本位是和通货紧缩紧密相关的，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资和物价水平，并且野蛮地削减福利。这种政策的政治影响在英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政策在英国运行得较为普遍：1925年，英国在首相丘吉尔的引领下重返金本位，这也导致了1926年的大罢工；如果说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对英国造成的影响较小，那么主要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
欧洲大陆的根本问题，是战后的资产阶级希望恢复到战前的稳定状态，同时他们要求政府承诺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标准。在重返金本位的前提下，“适合英雄的家庭”并不容易实现，并且对民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战时，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简单地被修复，但是战后二者之间的矛盾重新暴露出来，而解除这种紧张态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1932年之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一些实业家和经济团体要求施行类似美国的产业政策：高工资标准、大批量生产以及高效的生产率。但是由于担心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受到排斥；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开始效仿美国，这种政策才被重新提及。
对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复兴脆弱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种复兴过于依赖国际性的流动资本，而这种资本天生就带有一种不稳定性。1914年之前，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银行，但是现在其借款额无法同战前相比。德国向战胜国赔款，而战胜国需要向美国偿还战争借款，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向欧洲的贷款额度。因为1924年之后，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接近半数的贷款都是短期的，因此国际资本的稳定性取决于数以千计的小投资商的决定。1945年之后，美国吸取了教训，通过向欧洲各国政府贷款来实现欧洲的重建。但是这种方式不符合20世纪20年代欧洲盛行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国际金融领域，国家的作用应该是担保人，而非直接提供资金。1928年，股票交易的繁荣促使资本重回美国本土，并且促进了这种繁荣；而转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美国的投资者们清算他们在欧洲的财产。这种资本流动的结果，造成了国际金融领域史无前例的灾难。
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造成了银行停业、货币贬值和货币混乱。反过来，经济危机导致了破产、低产出、工期萎缩以及不断增长的失业率等问题。国际贸易的崩溃，导致了农业危机。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下降使农民们处于负债状态，这也导致了生产过剩，降低了国内对于手工业制品的需求量，并且加速了失业率，使失业浪潮从乡村蔓延到城市。由于粮食库存被人为地破坏，饥饿和贫穷的人口数量迅速上涨，由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愈发不合理。
而政府的应对措施充满了争议性。政府采取缩减开支、降低公共支出以及等待投资者恢复信心等传统的应对措施。由于害怕会增加政府开支，乃至加重政府债务，各国都没有制定直接干预失业的措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种行为只会使投资者们进一步丧失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信心。一位高级公职人员向首相麦克唐纳建议道，英国政府就像“一艘因为落潮而搁浅的船只上的船长，任何人力都无法帮助其改变目前的境遇，直到自然界再次让潮水回来，这艘船才能继续航行”。
与此同时，黄金仍是非常神圣的。一份报纸问道：“工业是否被钉在了黄金的十字架上？”当英格兰银行在1929年宣布利率上升的时候，新闻报道将其视为“对通货紧缩所带来福音的完全否定，高利贷的盛行和英镑账面价值的上升，超过了英国工业的实际需求量”。在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中，我们所熟知的财政部观点（the Treasury View）占据主流，他们认为应该降低工资，削减失业福利。
相似的宿命论观点在德国也非常明显。如果布吕宁政府抑制希特勒的崛起，通过遵循1930—1932年的通货膨胀政策来保护魏玛政府，那么历史会是怎样的？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设想过。其他人则指出，这种批评声音忽视了当时知识界的氛围：干涉主义者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并且同时被他们提倡计划的成本困扰。在德国、波兰、奥地利和其他地方，几年前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历，使得政府不敢贸然采取干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危害货币稳定。即便这样，1929—1931年的通货紧缩政策，在今天看来，恶化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危害。欧洲政府偶然发现了替代品，并且在危机中放弃了金本位。
危机具有多重性，因此很难被准确地预测。尽管全球性的商品价格在1926年开始下降，年出口量也在这一年降低，但是我们通常还是将1929年作为经济危机的起点。一些国家开始放弃黄金，而随后的一年，很多国家开始效仿：截至1932年夏天，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使黄金贬值，或者冻结黄金交易。法国就是其中之一：法国政府大量囤积黄金，且直到1934年才被大萧条困扰，而此时其他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法国不顾一切地坚守旧秩序，降低了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无法抑制第三帝国的崛起。
而经济危机在各国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放弃固定汇率的做法非常普遍：国家抑或让本国货币贬值，抑或允许货币升值。欧洲国家的贸易也面临严重的下降，这种状况随着关税上涨和其他保护性政策的施行而愈发恶化。德国作为受到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工业产出下降了46%，有600万人失业；而一直维持高失业率的英国，在1929年之后的失业规模并未明显上涨。但是在1929—1932年，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出分别下降了28%、33%和36%。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中欧和东欧，经济危机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农场债务，尽管中欧和东欧的失业率持续增长，但是却不如西欧工业国家的失业率那样明显。法国通过驱逐国外的劳动力来缓和这种影响，并且将城市的劳动人口遣送回他们的农场和村庄。
而各国人民恶化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也在消耗隐形的成本。在雅典难民广场长大的迪米特里·卡扎米亚斯（Dimitri Kazamias）回忆道：“休战期间的失业浪潮引发了贫民的恐惧，他们害怕被边缘化。你会发现这些‘流浪者’害怕失去价值，害怕成为法律和司法上的‘伤疤’。”经济下滑改变了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节奏。失业的男性步履蹒跚、漫无目的，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不如有家务要做的妇女。德国城镇的一位失业者观察道，“没有什么事情变得很迫切，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匆忙。对于这些失业的男人而言，时间因为失去意义而显得漫长。在100个男人中，只有12个还佩戴手表，而拥有手表的人数也不过31个。起床、午餐和就寝，是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存在的时间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时间在慢慢消逝，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消除母亲和孩子的饥饿！”是英国国家工人失业运动（National Unemployment Workers’ Movement）的一条标语。它所描述的失业家庭中存在的饥饿现象并不是夸大事实。尽管英国审查部门的人员剪切了新闻影片中大量国家工人失业运动的照片，并且限制反映英国失业工人贫困生活的电影《爱的救济金》（Love on the Dole）上映，但是他们无法掩盖大量失业带来的影响：强迫失业的男性劳动力进入劳工排，或者强制施行效果有限的福利计划。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和《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流动厨房、旅社，以及由资本主义的失败所带来的绝望感。
然而，政府官员做出回应的速度非常缓慢，政策的施行也是时断时续，而且他们不愿意放弃过去的市场准则。无论是1932年召开的斯特雷萨会议（Stresa Conference），还是1933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都无法让欧洲国家协同行动；相反，他们展示了一种混乱的状态，与会者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由于各国之间无法达成一致，金本位最终崩溃；而来自伦敦和纽约的借款也暂停了。实际上，货币市场的日渐干涸，意味着通过自有资本主义来重建欧洲经济的努力失败了。法国依旧将目光集中在黄金市场，而英国则把注意力转向大英帝国的内部贸易。英法两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殖民地的发展，以及它们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经济开发。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只能从内部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
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现状迫使欧洲出现了经济国家主义。这种模式与英法两国引领的自由主义模式格格不入，后者强调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但是这种模式却和苏联非常契合；另外由意大利发端，在第三帝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和这种模式相适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这两种方式脱离了英美两国“财阀统治”的束缚；两种方式都将经济发展置于财务纪律之上、国家经济高于全球经济、生产高于稳定的物价和食利阶层的利益。总之，这两种模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且解决了大量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危机使得这两种模式具有政治含义：除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有其他模式能够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吗？
共产主义的成就
伦敦东北部郊区的通勤族，在通过简士山（Gants Hill）地铁站的时候，一定会被富丽堂皇的地下大厅震撼，尤其是其拱形的圆顶和铬黄色的镶边。这个地铁站建于1937年，目的是向1936年建成的莫斯科地铁致敬。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更加难以理解休战期“苏联的奥秘”。然而，共产主义的痕迹遍布欧洲，它曾经成功地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为如何处理现代社会的经济难题提供了范例。它将在“一战”中支离破碎的沙俄帝国整合起来，并且在几年之中将其变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力量。它的体系使得这一切变为现实。
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战后经济重建难度大于俄国，因为它在战争中的损失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遭受困境的时间也更加持久。直到1921年，俄国的斗争才逐渐平息，而内战的伤亡人数甚至高于“一战”。据统计，1914—1926年，有1 400万人因为非自然因素死亡；1921—1922年，席卷俄国南部的大饥荒使得500万人受灾。在一位英国救济官员看来，这种规模的饥荒是“所有事物的匮乏”，它迫使人们吃马，以及马身上的马具、磨碎的骨头、橡子、木屑，甚至是死尸。由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而产生的悲剧，在俄国民众的遭遇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也使战后西欧问题显得更加发人深省。
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流动：1921年的一天，有2万名难民从东部涌入鄂木斯克。大约有700万孤儿从乡村涌入城市，土匪和其他武装组织威胁着乡村和铁路线。农业的收成已经降至战前的水平，农民被红军大量征用；白军[1]和绿军[2]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苏维埃政权试图以社会主义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由于布尔什维主义者在中欧煽动的革命以失败告终，他们最终将目光集中于已经解体的沙俄帝国。共产主义政权开始成为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国际上通行的资本主义体制。
布尔什维主义者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他们同时创立了真正统一的国家经济体。实际上这个国家非常落后。春天来临的时候，解冻的道路无法通行；1923年，商业火车的平均时速低于10英里[3]；乘坐火车的人数已经降至1913年的一半以下。由于没有清雪机，邮局在冬天处于歇业状态；乡村地区的电报线经常不通。落后的教育水平同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一样，阻碍着国家的发展：文盲非常普遍，即便是一位经常阅读电报的27岁的资深红军干部，也无法理解“阶级敌人”和“苏联”这样的词语。
列宁曾经评价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一个对外部世界无所不知的政权，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件事情对它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而且这不仅仅是领导阶层需要关心的问题。从政权建立之初，以何种速度和程度废除资本主义以及私有财产的问题尚不明确。一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采取激进的方式，将大部分生产的物品国有化，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前身。这种方式帮助它赢得了俄国内战，但是这种方式同样对政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取消了生产和分配的自由化，农村的抵触情绪愈发强烈。1921年，当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对国际上的强烈反对时，列宁选择了实用主义：他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将生产从中央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是对强硬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种修正，重新启动了被摧残的经济。它展示出这个政权为重新赢得农民的信任而做出的努力，展示了10年困难时期后政治重组，以及俄国企图在国际贸易、商业和技术的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愿望。在这几年之中，民营企业在小范围内被允许。作为苏维埃政权经济基础的农业也开始复苏。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喘息的空间，这不仅帮助它巩固了政治地位，苏联还在这一时期签署了联邦宪法。
然而，新经济政策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尽管在理论上允许私人部分的存在，但是在实际中这种空间经常被限制。另一方面，很多共产党员干部在新经济政策中看不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出路；相反，他们看到了革命之前的技术精英、行政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重新掌握权力，并且发挥着影响。很难将新经济政策和“建立新世界”的构想结合起来。促进市场繁荣的措施，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提供了可能性。富裕农民、商人同贫穷的城市劳动阶级之间的差异，威胁着本就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使得俄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民和工人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依靠党和国家。而最糟糕的是，莫斯科的统治阶层发现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地方了。
列宁逝世后，共产党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中心则围绕着经济政策的方向。最初斯大林赞同继续实行温和的经济政策，反对围绕在托洛茨基周围的左翼反对派的意见：他们提出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对农民则实行严格的控制措施。但是在托洛茨基遭受政治上的失败而被边缘化之后，斯大林逐渐向他的观点靠拢。1927—1929年的粮食危机，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且直接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产生。这个事件展现了国家的脆弱性。由于缺乏可靠的经济信息，斯大林在信息有限的基础上，将粮食危机称为农民的“罢工”。在粮食储备不足、城市需要定量供应粮食、食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政权重启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且采用紧急措施强制征收粮食。
到了1929年，斯大林已经平息了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声音：共产主义被强加给农村地区，施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方针。在1929年年末，斯大林将目标对准了富裕农民，将他们称为“富农”，并且宣布他个人支持“清算富农阶级”。根据莫斯科下达的指令，富农阶层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为危险的，“积极反对革命的富农阶级”，他们将被交给国家安全警察（OGPU）处理；第二种被流放到苏联的边远地区；第三种则被迫迁离故土，择地安置。大约有100万家庭受到牵连，受影响的人数为500万～700万；而实际上最终有1 000万甚至更多的人被流放，至少有3万人被枪决。
实施“布尔什维克争取粮食”运动，包括派遣工人突击队、党员干部和秘密警察，惩戒不力的地方政府；审判“投机者”，即试图保有粮食的农民。这种行为不亚于一场内战。一位党的积极分子说道：“如果你遭到攻击，没有人会怜悯你。不要去想富农阶级正在挨饿的孩子，博爱在阶级斗争中是罪恶的。”需要上缴的粮食数量被确定，而这个标准并未考虑生产者的交付能力。地方机构官员在中央规定的上缴标准面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征收工作，他们会被冠以“腐朽的资产阶级”罪名而遭到惩罚。
当然，有很少一部分农民拥有财富，而有能力雇用有偿劳动力的农场则少之又少。一个农村的干部被质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断地呼吁富农阶级？”“我们这里没有富农阶级。”受政权唆使去攻击富裕村民的人们预见了他们的明天：“他们今天从富农手中没收面包，明天他们就会变成富农而遭到批斗。”1930年春天，农民杀掉了他们最后一头奶牛，而非将它们上缴；即便是11年后的苏德战争，也未对苏联的牲畜储备产生如此恶劣的影响。
根据苏联的统计数字，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产量下降，这清晰地反映了集体化和高压政治带给农村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国家征集粮食的数量从1928年的1 070万吨，稳步增长为1937年的3 670万吨；征集的粮食在1928年只占粮食总量的14.7%，这一数字在1937年上升为36.7%。如果这些数字不可靠，那么这一时期的概貌则更为清晰。在工业化进程方面，布尔什维克政权拒绝了那些对农民采取更有耐心、更具有合作性的建议，转而支持短期的暴力。这在短时期内获得了政权所需的粮食，但是在更长的时期内，对苏联的农业造成了危害，历史证明这种结果对苏联而言是致命的。
这些政策导致了1932—1933年的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出现；这一时期，警察确保外国人远离受灾地区，通过颁发内部护照系统，将灾民固定在灾区，这种做法非常像已经被列宁废除的旧沙俄的政策。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一位党内工作人员回忆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灾民数量已经失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精打采，由于过于虚弱，他们已经无力在火车站周围乞讨。他们的孩子仅剩下皮包骨以及一个肿胀的肚子。”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但是他的上级却不这么认为：“农民正在和政权进行一场无情的斗争，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今年检验了我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忍耐力。正在发生的饥荒证明了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尽管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是农业集体化的体系依旧存在。我们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一开始，很多党内和党外的人士都对这种规模的混乱感到困惑，既有对流放的抗议，也有对“富农”的同情。甚至连工人也对这种混乱持“消极的态度”。一位注视着列宁雕像的人说道：“如果列宁还活着，他将会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并且减轻我们的负担；进而他将会对集体化进行变革——通过协商和劝导，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不断累积的被动性，以及对政权的恐惧，掩盖了这种不满。“从前的逮捕行动，需要两个武装人员来抓捕一个犯人，而现在一个武装人员可以抓捕一群人。后者的抓捕过程非常安静，没有一个人会逃跑。”
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征集，成为锻炼新一代党员的平台，他们习惯了这种程度的暴力和镇压；几年之后，这种暴力行为演变成蔓延到苏联其他社会阶层的恐怖政策。他们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将一切不同意见者视为反对革命的破坏者、白军、恐怖分子和怠工者。1927年在革命中出现的这种趋势已经愈发明显，并且在粮食征集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由这种强硬手段激起的反对，使他们的论点看上去更加可靠；国家的政策制造了麻烦，但是苦难和浪费都不能归咎于麻烦的始作俑者。大量被流放的农民导致强迫劳动的聚居地数量迅速增长。对人口控制技术的良好运用，使得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采取这种措施对付其他阶层和少数民族地区——波兰人、车臣人，以及混居在他们中间的德意志人。更重要的是，农业集体化为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开辟了道路。
强制工业化是斯大林的政策。他赢得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争论，现在他强调希望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愿望，并借此将本国推向工业时代。在全世界都敌视苏联的状况下，苏联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来保卫社会主义。1931年2月，斯大林做出了一个著名的预言。他问道：“你们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打败，并且失去独立地位吗？如果你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这种不利的局面，并且建立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经济……我们现在已经落后先进国家50年甚至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弥补这种差距。我们要么实现这个目标，要么被这个目标击败。”而巴巴罗萨计划（Operation Barbarssa）的施行，正好是10年之后。
斯大林的这一计划，不仅要求对国内食物供应进行严格控制，而且需要保持对工业的高度投入；这就给农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理论上，这个进程是通过计划来完成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五年计划是这个过程的刺激物和目标来源；该计划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仅仅是通过高度宣传“突击战术”和“超额完成”来实现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大清洗运动中苏联的工业增长率呈现出一个混乱的状态，在这一时期各经济机构遭到破坏，各地的党组织都在激烈地竞争建设资金。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疯狂的、不完善的计划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实际的产出经常无法达到计划中荒唐的目标，但是这种不足却被实际的产出掩盖了。例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的所在地，是在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已有的冶金厂产量被推向极限。拖拉机厂和机床厂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燃料和交通无法保证、故障和损耗经常发生的基础上，尽管资金被大量投向重工业领域。
在创造就业方面，苏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1927—1928年及1932年，城市的劳动力从1 130万增长为2 280万；截至1939年，已经增长为3 900万。此时的资本主义欧洲正处于极度萎靡的状态，而苏联已经消除了失业，大量的妇女都在工作岗位上奋战，实际上苏联此时甚至出现了用工荒。1934年斯大林夸耀道：“这不是偶然，这个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度，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失业的国家；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国家，经济危机和失业已经困扰了它们4年之久。”
斯大林的政策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阶层，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构成了这个阶层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逃避农业集体化而涌向城市的。1929—1933年，工业企业中领班的数量从18 700人上升到83 80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层中提拔起来的，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82 700人上升到312 100人。这是一个新文明的出现，尽管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er）并不这么认为。大部分的农民阶层实现了电气化、机械化，并且被一个现代化的政权统治，但是他们也在被改变：农民开始变为工人、管理者和党的干部。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家、政党和经济都从这场社会革命中受益。
然而，在这个党领导的全能国家机器中，那些被认为是革命英雄的人，发现自己并不比其他普通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当一个能力最差、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调换工作的时候，他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在粮食配给和消费品短缺的背景下，强制劳动的准则成为这个政权的当务之急，工会从一个最初保护工人的机构，转变成了强迫工人劳动，反对“怠工”和“缺勤”的组织，而且工会也被要求“正视生产”。这就意味着忽视工作环境的原始状态和危险性。
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听起来能够引起前来参观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兴趣，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严酷、非常具有伤害性的。除了对机器的崇拜，苏联的工业化建立在高度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水平的技术经验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很多机器是空闲的，机器的工作由手工完成，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卡车和拖拉机的地位甚至不如马匹和手推车。但是劳动密集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10%的被发配去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富农，在第一年冬天就死在了那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设大型水电站的工人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营房的工人们抱怨雪从房顶漏下来，住在帐篷里的工人在冬天需要忍受零下13摄氏度的低温，而在1929年夏天，猛烈的龙卷风又将帐篷吹走。”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或者由“工人突击队”引领的竞赛以及令人讨厌的斯达汉诺夫运动[4]大行其道的同时，这种本就恶劣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
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对私人储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家通过政府债券和消费行为募集资金。个人的需求从属于集体的需要，这种趋势不仅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也弱化了民众的存在感。1929年，实行面包配给制，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量下降。这种状况只在1935年得到了些许改善。城市一直在发展，城市人口数量在1926—1939年翻倍，这使得多年的住房短缺问题更加严重。1929—1931年，莫斯科的人均居住面积减少了1/3。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运动之前，对于住房的渴求成为人们入党的主要动力之一。
但是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压力，不仅局限于狭小的宿舍：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见证了集中营体系的迅速发展。从历史角度看，强制劳动是美洲和沙皇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发展了沙皇的措施。1929年，国家安全警察的集中营更名为“劳改营”，并且被赋予明确的经济职能。这些集中营是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逮捕大量农民而兴起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经历了剧烈的波动。通过复杂的监狱网络、“劳改营”、劳动殖民地和特殊安置等形式，这个安全机构控制了数以百万计的犯人。根据最近的估算，关押的犯人数量从1933年的250万人，上升到1941年的330万人。
强制劳动在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战”前夕，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5]承担了苏联25%的建筑任务，尤其是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建筑任务；秘密警察机构公开赞扬其集中营是“本国边远地区文化发展的志愿者”。这些地区生产着具有特殊价值的物品——黄金和其他金属、木材以及弹药，这些物品的生产都依靠奴役性的劳动。这些强制劳动力同时负责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White Sea-Baltic Canal），这条运河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宣传其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这些特殊的移民被分配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样的新工业区。截至1939年，仅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中营和劳动殖民地的看守，就多达10.7万人。
资本主义世界通常将世界视为一个和谐、良性的整体，但是，与其观点不同，共产主义视自己被资本主义世界围攻，时刻处于斗争之中。外部的敌人试图将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内部的敌人试图通过党派斗争和“背叛行为”将党带入歧途。苏联的工业化伴随着镇压的高压环境，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恐怖政策，因此苏联的工业化是在被“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包围的环境下开始的。从1928年苏联开始尝试招募外国工程师开始，技术专家、管理者和党的领导人都在恐怖中度过，他们随时可能被任意施加罪名并遭到处罚：失败、个人竞争，或者仅仅是因为领导阶层的人事变动，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厄运。数以万计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被投向集中营。训练新一代的管理人员成为这个政权的当务之急，同时这也是年轻一代在社会上获得进步的好机会。斯大林主义不仅意味着恐怖和镇压，同时也意味着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和令人兴奋的机遇，这一点和沙皇俄国时期静态的等级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8—1933年，77万党员从劳动阶层上升为白领阶层和管理人员。
现在，当我们批判诸如H. G. 韦尔斯、萧伯纳和韦伯这样的西方学者一笔带过斯大林主义令人生厌，甚至更为残忍的做法时，这一切显得理所应当，同时被指责的还有他们笔下混乱的苏联宣传运动和现实。然而在那个时期，当资本主义显得行将就木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同西方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幅充满了能量、奉献、集体成就与现代化的图景——尽管不被外界理解，但是却充满了诱惑。只有少数坦率博学的人批评这种模式，例如克罗地亚共产党人安特·奇利加（Ante Ciliga）在1938年出版的《充满谎言的土地》（In the Land Of the Great Lie）一书中，发现苏联极大地忽视了这种模式的弊端。
这种轻信的现象，印证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通过现象就相信乌托邦的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休战期的欧洲得到了很好的实证。但是这也反映了西方人逐渐远离苏联的真实生活。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即便没在经济和贸易方面进行大量合作，也在技术、科技和文化方面取得了突破。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工程师团队向苏联提供技术咨询，而包括柯布西耶（Corbusier）和恩斯特·梅（Ernst May）在内的欧洲最杰出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都争相为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做城市规划。但是这种交流遇到了困难：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将西方工程师和商人视为敌人，这使得这种交流变得尤为困难，外国人进出苏联旅游的审批也变得愈发严格。即便是苏联的“经济奇迹”仍在继续，苏联仍旧远离了西方的视野，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的崛起使得客观看待苏联变得更加困难。因为纳粹德国成为欧洲民主最大的威胁，中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联合起来支持苏联，反对法西斯。1937年，英国出版商维克多·格兰茨（Victor Gollancz）警告作家H. N. 布雷斯福德（H. N.Brailsford）说：“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支援苏联是最重要的事情。任何可以被地方援引的话都不要说。”对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而言，苏联成为一面镜子，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困扰以及他们对于纳粹主义的希望和潜在恐惧。
国家的复苏
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东欧和中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关注苏联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31年年初，一位英国大使说道：“在柏林的商界和银行界，争论的主要话题是苏联的五年计划带来的威胁，以及在苏联的经济压力变得愈发难以应付之前，欧洲各国应该采取保卫本国财产的有效措施。”
英国无法提供必要的领导。自由资本主义仿佛是19世纪的事，而自由贸易也无法对欧洲当时的现状做出有效的回应。南斯拉夫在日内瓦会议上被告知要削减贸易壁垒，从加拿大和阿根廷进口廉价的小麦。南斯拉夫的外交官员苦涩地回应道：“如果能够牺牲4/5的人口，那么这种状况可以实现。”他继续说道，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和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你不用射杀人们，而是让他们饱受饥饿”。
尽管非常偶然，但是自由贸易的崩溃为欧洲国家摆脱大萧条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方案。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经济主义获得的成就，往往被历史学家们低估。很多国家发现，以内部需求为目标的生产所带来的收益，远比重返金本位、紧跟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竞争要好。当然，自给自足也需要成本。价格高昂的本国产品给消费者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它同时鼓励了生产者。这种模式使国家债务不再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解放了农民和实业家，刺激了国内的需求。而生产者为这种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则在国家的控制之中。
由于抛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忽然发现，它们需要确定哪些领域需要汇率。它们被卷入了贸易政策，以及对外贸易的分配；在国内，它们开始计划产出，促进生产领域卡特尔[6]的出现，干预发展和新问题的定位。作为一种非常独立的思想，自给自足改变了国家和个人主动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从苏联那里学会了计划和国家控制的做法，并且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弱化了这种控制。经济的萧条状态，促进了由国家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
从短期来讲，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在高关税和不可兑换货币的保护下，价格停止下跌，促进了就业。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工业，例如纺织业、化工业和发电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以国内市场为导向，获得国家价格保护的农业也得到了恢复。1932—1937年，瑞典的工业产值猛增67%，英国也激增48%；而固守金本位的波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业产值则停滞不前。在义务劳动、严格控制工资、创造就业计划和反对妇女工作等一系列措施的帮助下，纳粹德国5年之内的失业人数从560万人下降到90万人，在1939年已经实现了全民就业。
国内新的融资来源取代了西方市场。外债违约，或者叫作“经济重组”，对很多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来说非常有价值，例如，这些债务的数额相当于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31—1935年10%的政府支出。在20世纪20年代向国外巨额借款，在30年代拒绝还款，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英美两国的债权持有者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在国内，消费者的支出可以被压缩，同样可以被压缩的还有工资，尤其是在警察国家[7]，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国内独立的工会已经被摧毁。通货膨胀、高额的税率、被严格控制的工资水平，以及其他被强制的形式，使得实际的工资水平非常低，而这些资金实际上则进入了国家的金库。纳粹政权修建了高速公路和公共建筑，英国则在地方营建简易的住宅；各国都在补贴农民，进而向军备投资。由此产生了介于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第三种发展方式，第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外借款，第二种模式是苏联强制性的工业化。相较于苏联，这种模式允许较低的发展速度，但是牺牲更少的生命，以此稳定政治阶层。
然而，总体而言，自给自足只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个短期选择。尽管它促进了工业的恢复，但是这种恢复是在一种被庇护的、没有竞争的环境下实现的。在国家的主导下成立了一批卡特尔企业，这些成立的公司不仅免于和国外的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甚至本国新成立的企业也被列为竞争对手，从而遭到打压。幸运的商人们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是他们无法将这些资金重新投入设备和机器中，尤其是大部分的机器需要从国外进口。以第三帝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成了例外，这些民族国家明确表示它们希望看到贸易保护的效果。在纳粹德国，无论是大众（Volkswagen）这样的公共企业，还是戴姆勒—奔驰（Daimlev-Benz）这样的私人企业，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造工厂、更新设备，并以此提高利润，这些也成为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这些是例外，大部分国家抑或在经济上无法实现国家主义（例如英国），抑或经济组织混乱（例如法国和意大利），从而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关于“效率”和“协调”的论调，相比于20年代的“合理化”理论没有任何飞跃，甚至在一些方面出现了倒退。直到50年代，欧洲的工业才实现了现代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的苏联成为长期自给自足国家如何转型的典范。
在农业领域情况也同样复杂，尤其是在落后的东欧。尽管农业领域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迹象——选择更好的品种、密集地使用化肥、大量种植棉花及其他进口作物，但是饥饿人口的大量存在，使农村无法实现繁荣。农民们从市场经济回到了自然经济。从长期来看，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无法满足欧洲过分拥挤的村庄。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和国际资本进入村庄，将农村的人口推向城镇，在工业领域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诸多落后的方面。尽管劳动阶层的就业率上升，但是工资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尤其在独裁国家更是如此。纳粹劳工阵线（Nazi Labour Front）组织游行，并且向工厂主施压，要求提高工人待遇，这些做法有效缓解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实际上却未能真正提高工人的工资。这时，由消费拉动的复兴，主要体现在轻工业领域的就业增长，但是这种复兴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复兴方式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两个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军事。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有效地将意大利拉出了经济衰退的泥沼。截至1939年，德国的军备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是英国投入比例的一倍、美国的10倍。当然，对希特勒而言，将巨额资金投向军备领域不是为了拉动经济复苏，而是为与苏联那场“不可避免的新冲突”做准备。然而，这种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生了严重的用工荒，并产生了通货膨胀。
1932年之后，国际贸易并未完全终止，但是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法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刺激经济发展。1929年之后，国际贸易的水平直线下降，并由此一蹶不振。即便到了1937年，国际贸易的总额也低于1929年，尽管全球总产量处于上升趋势。欧洲分成了不同的贸易集团，英国在欧洲大陆之外建立了帝国特惠贸易区，而法国则勉强维持了小范围的黄金区（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为适应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而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它在1934年之后提出了一个新计划——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实行双边结算体系。
一些纳粹地缘政治学家预测，这是一个新秩序的开端；而反法西斯主义者则抨击这个体系是法西斯的扩张，但实际上新计划的影响比计划本身更为温和。东欧贫穷、落后的经济形势，使得它们很难替代德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希特勒真正想要的是东欧的商品，而非东欧的消费群体。因此在和穷邻居们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德国一直保持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为德国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国家不会从德国进口商品，但是却必须迎合德国，因为德国对于这些国家改善本国农民的境况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从烟草销售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希腊曾经以终止同德国的烟草贸易相威胁。但是希腊本国烟草种植者的抗议，使希腊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决定。尽管德国在同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些巴尔干国家永远无法成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各自生产的特殊商品：南斯拉夫的铝土矿、希腊的烟草，尤其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这种资源对于德国的军备热潮尤为重要。然而，这种开发仅仅能为德国带来短期的利益。从1938年开始，一种更为直接的经济开发为这种易货贸易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德奥合并，使德国获得了贵重金属、外汇额的逆转和额外生产钢铁的能力；1939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使德国获得了更多的黄金和斯柯达兵工厂（Škoda Works）——中欧最重要的军工企业。纳粹经济政策的目的——占领邻国的目标开始实现。
法西斯资本主义
墨索里尼在1933年宣布：“我们正在埋葬自由主义经济。”彼时，彻底终结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积极的国家管理取代了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中的利己主义也已经被集体原则取代。这些方面使得法西斯主义看起来更能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但是法西斯存在一套特殊的经济体系吗？如果说此时自由主义经济已经寿终正寝，那么法西斯主义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法西斯确实在以自己的节奏管理经济——激进主义、英雄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墨索里尼提出“小麦战役”（Battle of Wheat）后，意大利又出现了“里拉战役”（Battle of Lira），这是一场“国家生产的战斗”，随后希特勒又在德国开展了“工作战役”（Battle for Work）。法西斯主义政权习惯将“经济问题”转变为“意愿问题”，这种方式的潜台词就是，政权对如何解决问题也束手无策。实际上，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经常用意识来混淆经济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必须同时协调好左翼和右翼的情绪，也部分归因于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兴趣寡然，把经济问题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希特勒希望利用“国家控制共同利益的观念，来支配私人企业的技术”，这是一个看起来可以让任何人满意，实则无人受益的方案。法西斯主义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对共产主义倾向，而且反对财阀。它反对国际金融，后者当时被诟病为具有“全球寄生性”，而转向支持国家“生产”。这种方式会把德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在一个特定的、非阶级的环境下是这样的。来自左翼政党的戈培尔（Goebbels）宣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英雄社会主义，具有刚毅品质的社会主义。”
“英雄社会主义”意味着对工人无休止的赞美。欧洲的每一个独裁者都会不时提出，在他们的国家内，农民或者工人是第一位的。但是法西斯政权强调的是手工劳动，不像苏联和美国那样，崇尚机器生产。法西斯国家的人们挥舞着镰刀，而不是开着拖拉机进行收割。希特勒宣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对我而言，如何照顾和保管机器显得难以理解；如果不能让劳动代表最为高贵的品质，那么人们将会逐渐衰退。”海报用以突出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现在看来这种方式带有弱化工人阶层属性的色彩。纳粹的宣传册为高速公路工人们配词为“我们在建造永恒的陆地”。
然而，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政权从来就不是工人的朋友。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对工人阶级使用一种说辞，掌权之后又是另外一种说辞。意大利法西斯左翼政党非常惧怕工人阶级，因此他们要求墨索里尼不要屈服于这些雇佣者；像戈培尔这样的“红色纳粹”对工人阶级也有相似的恐惧。法西斯政党中一位支持工人的领袖向墨索里尼警告道：“所有的厌恶感都是由代议制政府催生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批评，将会随着对代议制政府的失望和不满结束，最坏的情况是对议会制产生反对的错觉。如果法西斯政权不能拥有坚实、实际的基础和民众的拥护，那么当法西斯政权无法保障最低标准的福利时，共产主义的危险影响将再次显现。”但是这个呼吁不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警告很快被忽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左翼的提议被悄无声息地抑制，私有财产的原则从未遭受严重的挑战。左翼纳粹梦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二次革命”，但是随着“长剑之夜”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被暗杀，这种愿望落空了；而在意大利，这种论调在几年之前即遭废止。在和工厂的关系方面，法西斯政权更倾向于工厂的控制者们。在德国和意大利，独立的工会都已经被废除，但是却允许雇主之间的联盟存在；除非劳动市场恢复充分就业，否则国家不会审查这类联盟。法西斯政权依旧维系着低标准工资的经济，这一点和1945年之后的欧洲有着显著的不同。
当历代左翼历史学家研究工人阶级没能组织有效抗议的原因时，他们发现部分是由于纳粹工人阵线的成功，工人阵线在工厂中能够有效组织福利，改善工作环境。随着纳粹党不断壮大，德国工人阵线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在意大利，康乐组织（Dopolavoro Organization）也在法西斯政权的授意下，关注工人的福利和休闲问题。与此同时，新的等级秩序被引入工作环境，这使得集体行动愈发难以实现。
更重要的是关于失业的痛苦记忆。德国的一位观察者在1938年说道：“尽管工人们知道目前存在用工荒的现象，但是他们都非常害怕失去现在的工作。几年的失业状态令他们终生难忘。”但是纳粹的成就可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表述出来；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为3%，而此时英国的失业率为13%，比利时为14%，荷兰为25%。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是意大利，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意大利工人和政权之间的关系，比德国的状况要糟糕很多。纳粹提倡的“工作尊严”口号和“劳动光荣”的口号实际上产生了共鸣；一方面德国的工人们害怕“应急劳动营”（Emergency Labour Camp）的出现；另一方面政府组织音乐会、电影放映、运动和旅游，使大多数工人放弃了政治斗争的诉求。
毕竟在意大利和德国，私有财产也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正如希特勒所言，如果国家足够强大，那么它就不必向民众征收财物。而此时两国拥有了更高尚的价值观念，即意大利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民族人民”观念，两国的经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框架下运行的。希特勒在1936年允许德国扩充军备的讲话中说道：“在不久的将来，个人的利益将无法在经济事务中发挥任何作用。我们只拥有一种利益，即国家的利益。”在一个表述极为精确的公式中，德国的一位高级公职人员建议德国的商人们：“归根结底，我们在经济领域所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民族化，而是精神上的民族化。”这既是对私人企业的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说明。与此相似，意大利的银行家们被告知，“银行将不再是国家经济领域的统治者，而仅仅是实现国家信用的一种工具”；意大利的商人们“有权享受国家分拨给用于处理生产事务中的一切信用资源”。
除了不停地要求“效率”和“协作”，我们很难发现法西斯政权管理国家的独特之处。它们是国家现代化的推动者吗？恐怕不是。在意大利，为了挽救衰败的工业，国家成立了由公共部门控股的大公司。理论上，经济逐渐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工业管理者的数量与之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在1936年戈林（Goering）领导的以军备为目标的四年计划开始之前，德国就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控制机制，20世纪30年代末期，戈林领导的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德国一半的工业投资。受到苏联模式的启发，德国实行了一个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组建了欧洲最为强大的军工产业复合体。然而，诸如世界上最大的铝工业厂布伦瑞克（Brunswick）冶金厂，以及一批高质量的军工企业，掩盖了德国混乱的现实，这些企业也被官僚阶层的暗斗困扰，缺乏整体的规划和协作。这些企业的工艺水平非常高，但是它们缺乏最重要的东西——有效率的大众生产。因此当德国的战争经济被现实检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根本无法与其竞争对手相提并论，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虽然纳粹政权给了这种经济模式最大限度的自由。
民主资本主义的改革
1933年10月，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说道：“除了美国、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其余国家都可以归为一类，并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国家计划经济不可抗拒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西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主能否从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中获得启示和经验。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意志和行动的做法，令那些整日被平庸和宿命论包围的西欧知识分子印象深刻。1933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迅速覆灭，使几乎所有年轻的社会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谨慎感到不满。一位法国社会党党员在1933年的党代会上讽刺法国社会党的现状，他讽刺代表们被告知“谨慎、耐心是极其必要的，要正确地处理反对势力。我们并不想掌权，因为那样会非常危险，我们的空间将会被资本主义自身的抵抗挤压；我们也不倾向于革命，因为我们还没做好准备，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已经准备好无所作为”。
在英国，相似的感觉驱使工党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倒向法西斯主义；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工党领袖“乐于逃避决定”的行为感到愤怒的人。在1930年的工党会议上，莫斯利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个提案被工党领袖以成本过高为由否决了；这加速了莫斯利离开工党的步伐，并且开始向右翼倾斜，最终加入了英国法西斯联盟。
观点和性格上的代沟加速了莫斯利这类参加过“一战”的年轻人和老一辈社会党领袖之间的决裂。后者对能够彰显资本主义规则的选举制度非常热衷，而“上过前线的一代”则认为这种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他们的领导是被动的、失败的，甚至是迟暮的。莫斯利提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战前的时代是平静的，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人更加‘友好’，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比现今更加和谐。然而现实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人解决当代问题的观念，是否比生长于这个时代人们的观念更好”。对于很多“上过前线的一代”人而言，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都比自由主义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更加“现代”，更加充满活力。
他们的不满可以理解。在失业浪潮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即便是社会党也偶尔重新思考其理论和实践。瑞典是最好的例子。由于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实行通货再膨胀政策，瑞典很早就施行了货币贬值，并且很快恢复起来。这是一种政府行为，借助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回暖。1933年，瑞典财政大臣强调：“只有加强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才能使经济好转，指望经济的自然修复是不现实的。”政府极大地提升了投资的额度，使瑞典的失业率在1937—1938年迅速下降，其手工业也开始繁荣。国家的政策都是提前制定并且得到了完善的规划。瑞典政府的政策使得瑞典在大萧条的背景下享受了一定的经济便利，而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雇主和工会之间制定准则来规范劳资关系的做法，非常像1945年“二战”后西欧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
在大萧条时期固守金本位而身陷泥淖的比利时，采取了另外一种回应方式——资本主义计划经济。1933年，亨德里克·德·曼从德国返回，并施行自己的劳动计划。这个计划的创新之处就是，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这种创新在工人党内部的反对声中可见一斑——
10月，当我在工党执行部门开展我的计划时，我遇到的反对超乎预期。有些人说：“你用经济指导取代社会主义的做法过于温和。在以忠诚取代阶级斗争的计划中，你希望与中产阶级和农民结盟。”另一些人则说：“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计划，是一个伪装好的法西斯主义计划。你赋予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你的计划只有在独裁国家才能实现。总之，你的一切考虑都是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不是国际社会。”
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德·曼回答道，魏玛政府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民主拒绝与中产阶级合作，那么等待它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除非他们在政治上认同，否则制定的所有刺激就业的政策都是无用的；而当政党没有足够的能力，抑或没有强烈的意愿废除资本主义时，不要轻易提出这种论调。像莫斯利一样，德·曼针对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社会党需要和民族主义相结合，挑战平衡预算的法则，并对市场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而实际上德·曼的计划远称不上成功。1935年，当他在比利时政府担任公共事务大臣的时候，他使比利时的失业率稳步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实行了货币贬值，而不是因为德·曼提出的计划奏效了。尽管他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远没有达到他本人的预期。由于对现状感到失望，德·曼逐渐倾向于右翼；1940年，他选择和德国合作，并宣称纳粹主义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构想在战后开花结果。1945年之后，他提出的劳动计划成为西欧国家计划的蓝本。
在法国，德·曼的计划也被广泛地讨论，但是1936年一个类似于德·曼计划的提议，被完全从人民阵线计划（Popular Front programme）中剔除；更糟糕的是，勃鲁姆（Blum）政府试图通过满足工人阶级的诉求来维系一个强大的法国。勃鲁姆非常欣赏罗斯福主义，并且将自己标榜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忠实管家”。这样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经济上的失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勃鲁姆政府感到不满。民众对于人民阵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勃鲁姆政府的失败逐渐削弱了欧洲非共产主义左翼的声望和自信。而人民阵线引以为傲的带薪假期、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以仲裁解决劳资纠纷等成果，也早已在其他国家实现了。
德·曼、莫斯利和其他放弃民主的人相信，独裁国家以集体行动对抗失业的办法，是能够平息失业浪潮的唯一可行途径。30年代的状况，以及民主在这一时期遇到的困境，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些自由主义者极度排斥国家干预和经济国家主义，认为这些方式是问题的根源，并且视计划经济为独裁国家所固有的本质。这是自由市场对集权主义国家的批判。这种观点在英国和意大利非常盛行，同时受到奥地利流亡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和冯·米塞斯（Von Mises）的强烈拥护。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观点对于解决当时的问题没有帮助，直到40年之后，他们的理论才在历史上留下记号。
从短期来看，自由主义的民主批评家们算不上成功。很多人都信奉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由H. W. 阿尔恩特（H.W.Arndt）于1944年撰写完成，报告称“纳粹发展了很多经济技术——在政府财政领域、计划国家干预、控制汇率、操纵对外贸易，这些经济技术完全可以被应用在一个更有价值的案例中”。例如，凯恩斯试图发现经济国家主义的优势，尤其是经济自治，在统一的国际经济体系崩溃后，只有个别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1933年写道：“想法、知识、科学、热情、旅行——这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所应该具有的天性。但是无论何时，让货物保持低廉的价格都是合理的，并且能够为各国提供方便。最重要的是，让财政国家化。”
与凯恩斯同时代的波兰人米哈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也持相似的观点。在一篇论述勃鲁姆实验的文章中，卡莱茨基提出，在平衡工业产业和劳工优势地位的过程中，国家控制汇率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资本家随时可能使资本外逃，并因此降低国家的信誉度。卡莱茨基所在的经济院校提出，国家需要“促进经济腾飞”，以实现充分就业。1936年，波兰的四年计划中强调了这个法则，这是除苏联以外，集中规划的一次积极尝试。在凯恩斯的论断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他的观点也为战后西欧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指导；而卡莱茨基的论断则加速了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进程。无论是在东欧还是西欧，20世纪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失败，都促使各国重新评估在现代经济中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平衡，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开辟了道路。因此，欧洲人并不需要苏联或者美国的新政人士来指导他们如何将国家融入经济中；欧洲在休战期的经验也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1] 白军，1918—1921年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军队，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失地农民、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译者注
[2] 绿军，俄国内战时期，以无党派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君主主义者组成的组织。他们被视为除红军和白军之外的第三股势力。——译者注
[3] 英里（mile），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4]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群众竞赛运动。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纪录，超过定额13倍。这一事迹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译者注
[5] 内务人民委员部，前身为国家安全警察机构（OGPU），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其使命是保卫国家设施和完成苏联内务部担负的其他战勤任务。——译者注
[6] 卡特尔（Cartel），是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译者注
[7] 警察国家，政治学术语，欧洲绝对专制国家的别称，指不受法律约束，直接凭借警察力量维持政治统治的国家。——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