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黄金时代的蓝图
20世纪民主的基础还在建设中。
——E. H.卡尔，《和平的条件》（Conditions of Peace）
在一瞬间，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为全人类创造一个黄金时代。
——C.斯特赖特（C.Streit），《现在联合》（Union Now）
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在战争年代挽救了民主的价值观和英雄般的行为后，它们同样可以，抑或能够重建战争的废墟。
——J.马里坦（J.Maritain），《基督教与民主》（Christianisme et Democratie）
“二战”和对抗纳粹欧洲新秩序的事实，成了欧洲内外重新定义民主国家在现代世界中地位的催化剂。这一章将会描绘战争时期不同思路的争论，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即重新思考对抗德国独裁统治的欧洲新秩序。当然，纳粹的新秩序不仅仅是一个刺激因素，在特定地区，纳粹的新秩序还成为战后这些争论的温床。希特勒的欧洲和舒曼[1]的欧洲之间的联系性在经济方面显而易见，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例如法德两国之间的合作；在国家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方面也有连续性。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这种连续性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然而，就像英法两国关注的那样，“二战”并不是以建立新秩序为名而爆发的战争。一开始英国思想上的胆怯就和纳粹梦想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H. G. 韦尔斯不断地质问道：“这些人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将他们的帝国卷入一场‘终结’希特勒的战争，他们既没有告诉对手，也没有告诉自己，终结希特勒之后将迎来什么。很明显他们只想打击德国，但是具体进行怎样的打击却未明言。在那之后，他们就会回到高尔夫球场，或者去钓鱼，然后晚饭之后在炉边瞌睡。”
丘吉尔的上台并未平息这样的批评声音；实际上，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这种批评声音日趋强烈。在信息部，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对比了德国“革命性”的战争和英国“保守性”的战争，他提出白厅应该向民众宣传，让他们为了“新秩序”而战斗。保守党的改革者也有相似的感触，艾德礼（Attlee）强调不要和“消极的对手”进行一场“保守的战争”。丘吉尔本人并不喜欢任何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调和战后的秩序，用艾迪森（Addison）的话讲，首相只喜欢“围绕着他的争论”。1940年夏天，纳粹的新秩序迷惑了整个欧洲，而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压力之下也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新秩序。关于新秩序的争论在英国内外接踵而至，这些争论给了战后世界很多观念和价值观以智慧的源泉。
复兴民主
1941年夏天，一位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写道：“‘每个人’都在讨论新秩序，一种新式的社会、新式的生活，以及人的新概念。”根据历史学家E. H. 卡尔的描述，“问题的关键不是一个新秩序的必要性，而是它通过何种方式建立”。在卡尔看来，希特勒不可能赢得战争，但是他却是“扫除旧秩序残余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这场战争是“社会和政治秩序革命的一个插曲”。
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在欧洲范围内保护和重新评价民主的价值。1944年3月，法国抵抗报纸《狙击队员》（Franc-Tireur）写道：“民主！也许没有任何一个词语比它遭到了更多的嘲笑和贬低。即便在昨天，它还意味着冗长的演讲和议会的重要性。”戴高乐将军意识到，法国人民对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统治有着极大的不满，因此他在早期的演讲中尽量避免谈及民主这一概念。1941年7月他写道：“此时此刻，大多数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这一概念感到困惑，同时感到困惑的还有战争之前统治着法国的议会制政府……这个政府受到了公众的谴责，事实也证明了它的失败。”在战争期间，正是这种对于民主的集体失望，导致了像乔·肯尼迪（Joe Kennedy）大使这样的人预计民主在法国崩溃之后，“将会在英国迎来终结”。《和平的目标和新秩序》（Peace Aims and the New Order）一书的作者R. W. G.麦凯（R. W. G. MacKay）断言：“我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重申民主概念的重要性。”
张伯伦对于对抗希特勒模棱两可的态度，成了批评家们批评自负、被动和过时的西欧“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例子。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民主不得不做出妥协，它必须重新被解释：自由主义强调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不足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一位流亡美国的中欧人写道：“民主必须拥有新的思路；它必须证明自身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方法上，都能够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pter）在承诺中看上去非常谨慎和保守。“在宪章之中，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正处于一场最伟大的革命性的战争中……如果我们建议保护和维持旧式的民主，那将是一种倒退。我们将会为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事物而奋斗。”而在英国，宪章本身就被淡化，一封匿名信严厉地批评了英国的宣传体系：“信息部发言人的稿件都是关于帝国、美国、法国、战时的饮食以及纳粹统治和希特勒新秩序的恐怖，但是他们并没有讨论我们的新秩序。实际上，这些并不涉及如何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
当今的修正主义者也许对这样的概念感到怀疑，社会革命并不足以描述战争期间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巨大变化。仅在英国，就有6 000万人搬离了住处——这种战时的迁徙和混乱，打破了战前欧洲等级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距离。轰炸伴随着系统的疏散、大规模的恐慌和上百万人的迁徙（例如，仅1940年夏天，在比利时和法国就有800万～1 200万人口因为恐慌而迁徙，迁徙的范围覆盖数百英里），阶级和社区融为一体，而在此之前他们相互漠视。配给制证明了政府计划能够用来实现平均主义，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此战争本身以及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社会中的新角色，证明了改革者言论的正确性：民主需要和国家干预相互作用。根据1944年的民意调查：“公众关于国家控制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相信自己是民主的。更大程度上的民主和自由，只适用于少部分人群。”
1940年7月《泰晤士报》有一篇名为《新欧洲》的社论，E. H.卡尔断言道：“如果我们谈论民主，那么这个民主并不是保证选举权的民主，而是忽略工作和生活权利的民主。”这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数年来一直呼吁的内容；战争令这种要求更加迫切，也更具有说服力。被维希政府囚禁的法国前首相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写道：“一个脆弱而腐化的民主崩溃了，一种新的民主必须取代它，一种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民主，它是大众的民主而非资本主义的民主，它是强大的而非弱小的……这种大众化的民主将会是，实际上也只能是社会民主。”
然而，除了社会主义者，战争期间其他派别的改革者达成了一致。自由进步者、技术专家和新的主张温和的保守主义者都热衷于扩大现代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责任。例如，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加热衷于这种论调，因为这个契机能够证实经济优于财政以及放任自由经济模式破产的论断。凯恩斯曾经对英国政府关于战后目标的态度感到沮丧。1940年夏天，凯恩斯拒绝了一场讲座的邀请，该讲座邀请他从经济角度反驳纳粹的新秩序，因为他发现纳粹的新秩序有很多令他信服的内容。在给达夫·库珀（Duff Cooper）的信中他写道：
你的信中似乎暗示着我们是战前经济的赢家，我们在1920—1921年和1930—1933年间的成就，能够战胜芬克（Funk）的计划，例如，金本位和放任自由的货币兑换……它究竟是真的有吸引力？还是宣传的导向？……很明显我并不热衷于宣扬战前金本位的优点和美好。
在我看来，如果把德国或者轴心国的名称换成英国，那么3/4的文章都是非常杰出的……如果芬克的计划能够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那将会非常完美，也将会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观点遭到批判，那么我们应该对这种行为的意图感到怀疑。
1941年初，凯恩斯同意起草一项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强调了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并且抨击了战后的失业潮。尽管这份声明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这份声明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制定充分就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和他的两位助手义务为政府制定了第一份收入统计。这种制定收入统计的方式，为“凯恩斯主义”在战后财政管理上的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争时期，英国社会政策的变化影响是深远的。除了凯恩斯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工作，在教育领域、健康领域和城镇规划等方面都出现了开创性的改革。在战争年代，英国实现了学校提供的免费伙食和牛奶。这是由1944年英国政府关于充分就业的白皮书和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所倡导的。最重要的是，这使得威廉·贝弗里奇在1942年关于“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的报告，成为英国战后福利国家的基础。在战争期间，贝弗里奇由一个资本主义福利的批判者，转变为激进的社会改革信仰者。1940年年初，他甚至告诉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我非常乐意看到共产主义是如何在民主的条件下挣扎的。”
贝弗里奇随后被联合政府任命去调查战后社会保险改革可能遇到的技术性难题。但是贝弗里奇随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工作被视为“为战后的新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接下来的调查使得英国政府在充分就业政策上的倾斜比预期中的更大。下议院对于贝弗里奇和英国政府白皮书的意见是，他们为了社会公益以及在谴责战前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国家计划。贝弗里奇在1942年总结道：“当进行全民战争时，如果这种混合的民主能够展示出力量、勇气和想象力，那么它将会赢得双重的胜利，而实际上这双重的胜利是密不可分的。”
贝弗里奇观念的流行，不仅证明了他在自我宣传方面的天赋，也证明了大众对战后重建的关注。像贝弗里奇一样，英国的公众舆论在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了左翼。这点可以从1941年1月的一期特殊的《图片邮报》（Picture Post）中看出，其题目是“我们心目中，战后英国的样子”；这种兴趣也体现在194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畅销书《基督教与社会秩序》（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Order）一书的热销，以及理查德·阿克兰（Richard Acland）创办的共同财富党（Common Wealth Party）的出现。贝弗里奇的观点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地下出版物的宣传，在全球获得了成功，以至于在第三帝国他的计划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正在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明显证据”。
当然这并不客观。相反，纳粹的挑战使得民主主义者不得不再次审视社会和国家团结的问题。这个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在瑞典，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开创了一个取代现行独裁主义模式的强制性人口政策。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现的瑞典国家福利，是一个明确的民主程序，它一方面鼓励民众尽可能多地生育，另一方面它将是否生育看作是个人的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得到政府的尊重。瑞典仍旧对精神病人施行绝育，但是同时鼓励开办计划生育诊所、在学校提供性教育、开放堕胎法令以及保障有工作的母亲的权利；政府引入了家庭津贴、免费医疗、牙科保健以及免费的学校膳食。
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所制定的政策和纳粹的政策相比，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截然相反。她在《国家和家庭》（Nation and Family）一书中提出，“扩大现代民主的范围是非常必要的”。她在1940年8月完成了这本书的撰写，谨慎地展望了未来某一天“当今的灾难”能够结束，“自由和进步能够重新出现在欧洲”。但是，她警告：
这次战争以及上一次战争，对于民主而言都是挑战，并再一次重申民主应完成它的社会责任。政治自由和形式上的平等并不够，真正的民主、社会和经济上的民主，是需要付出的……
欧洲将会变得贫困。以传统的偿还债务能力去衡量各交战国和非交战国的财政结构，那么各国都将破产。富裕的人们将会发现他们的财富通过税收而蒸发，大众将会陷入饥饿。当战时的经济结构崩溃，正常兑换和商业的错位，将会产生巨大的失调。数百万的复员军人渴望就业和安定。保障有序，避免社会混乱，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然而，这些状况无法阻止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反，它们将会促进改革，无论我们是否希望这种改革发生。
所有的这些都成为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争论的一部分，而这个争论本身则是由战争引起的。1942年，纳粹提出的更为平等的新秩序笼罩着欧洲，资本家们的“财阀统治”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吸引力。现在他们的对手代表着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例如，在法国，1942年当布鲁姆在里永（Riom）被审判时，他言辞激烈地为人民阵线辩护，这也为他赢得了很多拥护者。另外一个反映民众对维希政府不满的案例，是戴高乐在1942年针对贝当的反动政权而提出的“新民主”。到1943年4月，戴高乐已经将国家控制引入经济事务和社会安全事务中。
有很多证据证明，在欧洲范围内，纳粹统治下的人们拥有激进化的倾向。1942年，一位年轻的荷兰律师在一份地下通信中写道：“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回到1939年的社会状况，当时充斥着经济混乱、社会不公正、精神懈怠和阶级歧视。”在希腊，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造成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并且使得“战前最为保守的人群，转向了左翼”。
在这种公众态度“左”倾化的过程中，抵抗和地下运动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来自左翼，另一部分是因为抵抗本身就是公共团结的一种实践，而公共团结为战后世界提供了一种平等和高尚的愿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未来。1943年，《自由》（La Revue libre）杂志宣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盖世太保和维希政府的恐怖统治下，随笔、政治论文、宪法草案和计划到处出现、传播、阅读和讨论。”现在即便是最保守的团体都开始解释“意识形态”。
当然，把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抵抗力量的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类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毕竟抵抗力量是分散的、局部的，由于信息并不通畅，一个团体很难获悉另外一个抵抗团体的存在；他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人群。总之，这是一种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涵盖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变化性和思想混乱。在意大利，法西斯20余年的统治使得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介入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因此反法西斯主义者强调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公平和自由；在法国，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信心是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感也许只有波兰人能够媲美。然而这种不同的侧重点，并不能阻挡他们抵抗的愿望。无论是大型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通过控制价格和生产来实现国家计划，还是追求模糊的“社会公平”，追求更加公平和“社会化”的经济成为抵抗者的共同目标。1943年埃米尔·拉丰（Émile Laffon）在全国抵抗运动计划中写道：“财政是为经济服务的。”这不仅是凯恩斯的梦想，还是那些预见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复苏，害怕再一次成为预算平衡牺牲品的人的梦想。
流亡政府之所以对新的社会情绪反应缓慢，是由于他们并不直接接触事件。欧洲的流亡政府逐渐改变了他们建立战后国内新秩序的愿望。挪威的外务大臣特吕格弗·赖伊（Trygve Lie）宣布战争“使得在政府指导下建立国家计划经济体系成为一种必然”。荷兰政府并不热衷于接受这种论调，而比利时很快建立了一个学习战后问题的委员会，并且承诺使用“国家计划”；“计划国家经济”能够使国家避免大量的失业问题。贝奈斯政府对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政策感到自豪，但是仍旧设想了银行、保险公司和重工业的国有化，并且引入了“计划经济”。能够最好地揭示战争期间人们对于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工程的接受程度的事例，就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和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发表的类似言论，包括波兰的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和希腊总理楚泽罗斯（Tsouderos）。他们同样承诺在战后实行改革。对贝奈斯和斯巴克[2]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而言，经济计划和社会干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但是以这种观点说服欧洲的保守党，进而联合左翼和右翼政党，则是欧洲战后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
国家和个人的对抗
如果说战争期间将战前的经济个人主义和放任自由视为罪恶，将国家干预视为社会和谐必要条件的观点是一种主流趋势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和希特勒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人权和民事权利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法律和政治领域，这个趋势就是重新评估个人和国家哪个才是首要的。
领土被占时，人们的选择成了最直接也最无法回避的问题。经历了纳粹的恐怖统治，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v Lem）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冒险出去寻找食物导致过早的死亡是一种偶然吗？成为第三帝国的劳动力还是出去寻找一块面包？在南斯拉夫，由外交官转行成为小说家的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目睹了内战的爆发，这种战争的原因是历史性的，是集体的传统，而这种力量已经凌驾于个人之上。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Bridge over the River Drina）中，波斯尼亚5个世纪的历史成为小说的主角。
但是其他人则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在合作和抵抗之间，任何事情都被归结为个人的选择，而非命运的安排。意大利小说家埃利奥·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在他的小说《人与非人》（Uomini e no）中强调无论是抵抗还是纳粹的残暴都是个人的选择：“他跌倒了，也会再崛起。侮辱、压迫，他可以选择反抗。这是因为他渴望自由，而不是复仇。这才是人。那么盖世太保也是吗？当然！……当今我们有希特勒。那么他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人吗？”
萨特（Sartre）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写道：“尽管我在世界中是被动存在的，但是我依旧能够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被占领的经历，直接导致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萨特谴责了德里厄（Drieu）、巴西拉齐（Brasillach）甚至是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等宿命论者，他们选择和纳粹合作，并且宣称历史和命运选择了希特勒的德国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1944年7月一封《写给德国朋友的信》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你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并且推断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关联的。善恶都是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意志而决定的……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终极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以及什么才是人。”
选择抵抗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行为。阿尔本·维斯特尔（Alban Vistel）之所以称其为抵抗的“精神遗产”，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们的“个人荣誉感”遭到了纳粹价值观的侮辱。很多起义都跟爱国主义和渴望自由紧密相连，这使起义的参与者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法国协商会议的一位创立者宣布：“激励我们的理想，是一种自由的理想。”抵抗因此体现了集体行动，以及保卫个人的自由。
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内部，纳粹的统治经历，在私人领域内，产生了关于个人定位的革命。“二战”后，德意志和犹太混血哲学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试着向他的学生们解释，在德累斯顿的废墟上，第三帝国贬低了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而把它变为这个政权宣传工具的一部分。真正的英雄是孤独的个体，他们会远离国家的奉承。纳粹推崇的英雄，基于虚假的公众好评之上；甚至反纳粹的抵抗积极分子都从他们的伙伴那里获得支持；在克伦佩雷尔看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他非犹太裔的妻子，她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勇敢地和克伦佩雷尔站在一起，无论遭受什么苦难都独自承受，而她的勇气并没有受到别人的支持和肯定。
对于宗教思想家，重申个人良心也许是战争期间这个领域最为显著的发展。与此同时，教会重新发现了它们的社会目标。无论是英国的安立甘教派、天主教还是东正教，它们都重申了人的精神凌驾于集权主义所要求的对国家的忠诚之上。穆尼埃向维希政府提出，将“资产阶级的人变成资产阶级的教会”，这使得他和其他宗教改革者一起进入了思想的死胡同。雅克·马里顿（Jacques Maritain）为此指明了出路。像穆尼埃一样，马里顿认为社会改革是非常迫切的；但与穆尼埃不同的是，他提出了这种社会改革可以在民主的框架下进行。在《基督教和民主》（Christianisme et Dèmocratie）一书中，马里顿强调休战期民主的倒退是一个错误：“这不是为民主找一个新名字的问题，而是要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并且意识到这种价值……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全人类的民主，而是从不完善的民主转向真正的民主。”
“二战”后的基督教民主正处于萌芽阶段，至少在理论方面也已成形。在1942年出版的《人权与自然法》（les Droits de l’homme et la loi naturelle）中，马里顿发展了他的观念，他认为个人思想的全面发展需要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个人作为一个“开放的整体”而存在，他们需要在集体中而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自我实现。马里顿写道：“我已经强调过人类个体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种观念将社会责任视为个人的义务，而个人的行为也被视为一种政治自由，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团体。希腊东正教大主教德玛斯基诺斯（Demaskinos）呼吁人们在面对希腊的饥荒时，要更加团结，少私寡欲。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非常赞许地引用了马里顿的观点，并且呼吁以“人的民主”对抗自我本位的“个人民主”。
对于个人价值的关注，不仅仅局限在道德哲学和宗教层面，甚至体现在法律范畴内。1939年9月3日，丘吉尔大胆地宣称，战争是为了“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权利”。盟军也强调了权利的神圣性。著名国际法学家赫尔施·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写道：“在‘二战’中，‘人权的根基’被不断重申，并且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权利将这场伟大的竞争强加于这个世界，而战争的本质是在对抗国家权威的过程中，否定人权。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的精神遗产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为了保卫权利进行一场改革是大有裨益的，但是，究竟是何种权利以及保卫的是谁的权利还在争论中。昆西·怀特（Quincy Wright）在表达他美国式自由思想的时候，冒险地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置于法律和自由贸易之上。但是其他人并不认同怀特的观点，因为他忽略了战争带来的社会需求。波兰人赖赫曼（Rajchman）认为，纳粹的占领是“拉低人民数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人们的心理产生了一种暗示，即这个新政权将接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指出，“今天数以亿计的人口都在思考未来应如何运用人类的权利，这种权利至少包括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因此我们发现，这种争论集中在广义和狭义的人权定义之上：这种争论在战争期间发端，并且自“冷战”以来持续发酵，而这种争论也是苏联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攻击西方世界的关键点。
对于权利的承诺引发了关于种族和帝国的棘手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期，法学家们注意到纳粹法理学的发展。它以种族和国家利益的名义攻击自由主义中关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他们指出德国内部的反犹太主义为种族主义者的野心开辟了道路，不但导致了纳粹侵略欧洲，还导致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死亡。关于这一点，马里顿和其他学者在1943年曾公开详细讨论。然而，西方的知识分子还在犹豫是否需要将他们所处社会依旧盛行的种族优越感与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种犹豫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公共舆论。
在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于保卫民主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观察道，在这场战争中，民主的原则不得不明确地应用于种族问题……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过程中，美国在种族宽容、种族合作和种族平等问题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一些美国白人对以一支种族隔离的部队去对抗希特勒的虚伪行为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伪善。一些美国黑人评论道：“这是一幅奇怪的画面，美国人在战争中通过自由人来捍卫政府的理想，但是他们却在遵循奴隶社会的痕迹。”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在总结美国黑人的主要观点时写道：“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挽救民主，对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挽救。而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持这样一种状况，即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可以继续争取民主理想的实现。在反民主革命和希特勒新秩序的挑战下，这是国家定位的必然逻辑。”
英国也持类似的态度。达德利·汤普森（Dudley Thompson）是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的牙买加志愿者。曾有人问他：“你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欧洲人吗？”知名记者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因为在1933年攻击希特勒的种族政策而被囚禁，成为泛非（Pan-African）运动的先锋。他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迫使英国当局在帝国范围内扩大民主的范畴。在丘吉尔这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下，这个目标永远都不会实现。实际上，英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在帝国内部实行了帝国运动，以支持战争。白厅在公众中传播“充满活力的信仰”的努力，与德国宣传建立一个“奴隶帝国”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实际上和纳粹是迥然不同的。此前从未有过与之类似的国度；它是一个共和国，一个自由的国度——这些都与对国王的忠诚度息息相关。它代表着进步，也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帝国运动被证明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们也可以从这次失败中发现欧洲人对帝国的态度。在战争期间，这种态度主要基于冷漠，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是这样的。在这些国家，国内的事务比帝国的事务受到的关注更多。英国勉强维持着帝国的运行。反帝国主义者也是这么做的。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意识到，保卫国内人权自由和进行海外殖民统治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不一致的。曾有人通过调查反抗记录，来审视殖民地人民的困境。例如，在意大利保留殖民地是一个关乎自尊的问题。在法国有很多关于改变帝国现状的讨论，但是没有一个能够付诸实行；左翼或多或少地回避这一问题，这一点从1944年召开的布达柴维尔会议（Brazzaville Conference）中他们缄默的态度可见一斑。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仅仅提议将荷兰帝国改为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没有种族和国籍带来的歧视”。因为印度国大党（Indian Congress Party）提出让英国撤出印度，白厅逮捕了甘地，并且赋予印度自治的地位。
对于精明的战争观察者而言，欧洲民众对种族问题模糊的态度成为战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在对抗纳粹的过程中，民主不得不反省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一致：“现在，民主理想就是维护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他继续评论道：“然而，宣布这一计划的领袖们是种族不平等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公民。”雷德菲尔德预计，伴随着“这种观念上不一致解决方案的姗姗来迟，人们将会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态度来审视对不同种族的不宽容”。如果战争伴随着种族平等和人权的新压力，那么这将终结欧洲的帝国主义，但是事态并没有这样发展：欧洲人（包括美国白人）对他们的种族问题依旧无动于衷。只要殖民地的人民愿意为了宗主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那么他们就没有进行一场激进的结构改革的动力。但是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看来，这场战争是变化的催化剂：胡志明（Ho Chi Minh）在反抗日本的斗争后，继续和法国做斗争；包括肯雅塔[3]和恩克鲁玛[4]在内的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人都返回他们的家乡。在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之后，他们准备继续投入同欧洲殖民者的战争。
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
1944年，国际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同盟国胜利之际，号召建立联合国，用以推动德国“一种优秀道德、国际法和真正和平的理论，代替优秀种族理论”。包括莱姆金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国际法的复兴是未来国际和平和道德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纳粹法理学的种族基础和德国拒绝接受国际法的行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秩序崩溃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纳粹的侵略行为破坏了已经存在的“国际社会”。与此同时，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使人们相信，如果个人要求被国家保护，那么国家在国内事务上的主权这一传统理念就应该被重新提及。因此国际法的复兴被视作世界和平的天然辅助，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
昆西·怀特在1943年写道：“建立有效的国际机构并不现实，除非在国家侵犯人权时，它能够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怀特观察道，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德国并没有履行和国际联盟签订少数民族条约的义务，这导致了“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地对抗德国的迫害。在它看来，国家迫害领土内的民族是其应有的权力”。
但是保护人权需要一个高于国家的机构，人们在这里可以寻求援助。奥地利的法学家凯尔森强调：“权利只在法律的范畴内存在，并且只能用于向法庭提起诉讼……如果个人能够和国际法庭直接对话，那么国际法就能够赋予个人权利。”他的同事劳特派特警告说，国际法保护人权将会“触及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与战争相比，这更加强烈地干涉了国家的主权”。但是在《通过法律寻求和平》（Peace Through Law）一书中，凯尔森提出只有当人们相信“国家的神圣性”时，他们才能够意识到国家不需要国际法来约束。主权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概念。他继续写道：“从主权的概念出发，它就是我们有意界定的范畴，仅此而已。”
主权的限制随后体现在政治领域，而非法理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谁应该承认国际法的至高地位呢？自由主义思想在休战期再一次将自己的观念施加给公众，用以保护人权。很明显，战后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来推行这种价值观。像在《大西洋宪章》中一样，在尊重各国主权的问题上，同盟国所做出的承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换言之，这就等于让“二战”后的国家默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弱点。像凯尔森和劳特派特这样有经验的法学家观察到，现实中无法将各国的法律统一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唯一的方法就是推动某种世界性“国家”的出现，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景。
另一个热烈的争论则集中于，居于战后世界秩序主要地位的人权究竟应该是个人的人权，还是集体的人权。国际联盟曾经选择了后者，在其体系内保护了东欧的少数民族。然而，除了注意到保护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也有一些观点进一步提出要废除对集体权利的保障，而非改善集体权利。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对国际联盟体系表示强烈谴责，因为这个体系危害了国家安全。一位观察家警告说：“每一个保护少数民族的人都会遇到他们自己的亨莱因[5]。”另外，东欧国家因失去管理本国少数民族的权力而感到愤恨，它们之所以会遭受如此羞辱，正是因为丧失了权力。
1942年贝奈斯写道：“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集权国家和独裁国家——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不仅侵犯领土内的少数民族，还宣称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保护者。”贝奈斯并不希望恢复到“二战”前的国际联盟体系，相反，他主张“二战”后的少数民族管理方法应该基于“保护个人在国内的权利，而非一个民族的权利”。
除了东欧国家反对，同盟国的主要力量——英国、美国和法国，都不希望恢复这样一个体系，因为它将欧洲内部的问题国际化，却没有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正如战后欧洲秩序安排的那样，大国只对少数涉及自身利益的国家承担义务，这也意味着它们倾向于抛弃国际联盟保障集体权利的做法。结果就是，联合国对于个人权利的承诺，更像是同盟国为了敷衍而做出的被动性承诺。这个事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人希望国际法复兴。
战争期间，为了限制国家的主权，催生了迫使国家将部分权力交予一个更高的权力组织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并不局限于法律范畴内。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联邦主义的盛行，这一形式在1940年前后尤甚。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民族之间不可遏制的对抗，因此通过联邦制来实现国际和谐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一位荷兰的抵抗组织领袖注意到“这场战争是‘国家主权’的一场危机”。而一位英国法学家则说：“要么选择永不休止的战争，要么选择联邦制。”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英国和法国，这种观点也十分盛行。1938年，伦敦出现了联邦政府运动，并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它认为“不基于国际秩序的国家间合作是有效且长久的，因为主权国家最终会寻求自身的利益”，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联邦。R. M. G. 麦凯在他的《欧洲联邦》（Federal Europe）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欧洲新秩序的新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将使得欧洲人民可以展望未来：他们将会生活和工作在免于战争恐惧、欲望和不安定的自由、和平的环境中”。在1940年6月这个最黑暗的日子里，关于英法两国“牢不可破的联盟”这一伟大宣言将这种观点推向了顶峰。
尽管这种联盟从未真正实现，而且联邦主义的观念也在逐渐减弱其吸引力，但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地讨论欧洲未来的时候，联邦制依旧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尽管地图绘制人员对于联邦主义的兴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在推测欧洲大陆将会被如何瓜分。1942年美国的一位地理学家在一篇名为《新世界的地图》（Maps for the New World）的文章中提出，欧洲应该分为“英国—荷兰共和国”，在它旁边是“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共和国”、一个“德国—匈牙利”国家，以及一个“巴尔干联盟”。伯纳德·纽曼（Bernard Newman）在他1943年的新书《新欧洲》（New Europe）的卷首语中更为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幅地图将欧洲分为西欧、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中欧、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几个联邦。只有意大利保持不变。
像1914—1918年一样，英国和美国政府也将联邦制视为解决欧洲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奥地利给英国外交部职员带来的困境，和之前的哈布斯堡帝国一样。白厅中几乎没有人相信奥地利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但是人们更加不愿意见到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即以多瑙河为中心构建一个类似的帝国。恢复休战期的巴尔干联盟，并且强制保加利亚加入这个联盟，则是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想。
丘吉尔被欧洲联邦这个想法吸引，他展望了英国能够在整个欧洲大陆发挥影响力的战后安排。从1940年5月开始，美国战后世界的设计者们相信，一个远超区域性或者大陆性的新国际机构将出现，这个机构一经出现就会获得坚实的基础。实际上，纽曼在1943年提出的观点，与美国相关部门在1940年的展望极其相似。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些计划。随着战争的推移，联邦主义的热度在政府内外都在消退。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敌视，因为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想要在东欧建立一个“反苏”集团。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小国的反对，它们担心自己会消失在一个大国主导的欧洲之内——无论是战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联盟，还是希腊—南斯拉夫联盟，都难逃此厄运。
在大陆内部的抵抗运动中，欧洲的观念代表着一种道德传统，而非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安排。坚持欧洲共同价值的存在，就是在变相地否定希特勒的新秩序。意大利行动党（Partito d’Azione）将战争视为一场欧洲内战，而且将战争的性质定义为在欧洲大陆框架下的一场“民主革命”。1943年，巴黎的高中生要求以一种“欧洲新秩序”取代希特勒的纳粹秩序，并且强调他们心目中的欧洲不是由一个霸权国家统治的欧洲，也不是一个类似于泛美性质的经济和财政同盟，而是一个“文化和道德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经过战争的洗礼，从未转向一个政治和社会共同体”。法国的《游击战士》（Le Franc-Tireur）写道：“一个政权垮台，另外一个政权就会诞生。它是从解放斗争的火焰和冰冷的牢狱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伴随着大量的反抗；它是从波兰平原的游击队、从米兰的工厂、从德国的集中营、从挪威的大学以及从波斯尼亚的山区中诞生的。”
还有一些关于联邦制的特殊承诺。总体来说，这些承诺的力量与其所在团体的关注度不成比例。例如，1941年8月反法西斯的“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反映了英国联邦主义者的观点，只在战争时期流传。寻求抵抗力量从而支持联邦主义极少处在他们计划的首要位置。因此，历史学家们将战争时期的抵抗宣言作为共同市场起源的做法并没有说服力，因为人们也可以说这种起源来自纳粹：1943年，很多轴心国的支持者更乐于成为“欧洲人”而非他们的对手。总而言之，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爱国主义依旧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动力，抵抗运动参与者的视野只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
在带给联邦主义动力的同时，战争实际上还助长了欧洲国家主义者的情绪。毕竟对于抵抗者而言，爱国主义远比“欧洲主义”重要。1941年年末一份荷兰的情报报告注意到：“人们开始热衷国家主义。这也是我们担心荷兰国家主义强化的一个原因。一场屠杀即将发生。”英国在同第三帝国的斗争中获得的自豪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随着战争的结束，联邦主义在英国逐渐褪去光环。法国见证了“国家”观念的复兴。当波兰的抵抗力量同意“波兰共和国将会成为欧洲自由联邦的一个国家”时，相比于联邦主义者的信仰，他们更在意波兰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像希腊这样拥有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国家主义从未褪色。在像波兰、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爆发了内战，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宣称自己才是国家主义的正统。总之，保守主义者和反抗德国的右翼抵抗者相比于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更加仇视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即便后者也更加倾向于强调在国内改革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战时的共识中，联邦主义依旧是一个薄弱的因素。
新的共识：限制和矛盾
1944年，奥地利的流亡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一本名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de to Serfdom）的书。哈耶克哀叹道：“如果我们采纳人们的观点来影响发展，那么他们现在全都是民主体系下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将会迈向社会主义。”他发现他的展望非常具有警示性。他问道，如果为了在欧洲范围内毁灭自由，那么为什么西欧还要和纳粹开战呢？《通往奴役之路》尖锐地提出，自由和哈耶克习惯于称为的“集体主义”并不相符。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任何试图达成这个混合体目标的努力，都会使社会向集权主义倾斜。像H. G. 韦尔斯这样的提出经济计划和保障人权可以并存的人，他们是在欺骗自己；计划需要独裁者，这就降低了议会的重要性。通过谴责“集权主义在我们当中”，哈耶克号召人们远离“乌托邦式”的幻景，而归回他们“已经抛弃的道路”的经济自由主义。
哈耶克引起的激烈论战在40年后收获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听众。40年后考察战后的社会秩序时，哈耶克的观点成为撒切尔政府时期放任自由经济政策者们信奉的经典。但是1944年哈耶克的观点并不引人注目。他强调的西方计划经济与苏联的集体主义相联系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关注，同样没有获得关注的还有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阐释。这位奥地利人提出的新自由传统在美国找到了一位听众。
匈牙利犹太裔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和哈耶克相反的观点，更加适合当代欧洲。对于曼海姆而言，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提出在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不存在计划经济和放任自由经济之间的抉择了，存在的只是好的计划经济和不好的计划经济之间的选择”。在讨论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自由的两个概念》（Two Concepts of Freedom）一书时，曼海姆坚持认为有不同概念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强调“从外部的统治获得自由”导致他们忽视了另外一种作为“机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由社会创造的某种计划。曼海姆认为，民主如果想要延续，就需要和计划联系在一起；需要提防的敌人不是计划者，而是官僚。像他所说的那样：“一个计划社会的民主宪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免官僚的专制主义。”
回想起来，最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1945年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最为盛行的两个国家是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在它们痛苦的经历中，它们相信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是相关联的。但是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回到哈耶克所谓的“已经抛弃的道路”上来。在其他地方，国家干预的原则——无论是西欧的混合制经济，还是东欧的计划和控制经济——都非常顺利地被人们接受。在这些发展的背后，是关于资本主义在休战期危机的记忆、苏联体系在和纳粹的斗争中的胜利所赢得的威望，以及国家干预能够提高社会公平的观念。
计划经济是否和新兴的国际主义相适应也是有疑问的。毕竟，左翼政党和社会改革者们都倾向于在国内取消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在国际上创立一部国际宪法，来扩大国际法的权力。例如，E. H.卡尔提出建立一个欧洲规划局（European Planning Authority），“其目标就是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而重组欧洲的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人，E. H. 卡尔并没有将希特勒提出的利用“集中欧洲的权力”，抛弃民族主义制度的观点置于自己的提议之上。
正如E. H. 卡尔提出的那样，国家计划怎么才能和欧洲大陆的计划保持一致呢？如果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利益不符怎么办？总之，很少有人关注这种潜在的左翼斗争。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批评具有穿透性。哈耶克强调国际计划是荒谬的：
人们可以想象，计划经济在西欧这样的区域所产生的问题，这样一个事业完全缺乏道德基础。那些幻想存在着公平分配这种共同理想的人，能够让挪威的渔民放弃他的经济收益而去帮助他在葡萄牙的同行？或者让荷兰的工人花更多的钱去买自行车来帮助考文垂（Coventry）的机械业？还是能够让法国的农民交更多的税去援助意大利的工业化？
哈耶克强调E. H. 卡尔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计划不在民主的范畴内，而是存在于像纳粹民族共同体那样的“赤裸裸的强权统治”中。C. A. 曼宁（C. A. Manning）在回顾E. H. 卡尔的书的时候询问道：“如果纳粹的方式和小的主权国家成为常见的范式，那么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哈耶克提出欧洲计划的概念暗示着“完全忽视个体和小国的权利”。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同意哈耶克所说的，国际联合会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它只能够维持民主的现状，因为它避开了超国家计划的理念，并且将自己定位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奥地利另外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冯·米塞斯（von Mises）说道：“联邦政府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才能够起作用。”他建议，西欧的民主国家应该消除贸易壁垒，同时放弃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这种状况不太可能发生。政治家们应该致力于签署更加适度的国际经济贸易协定和规范，而不是追求乌托邦式的、难以实现的“世界计划”。杰出的意大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也在以一种相似的思路思考这个问题。在1943年9月出版的《欧洲的经济联邦》（Per una federazione economica europea）一书中，这位未来的意大利总统提出将自由贸易和经济联邦作为实现欧洲和谐的可行性措施。他提出，国家不应该将国家的政治独立立刻让位于新的国际联邦；相反，它们应该为了更大的安全而放弃特定的经济权利。
在这场辩论中，自由主义者取得的成就比国内改革者们所预想的更多。部分是由于他们具有逻辑性，而且政治现实站在他们一边。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信息有强大的支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承诺将致力于自由贸易；赫尔部门的战后规划者在其领导下，通过降低关税和引入自由兑换等方式，注重消除欧洲经济上的国家主义。这些并没有妨碍美国从这些政策中获益。最终，自由主义的论断赢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经济的计划者们更喜欢在国家的层面行使权力。战后的经济“奇迹”是国内经济国家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巧妙结合的必然结果。
乌托邦与现实：成就的程度
战争期间，谨慎的评论家们针对人们对乌托邦的期望提出了警告。历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 Becker）问道：“为什么新世界会更好呢？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将通过‘减少民族主义、控制国家主权，放弃政治权利和终结帝国主义’等方式让新世界变得更好。”他继续补充道：“也许这样可行。但是如果这样，那么我认为我们都会失业……让新世界变得更好是一项艰巨而且见效缓慢的工程。”
在英国，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深刻变革的前景感到悲观。在贝弗里奇的倡导下，人们希望进行全面的改革，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改革会实现。他们现在认为战后的失业潮可以避免，尽管如此，它还是会发生。一位老人说：“我认为这次的失业潮和上次战争结束时一样可怕。”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和犬儒主义，使人们梦想移民或者离开这片土地。回归平民生活使士兵和他们的家庭感到不安和焦虑。
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抵抗者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已经被恐惧中和，这种恐惧就像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勇气一样，随着战争的结束，恐惧也会消失。这种不安在意大利体现得尤为明显，意大利行动党的党员们担心法西斯主义的灭亡，将会导致反法西斯主义的消失。正如一位党员所言：“总有一天，‘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就会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无用和使人不快。”那么抵抗者们的愿望和理想将会面临什么？世界会像往常那样回归强权政治和商业时代吗？
从抵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手中的政治权力正在溜走，他们的恐惧正在不断发酵。在欧洲范围内，随着战争的结束，之前的抵抗领袖逐渐被边缘化。在意大利，1945年12月费卢西奥·帕里（Ferruccio Parri）让位给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在波兰，苏联将红军空投至卢布林，红军重新掌握国家解放委员会。在法国，戴高乐下令解散之前地中海周围的法国反纳粹游击队。欧洲的流亡者和难民返回故土，他们接受上述政权的政策。最引人瞩目的案例是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政府于1944年12月同左翼的“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展开斗争，粉碎了战时希腊的主要抵抗运动力量。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讨论，在战争结束后，社会上纳粹的支持者和纳粹合伙人，以及国家官僚机构是如何被清洗的。然而，这些整肃行动却保留了纳粹统治时期完整的权力结构：地方公务员体系、警察系统、商业机构和印刷业。这种保留产生了很多积极的结果，但是，之前的党员和一些地下党成员则认为，这背叛了他们的初衷。
后来的历史学家针对他们的抱怨做出了回应。一本关于战争时期妇女经历的论文集描述了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成果，是如何在和平时期失去的。我们应该以一种学院派的眼光去审视这种批评的声音，因为他们将战争视为社会变革的温床。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显得很矛盾，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们回溯战争期间出现的战后观念时，最令我们惊奇的应该是对国内改革所达成的共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这些改革不仅实现了，而且延续到战后时期。换言之，像很多学者提出的那样，这种共识不仅仅是宣传神话的实现。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以及1951年之后的权力转变，成为工党政府创造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并且承诺教育改革、国有化和充分就业的基础。尽管自由主义者为了减少公共开支一度暂停和重启经济和国家福利的混合体系，并且对这种集中的体系感到困惑，但是西欧其他国家还是将这种体系看作一种常态。从某种方面来讲，这是一种“仿真效果”，法国追随着英国和比利时的脚步，施行了社会安全改革。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东欧转向了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安全体系；这些措施已经在战争时期被流亡政府接受，因此，即便没有苏联的外部压力，这些国家也不见得会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换言之，整个欧洲已经完全放弃了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民主的观念得以恢复是必然结果，但这种观念在东欧的恢复是阶段性的，并且最终遭到了失败，而在西欧却获得了成功。
然而，其他方面的改革却没有获得长效的成果。战争期间抵抗运动催生了女性权利，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为了自由的双重战争”——反抗德国以及反对国内的“反动分子”，因为这些人反对社会改革。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扰乱了家庭纽带，在家庭内外都对妇女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解放带来了一些持久性的成果，在法国、希腊、南斯拉夫扩大了妇女的选举权，之前在这些地区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就像1918年的情况一样，战争的结束促进了传统两性关系的恢复。政府试图让女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中；一方面是为了给复员的军人提供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鼓励生育。在希腊和意大利，这种趋势使得左翼政党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但是由铁托（Tito）领导的南斯拉夫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诸如对于“恢复父权制”的解释应该加以探究。
部分原因是战后“新提高人口出生率”主义盛行，这是出于传统观念对出生率和人口总数下降的担心——作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流血事件的后果，这种担心是非常必要的。另外一部分原因可以从普通人对战争的反应中找到答案：战争结束后，人们感到精疲力竭，想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斗争，回归理想化的家庭生活。这种对家庭的向往，使很多人希望安定下来，组建家庭。一位20岁上白班的女孩说道：“战争结束后我就会结婚，然后一直待在家里。”另外一位已婚的妇女说道：“当战争结束时，我就会辞职，立刻辞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5年，结婚也已经6年。我想我还会再工作一段时间，直到我的丈夫安定下来，然后我就回家生子。”一个民意测验调查组总结道：“无论是好是坏，很多固执己见的妇女都希望战争结束后回归或是开始家庭生活。”
在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方面，欧洲还未摆脱战争时期的激进主义。在战争开始前，欧洲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正在缓慢变化；但是战争并没有加快这个进程。1945年之后，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消失，相反，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寻找已经被别人占有的土地，以及被掠夺的私人财产。
1945年之后，欧洲各国仍然维持它们对殖民地的统治。作为纳粹暴力的受害者，欧洲人或多或少存在将帝国主义的暴力行为强加于殖民地人民的倾向：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塞提夫（Setif）起义”之后，法国军队杀害了约4万阿尔及利亚人；1947年，法国军队在马达加斯加杀害了约10万人。尽管1945年在曼彻斯特召开的泛非大会为非殖民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去殖民化这一议题并没有提上欧洲的政治日程，直到民族主义者扩大了在殖民地的杀戮，他们才将目光转向了殖民主义。此时，欧洲人因为战争而对自己的帝国主义权力感到羞愧，同时还存在的反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重新界定自己在海外的权力。英国率先接受了非殖民化，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可以说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尽管这并非一个偶然。
为了适应冷战的紧急情况，欧洲各国都在重新定位，因此欧洲联合的观念也时断时续地出现在欧洲。在这种观念的框架之下，欧洲委员会这类机构出现了，但是这和1943年提出的理想有着天壤之别。在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防务集团（EDC）的失败，标志着历时30年的联邦主义者梦想的破灭，同时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不仅是一个欧洲组织，还是联邦德国的一条看门犬。从此之后，欧洲人变得更加乖巧也更加现实，根据伊诺第的建议，欧洲各国采取了一个更加渐进的计划，该计划以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建立为开端，随后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
随着国际法的复兴，这个战争时期梦想的实现状况依旧是不协调、不令人满意的。联合国承诺的人权是脆弱的，因为联合国的总体定位是强权政治。从理论上讲，在《联合国宪章》中人权的地位高于经济和社会权利。但是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方面，联合国宪章相比于国际联盟是一个退步。1948年的人权宣言标志着个人在国际法中的新地位，并且对国家至上的纳粹主义选择持久的不信任；但是它却没有规定强制性措施，仅仅是一个虔诚的愿望。
而同年签署的《防止及惩治种族屠杀行为公约》（Genocide Covention）则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个公约是在莱姆金的个人努力下实现的，他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1939年之前纳粹的罪行进行起诉而感到失望。莱姆金和其他人将战争罪的审判看作一个保证世界和平的机会，通过扩大国际法的权力范畴，并且通过国际法来对抗个人和国家的行为。《防止及惩治种族屠杀行为公约》将种族屠杀作为国际法体系下的一个新罪行，同意履行义务的国家应该根据承诺保护或者惩戒违反该行为的个人或群体。该公约的潜在价值被国际社会完全忽视，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回应“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地方团体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种论断。在接下来的40年中，欧洲之外一系列的种族屠杀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92年这种冷漠也蔓延至欧洲。
[1] 舒曼（Schuman），法国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部长、总理和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2] 斯巴克（Spaak），1947—1949年担任比利时首相。——译者注
[3] 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肯尼亚政治家，第一位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国父。——译者注
[4] 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加纳国父，非洲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深受非洲人民尊敬。——译者注
[5] 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是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统治时期的主要政治家。——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