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残酷的和平，1943—1949
现在同盟国开始从纳粹的手中夺回欧洲，“民主的”殖民政策进入实质性阶段……（欧洲人）曾经带有歧视色彩的“本土政治”现在也应用于他们之中。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本土政治”，1944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内外不断增长的暴力行为的顶点，实际上是几次战争的集合。首先，它是一场在希特勒的帝国野心促使下，由军事力量主导的军事斗争。其次，它是种族、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由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挑起的战争，企图以武力修改凡尔赛体系的安排。再次，在东西方很多地区，这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阶级战争，无论是意大利北部没有土地的长期受苦的劳动者和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地主之间的战争，还是贫困山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战争。最后，像1943—1944年兴起的抵抗运动，以及同民兵合作进行残酷报复的行为，可以看作一场异常凶残的内战，德国的军队和资金挑起了这场战争，战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而在法国甚至可以追溯到1789年。这种本就激化的政治氛围，随着苏联红军的西进和同盟国的东扩而变得更加紧张。
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人数大约有4 000万，远远超过了普法战争、布尔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也超过了造成数以百万计人口死亡的“一战”和俄国内战。平民的死亡比例——大约占到死亡总数的一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其中包括，500万～600万犹太人，数百万波兰人、德意志人、俄国人和乌克兰人。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在东部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相比于西欧，这是一场在不同规则下不同规模的毁灭。例如，英法的军队伤亡人数不到德国的1/10。但即便是德国的伤亡人数，也无法和苏联相比，苏联损失了1 000万军人——其中有300万战俘被饿死，另外650万士兵在东部前线阵亡。
经过了6年的战火洗礼和破坏，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纳粹的灭绝政策威胁着所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团体，波兰大部分的军事和文化精英都死在德国人或者俄国人的手中。种族灭绝是战争最极端的形式，它将目标对准了平民，以及战前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1945年之后的重建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建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次，人们没想回到过去。战争使得社会和物质层面的损失被不断放大；它唤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和暴戾的情绪，但也带给人们挑战和机遇。
如此激烈的冲突为什么会在1945年戛然而止呢？德国的投降给了历史学家们一个简单的理由，但是仅此而已。将战争的结束视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观点具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实际上，没有新纪元，“冷战”和“热战”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战后出现的新政权，早已在战争时期的社会实践中生根发芽。向战后时代的过渡也许在1943年就开始了，当时盟军进入意大利，占领问题和战后重建问题在那时就已经存在了。6年之后，欧洲几乎完全分裂了（除了奥地利和北欧国家），战争时期的敌意在冷战的压力下不断发酵。
随着更加持久的附属关系取代了纳粹的军事占领——在东边由苏联占主导地位，在西边则是美国——战后恢复的欧洲民主不再是一个抵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意识形态，而是冷战的一个竞技场。1950年，胜利者已经出现：在西欧，是反共产主义的社会和基督教民主党；在东欧，是共产主义人民民主党。双方彼此都将对方看作希特勒的继承人，将自己视为对方真正的敌人。斯大林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谈道：“这场战争与以往的战争形势不同，无论谁占领了一个地区，都会将自己的社会体系强加给它。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体系强加给其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我也不例外。”
人口移动和社会危机，1944—1948
战争总会促进人口的移动。但是这次战争通过灭绝、监禁、放逐和调动建立了特殊的新秩序。希特勒曾经想重新划分欧洲的民族版图。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放逐了数以十万计的阶级和民族“敌人”，包括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车臣人。德国的战败产生了大量的德国战俘，同时也解放了集中营中数以百万计的囚犯、奴隶般的劳工和外国劳工。尽管有一些安置难民的战时计划，但是如此大规模的难民问题，还是让同盟国感到很吃惊。1939—1948年，仅中欧东部就有4 6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被迫迁徙、疏散、移民，甚至被强迫做劳工。这一难民规模令“一战”之后的难民潮相形见绌。一些人的迁徙是自愿的、暂时的，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很多人迁徙的主要原因很明显，即对休战期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满，人们被迫迁徙以巩固政治边界。
解放集中营的过程中有1 1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量是“一战”之后的10倍。一些人将怒火发泄到德意志人身上，他们随意抢劫和恐吓德意志平民。例如，1945年5月4日，埃莱娜（Elena）目睹了一队俄国同胞抢劫了她所居住的德国民房。他们忽然闯入，并且以一把左轮手枪威胁房子的主人，指责他是一名纳粹分子和“希特勒主义者”。她写道：“他们分散在房子中，告诉我们德国人的财产现在已经变成他们的了……半个小时之内，房子已经面目全非。所有的箱子都被毁坏了，壁橱的柜门敞开着，而这些来自乡下的同胞背着巨大的包袱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流离失所的人借用纳粹的说法来描述这种行为，他们称之为“规划”（Organizing）。
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在德国受到羞辱和剥削，“东方工人”（Ostarbeiter）表现得极不尊重人民和财产。最后，他们成了令占领当局头疼的人。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从未采取报复行动。对于很多背井离乡的人而言，他们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回家。1945年夏天，德国收拾行李准备返乡的人群在欧洲的主要街道排起了长队。到了当年秋季，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德国。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一个机构就帮助了大约600万人。而有150万人依旧被安置在供流离失所的人栖身的营地内。截至1947年6月，因为各种原因不愿返乡的人口数量依旧有50万之巨。
然而，一些归国的人也并非出于自愿。在雅尔塔（Yalta）体系下，盟军不得不将苏联的难民送还给斯大林。盟军别无选择，因为随着苏联红军不断胜利，他们对苏联红军处理盟军战俘的方式感到担忧。实际上，这是苏联内务部（NKVD）审讯中心建立的主要原因，即监视苏联难民的遣返过程。欧洲胜利日之后的一年中，由于害怕战后共产主义的扩张，越来越多盟军德占区的东欧平民拒绝回国，包括约38万波兰人、12.5万南斯拉夫人和18.7万波罗的海地区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曾经是纳粹的合作者、武装党卫队的成员，以及其他德国派遣机构的代理人。最终，他们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中获益，通过特殊的计划移民到英国和美国。
对于幸存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愿意回到故土：他们的家园已经被他人侵占，财产也没有了。实际上，战后犹太难民的数量不断膨胀，大约有22万犹太人从东欧迁往西欧。1946年，波兰的反犹太计划造成几十人死亡，从而加速了这种迁移；同时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也在帮助他们。西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将犹太人拒之门外，却向波罗的海地区难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难民敞开大门。因此欧洲大陆的犹太难民数量不断增加，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及美国颁布《流民安置法令》（Displaced Person Act）允许他们离开欧洲。在1948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中，有50万人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他们为欧洲不愿接纳犹太人的行为埋单。欧洲不再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1945年之后加剧的反犹太主义暗示着，德国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对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文化影响。
毫不意外，随着战争的结束，强烈的痛苦感和对德国“病态的仇恨”在欧洲被广泛传播。1948年年末，一位去荷兰的旅行者发现：“荷兰人甚至不愿意听到‘德国’这个词，因为德国在战争中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在东欧，庞大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已经充分证明了能够给新建立的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这些国家对德意志少数民族充满了复仇的情绪。在休战期，欧洲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就是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命运以多种形式交织在一起。犹太人曾经是德意志文化在东欧的传播者，而屠杀犹太人也成为德意志人在德国境外崩溃的序曲。这场战争最终解决了犹太人问题，同时这场战争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德意志问题。
这也是希特勒的遗产。他曾经梦想联合德意志的力量，而这种梦想最终演变成一场噩梦；为了民族的同质性和欧洲未来的安全，同盟国容忍了这种“梦想”。这个触发“二战”的事件最终通过一次声势浩大的难民运动得以解决。1944—1945年，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有500万德意志人逃离了帝国的东部地区。1945—1948年，获得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驱逐了另外700万德意志少数民族。别以为在西欧遭到驱逐的德意志人比东欧少，事实上，直到近期[1]这种行径才被完全抑制。这件事情对于德意志民族在欧洲地位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德国分裂所带来的后果。从长远来看，前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场悲剧和迁徙的第一阶段，始于1944年秋季苏联红军开始反击，止于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的召开。数以万计的德意志人通过水路和陆路逃离东普鲁士，随后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德意志人也开始逃离。苏军制造的大量强奸和屠杀事件，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1945年年初，一份从但泽发来的报告称：“苏军进入了每一处居所、地窖和地下室，通过恐吓威胁，拿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妇女都遭到了强奸，包括60多岁甚至75岁的老人，还有15岁甚至是12岁的女孩儿。”那些没有离开的人被投入劳动营和隔离营，并且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很多人都被强迫穿着能够标记他们身份的衣服——首先是在他们的衣服上印上醒目的纳粹标志，然后让他们佩戴臂章。通过这种方式，纳粹以前针对所谓“劣等民族”的侮辱政策完全施加到德意志人身上。
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仇德情绪迅速蔓延，尤其是很多人似乎不思悔改，他们是阴暗危险的。贝奈斯总统关于驱逐他们之中“背信弃义之人”的计划，得到了同盟国的支持，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非出于正义的动机。例如在1945年3月30日，布尔诺年轻的国民警卫队驱逐了这个城镇全部的德意志人口，大约有2.5万人，并且将他们朝着奥地利边界驱赶。留下来的德意志人被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佩戴“战败者的臂章”，这种歧视行为使其压力越来越大。1945年7月，数百万德意志人逃离或是被驱逐出家园，他们抑或进入隔离营，抑或被驱逐出境。这部分是因为东欧的人民要为那6年的惨痛经历向德意志人采取报复行为，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伴随着这种愤怒情绪的是这个地区新政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制定的政策。波兰共产党人哥穆尔卡（Gomulka）强调说：“我们必须驱逐所有的德意志人，因为国家是按照民族路线建立的，而非多民族路线。”
在波茨坦，这种政策的本质愈发明显。同盟国遵循了驱逐数以百万计德意志人的原则，不仅要驱逐德意志裔人，还要驱逐生活在苏联和波兰占领下，之前第三帝国的平民。同盟国的初衷是控制难民流，这样他们就能够回到德国。因此同盟国通过了一个暂时停止迁移的计划。实际上，同盟国还在继续驱逐德意志人，尤其是那些之前在第三帝国控制下，而今被波兰占领的土地上的居民。直到1945—1946年冬天，“有序的转移”才真正开始；但是那时气温已经下降了，很多人死在了开往西部的专门运送难民的牲畜拖车上。总之，有1 200万～1 300万德意志人被“转移”，到目前为止，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太多的人在迁移的途中死去，一些数据表明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200万。
通过驱逐和杀害的手段让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从东欧消失，这种做法形成了一个战后人口骚乱和不安定的因素。其他地区大约700万的难民（主要是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被驱逐。结果是，很多少数民族在东欧彻底消失——波兰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从32%降至3%，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由33%降至15%，罗马尼亚的这一数字则从28%降至12%。现在德意志人集中分布在德意志边境周围，面临同样状况的还有乌克兰人。战争、暴力、大规模的社会迁徙使得《凡尔赛和约》实现民族同质性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1939—1948年的欧洲，大约有9 000万人面临着死亡或者迁徙。加上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伤亡的平民和军人、永久或者暂时被强制迁徙的战俘和平民，有超过一半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遭此浩劫；除了这样极端的例子外，像法国这种情况稍好的国家，也有1/5的人口有过这样的经历。1950年，波兰的西部边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从其他地区新近迁入的。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分析战后的状况后，已经在酝酿“在社会主义改造下，建立一个整体的民族共同体”的计划。
如果我们不考察欧洲历史上的多次动乱，不弄清楚这些动乱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欧洲的历史。纳粹占领带来的战后混乱，割裂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摧毁了家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基础。数以千计的建筑残骸、被炸毁的道路、崩溃的经济成为那个年代最好的注脚；伴随着这些物质层面的毁灭，无形的伤害则更加持久，甚至在重建工作完成后也未完全消除。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同时也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改变。
这些价值观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对财产权的尊重被不断侵蚀。简而言之，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很多人在别人的家里度过余生，并且享受着他们的财富。很多德国人的财富——就像之前剥削受害者那样，忽然被分给其他人。在旁观者看来，驱逐引发了“对于战利品的欲望”，这一点和之前驱逐犹太人的情形并不相同。一位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回忆道：“德意志农民刚刚被警察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农田，强盗和掠夺者们就蜂拥而至。之前的无产者日日夜夜都在偷窃。一群暴民乘坐卡车来到镇上，看看他们能够拿走什么。警察之中也有强盗。”这和几年之前德国在东欧的警察和党卫队中也存在强盗的情形类似。
各地的身份和面貌都发生了变化。那些由德国人命名的城镇，重新恢复了它们原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时的名称。在东欧，犹太教堂、清真寺、路德会和东正天主教堂要么被铲平，要么改变了功能，成为粮仓、畜舍、仓库，甚至后来的电影院。那些遭受大规模洗劫的不安全的房子则一直空置，直到迎来它们的新主人。这些空置的建筑从一开始就遭到抢劫，这使得这些房屋在其后的很多年依然空置。例如，在格洛高（Glogau），它的命运同西里西亚一样：战前这里有33 500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只剩下5 000人。“这里的废墟非常古怪，不但有一个深坑，还有一座长着稀疏的草的小丘。”弗罗茨瓦夫直到1966年才拥有47.7万人，只有它的前身布雷斯劳（Breslau）1939年人口数的3/4。
在波兰，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住进被驱逐的德意志人和东仪天主教信徒的房子，当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广告吸引新的居住者。例如，在1953年一份名为“搬往新农场”（Moving to New Farms）的宣传册中，一位已经入住的居民讲述道：“在萨诺克地区的热舒夫市（Rzeszów），你会发现大量的土地、房屋和畜棚，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你可以亲自来体验，欢迎乘坐免费的火车前来。”萨诺克坐落于之前的希腊东正教区域，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为1945年的人口转移和1947年的清洗运动而不断下降。
在这个暴力交换财产的过程中，政府的指导作用彰显了人们对政权的支持。纳粹的统治使很多人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起作用。在新政权的注视下，他们不仅目睹，也实际参与了暴力驱逐、掠夺同乡和城镇居民的行动。游击队员、警察和法官也分享着这种机遇带来的红利。这种经历助长了对政治玩世不恭的态度，导致了冷漠和从众，这对当权者而言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对于新政权和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而言，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政治声望，更确切地讲，是为了加强政治依附的程度。通过将犹太人的财产分给他们非犹太裔的邻居，纳粹编织了一张犯罪网络，这有助于减少抵抗；1945年之后，共产党政权驱逐德意志人也是基于同样的策略。因此宣称基于社会正义和国家安全角度的考虑，通常是实际考虑的一个幌子。新居民要感激新政权，因为它赋予他们新生活；他们对于新财产法律声明的有效性心存顾虑；他们对财产的原所有者企图夺回财产的想法焦虑不已，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依附阶级。
家庭和道德
作为第一批进入比尔森的英国士兵，德里克·辛顿（Derrick Sington）发现：“1945年夏天，随着对饥荒的恐慌消散、毒气室被拆除，当那些数以千计的幸存者得以康复，能够表达和有所期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念自己妻子、姐妹、父母和孩子，这些亲人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被从他们身边夺走。”他们开始写信，随后他们的亲人开始出现。最开始英国向集中营派出一辆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扩音器，播放着寻找者的名单；随后他们设立了一个中央登记处。战时和战后的迁徙，拆散了欧洲大陆不计其数的家庭。截至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大约有5万名孤儿。南斯拉夫大约有28万名孤儿，其中至少1万名孤儿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躲入森林。在荷兰，大约有6万名儿童需要帮助，包括那些因为与纳粹合作而遭到囚禁的人的孩子。在布加勒斯特，无家可归的儿童约有3万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仅在德国就救济了5万名无人照看的儿童，其中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红十字会、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很快便开始提供寻人服务。中央寻人办事处聘请了来自20个国家的采访者和调查者，而美国中央定位索引（US Central Location Index）则包含了100余万条登记记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广播和报纸、杂志播出和刊登了不计其数的失踪者名单。和亲人团聚的人数，远远比不上那些还未找到亲人的人数。例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其设立的第一年，仅有六分之一的难民找到了亲人。截至1948年7月，超过4 000名因为迁徙而无法确定身份的儿童由联合国代为照顾。
一项针对战争孤儿开展的研究表明，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有一系列的心灵创伤。这些孩子的情绪非常低落，拥有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符的严肃，并且高度紧张。他们对于政权感到怀疑、沮丧和不信任。对很多人而言，战争造就了一代反理想主义者。一位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妇女对她的英国朋友说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战争造就了懦夫，也成就了英雄。在孩子的成长阶段，道德被颠覆了；罪恶往往比善良更能给人们带来好处，谎言比真理更加有利可图。那些习惯了耳语的人现在自然地大声喧哗；他们抑或耳语，抑或喧哗……将恐惧从欧洲人的心中驱逐出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人们怀疑孤儿有患病的迹象，而且倾向于诉诸暴力，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从道德法律的束缚下被解救”的经历，以犯罪、无法控制的易怒情绪，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残暴等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对暴力行为无所谓的态度也在玩耍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英国护士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儿童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些儿童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完全排斥他人，他们希望从成人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如果一个孩子从集体中走失，其他人会不动声色地说：“哦，他已经死了。”
很多这样的行为最终被持续的关心和爱改变。因为经历过战争，很多儿童和成年人会患有轻度的精神疾病——例如，战争期间很多游击队员由于长期禁欲而导致性功能障碍——这些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慢慢治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战争创伤对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的心理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如何阐述他们在战争期间的遭遇——例如大屠杀的幸存者们（这些人无法英雄化他们的经历）和之前的政治关押犯（相较于前者他们更加容易英雄化自己的事迹）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在短期内，这种差异并不明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幸存者的情感态度，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反应。
因为我们熟知的原因，在东欧被蹂躏的土地上，人们对政权的冷漠和与之相伴的从众思想非常普遍。一位波兰的作家总结了这种情感：“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华沙被夷为平地，流亡伦敦的合法政府被取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更加糟糕的事情了，我们不仅输掉了战争，还必须自己照顾自己。”1972年，另一位看到波兰景象的人评价，“在‘二战’残酷的被占领经历后，波兰还遗留着道德败坏的风气”；其造成的结果是“当今的玩世不恭”和“对于物质产品和器具的强烈渴求，而不是对于理想主义价值观的追求”。
即使在那些战争创伤不像波兰那么明显的国家，战争结束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摆脱这个被战争破坏得四分五裂的疯狂世界。在德国，弗朗茨·纽曼（Franz Neumann）将公众的情绪总结为：“有意排斥政治和党派，对纳粹主义极尽讽刺和挖苦，去纳粹化、民主、反法西斯和尽快完成学业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于金钱和消费品的需求。”最坚定的信仰者变得失望。1949年流亡法国的罗马尼亚哲人萧沆在他悲观冷漠的宣言——《解体概要》（Precis de Decomposition）一书中写道：“过度信奉神的人，也强迫别人信奉，如果别人拒绝，那么他就会驱逐他们。”萧沆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对希特勒和科德雷亚[2]“非理性的崇拜”，而以救世主来神化他们。
1945年之后，政治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事物，与此同时，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成为稳定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埃利奥·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描写战后意大利重建的古典主义小说《梅西纳妇女》（Le donne di Messina）于1949年出版，它描述了意识形态失去劝导的魔力，并且探究了隐私的兴起。对于人性温暖的需求延伸到阿格里帕叔叔为了寻找女儿，在开往全国的列车上度过了一生。平凡的主角文图拉曾经是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忠实信徒，现在则同他的爱人平凡地生活在一起，竭力尘封他的过去。
更重要的是，家庭成为战争和战后焦虑的避难所。人类学家维拉·埃里奇（Vera Erlich）注意到，正如实验中所显示的那样，德国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保卫家庭生活的愿望愈发明显。埃里奇发现，这些人寻求的不是婚外情，而是婚姻。“结婚之后，他们整个人都变了。直到那时，他们才真正地回归了正常生活。”当他们从囚禁生活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发现慈爱和亲密非常有效地帮助恢复他们称为“记忆”的东西。埃里奇发现：“当他们生了孩子的时候，很多人达到了心理平衡。他们强烈的结婚愿望是自发的，就像他们希望生一个孩子那样。他们对于孩子展示出极度的温柔，甚至还会娇惯和溺爱孩子。”而集中营中的幸存者和他们孩子之间更加棘手的心理问题直到10年甚至20年后才开始显现出来。
对家庭依赖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中。它的范围很广泛，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战后超出预期的婴儿潮。作为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了——1939年之前开始盛行于西欧并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人口下降的悲观预测，已经不复存在了。
战后的迁移与动乱并不是战争的直接结果。一方面，很多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开始宣扬自己的社会观点。为此它们可以依赖于战争期间转向左翼的激进人口，来推进改革和重建。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战争使人们感到精疲力竭。希腊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写道：“我们被历史弄得精疲力竭，疲惫且不安。”1946年，萨拉热窝作家安德里奇（Andrić）注意到路人疲惫不堪的面孔和白发，因为战争他们已然提前衰老。由于厌倦战争、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感到怀疑，人们希望重塑，甚至是重回一个安全的私人世界，那里拥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由此产生的公众情绪同时具有激进和保守两方面的特性。人们想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他们不希望这个过程具有破坏性。因此解放最初带来的愤怒和兴奋慢慢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寻求社会安定的潜在倾向。在东欧，1939至1948年不同寻常的混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普遍适应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在西欧，战争年代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后果，成为达成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即承诺福利、大众消费和恢复家庭。
占领期间的政治，1943—1945
1943年3月，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向英国战时内阁建议，战争结束后，只有取代苏联在东欧的绝对优势地位，才能创立一个“同盟国之间的停战委员会”，并且实行轮值主席制度。基于这一原则，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针对他们控制的领土制定共同政策。苏联很欢迎艾登的观点。因此当几个月之后苏联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意大利投降协定之外时，他们的反应很强烈。斯大林如此说道——
到目前为止情形是这样的：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了协定，而苏联仅仅被告知协定的结果，我们只能作为第三方被动地看着这一切。我必须说，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状况的发生。
然而，丘吉尔在回复斯大林之前，就已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了。同盟国的行动，比言语来得更加实际：到1943年秋天，在苏联红军把德国军队赶回欧洲之前，三巨头之间的合作就已经出现了限制。意大利首先退出战争，就已经开了先例。
那么同盟国是如何通过意大利的停战协定，有意识地和苏联合作的呢？美国人的想法可以代表战后的很多人，他们回避任何具有强权政治色彩的事件，而且希望在战后设立一个全球性的联合国家机构，友好地处理欧洲内部问题。另外，他们希望战后迅速撤回，那时他们将必要地减少对于欧洲问题的干预。
而英国则处于没有美国支持的境地：英国无法实现理想主义所勾勒的愿景。戴高乐在战后为英国提供了潜在的帮助。但是即便实现了英法两国之间的共识，它们也无法与苏联相抗衡。因此弄清楚苏联的意图，对于英国外交部门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也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默许苏联在东欧的优势地位。1943年5月，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相当无情地盘算道：“苏联在东欧占据优势地位，比德国在西欧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形要好得多。”
对于苏联而言，它并没有像冷战鼓吹者宣扬的那样，打算迅速接管欧洲。相反，苏联的战后规划者们展望了一个为期几十年的“喘息机会”，在这段时期内，1941年划定的边界将被确立下来，同时抚平战争带来的创伤，消除德国的威胁，将苏联建成“真正民主的中小国家的中心，尤其是在欧洲”。如果不是美苏争霸需要利用欧洲作为竞争的场地，那么欧洲的稳定必将顺利取代战争时期的联盟。
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还有很大的空间让三巨头彼此相信，他们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苏联同波兰的流亡政府决裂之后，同盟国软弱的回应鼓励了苏联人的野心，他们认为同盟国同意在战后的波兰扶植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政权。从全局角度讲，如果当时不这样做，同盟国怎么能够顺利在意大利建立民主的政权？在1943年年末的德黑兰会议上，同盟国同意向西移动波兰的边界，精明的观察家们意识到，这种移动实际上意味着将波兰变为苏联的附庸国，因为这是从德国的手中攫取领土。截至1944年，斯特朗的规划至少证明了西欧在波兰问题上的态度。
随着英国和美国决定不从地中海进军巴尔干地区，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苏联红军进入东欧了。在1944年9月罗马尼亚停战协定制定期间，英国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安静地注视着莫洛托夫（Molotov）和罗马尼亚代表团达成协议，允许苏联最高指挥部清除占领区的政治势力。接下来的一个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英苏两国之间的会谈，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公开讨论各自的势力范围提供了平台。两人之间所谓的百分比协定，以及随后艾登和莫洛托夫之间的讨价还价，明确了这一地区的势力平衡：斯大林以英国控制战后希腊为代价，完全控制了罗马尼亚。苏联同时控制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然而，我们不能假定大国在这一阶段企图全面瓜分欧洲大陆。毫无疑问，苏联在1944年对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拥有这样的企图，就像斯大林承认同盟国接管意大利，允许丘吉尔控制战后的希腊，在那里，英国战机对雅典周边进行扫射，以此来打败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然而在匈牙利，斯大林的策略就不尽相同，他希望对匈牙利的政策和对波兰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军事力量；但是在战后它们的合法地位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在大多数政党表态之前就决定支持声名狼藉的国王。到了12月，共产党人陶里亚蒂（Togliatti）成了意大利政府的两个副总理之一，而希腊共产党和英国的决裂导致的内战，使得陶里亚蒂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
虽然宣称自由和民主的曙光即将到来，但是雅尔塔会议关于自由欧洲的宣言，必须从大国的角度去衡量。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罗斯福就暗示：“苏联在东欧拥有权力，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和他们决裂，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施加我们的影响，让那里的状况变好。”雅尔塔会议上关于欧洲大陆自由选举的高尚精神，无法同3个月前的百分比协定相一致——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秘密地划分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三巨头中没有人相信雅尔塔会议能够改变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斯大林视这些国家为苏联安全的保证。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波兰共产党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认为雅尔塔会议是斯大林的胜利。到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迅速集结，驱逐了上千名本土的游击队员，这一行为迫使其他游击队员走进森林、拿起武器。与此同时，波兰工人党开展了一个庞大的且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募兵计划，并以此扩大了群众基础。因此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苏维埃政权统治的两个基础——对反对势力的大规模镇压以及当地的共产党不断吸收新的党员——在德国投降之前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直到1945年，我们还有很多方法避免3年之后的政治极化。波兰共产党的策略震惊了西欧的公共舆论，并且激起了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雅尔塔会议上默许的势力范围并未涵盖所有的欧洲国家。奥地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形成了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所谓的莫斯科的“中间势力范围”。在这一区域，斯大林既不能依赖西欧的退让，也不能确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做好了革命的准备。根据1945年的原则，苏联非常热衷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地方耍议会游戏的把戏，然而这种方式在两个地方遭到了失败——奥地利和芬兰的共产党都进入了大选，但是他们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最终被边缘化。
德国的未来依旧是问题的关键。认为德国的分区在1945年就已经是定局的观点是不确切的。相反，三巨头都曾真诚地表示要维持德国的统一。因此当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欧洲人开始着手社会和政治重建，德国人发现自己处于愈发紧张的境地，并且陷入了大国间的政治僵局之中。1945年，德国的内部事务也未有明显的极化倾向。联合政府在欧洲很普遍，并且承诺着手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复兴议会制民主。对于下一代人而言，在帷幕徐徐降下之前，1945年至1946年意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段。
一个新的开始？
1944年9月18日，罗马第一高等法院对一个法西斯合作者的审判被迫中断，因为一位关键的目击者、之前这个城市主要监狱的负责人多纳托（Donato）在法庭上遭到袭击。旁听者中的一位妇女——她的儿子在几个月之前死于德国人之手——抓住了多纳托，并且大喊着“巴黎！我们要效仿巴黎！”，随后将多纳托拖出法庭，并且杀死了他。他的尸体被倒挂在他以前就职的监狱门口。
在整个欧洲，德国撤退之后留下了很多容易被指控为与纳粹合作、背信弃义的人。他们的存在成为纳粹新秩序的可耻的注脚；他们离开了公共生活——有的甚至离开了生活本身，对于他们而言，与过去做一个了断是非常重要的。占领区的生活使统一的欧洲国家产生了严重的断层。很难想象，在不惩戒敌人的情况下，民主能够获得再次的繁荣；不清除那些投靠外国势力的群体，一个国家很难获得真正的独立。然而，法律的混乱和力量的分散，则为其他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的出现留有余地，这在解放之后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
这种措施首先明显地体现于多纳托的死亡事件——一种自发的、大众的、要求复仇的诉求。这体现在死刑、私刑和公开的羞辱上。1943至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复仇情绪，这些国家在德国的统治下，曾经出现过残酷的镇压行为，而这些行为很多是由纳粹的合作者实施的。意大利的解放扭转了法西斯20年的优势地位。一位游击队员回忆起一个片段：“一个曾经只能喝蓖麻油的人抓住了一位法西斯分子，并且告诉他‘现在赶紧回家，然后在这个乡镇消失一周’。这名法西斯分子照做了。现在意大利人用法西斯分子统治了他们近20年的方法，来对待这些曾经的法西斯分子。”这种复仇情绪非常强烈，对于一名狙击手的袭击，很快就能够演变成为一场大范围的杀戮。在博洛尼亚，“人们游走于街头去寻找他们的目标”，“对于那些和游击队员发生冲突的人，司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地惩罚他们……有些人完全是因为私人仇恨，甚至是和妇女吵架，都会行使这种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随机的、残忍的杀戮，败坏了惩治纳粹合伙人行为的名声；但是这种行为在短期内唤醒了内战的幽灵，并且加大了抵抗运动的干预力度，维护了抵抗运动的权威。
这种惩罚的措施还体现在有组织的抵抗。掌握好普通士兵的热情和对领导者的限制之间的平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战争期间，抵抗运动和纳粹的合伙人进行“清算”；他们关于在战后惩戒叛徒的承诺，成为日后打击对手士气的一件有力武器。例如在法国，全国抵抗运动（Conseil National de la Resistance）告知它在各地的领导者准备好“以最直接的方式清洗叛徒，或者是令他们中立化”。当然，在同盟国的眼中，将加入维希政府视为叛国罪有助于宣布戴高乐政府的合法性。但是抵抗运动也看到了控制“人们复仇情绪”的必要性。特种军事法庭的主要构成人员是欧洲各个地区的游击队员，这个法庭在解放之后一个星期才进行解散；除此之外，他们还设立简易的战俘营来关押甚至有时保护纳粹的合伙人，以使其免遭暴徒的袭击。在抵抗组织内部，关于给予纳粹的合伙人以何种程度的惩戒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意大利北部，一些游击队员提出向关押犯人的房间扔一捆手榴弹，在那里将他们消灭，但是领导者和其他人决定将犯人送往罗维戈（Rovigo）的监狱，并进行定期审查。
在战争结束后的头10年里，关于如何处理纳粹合作者的讨论甚至超过了反共产主义的言论，此时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言论还在被隐晦地讨论，人们还处在对“阶级正义”的恐惧之中。但是这种观点也有夸大的成分。战时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的特工弗朗西斯·卡莫茨（Francis Cammaerts）提醒我们：“解放和预想的一样让人震惊。剃女人的头发、个人恩怨之类的事情是你能了解到的所有信息。但是一位中尉对我说：‘我已经抓获了300名德国犯人。国际公约规定每天应该向他们提供多少食物，保证多少锻炼时间？’那些德国人曾经绞死了抵抗者和他们的家人。关于解放，也存在着一些非文明的行为。”然而，所有人的头上都顶着耻辱的标记（大多数的抵抗组织都选择忽视这一点），在第一次清洗的过程中，与庞大的死亡人数形成对比的是，官方缓慢的司法程序——在1943—1946年，意大利有1万～1.5万名受害者；法国有0.9万～ 1万名受害者。
那些流亡国外、现已返回国内的宣称自己的权力高于“即兴权力”（戴高乐语）的第三方势力，大多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他们对复仇的欲望很温和，并且更关注公共秩序和强化社会的法治进程。在很多国家，政府缓慢的司法程序和民众期望之间的矛盾迅速出现。这一点非常明确，即便在战争还进行的时候，无论是同盟国扶植的意大利政府——它对法西斯的态度尚不明确，还是自由法国——1943年法国在阿尔及尔审判维希政府时的温和态度，都遭到其国内的严厉批判。
1945—1946年，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联合政府通过彻底调查纳粹合作者的司法程序、公开审判高级政治犯、作家和女演员（通常商人们的境遇会稍好）的做法，来回应新开端的诉求。多层级的法律系统得以建立，必要的时候可以确定新的罪名。然而，只有极少数的罪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截至1946年，对整个审判过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特定的社会阶层。随着特赦法的引入，一些其他的相关法令也陆续得以实施。到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司法调查已经逐渐缓和下来。
例如在挪威，支持纳粹的民族集合党（Nasjonal Samling）党员总人数大约有5.5万人，他们都接受了审判，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被判处5年以上的监禁，只有25人被判处死刑。截至1957年，最后一位被监禁的人也获释了。在荷兰，超过20万人被调查，但是只有40人被执行死刑。而且和挪威一样，到了50年代大部分的犯人都被释放了。尽管法国审查了超过30万起案件，并且判处了6 700人死刑，但是被实际执行处罚或是监禁的人相对较少。1946年，监狱关押了2.9万人，但是随着一系列特赦案例的出现，到了1954年，监狱中只有不到1 000人。与这些趋势相比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法国和其他地区，这些人丧失了部分的公民权利：对他们“使国家堕落”以及“缺乏爱国心”的指控，象征性地疏远了战后政权同纳粹合作者之间的距离，并且在国内重新确立了民主的本质。
国家行政机构、警察力量和部队的清洗政策则更加模糊不清。一方面，新的政治精英阶层希望在后法西斯时代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个有效、有序的政府，尽可能快地处理纳粹遗留下来的可怕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意大利，或者奥地利，却无法彻底处理这些遗留问题。1946年7月，菲戈尔总理告诉同盟国，目前奥地利行政系统“已经完全摆脱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29.9万名公务员中，已经有70 818名被解雇——但是这并不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反纳粹民众的愿望。在意大利，最初的“野蛮清洗”导致了一场更为迅速的反弹：像1945年秋天那样，行政系统中的清洗逐渐平息下来。85万名公务员中，只有6 500人被开除，并且大多数集中在内政部，但是在警察系统和军队内部，却很少有人遭到清洗，尽管戴高乐坚称“清洗大部分的公务员”不存在任何问题。在荷兰，可能因为从解放开始就没有出现像其他国家那么多的暴力事件，清洗运动进行得更加深入，有17 500名公务员遭到解雇，另外有6 000人受到处罚。
从总体上看，西欧政府选择了在原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和改良，而非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起诉那些纳粹合作者，并与之完全割裂开来。一些公职人员遭到了处罚。但是国家权力的堡垒，尤其是警察机构，大多数都免予被起诉。戴高乐组建新共和国警察力量——法国防暴警察（CRS）——这一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意大利的宪兵和希腊的国家警卫队，他们仅仅在1943年和1946年分别更换了服装而已。社会其他的关键领域——司法、教育和商业——只受了轻微的审查。如果说国家得以重建，那么国家机器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原貌。
在战后联合政府内部，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宣扬了遗忘和宽容的益处。《人民报》[3]（Il popolo）在1945年4月呼吁：“我们拥有忘记的力量！尽快地忘记这一切！”随着希腊内战愈演愈烈，当政者害怕出现“雅各宾（Jacobin）式的即兴演出”，并且影响大选的结果，才进行了这样的宣传。保守的反共产主义能够帮助解释坚决反对全面清洗的主张。1945—1946年民众也支持这种主张，在此期间政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重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政府选择缓和政治激情，而非挑起这种情绪。
在抵抗势力内部，这种态度显得不可理解。这些曾在1943年迫害抵抗者的警察，在5年之后还在告诉当权者该怎么做。1944年年末，战斗在雅典和比利时爆发，部分是因为抵抗者害怕当流亡政府归来时，政府中的人员构成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他地区游击队员的复原遭到了异常大的阻力，因为他们要求政府承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否则他们不会放下武器。事实证明，抵抗力量对背叛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之中，在“国家的延续”这个事实面前他们显得如此无助。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并且随时可能演变为真正的暴力事件。希腊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945年短暂的停战演变成历时3年的内战。在意大利，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威胁，1948年7月，在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被射伤[4]后，意大利也爆发了可怕的起义。但是到了此时，冷战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观点：战争时期的激进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对于暴力性革命的支持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在东欧，战争结束之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但是它们拥有与西欧国家不同的目的，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们并不依靠司法来调查个人的不端行为，而以社会地位和地域为标准进行群体划分，进而判定某一群体的群体性罪过。这反映了东欧和西欧两种社会方案的差异。西欧的清洗哲学是将对个人罪行的惩罚同社会经济改革问题分离开来，并且将后者视为民主讨论的范畴，但是在东欧，清洗“法西斯主义者”和“战争罪犯”成为社会重建的核心部分，并且在一些事情上向苏联模式靠拢。
“反法西斯”运动将目标对准整个社会阶层，他们将被解雇、流放、籍没家产，甚至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例如在匈牙利，1944年12月协商选出临时政府之前，莫斯科坚持要清除掉所有“法西斯主义因素”。这意味着不仅于10月份攫取政权、支持德国的箭十字党（Arrow Cross）极端分子将遭到清洗，“封建结构”以及国家和社会中的“反动派”也要遭到全面的清洗。1945年，超过3 000个地方委员会建立，旨在囚禁和审判那些疑似的纳粹合伙人。他们还在工人和农民中抽调人手，组建特殊的警察机构。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人民法庭”来审判备受瞩目的政治案件——公开处决战争罪犯能够引来大批的人围观。尽管最初这种审判将目标对准了箭十字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被扩大了。1945年4月，共产党的报纸批评这些法庭过于克制，宣称“民主的行为对这些法西斯的野兽过于仁慈了”。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匈牙利的司法审判程序也遭到了和西欧相同的困境，有罪判决的比例也非常低。
在南斯拉夫，铁托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由英国政府在1945年4月到5月移交的塞尔维亚裔、克罗地亚裔和斯洛文尼亚裔的纳粹合作者。米洛凡·吉拉斯[5]担心，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法庭无法完成如此多的个人审查。关于战后南斯拉夫处死的卖国贼和纳粹合作者的估算人数，存有很大的争议，可能有6万人在此次运动中丧生。1944年12月，希腊共产党人射杀了大量的“人民公敌”，经常仅仅因为他们“资产阶级”的身份就将其定性。与此同时，希腊的右翼民族主义游击队杀死了数以百计的占族[6]，并且将剩余的1.5万人赶往阿尔巴尼亚，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轴心国。
从苏联流亡归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更加系统化地发展了种族清洗。在1944—1945年，由德国武装的地下反共产主义军队、遗留的小队以及破坏组织，构成了新政权的障碍，这也使其不仅遭到镇压，而且被征用。例如在罗马尼亚，武装党卫队空降至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苏维埃政权迅速做出反应，并且消除了任何潜在的抵抗运动的可能性；1945年1月7日，大约10万名德意志人被流放至苏联，成为强制劳动力；根据1945年3月的改革法令，那些凡是曾经与纳粹有过合作的人——包括战犯、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在内的群体——都被剥夺了农田，而那些拥有超过10公顷土地，并非自己耕种的人也被剥夺了农田。
1945年3月，匈牙利的土地改革法令划分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再一次将目标对准了阶级敌人——大土地所有者——和民族敌人——德意志少数民族。这部由共产主义农业部长颁布的法令颇受农民欢迎。一份较为公正的材料评价道：“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摧毁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解放了被压抑的劳动力。他们随后使得乡村充满了活力。”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没收德意志人财产的运动。大量的地产和城市房地产被抛弃，这些地方变得可供当地人居住，现任政府通过民族主义情绪和经济利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有时，驱逐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更加具体的根除国家少数民族方案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休战期的自相残杀和德国的占领之后，波兰人将他们的复仇情绪发泄到了乌克兰少数民族身上，强迫48万乌克兰人进入苏联；1947年，15万逃过驱逐的乌克兰人被强制安置在波兰西部。
这样的例子暗示着东欧和西欧的清洗具有不同特点。在西欧，清洗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很快便由法庭接管，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而迅速缩小范围。在东欧，司法审判只是对抗“战争罪犯”和“人民公敌”的方法之一，战后的清洗成为改造经济和少数民族的工具之一，通过这种方法，政府获得了民众真正的支持（就像1918年之后资产阶级政府使用土地改革的方法一样），并且让左翼领袖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当时的东欧就像以前的苏联那样，国家扩张和社会改革齐头并进。
德国的分裂
巴西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在1950年写道：“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德国中部划分边界意味着欧洲的分裂。”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击败德国意味着掌握了欧洲的命运，德国的分裂也意味着欧洲最终的分裂。然而，德国的分裂从何时开始不可避免，又是谁的行为使这一切发生，依旧扑朔迷离，毕竟在1945年，三巨头都同意维持德国的完整。那么这种分裂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苏联不妥协的结果？还是像戴维森提出的那样，这是西欧政策的必然结果？还是一些观察者在1945年5月观察到的盟军和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建立军事政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对立？
1943年盟军首先提出了“无条件投降”计划，并且最终获得了实施。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上将（Admiral Dönitz）于1945年5月7日在投降协议上签字，他领导的政府在苟延残喘中备受争议，直到两周之后他和其他的最高指挥部的剩余人员一起被逮捕。邓尼茨为赢得盟军支持，重振第三帝国做出的努力，同布尔什维克化的欧洲相对立，随后遭到了拒绝；对德国的控制权则移交到占领者们的手中。
一开始胜利者们拥有一系列的共识。所有人都同意为了欧洲的安全彻底清除纳粹主义，所有人都保证严惩战争罪犯。雅尔塔宣言暗示可能会“肢解”这个国家，但是也开会讨论设立德国中央机构。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同意通过解散卡特尔企业联合和土地改革来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从而瓦解那些支持希特勒的利益集团。最后，所有人都同意致力于德国的“民主化”。这些目标意味着社会和政治改革。
这些共识成为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之后公告的基础。这个公告区分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人民，并提及随后准备“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人民的生活”。与此同时，波茨坦会议对三巨头之间的分歧则一带而过。1945年夏天，在对待法国地位的问题上，这种分歧并不明显，法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它仍旧获得了一块占领区。戴高乐是德国统一的主要反对者。他固执地反对在监察委员会控制下的德国中央行政体系，他想要兼并德国的领土，并且肢解这个传统中欧国家。最终法国没有实现领土诉求，但是它的否决权阻碍了德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占领区施行了不同的政策，这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在一种很小，但是并非无意义的方式中，否认纳粹的方式在整个国家开展起来。街道变更了名称，纳粹的著作被清除出公共图书馆，一切代表旧政权的标志都被清除。但是在这些方式之外，其他方式的差异日渐明显。在苏联占领区，去纳粹化意味着摧毁残余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这里没有对于纳粹和战犯的系统调查，他们的生活比在盟军占领区要更加宽松。苏联在占领区的政权将纳粹和“民主的敌人”归为一类，集中于一场迅速的、影响深远的行政系统的清洗，并且延伸到司法和教育领域，设立短期的培训课程，用来培养新干部。像在东欧一样，反纳粹的口号成为彻底经济改革的正当理由。1945年，大量的地产被没收充公，并且形成了一个和政权联系紧密的小土地持有者的新阶层。银行和重工业企业被籍没。工业企业拆除活动的进程非常迅速，而这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并导致数千人失业。
苏联的政策主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共产主义对纳粹的流行观点。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1945年提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源自德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因此如果要根除德国的独裁主义，那么摧毁资本主义，使经济社会主义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苏联剥削德国资源，用以恢复自身残破的经济，并且充分利用同盟国同意的赔偿条款的考虑。从长远来看，这两个目标——建立一个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德国和高昂的战争赔款——是不可能兼得的，但是这一点在1945年并不明确。
西方占领区的去纳粹化建立在对每一个案件进行司法调查的基础上。这满足了西方公平的观念，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可行，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一系列的去纳粹化宣传并不奏效之后，清洗的范围逐步扩大。声名狼藉的调查问卷成为调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数量巨大——1946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就发放了160万份，这使得去纳粹化成为一场官僚主义的噩梦。1946年年底，还有超过200万起案件未经处理，司法调查已经渐渐式微。一份关于美国占领区马尔堡城镇的研究总结道，模糊不清的去纳粹化是一个失败：它既没有将之前的纳粹分子从政府中驱逐，也没有使生活更加民主。在此之前，更加务实的英国和法国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数百万德国人面临着被清洗，但是公众舆论认为，他们这些“小鱼”成了被清洗的目标，而真正的“大鱼”却逍遥法外。简言之，同盟国的去纳粹化进程并不像苏联占领区那样卓越。
像苏联占领区的例子一样，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去纳粹化反映了它们关于第三帝国的一般理论。西方国家并没有将纳粹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们更加倾向于将纳粹主义看作一个强加于社会和经济的独裁政权。这意味着彻底清除之前的纳粹主义，就能够释放德国人民需要的民主。因此，与社会改革相比，司法审查更加重要。
不幸的是，德国人对于战败的态度，并不能验证这种乐观的观点。像他们在公众舆论中观察到的那样，同盟国更加关注它们能发现什么。一方面，同盟国曾经担心对于占领的抵制并没有出现：他们被证明是没有牙齿的狼群，阿尔卑斯山最后的堡垒也不过是个幻想。在战争末期纳粹覆灭的几个月中，党卫军疯狂地展开暴力活动，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的全面战败，这一切都使纳粹主义声名扫地。和1918年不同，没有人怀疑这次灾难波及的范围。但是同盟国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它们希望能够看到对这6年所发生的一切的忏悔，以及对民主回归的意愿。
最初从德国发来的报告令人沮丧。人们对第三帝国的忽然崩溃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变得冷漠和个人主义，相比于民主他们更加关注面包。“别叫我”是人们对于基层政治活动的理性回答。相比于曾经担心阶级革命的发生，同盟国现在更加忧心政治消极。当他们播放一部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电影时，大部分观看的德国人认为那只是同盟国的宣传。
纳粹的思想比它的政权要存在得更加久远，它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表现自己。索尔·帕多瓦（Saul Padover）作为美国评估德国公众情绪的主要情报官之一，描述了会见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形，该党人士提出以严厉的方式对待纳粹，他们陈述道：“纳粹的血液是肮脏的，从生物学角度讲，这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可治愈的……拥有纳粹血液的人不能被宽恕。他们必须永久不能生育。”圣保利的市长以一种本能的希特勒式的欢迎方式，迎接了帕多瓦，随后他尴尬地解释道：“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一个人不得不阻止自己。”几乎没有同盟国的官员意识到“去纳粹化”本身就是一种纳粹口号的翻版。
目睹了去纳粹化在精神层面进展缓慢后，同盟国开始着手一项更具雄心的计划，其旨在针对德国民众进行一场和平时期的心理延伸。“再教育”是一场同盟国发起的，旨在推进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项宣传活动，这也成为20世纪波及范围最为广泛的活动之一。学校的教科书被重新编写，学校包括大学被重建，接触新的理论及阐释。然而，去纳粹化是痛苦的，因为它在回望过去，“再教育”承诺提供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同盟国中，英国依旧对成功持最谨慎的态度，1952年，一位高级公职人员悲观地认为“短期内民主不会在德国发展起来”。相反，法国非常重视去纳粹化，并且在德国的年轻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去纳粹化毕竟不是法国的事务，法国人更关心德国而不是纳粹，他们认为改变德国的文化是和平的关键。他们的巡回展览“来自法国年轻人的信息”（Message from French Youth）吸引了超过12万德国人，他们的教师培训改革和交流访问计划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相比于英国，美国在去纳粹化问题上的努力是全方位的，这导致了1946年德国大学中的清洗活动。然而，美国人发现，他们在改革教育系统的时候，遭到了德国人的反对，因此他们不得不妥协。
因此无论是去纳粹化，还是再教育，同盟国大量的经费投入只换来微薄的收效。相反，在苏联占领区，大量的教育改革被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了综合的学校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占领区的反抗力量相比于同盟国占领区的反抗力量安静很多。这反映了占领区政权之间的根本分歧：在西部，去纳粹化并未伴随着激进的社会改革，然而在东部这种改革却发生了。同盟国背弃了之前的承诺，不愿支持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例如，它们反对土地改革，允许鲁尔工业区免于解散卡特尔联合企业的调查。1945—1946年社会保守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反共产主义，而是同盟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需要依赖于当地的利益集团，同时同盟国对遍及德国境内的食物短缺和经济困难也异常地担忧。
这也是它们对苏联人拆除德国工业的行为愈发敌视的原因，这是《波茨坦公告》中各国同意的事项。毫无疑问，苏联的拆除行为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拆除了梅森瓷器工厂：长椅和烧窑被粉碎；废铁片被运回苏联列宁格勒附近的陶瓷厂，而在几年之后它们就锈烂掉了。）官僚竞争加剧了对德国资源的掠夺——不仅在苏联占领区发生——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混乱。令人吃惊的是，1945年苏联占领区的经济形势和同盟国占领区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好，这主要归功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尽管战争赔偿的程度很高，但是该区域的工业增长开始得相对较早。也许是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直到1947年，东部占领区人口的粮食供应都较为充足。
然而，战争赔偿问题成为导致四国联合政府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波茨坦公告》规定，苏联可以从盟国占领区获得15%的可用资产设备，因为这些资产设备“在德国和平经济的前提下不是必要的”。然而，在1945—1946年冬天，食物短缺迫使粮食配给量下降，并且已经下降至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大规模饥荒的前景隐约可见。从东部占领区涌入西部占领区的数百万难民加剧了救济问题。西方的军事政府开始着手处理这种社会危机，它们开始强调一种新的重建德国的方式的必要性。1946年5月27日，美国停止了对苏联方面的赔偿交付，直到达成关于德国总体经济的共识。然而，苏联拒绝降低其赔偿要求，占领区域边界的经济交通运输迅速减少。就像1918年一样，战争赔偿问题成为摧毁德国占领者们共识的主要威胁。
关于战争赔偿的争论，迅速取代了战后直接出现的耸人听闻的食物短缺和经济混乱，成为大国之间的首要问题。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是建立在它们战争期间截然不同的经历之上的。苏联承载了对德战争的创伤，并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截至1945年，超过2 000万苏联人死于战争，其大部分的领土也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莫斯科将掠夺德国的经济资源来满足苏联的经济利益作为政策的首要目的。相反，战争带给了美国经济繁荣。美国人在对德战争中的伤亡很小，而且在对德关系中没有激进的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则存在于遭受德国灭绝战争伤害的东欧土地上。华盛顿的对德政策，介于那些提出惩罚性和平，以及那些为了避免重蹈1918年覆辙，主张以一种扶持性而非激进的方式对待德国的意见之间。直到波茨坦会议，苏联占据了上风，然而到了1945年年末，随着经济危机的范围愈发扩大，苏联失去了这种优势地位。
关于战争赔款的争论，也可以在德国政治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讨论。在苏联军事委员会成立两个星期后，共产党在东部占领区正式登记成立。很快，苏联政权登记了几个其他政党。但是同盟国则显得更加谨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只允许政党在当地发挥影响。因此它们也拒绝了其他团体参与到改革现存社会结构中的热情，它们倾向于依靠更加保守的、表面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行政人员。对共产党活动的严格限制，则意味着它们对于选民的忠诚并不放心。
苏联对德国的政治策略从1945年7月15日就开始逐步明确，并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四国集团。在波茨坦会议上，针对政党活动问题它向同盟国施加压力——这个政策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尤其是法国，苏联要求成为德国政党的担保者，并且要求赋予德国人更大的政治义务。苏联提议通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联盟”，承诺在德国成立民主议会。国家主义和民主议会在德国战败之后成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组合：这次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苏联似乎更能实现这种构想，而非同盟国。
随着1945年夏秋在西部占领区出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苏联的政策转向了建立几个独立的政党，并且提议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KPD）联合。共产党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大选中的糟糕表现，促进了这种改变。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愈发独立和专断。1946年2月底两党合并。社会民主党在柏林抗议，当新的社会主义联合党（SED）4月在东部占领区召开第一次集会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只有部分人参加。西部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联合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同盟国也对苏联的政策愈发怀疑。
接下来的18个月中，苏联和同盟国的关系继续恶化。在莫洛托夫和美国的伯恩斯（Byrnes）关于德国和波兰边界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之后，1946年10月在东部占领区和柏林举行了大选，这次大选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对加入社会主义联合党的抵触情绪。一个月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合并，它们同时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加入合并。这或多或少令四国占领委员会失去了效应，使其在废除普鲁士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这种背景下，1947年3月到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部部长会议无法通过一个德国和平条约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失败，与同时出现的杜鲁门主义一道，标志着华盛顿对欧洲开启了决定性的反共产主义政策，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启。
对德国人的怀疑迅速停止了，这成为他们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立足的决定性因素。1947年，由比荷卢经济联盟（Benelux Countries）、法国和英国签署的《敦刻尔克条约》（Treaty of Dunkirk），直接反对德国，将它视为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但是转年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并不像之前的条约那样针对这个潜在的侵略者。东西方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辩证的怀疑。苏联将马歇尔计划视为企图颠覆苏联在东欧的统治。美国和英国也为9月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感到震惊。也许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的政变，才使得苏联成为西方眼中欧洲安全的主要威胁。
布拉格政变将法国和美国推到了一起。作为对美国军事和经济支持承诺的回报，法国人放弃了他们夺取莱茵河部分地区的想法。法国占领区同英美占领区合并，在欧洲复兴计划的框架下，同盟国着手货币改革和经济重建。苏联退出了占领委员会，并且再也没有回来，同时封锁了柏林的西部占领区。在柏林危机的鼎盛时期，苏联占领区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自治市。柏林的分裂预示着德国的分裂。1949年3月23日，在波恩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一周之后，柏林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相应的宪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0月宣告成立。
欧洲的冷战
冷战给欧洲这个精疲力竭的大陆带来了残酷的稳定，并且保证了在国际力量平衡的背景下政治生活的复兴。纳粹期望在“二战”结束之后，同盟国之间继续新的战争，但是这种期望落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斯大林绝对不会同意同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都迫使斯大林远离战争。同盟国方面，英美两国虽然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私下接受同苏联合作的事实。它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在东欧的优势军事地位，因为苏联真正的安全利益就在这一地区。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意味着斯大林已经放弃了全球革命的计划。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继任者——1947年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标志着战后苏联和同盟国关系的恶化，那么也标志着苏联在铁幕（Iron Curtain）之后保守的联合，尽管这点并没有被广泛注意到。对于美国来说，遏制是一种必要的防御原则。杜勒斯（Dulles）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击退”共产主义的言论影响并不严重：西方世界对于1953年民主德国和1956年匈牙利骚乱事件的态度，表明西方世界并不想打破权力之间的平衡。对于真正对抗的恐惧并不存在，尽管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1948年，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想过以武力干涉对方的势力范围。最危险的地区就是铁幕演说中提及的地区，例如1945年的里雅斯特、希腊和匈牙利。
这种欧洲大陆的分裂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任何一方势力范围内部的争端和少数民族问题都不会再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而在19世纪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解决了法国对于瓦尔奥斯塔和联邦德国的领土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争吵，也已经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得以解决，而后问题留给两个国家自行处理。战后也没有像之前的国际联盟那样，通过将少数民族问题国际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战后同轴心国附属国的和平条约，还是联合国，都没有过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在一个分裂的欧洲，这种问题似乎是次要的。过去困扰欧洲大陆的边界问题，现在已经让位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
当然，为了维持这种稳定，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从那往后，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并不在战场上进行，而是通过一种避免有核时代巨大危险的战争方式实现的。美苏两国在和希特勒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隐蔽的、心理的、地下的战争方式，现在被双方应用到彼此身上。间谍成为冷战最有代表性的战士。“国家安全的真理”使得用于监视和间谍行为的国家组织迅速扩张。间谍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战争的附属，它们发展了自身的官僚政治利益。美国的审查制度被引入西方，这为间谍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证明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美国间谍在20世纪40年代末留下的间谍网络，用来防止苏联入侵，形成了这个国家反共产主义的核心。
冷战期间占据优势的反共产主义思潮，以及民众对政治的普遍失望，铸就了西方高度保守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给改革主张者和左翼力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历史学家卡尔·索斯克（Carl Schorske）在1948年写道：“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民主在欧洲的未来，是中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忠诚将以何种程度延续。”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注意到，在冷战的压力下“反对民主、回归独裁主义的迹象”以及战争以来各国对于右倾的推力。一年之后，另外一位观察者悲观地注意到，对于民主的承诺并没有实现。
西欧的反共产主义者们威胁，要深刻地干预公民自由，并且将阻碍期望已久的社会改革的发生。1946—1947年，共产党被逐出政府。1948—1949年，国家借助准军事力量消除了左翼的反抗力量。为了民主奋斗的目标，现在在冷战的前提下进行：左翼指责保守的政府在质疑反法西斯力量，并且在帮助法西斯分子；而天主教民主党通过民主的“真正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对于自由的攻击言论，予以回应。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一个关于战后世界民主含义的调查。它总结道，尽管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民主，但是在民主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欧洲的分裂。
1949年，自由世界的力量在西方取得了胜利。在意大利和希腊这两个暴力抵抗战后的合法政权最为持久的国家，左翼团体的人被关进监狱，而纳粹的合伙人则被释放。1948年，随着天主教民主党在意大利大选中获胜，马里奥·谢尔巴（Mario Scelba）装备着手榴弹发射器和火焰喷射器的准军事部队攻击了部队，将数百名游击队员和工人投入监狱。西班牙内战结束后10年，佛朗哥的警察力量仍旧在山区扫荡参与抵抗政权的左翼抵抗力量。在希腊，由美国训练的忠于政府的部队，通过凝固汽油弹，战胜了共产主义的民主部队，并且在临时集中营中关押了几千名疑似共产党的同情者。
在东欧，反抗冷战秩序的抵抗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在南斯拉夫，在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于1946年被逮捕后，他领导的抵抗力量切特尼克（Chetniks）也遭到了围捕。但是在波兰和乌克兰，内务部（NKVD）和当地支持共产党的部队，在森林中进行了残忍的针对游击队的扫荡，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也许最为顽强的抵抗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在那里，苏联施行的流放和集体化的政策，迫使很多人从1945年开始就进入了森林。像我们熟知的那样，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游击队袭击苏联的军队，破坏选举并处死苏联的合伙人。他们相信西方世界和苏联之间很快就会爆发战争，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们。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个组织的人数从1946年开始减少，但是这种抵抗活动在立陶宛更加有组织性。为了实现维持安定这一目标，立陶宛政府征集了一支7万人部队，辅以间谍、苏联红军的驻军和一支敢死队。
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个人案例，这些人在几十年中拒绝接受战后的权力结构。塔伏乌什·孔维茨基（Tadeusz Konwicki）在20世纪60年代描写波兰噩梦似的小说《我们时代的幻想书》（A Dreambook for Our Time）中，描绘了战争时期的幽灵依旧隐藏在森林中。爱沙尼亚的森林兄弟成员奥古斯特·萨布（August Sabe）于1978年被克格勃机构发现，他选择了自杀而非投降。相似的事情在希腊也有发生，1974年希腊军政府倒台后，一位希腊游击队员被发现躲在克里特岛的山区，不愿意重返正常的生活。一位法国妇女于1983年被发现在奥涅夫的小镇上过着隐士的生活：解放之初，她被当作纳粹的合作者，头发被剃光；她已经消失了30年并且已经精神失常。
像这样拒绝回到战后社会的人并不是特例。大多数欧洲人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分裂和战后的权力平衡，并且在铁幕两边参与到各自的社会计划中。战时的同盟保证了基本的共识；冷战带来的残酷的和平，是其给欧洲大陆带来的最宝贵的财富——它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出乎意料的规模恢复了经济生活，并且彻底改造了政治习惯。
[1] “近期”指本书写作时期，20世纪末。——编者注
[2] 科尔内留·则莱亚·科德雷亚（Corneliu Zelea Codreanu），“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铁卫领袖，后遇刺身亡。——译者注
[3] 《人民报》，一份意大利报纸。——译者注。
[4] 1948年7月14日，意大利一名暴徒开枪将陶里亚蒂打成重伤。这一事件发生后，意大利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这显示出陶里亚蒂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译者注
[5]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因主张多党自由而被开除党籍。在国际上，他以对社会主义体制最坚定的评判者而出名。——译者注
[6] 占族（Chams），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