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特勒的新秩序，1938—1945
在我的印象中，德国拥有一个特殊的计划，即按照德国的计划经济框架，建立一个持久的欧洲新秩序。现在的计划经济中存在自由主义中的利己主义因素，与之相比，德国的新计划将会拥有巨大的改善。在这里我暗示，我们应该冷静、主动地适应这个计划。
——丹麦首相托瓦尔·斯陶宁（Thorvald Stauning），1941年3月8日
在东欧的土地上，思想层面上无法弥合的观念正在斗争，这种趋势在今年夏天愈发明显：一方是德国的荣誉感、种族观念和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人传统，另一方是一种亚洲的思维方式和原始本能，而这个特点被一小部分犹太知识分子继承。对我们而言，新时代来临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这个时代，德国人种族优越的力量和成就，确保他们能够成为欧洲的主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在亚洲野蛮文化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保全欧洲文化。我们现在不得不和一个被激怒的强硬对手斗争。这场斗争必须以另一方的瓦解而告终；达成和解是不可能的。
——陆军将军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第17集团军，1941年11月25日
1942年春天，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官卢乔利（Luciolli），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柏林大使馆工作后返回家乡。他回到罗马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实践他的理念。这个理念的主要内容是促使意大利和德国结盟，借助这个联盟避免意大利卷入战争事务。这个在欧洲范围内实践纳粹新秩序的理念，招致尖锐的批判；这一情况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注意，他认为“很久以来都没有读到如此有意义、眼光如此深远的东西了”。卢乔利发现：
为了给死去的人们和大量被占领区的人们辩护，为了利用他们，为了组织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借此来增强纳粹权力的持久性，并且发展其自卫能力——这些都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围绕着这个计划来吸纳追随者，增强认同感；即便这个计划与德国的现状并非密切契合，也是她（德国）要果断坚持的计划。
德国这个将欧洲社会变为类似金字塔结构的计划，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这个计划本身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德国在面对重建欧洲过程中所遇到问题时的态度。在任何国家，即便是昨天还持明确反对德国态度的国家，都不缺少政治认同，他们都认同从法国大革命时就已经出现、在《凡尔赛和约》中达到顶峰的国际秩序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框架下承诺，民族国家应该赋予这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以更大的空间……因此欧洲等级社会的观念并不被他们接受。但是一些人对于欧洲秩序机械的唯物主义观念，成为影响他们认同德国秩序的因素。按照他们的意愿组织欧洲，就意味着他们有权决定到底有多少矿井应该开工，有多少工人应该被组织起来劳动。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秩序作为基础，那么任何经济秩序都无法有效运行；仅仅允诺给予工人固定的工资，并不足以让比利时和波希米亚的工人工作，必须同时须赋予他们服务整体的观念；使他们明白自己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使得他们对这个整体拥有认同感。
正如卢乔利注意到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人就已经准备好抛弃由英、法、美三国在1918年建立的自由民主的秩序，转而支持一个更为独裁的替代品。但是他们并未同残酷的纳粹帝国主义协商，纳粹将奴隶制重新引入欧洲，除了德国，他们藐视一切国家的诉求。
纳粹的统治和战时一样混乱。希特勒任命的总督们竞相向元首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期引起元首的青睐；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团体和盟友关系。但是在德国智囊团提出的不计其数的蓝图中，有一幅很好地勾画出1938—1945年所实现的新秩序。在20世纪，没有什么事情比欧洲的发展更为重要。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二战”的意义远远超过简单意义上的军事行动和外交协定，而是一场为了欧洲未来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战争。这场历时8年、横跨大洋的战争无比残酷。在这场战争中，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重新发掘了民主的美德。
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没能赢得被希特勒统治的心灵和意识。卢乔利对于德国失败的评价，赢得了其他观察者的认同。一位任职于罗马尼亚的美国记者注意到，当她1940年到达罗马尼亚的时候，她认为“希特勒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能够赢得和平，重建欧洲”。当她“在1941年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离开时”，已经被说服，“无论如何希特勒都无法赢得和平，重建欧洲”。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个新秩序，而希特勒放弃了改良法西斯主义的机会，则是这个新秩序的基础。
希特勒失去的机会
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的观念绝不是反对在德国的独裁领导下重建欧洲。反对继承凡尔赛体系新秩序的观念，成为支持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对德国不信任的情绪，掺杂着对德国经济复苏的崇敬；而对于英国提倡的自由主义，则夹杂着关于“财阀”的怀疑——这些“财阀”提倡维持金本位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欧洲的大萧条，并且无力挽救经济上的颓势。瓦尔德克伯爵夫人（Countess Waldeck）观察到欧洲人已经对民主感到冷漠，民主仅仅在知识上和演讲中赋予人们自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放任人们饿死。我注意到，在欧洲大陆上关注民主，将其视为主要价值并为之奋斗的人口比例不足10%。
在1940年夏天的比利时，民众因为德国的军事胜利的报道使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与此同时，布鲁塞尔的民众则有一种真正的“反议会制的愤怒”情绪。比利时人对德国表现出好感，他们对于战争的最终结束感到欣慰，并且乐观地认为在一个统一的大陆，以及一个经过改革、整合的国内政治体系框架下，国家的经济会重新获得繁荣。比利时工人党领袖德·曼和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的一位近臣在6月28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认为民主的时代已经终结。此处借用他们的一句话：“这个破旧世界的崩溃，对我们而言远非灾难，而是拯救。”1940年夏天，在国王的领导下，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一个独裁政权的方案，它比任何一个民主框架下提出的方案都显得更加“现实”。对于那些迷信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来说，1940年的夏天意味着一个警告。
在荷兰，随着亨德里克·科里京（Hendrik Colijn）攻击“民主的罪恶”，人民对政党政治的厌恶感随之蔓延；科里京曾经担任荷兰总理和保守的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领袖，像德·曼一样，他展望了一个忠于王室、愿意和德国合作政权的前景。斯陶宁自1924年就担任丹麦首相，也是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主张为了欧洲未来的经济福利，丹麦应该和德国合作，并且在丹麦和德国政府之间进行合作。
在《奇怪的战败》（Strange Defeat）中，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探索了法国屈辱的起因——军队高级指挥部并不应该为此负全责，相反，它是由旧势力所统辖的议会制系统的弱点造成的。这个弱点被冷漠的文职人员放大，并且在1936年随着人民阵线的瓦解而崩溃。布洛赫在研究民主的复兴的时候，提出“绝望的资产阶级，改变自己来适应新时代的诉求”的观点，但是在战争初期，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布洛赫这种前瞻性的观点。很多解决法国“堕落”的方案，都是以与纳粹德国联盟为基础的。安德烈·吉德（Andre Gide）认为，接受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德日进[1]安慰自己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的新生，而非一个世界的死亡。”巴黎贝立兹（Berlitz）语言学校的德语班入学人数从1939年的939人，激增到1940年的7 920人；学习德语的人群取代了学习英语的人群，成为这个学校最大的群体。
法国的沦陷在欧洲大陆引起强烈的反响。波兰的一位医生在1940年6月14日下午写道：“这个下午的坏消息比以往的每一天都多，巴黎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两天之后他注意到，从法国传来的消息非常糟糕。人们在情感上被打败了，很多人的希望都破灭了。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在布加勒斯特，瓦尔德克伯爵夫人注意到一种更加积极，或者说更加谨慎的反应。她写道：“法国的失败，意味着民主承诺的解决就业、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劳工动乱、政党的利己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无法兑现。欧洲现在已经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并且开始质疑自己曾经奉行的准则，对于一切事务感到气馁……现在欧洲各国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聪明人，尽管他们并不认同希特勒，但是却认为他很聪明。他让自己的祖国变得强大。为什么不试试这种方式呢？这是1940年夏天欧洲各国的普遍想法。”
这种倾向德国的态度并未持续太久。例如在法国和比利时，这种情绪2～3个月就逆转了，主张合作的人被孤立。1941荷兰联盟被德国贴上“不值得信任”的标签，随即被解散。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国对于德国士兵的行为和德国的武力占领感到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变幻的国际形势相关。不列颠之战开始之后，情况变得愈发明晰——战争将会比人们所预期的更加持久。我们将会看到，欧洲范围内对于边境变化和领土兼并的质疑，也在侵蚀着希特勒新政策的基础。
生活在历史性时代
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积极的。新秩序取代了“垂死时代的守护者”。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他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在进军布拉格之后，希特勒宣称“德国千年的历史证明，德国自己就能够解决中欧秩序崩坏的问题”。西线战争开始之前，他宣称“即将开始的战争，将会决定德意志民族在未来一千年的命运”。戈培尔欢呼“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帝国历史上的天才们，将会建立一个“新欧洲”。当德国的国防军向东部的莫斯科进军时，元首的梦想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将通过一条高速公路，去领略克里米亚的美景，那将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里维埃拉[2]。克里特岛炎热干燥。塞浦路斯很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到达克里米亚。在这条公路的旁边坐落着基辅，还有克罗地亚，这些地方对于游客而言就是天堂。我希望战争结束之后，人们会对新欧洲的秩序欢呼不已”。
1941年，和加莱阿佐·齐亚诺[3]的对话中，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4]预测，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将会保证欧洲一千年的和平”。但是这个见利忘义的意大利人，并没有认同德国人的新秩序。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预言的一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很难让几代人崇拜一个人的成就，即使他是一个天才。里宾特洛甫以让步结束了本次对话，他说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定为一个世纪。”如果不是这个之前做过香槟酒推销员的人提出了疑问，那么希特勒根本不会对他们的梦想有所怀疑。在一次晚饭之后他宣布道：“只要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时间足够长，人们就不会接受异于这种范式的政治形式。”
在柏林，没有任何一个人质疑第三帝国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然而问题依旧存在，即如何最好地利用这种机遇。政治家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统治士兵们从战场上赢得的土地。截至1941年，第三帝国统治的土地范围相当广袤：从北冰洋到撒哈拉沙漠边缘，从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到乌克兰的地带都由德国统治。闪电战带给德国广袤的帝国，一些地方甚至从未出现在希特勒的计划内。
从《我的奋斗》开始，希特勒构建一个更广大的德意志帝国的想法逐渐明晰，这个想法主要集中在东部，大致包括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德国控制的地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们将会终止在南部和西部的扩张，而转向东部地区。”乌克兰将从德国的殖民地变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后花园”。党卫军的传单上这样写道：“被错误开发的黑土地将会成为一个天堂，成为欧洲的加利福尼亚。”
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后宣称，波兰是德国通往东部的通道，以及劳动力的来源——他们会成为供优等民族役使的劳动者。1939年9月，波兰被瓜分，波兰人遭到了残酷迫害，这预示了德国将要采取的措施。那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巴尔干国家，甚至法国的情况如何呢？这些地区并不是希特勒计划中的重点。1939年之后，希特勒不得不对这些地区进行军事承诺。入侵这些原本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外交的压力确保德国控制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瑞典的重要资源。1940年年初，希特勒一直都不想入侵挪威，直到他被说服占领挪威能够规避英国对德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运送矿石的威胁。必须在战争中击败法国，但是它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始终不明确。如果意大利没有入侵希腊，并且要求德国对此做出回应，希腊很可能保持中立。如果不是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轴心国的政府，德国永远不会占领南斯拉夫。
德国对于很多战败国的政策一开始是临时性的，直到战争结束，战败国的命运才得以确定。1940年5月，戈培尔在进攻法国之前强调，关于战争的目的并未经过媒体讨论；战争期间，这个目标被概括为“为了德国人民持久的和平，为德国人争取生存空间”。这个目标反映了纳粹的目的。希特勒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述是切题的：我们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扩张，我们的力量能够达成任何愿望。
1940年夏天，尽管德国的国防军和外交部都希望和法国达成和约，但是希特勒摒弃了这个想法。在荷兰的德国将军们预测，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将被重新赋予独立的地位，并且赋予它的人民以平民的角色。然而，一方面德军被荷兰人的亲和力吸引，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重塑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因此德国兼并了荷兰，而希特勒并没有明确地反对。
德国兼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片领土的行为，震惊了西方的评论家们。从兼并中寻求安慰，认为他们的国家在兼并后会得到尊重，国家的主权会得以归还。但是如果没有签订实实在在的和平条约，这些人并不相信德国频繁的声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曾经和希特勒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对话。维德孔·吉斯林[5]曾三次向希特勒提及这一话题，在最后一次他被告知，元首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德国的外交部和国防军曾经向政府建议赋予占领区以自治权，但这一做法并未获得成功，就像在法国和1941年之后的爱沙尼亚那样。
关于和平的安排遥遥无期，第三帝国的覆盖区更像是一个临时占领区。有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特定的国家被肢解，他们的国家认同被压制。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就处于这种状况；这些国家的名称被从地图上抹去。1940年夏天，戈培尔说：“将来我们不会再沿用‘波兰被占领土总督府’这个名称，而是简化为‘总督府’，正如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地区所出现的状况一样——这个地区现在被称为保护国，名称能够很好地体现出这个地区的状况。这些地区民众的义务，就是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加简单。”卢森堡（Luxembourg）在被并入第三帝国之后，称为“大公国”（Grand Duchy），卢森堡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被取消了。这些国家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就像它们不确定的命运一样。
德国之前的惯例，是在这些地区任命军事或者文职官员，来统领现行的行政体系。但是，接踵而至的战争使得第三帝国的官僚系统非常混乱，这些被占领地区成为封地，各个部门都争相统辖占领区的民众，各地的统治成效也不尽相同。在这些占领区中，丹麦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公共秩序，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并没有因为被占领而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国王和议会仍旧可以行使权力，并且在国家被占领之初享受着主权，至少这种主权是理论上的：不到100个德国人控制着整个国家；在法国、希腊、保护国（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塞尔维亚和挪威，傀儡政府与占领者合作，以此作为主权问题的遮羞布。在荷兰，帝国文职委员会通过秘书处统治这个国家，而在比利时，则由军人对当地的事务负责。而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在名义上拥有独立的政府，但这些政府实则是按照德国的意愿而设立的。轴心国的附庸——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则拥有相对自由的空间。
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给了希特勒灵感。希特勒曾经承认，自己非常钦佩大英帝国的统治模式。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希特勒不断思考的图景，是英国如何通过有限的人手统治印度次大陆的；于他而言，乌克兰就是那个“新的印度帝国”，它的东部边界将会成为德国的西北边界，德国的军官们将会在那里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将雅利安种族的尚武传统传递下去。但是元首却对英国的统治技巧知之甚少，他不断地批评英国在种族问题上模糊的态度，以及赋予地方一定程度自治权的做法。
在德军到处进军之时，将乌克兰和德国的模式比作印度之于英国的言论却仅在公开场合出现过一次。1941年10月，著名的广播评论家汉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播报一场看似已经到手的对苏联军队的胜利。他告诉国外的媒体，战争的结果已经确定，他进而描绘出德国的政治蓝图：在德国的领导下，欧洲将会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德意志民族必须持有“欧洲帝国的观念”，并且准备参照英国在印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东部继续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作为这个帝国的主体，对于被占领区人们的话语不仅应该更加自由，而且应该更加冷酷。当然，一些卑劣的国家会根据他们自己特殊的诉求，来阻碍欧洲的和平——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更应该明晰我们在欧洲的任务”。
这种尖锐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的批判。例如卡尔·施密特就提出，被占领区形成了德国自己的空间。他写道，正如奉行不干预理念的门罗主义[6]在西半球取得了统治地位一样，德国赢得了统治欧洲的权力。总之，它获得了以新秩序统治这个地区的权力，旧的国际法体系和它的主张，连同它所强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应该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法令”取代。按照施密特的想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担现代宪政国家的重量。
施密特主张在现代世界中需要“一个高度组织的机构”和“自愿的原则”，而完全脱离了自由主义的观念——正如国际联盟曾经强调的主权和司法平等。纳粹在荷兰的统治者和督政府都公开地暗示，“完全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中立的态度也已经不被认可，一位评论员说道：
我们该如何看待对大国保持中立态度的独立小国呢？中立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欧洲大陆秩序的危机，它不仅标志着旧制度和旧帝国的崩溃，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小国成为牺牲品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带着希望屈服，还是彻底放弃希望而屈服。
卢乔利进而正确地阐述了德国等级政治的概念。只有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之下，欧洲才能号称统治全世界。对于希特勒而言，绝对不允许将权力移交给“劣等”的种族，他们只能代表软弱，而非力量。德意志种族的优势地位必须在每一个领域得到保障，尽管有的时候会产生荒谬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布拉格以5∶1击败德国队之后，戈培尔暗示道：“和殖民地的劣等人比赛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赫尔安排的重赛是绝无可能的。”即便是意大利这个德国制定新秩序中的伙伴，也遭到同样的待遇；官方关于同国外劳工联系的法令明确表明，“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关系不受欢迎”。
在政治层面，重复这种态度意味着伤害德国的盟友。像卢乔利强调的那样，在1939年欧洲各国普遍对凡尔赛体系不满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合作作为一个政治计划会有失败的可能。而现在，在创立了这个概念的法国，我们很难记起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赖伐尔（Laval）和贝当将合作视为两个帝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以这种方式换取法国的主权。希特勒支持这种想法。
希特勒非常警惕那些自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果他们不受欢迎，那么他们将会影响行政体系的效率；如果受欢迎，他们会成为一种威胁。吉斯林在德军入侵挪威的时候攫取了权力，但是一周之后，他就被踢出权力的核心。比利时的德格勒尔（Degrelle）和荷兰的穆塞特（Mussert）也遭到了冷遇。他们被授权招募无知的、绝望的年轻人，在东线替德军战斗；但是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职业的公职人员手中。罗伯特·巴西拉齐（Robert Brasillach），这位纳粹在法国的合作者，对于现状感到失望，他在1943年8月绝望地总结道：“这不再是法西斯的欧洲。”
德格勒尔和穆塞特的民族，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德国天然的合作人。吉斯林宣称：“为了使挪威成为亲德的国家，挪威首先要显示更强的民族性。”穆塞特起草了一份德意志人民联盟（League of Germanic Peoples）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但是各成员国（德国、北欧国家、大尼德兰地区）拥有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各自的军事力量。很难想象这个计划能够获得希特勒的青睐。1941年6月30日，年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柏林进行大规模的游行，宣扬他们在利沃夫提出的《乌克兰国家宣言》，两周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被逮捕，这次运动也遭到了破坏。希特勒的帝国主义和威廉二世的大不相同。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之后，威廉二世支持保罗·斯科罗帕德斯基（Paul Skoropadsky），他同时也支持独裁的政权。但是威廉支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来管理占领地区，尽管这种统治是在皇帝的名义之下。希特勒拒绝了这种方式，他坚持：“任何可能在将来导致占领区独立、自治的方案，都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新欧洲秩序”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必须反映德国的秩序。尽管大多数的德国侵略者依旧支持欧洲主义，但是对于希特勒而言，他相信只有德国，或者更准确地讲，只有德意志民族才能够充分地体现这种新秩序。在入侵苏联之后，德国公开宣扬这是一场“欧洲的圣战”：一曲新的“欧洲之歌”已经奏响，并且配上“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欧洲阵线”这样的标语；1941年11月底，德国进一步宣称“尽管会处于动乱、斗争和痛苦之中，但是欧洲联邦最终将会实现”。然而，被占领区人民的经历，与这种标语宣传的内容截然相反，而且在德国境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元首的计划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德国开始认真地寻找盟友，但是为时已晚。纳粹的法理学宣称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实际上纳粹却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无法说服任何人，对于那些能够明辨政策是非的人更是如此。在东欧，苏联红军前进的地区，就会使得反共产主义成为潜在政治斗争的导火索，而在戈培尔所到之处，纳粹的种族主义也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在西欧，超出苏联的势力范围，反共产主义似乎没有产生过多的影响。只有在希腊以及塞尔维亚和意大利北部，共产主义对于国内的民主是一种威胁，甚至可能导致内战。随着德国势力的后撤，它给占领地区留下的仅仅是自相残杀的痛苦回忆。1944年，欧洲已经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但是这种状况尚不足以拯救希特勒的帝国。
组建欧洲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述的仅仅是纳粹的观点，它属于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德国的区域共同体观念，能够很好地反映德国的门罗主义——它以德国作为这个区域经济体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念不仅仅在于恢复战后的共同市场。“新秩序”被第三帝国经济部门中年轻的专家们推崇，其中包括和西欧的经济合并，以及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1940年夏天，德国的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提出了这样的计划。戈林，这位在纳粹建立过程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讨论了在德国的主导下实现欧洲跨国投资的可能性。其他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巴尔干半岛，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渗透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加强。1939年和1940年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经济协定，使得这两个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赫尔曼·诺伊巴赫（Hermann Neubacher），这位随后成为希特勒在东南欧全权代表的人，在1940年夏天满怀信心地向美国记者阐述了战后欧洲的光明前景：“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机构，将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共同体的第一步，这个经济体将取代各国联合的经济联合体。一个相关的计划，将规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生产。”在这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共同体计划中，美国和英国被排除在外，欧洲将实现自给自足的模式。以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经济政策为蓝本，易货贸易和计划经济将取代战后凡尔赛体系的金本位和自由贸易，成为欧洲的主要经济形式。
1939年前后，将欧洲组建成为一个庞大大陆经济体的观念被广泛讨论，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欧洲政治前景的讨论。然而，在战争开始的前三年，这样的理念几乎对德国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实质影响。闪电战的指导思想，同在占领区攫取战略资源的提议大相径庭。直到全面战争爆发之后，经济合并的思想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积极性。
但是纳粹认为，国际贸易和自由主义原则没有任何相似性，尤其是自由主义强调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互惠互利。纳粹有时会宣称德国的盟友能够通过和它的经济合作获得利益：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下，欧洲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为服务德国。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欧洲经济的繁荣才能实现。正如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发现的那样，摆脱了英国经济专制的同时，自己又陷入了德国的束缚中。
这种狭隘的经济观点，在战争中尤为盛行。绝望的戈林和施佩尔[7]促进了军工产量的增长，希特勒非常不愿意看到帝国内部生活标准的崩溃。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1918年的崩溃再度上演。他相信国内的崩溃会导致军事的失败。纳粹政权严格地将粮食消耗控制在战前水平，并且不鼓励妇女进入工厂工作。希特勒明白，民众并不希望战争被无休止地扩大，而且政党必须关注民众的不满情绪。他通过削减消费品的产量，来检验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度，而这种方法是非常冒险的。欧洲的经济资源能够帮助希特勒摆脱这种困境。
随着纳粹的军队入侵一个又一个国家，一批经济专家、个体商人和特殊机构接管了占领区的企业，征用犹太人的财富，并且和当地主要的企业家们建立了联系。德国的国防军，以及其他独裁机构，向占领地区征收“占领开支”，并且籍没占领地区的战略物资，从黄麻到自行车，都是德军征收的目标。这些物资大部分被德军消耗，或者运送回国内，成为新兵的装备。在“一战”期间，德军在巴尔干的部队需要从国家获取粮食，而现在他们需要将食物运回国内。
这些政策的影响，随着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纳粹保护国以及西北欧地区的工业经济，使用现有的机器进行生产，进而供给德军，这一政策很快取代了实物征收。而雅利安化的犹太企业则处于纳粹的直接控制之下，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企业。然而，非犹太的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也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方式，中欧大多数的重工业和矿业通过一种“合法化偷窃”的方式，并入了“赫尔曼·戈林帝国船厂股份公司”（Reichswerke AG ‘Hermann Goring’）。法国四分之三的铁矿石流入了德国，比利时半数以上的铁矿石是按照德国的需求生产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工产量对于战争的进程至关重要。通过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布局，德国获得了自己所需的资源。
讽刺的是，纳粹的经济政策在这些地区的施行状况，远比在本国东部地区的施行效果要好。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构想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戈林这位1942年之前德国经济的主导者，接受了西欧开发本地资源的状况，在东部推行“掠夺式”的经济政策，直到遇到了波兰和乌克兰政党与军事领袖的抵抗，因为这些人将收拾掠夺过后的残破局面。
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俄国和巴尔干半岛，德国的征用政策很快导致了相应的恶果。农民不再为了市场需求而生产，剩余的产品消失了，在这些地区的城市居民很快便遭遇了饥荒。1941年4月，在德军入侵希腊仅仅一个月之后，那里的观察员们就遇到了饥荒。他们是正确的：在德军入侵的第一个冬天，大约有10万希腊人死于饥饿。而德国在东部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坏的恶果了。德军在入侵苏联前一个月的一份报告中称：“这一地区有上千万的冗余人口，这些人抑或死亡，抑或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这些计划用于对这些饥饿人口所在的黑土地区展开救援，将会满足欧洲的粮食需求。”随着反抗德国统治的游击战争招致德国残酷的镇压，乡村生活变得极不安定。因此有效利用乌克兰黑土地的计划，在战争中被无限期搁置了。
然而戈林和纳粹党都主张直接利用当地的劳动人口。罗森贝格主要负责施行德国在东部的政策，他选择支持亲德反俄的民族主义团体。如果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这种方法将会非常奏效，尽管这种方法遭到了罗森贝格副手的反对。普鲁士总理库贝（Kube）向白俄罗斯人允诺道：“没有无意义的议会，没有虚伪的民主。”德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是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他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科赫说道：“我将从这个国家拿走最后一件东西。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传播幸福，而是为了帮助元首。”乌克兰人是一群“下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遭到了科赫的蔑视。
他的属下预见到了结果。一位管理者反对道：“如果我们射杀犹太人、清理战俘、令大部分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并且使一部分农民因饥荒而死亡……那么还有谁能在这里为我们从事经济生产呢？”占领之初，乌克兰的农民将德国人视为解放者。如果希特勒采纳了罗森贝格和其他人的建议，允许集体农场私有化，那么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将会上升，而非下降。但是希特勒并未这样做，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也从未完全体现它的价值。1941年冬天，从乌克兰到加利西亚都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在戈林改变想法之后，东部实现了工业的复兴，但是这已经不足以赢回失望的人们。1943年，乌克兰的很多农民都开始心向苏联，他们提出“一个不好的生母，总好过一个继母，因为这个继母一直在向我们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罗森贝格认为他的属下科赫已经“毁灭了一个很好的政治机会”。德国人只在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施行了较为温和的政策，这暗示了战争存在另外一种结局的可能性。
全面战争
1942年1月，一位军事经济专家写道：“闪电战已经结束了。从经济层面而言，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究竟应该优先重建哪个领域是一个重要大问题。”1941年冬天，德国领导下的经济必须满足全面战争的需要。正如米尔沃德（Milward）关注的那样，这宣告着纳粹党建立一个新欧洲计划的失败，同时也宣告着戈林主导的关于军工生产的四年计划的失败；为了挽救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次经济关系上的深刻变革，并且完善自1936年以来庞大的军备计划。
德国需要更加迅猛地开发附属国了。深得希特勒信赖的建筑师施佩尔开始管理军事生产。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被要求征召数百万人为帝国服务。那个冬天，约300万苏联俘虏被杀害，而现在帝国统治者意识到他们缺乏大量的劳动力。正如一位官员在1942年2月观察到的那样，“目前困扰我们的劳动力部署问题不会持续下去，因为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制订大规模雇用苏联俘虏的计划。现在有390万苏联俘虏可供使用，劳动力缺口仅有110万”。
实际上帝国早已开始依靠外国劳动力：1940年夏天，70万名波兰人被当作劳动力征用；第二年又增加了210万平民和120万战俘。然而，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满足缺口。从1942年开始，绍克尔从欧洲大陆掳掠来的劳动力就达上百万。他惯用的暴力方式招致了大量针对德国统治的反抗和起义。1942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绘制了一张图表，揭示了德国是如何从欧洲大陆掳掠劳动力的：
男人和女人，包括15岁以上的青年，在露天市场和村庄的庆祝仪式中被拉到大街上，然后被运走。因此，居民都感到恐惧，他们都躲在屋子里，拒绝出门……鞭笞被用作掳掠劳动力过程中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在10月之后，我们烧毁了整个村庄和全部的种子，以此来报复当地人不执行我们命令的行为。他们不愿意充当可供驱使的劳动力资源。
1943年4月，绍克尔在华沙征用劳动力机构的官员在其办公室被枪杀，接下来一个月，迅速壮大的反抗力量使得德国在西欧强征劳动力的行为逐渐缓和下来。
即便是这样，对于德国的战争而言，外国劳动力依旧非常重要。1942年年初，戈林的帝国斯柯达工厂有60万员工，其中80%～90%是外国劳工和战俘；其他经济领域的状况也非常相似。截至1944年，帝国大约有800万外国劳工，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劳工；而其他200万劳工则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工人在农场耕种，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存在。1944年11月，他们已经占到德国军工产业劳动力的1/3，占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劳动力比例的1/4。他们的存在为德国的人口提供了保护，使得帝国不必制定繁复的国内劳动政策，尤其是可能将德国的家庭主妇推向带薪工作的境地。一位研究纳粹劳工的学者写道：“我们到底还需要多少其他种族的劳动力，来抵消将德国妇女推向工作岗位而带来的危害？”
绍克尔在欧洲大陆掳掠劳动力的计划增强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但是却对其他地区造成了伤害。由于害怕随时可能到来的围捕以及被送到第三帝国充当劳工，很多占领区的男性劳动力都辞去工作，躲了起来。地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劳动力不被征用，警察也选择性失明。法国的反对纳粹游击队（Maquis）和希腊抵抗力量的增强，与绍克尔征用劳动力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尝试说服他们改变政策。他们中职位最高的是施佩尔，他是第三帝国的战时生产部部长。
和绍克尔不同，施佩尔相信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业经济合作能够有效提高帝国的战争能力。但是如果因为掳掠劳动力而与外国政府及商人结怨的话，那么掳掠劳动力的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将阻碍生产，使各国滋生对德国的抵触情绪。在法国，绍克尔的政策使法国的拉瓦勒陷入绝境，法国总理抱怨说：“这不是联合，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是一种牺牲，而从德国的角度而言，这是强迫。”施佩尔提出，恢复各国之间合作的政策是基于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不能单纯从政治自豪感上进行考量。
施佩尔设想了生产的合理化，将整个西北欧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这和之前靠警察力量进行强制征用的德国经济政策完全不同，而之前的德国经济政策随着绍克尔掳掠整个欧洲劳动力的行为而达到顶点。施佩尔提出的是一个冷静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明显的计划，这个计划更倾向于经济的计划性，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商业发展，而非掠夺欧洲的人力和物力。对于施佩尔而言，要创造一个覆盖全欧洲的军工企业，保护帝国之外的工业经济是非常必要的；更进一步讲，要确保这些地区拥有充足的技术人员和态度积极的劳动力。
施佩尔在波兰和乌克兰建立军工产业的努力，改变了之前对这些地区的劫掠性的经济政策。但是在法国，施佩尔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设法阻止了绍克尔掳掠劳动力的计划，并且与当地的技术专家们达成了谅解。他们允许由计划委员会安排工业产出，而非将工业产出作为掠夺的目标。在对绍克尔的批评声中，施佩尔坚称：“如果说我在法国调用了100万人，那是非常愚蠢的，我在那里的劳工减少了200万人，在德国增加了5万到10万人。”现在不仅是工业产品，甚至连消费品也涌入了帝国。1943年秋天，法国40%～50%的工业产出被用于满足德国的计划。基于这一点，施佩尔考虑建立煤炭、汽车、铝和其他产品的大型工业集团，这些集团可以在整个欧洲的免税区试行。
这样的观点使施佩尔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工业布局领域的先驱，他将引领欧洲的煤炭和钢铁共同体，进而形成共同市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并且和战后那些反纳粹抵抗组织的机构同样具有合理性。但是实际情况是，纳粹的新秩序并不是一个以共同市场为第一目标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方面来说，施佩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意识到希特勒在占领区所施行的原始经济方式是无法赢得一场现代化、高度工业化的战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也受到了蒙蔽，他认为没有希特勒的政治，第三帝国将荡然无存。换言之，施佩尔的观点是视商业高于政治冲突的，这和1945年之后的状况惊人地相似；但是这样的理念无法在希特勒的欧洲实践。希特勒本人限制了施佩尔的计划，他从来没放弃过对绍克尔的支持：合理性战胜意识形态只是暂时的状态。
如果欧洲不是“有组织的”，那么这将归咎于“组织者”和“组织”的概念。哲学家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他暗中观察到，纳粹推行的制度，其本质是潜在的民族主义。纳粹的原则不是一种价值自由、管理有效的意识形态，相反，它视“劣等民族”的经济为日耳曼经济共同体的附属。因此，经济无法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最终，种族成为欧洲大陆真正的“组织”原则。
作为种族整体的欧洲
希特勒在1941年8月评论道：“欧洲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整体，它是一个种族的整体。”国际联盟曾经试图将少数民族安置在他们的居住地，并且通过国际法保证他们的稳定；相反，希特勒没有法律信仰，他希望通过彻底迁徙人口来维持稳定。在实现种族目标的过程中，各民族被重新布局，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乡，定居在几百英里外的陌生环境中；有的甚至被遗弃、投入集中营，甚至濒临死亡。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二战”同“一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18年，威廉二世的帝国希望以德国文化同化其他国家，并遵循这个目标发动了战争；而德国于1939年发动的战争则是以人类种族主义为目标。
这种由国家发起的大规模屠杀和文化灭绝催生了一个新的概念：种族灭绝。1944年，一位波兰裔的犹太学者在其著作《轴心国在欧洲的占领》（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中首次引入这个概念。战争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联合国的《惩治种族屠杀行为公约》、阿道夫·艾希曼[8]的审判和新媒体的兴趣点，以及人们熟知的大屠杀，使得人们逐渐明白“二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种族战争。然而，“二战”经常被视为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实际上，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出自一系列更为宽泛的种族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纳粹政权寻求通过战争“解决”这些问题。
纳粹占领欧洲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欧洲大陆的范围内扩大种族福利的范畴，换言之，就是以警察力量镇压“不受欢迎的民族”，以及通过政策保证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一方面，欧洲的新秩序包括遏制有威胁的民族，例如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乌克兰人，以及存在于帝国内部的“劣等种族”；另一方面，新秩序包括保障德意志利益的宏大计划。这意味着，为1 000万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的民众——居住在第三帝国境外讲德语的人——提供安置和福利。驱逐和殖民化，灭绝和社会供应是纳粹帝国的两个极端。
但是战争不仅仅拓宽了纳粹种族政策的波及范围，并且同时使得这种政策更加激进化和复杂化。战争是一剂催化剂。对于希特勒而言，20世纪30年代末在蒂罗尔（Tyrol）南部地区首次重新安置德意志人的行为，最初是一个外交需要；而在1939年10月之后，这种行为在希姆莱（Himmler）的手中成为重塑东欧少数民族的序曲。随着第三帝国疆域的变化和前景的改变，帝国重新安置的人口目标经过了数次变化。同样变化的还有纳粹针对“不受欢迎种族”的政策。随着战争的推进，纳粹的政策进入了未知的水域。德国关于“犹太问题”的困境最初出现在波兰，然后是西欧，最后是德国占领下的大部分苏联领土。与“扭曲的奥斯维辛道路”一样罪恶的，是1940年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欧洲的犹太人通过船被运送至此岛）、塞尔维亚使用的死亡货车，以及乌克兰和切姆诺在纳粹占领之前就在死亡集中营里大量屠杀犹太人。
与种族机构的扩张和激进化相伴随的，是纳粹党卫军的迅速发展。在合并了海德里希（Heydrich）的帝国保安总局（RSHA）之后，希姆莱在广大占领区扩大了其警察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影响。于1934年创立的集中营帝国，人数从1939年的2.5万人扩展到1945年的71.4万人，并且设立了经济管理总局（WVHA）来管理这些集中营。1939年之前并不存在死亡集中营，但是在1942年，已经有上百万人在死亡集中营被屠杀。德国的殖民者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倒霉的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逐渐担负起“德意志自由联合帝国委员会”（RKFDV）的职责，后者在1939年10月建立。它将超过100万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离他们的家，建立了数百个移民安置营。在东欧，这些安置营容纳了超过40万德意志人。战争将党卫军变成了和苏联国家机器类似的组织，它们都掌握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命运。
以种族观念为核心是希特勒的帝国和斯大林帝国的根本区别。拥有改变整个大陆人口结构的权力的希姆莱和党卫军，不得不面对生物种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德国种族政策不断变化的两难境地。首先，德国的定位是什么？应该像1941年之前那样，将目光集中到国内？还是像其中世纪的祖先那样，向东部扩张？作为“优等民族”，他们应该通知斯拉夫—希洛人配备数以千计的农奴？还是应该像《血和土》（Blutund Boden）中提出的那样成为雅利安种族延续性的担保人？德意志少数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确认，通过语言、外观还是谱系？在战争期间这些激烈的讨论在纳粹官僚机构内部一直存在。至于“劣等种族”，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还是生物角度的威胁从而应该被灭绝？这是希特勒新秩序思想下，施行大规模种族隔离制度的困境。
种族战争（1）：波兰，1939—1941
《凡尔赛和约》解决东欧少数民族的方法在慕尼黑宣布破产，当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秘密向意大利人承诺，南蒂罗尔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可以被重新安置在帝国之内。随着兼并苏台德地区，这个承诺结束了少数民族合约的时代，同时开启了另外一个以残忍方式处理少数民族争端的时代。法律保障被强制的人口迁徙取代，就像15年前希腊和土耳其相互交换人口那样。
最开始，这样的政策意味着将大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往帝国的内部——就像希特勒在1938年为了获得意大利的支持而承诺将南蒂罗尔地区8万名德意志少数民族迁往帝国那样——以及为了在1939—1940年赢得苏联的支持，牺牲巴尔干国家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团体。1939年10月，党卫军被授予负责遣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大约7.5万名德意志少数民族人员；接下来一个月，一个德国和苏联的协定规定将12.8万名苏联新占领波兰领土上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员迁往德国。几周之内，这些人涌入了德国，并且占领了之前波兰的领土，德国面临着在哪里安置以及如何安置这些人的难题。
希特勒最初想要把移民安置问题视为纳粹党的任务，随后希姆莱成功劝说希特勒将这个任务交给党卫军。1940年年初，他组建了“德意志自由联合帝国委员会”来负责组织疏散、种族筛选和收容营的建立。委员会托管了巴尔干国家中德意志人留下的财产，并且承担起为这些安置人口寻找新财产的任务。后者包括通过占领当地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将其分给安置人口的行为。
1939年到1941年间，委员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波兰，之后其触角伸到了西部的瓦尔特高（Warthegau）和但泽，这些领土新并入帝国，波兰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像殖民地一样被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统治。希姆莱计划在德意志民主和“劣等民族”之间划分一条明显的界限。德意志少数民族被迁入新的西部领土，而当地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则被驱赶至东部波兰总督府统治的区域，这些地区被视为专门为“劣等民族”而保留。
然而这样一个计划困扰着其他纳粹官员。首先，它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在被兼并的领土内，驱赶波兰农民和犹太工匠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波兰总督府也不情愿接收大量贫穷的、流离失所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这样的景象将德国的计划变得不再现实，德国原计划将波兰总督府变成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对种族主义的执着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将希姆莱、党卫军和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置于汉斯·弗兰克和戈林的对立面，后者是德国经济利益的主要发言人。
在冲突悬而未决之际，德国与苏联的进一步协定达成了，“返回祖国”的呼唤导致约5万名立陶宛德意志人、13万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德意志人迁入德国。1941年夏天，在入侵苏联前夕，德意志自由联合帝国委员会在波兰安置了超过20万人口，大部分人被安置在了抢夺来的农庄。另外约27.5万名移民依旧在数以百计的移民安置营，他们等待被筛选，然后通往新的生活。大约10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被驱逐。超过一半的商业机构被帝国接管。波兰总督府统治的地方，犹太人口迅速上升至165万，这些新迁入的人大多聚集在疾病横行的贫民区以及劳工营之内。弗兰克派遣了60万～70万的波兰工人为第三帝国服务。
对于那些在德意志自由联合帝国委员会主导下迁入德国的德意志人，纳粹党和其他的机构进行了全面的照顾，并且由衷地欢迎他们——他们成为帝国福利计划的一部分。一位美国记者参观了罗马尼亚的加拉茨（Galatz）营地，这个营地建于1940年年末，旨在迎合遣返比萨拉比亚的德意志人的目标。这位美国记者描写道：
老年人安详地躺在阳光下的长椅上……妇女们的头上戴着写有德语的头巾，她们在河谷中一边洗衣服一边悠闲地聊天；而其他的妇女则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做着别的事情。年轻人边走边唱，在党卫军和德意志人的注视下高呼万岁……这里的婴儿和儿童比加拿大法语区的更多，他们在幼儿园老师的照顾下自由地玩耍，这些老师主要是来自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女孩儿，她们在这里进行志愿服务工作。不时地会有年轻的党卫军军官亲切地将孩子们扛在肩头，或者放在腿上……
对于那些被从祖先的土地上驱赶出来的难民而言，这样的传言令他们感到惊奇。他们不知道何时能重新安定，也不知道新的家园在哪里。他们的直接未来是被送往集中营，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也没有确定。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没有后悔，相反，他们对元首统治下的德国充满了无限的信心。这些殖民者的后裔讲着席勒时代符腾堡（Wuerttemberg）地区过时的德语，重新回到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前往那些允诺给他们的土地……不得不承认，激起他们如此狂热的信仰，是希特勒本人的巨大成功。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这种成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保护性措施此刻正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展现自己。
尽管对于这些难民而言，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影响同等重要，但是第三帝国仍旧专注于种族福利，将理想主义、金钱和精力都花在了重新安置德意志人口的进程上。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背井离乡：有很多人并不愿意离开，而已经迁移的人则表示他们想要回家。不幸的洛兰人（Lorrainers）不愿意定居在加利西亚，不愿满足希姆莱的种族实验；拉脱维亚的德意志人希望回到家乡，但是此时巴尔干国家已经被德国国防军占领；在雅典之外的德意志人，其巴伐利亚祖先在一个世纪以前和奥托国王一起定居在那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帕绍（Passua）的营地中，他们抱怨道：“我们不喜欢待在德国，我们想要返回希腊。”但是德国少女联盟（BDM）的热情少女平复了他们不满的情绪，少女们整理好了农场迎接他们，并且照顾他们的孩子。几千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被“神秘的东部”吸引，而陆军的兵役制则帮助这些人在新的环境中安定下来。
然而，德国人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西部领土，在预先没有收到任何警告的前提下，不幸的“劣等民族”遭到了党卫军的驱逐。党卫军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的手提行李和金钱，禁止大量携带财物。他们被驱赶至最近的火车站，或者被遗弃在露天旷野上。没有任何措施来保障他们未来的福利。为了削弱甚至瓦解波兰的抵抗力量，希特勒展开了所谓的“整治清理”（political housing-cleaning）运动，知识分子和其他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的群体都成了党卫军警察队伍猎杀的目标。例如，克拉科夫大学的教员在1939年11月被大批流放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在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到了杀害。1940年，作为对他们袭击德意志人的代价，大量村庄被焚毁，数以百计的平民被杀害，这种杀戮的模式很快延伸到整个东欧地区。1940年夏天的“AB行动”（AB Action）使得另外3 000名知名人士遭到逮捕和杀害。德国政府则保证这些行为免于被诉讼。7月12日，一位波兰医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卢布林地区又处决了40个人，这是一个坏消息……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两天之后，在获悉德国的林业部门杀害了一名波兰男孩儿仍逍遥法外后，他悲哀地写道：“德国人枪杀波兰人和犹太人是合法的。”
令波兰人感到绝望的是，在苏联红军于1939—1941年占领的波兰东部区域，苏联红军的行径比德国纳粹更加野蛮。他们也全面展开强制性的安置行动，死于苏联红军之手的波兰人也多达数十万。死亡人数甚至超过死于德国纳粹之手的数量。但是，纳粹的种族征服战争很快便取代了共产主义，并着手发动一场浩大的“灭绝战争”。用来处理波兰人的精神病院已经建立，并且投入使用。党卫军射杀了这些波兰犯人，来为军营清理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安乐死项目被引入占领区。波兰的犹太人境遇同样堪忧。西部领土的流放计划，对于波兰人和犹太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所有人都驱离住所，因为这些区域是德国政府预留给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但是党卫军通过骷髅军团和帝国保安部的别动队集中处决上了年纪的犹太人、焚毁犹太教堂、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卢布林地区成为被驱离西部的数十万犹太人的“流放地”。
19世纪波兰的德意志化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语言和文化将德意志的价值观逐渐传递给民众。但是相反，纳粹的政策则是通过驱逐、隔离，乃至灭绝来实现的。被占领的土地以最快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德意志化。希特勒告诉地方官员，将在10年之内完成德意志化的进程。德语取代波兰语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城市被重新命名：罗兹（Lodz）被重新命名为里兹曼斯塔特（Litzmannstadt），波兹南（Poznan）被改为波森（Posen）。即便在波兰总督府，相似的进程也在实施。克鲁科夫斯基（Klukowski）发现“比尔哥拉治（Bilgoraj）的德语标志越来越多。所有的新标志都是德语的”。
德意志化包括一个完全成熟的文化否定政策。为了配合“精神绝育”政策，波兰的大学被强制关闭，只有基本的教育和职业教育被允许。在1940年5月解释德国的教育政策时，希姆莱说道：“学校唯一的目标应该是：最多能够计算500之内的算术，写自己的名字，服从德国，以及诚实、勤劳和优秀。我不认为阅读有必要。东部将仅拥有这样的学校。”
除了在文化之间做出明显的比较，党卫军还希望从“没有价值”的人口中筛选“有价值”的种族。但是在东欧的民族混居社会，从斯拉夫人中筛选德意志人的过程中，非科学的生物种族主义提供的指导并不完善，筛选的程序既是严格的，也是随意的。一位纳粹的官员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他被错误地当作数百个被筛选掉的捷克人之一，在他证明自己身份之前他被划归为没有价值的种族。此时，数以千计的家庭为了保护有价值种族的目的而被拆散，数十万的妇女被认为具有德意志化的潜质而被送往帝国，她们通过为德国家庭服务来学习德国的家庭事务。最终，筛选的过程被扩展到集中营，用以选择具有德意志特色的蓝眼睛、黄头发的奴隶劳动力来充实日渐枯竭的德意志人口。
对于犹太人口，就没有这样的减压阀。犹太文化是迎接“历史性的死亡”，其文化也仅存于回忆中。帝国的首要意识形态理论家罗森贝格，派遣了一批士兵、生物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社区搜寻犹太文化财富。这些文化财富的目的地是法兰克福，希特勒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纳粹理论家研究中心。1943年，一位纳粹管理人员夸耀道：“在欧洲的新秩序中，关于犹太问题的资料中心将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无论是在欧洲范围内，还是世界范围内。”
种族战争（2）：灭绝战争，1941—1945
纳粹政策针对犹太人的残忍是在整个东欧种族重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希姆莱在之前波兰的领土上的种族隔离计划和其他纳粹官员的想法相冲突，因此将波兰总督府作为犹太“预留地”的想法被废弃了。希特勒本人在1940年3月意识到将数百万的犹太人迁移到卢布林地区并不容易。在政策的真空期，德国入侵法国给了希姆莱新的机会，在1940年5月他向希特勒提出了解决纳粹种族政策困境的新方法。
在《对待东部外来人口的几点思考》（Some Thoughts On the Treatment of Alien Population In the East）中，希姆莱建议整个波兰的人口应该进行筛选：“有价值”的种族应该被送往第三帝国，其余的则丢给波兰总督府，作为帝国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力量。在谈到犹太人时，希姆莱发现：“通过可能的大量移民，将犹太人迁往非洲殖民地或是其他地方，以期完全清除犹太人这一概念。”整个备忘录为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希姆莱仅仅这样反驳：“如果一个人拒绝布尔什维克的从肉体上灭绝的方法，那么无论每一个个案如何的残忍和悲惨，这依旧是最温和、最有效的方法。”
在战胜法国之后，德国从其手中获得了马达加斯加，几个月之后“马达加斯加计划”被严格执行。然而，这个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法国和英国相继战败，但是英国并未显现出失败的迹象，“马达加斯加计划”逐渐淡出了德国人的视线。汉斯·弗兰克拒绝接受大量犹太人的想法不得不屈从于希特勒的命令。但是就像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提醒我们的那样，此时德国“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目的依旧是“将犹太人驱赶至德意志影响范围的最远端”。改变这一政策的主要诱因是入侵苏联，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的激化。1940年德国大约屠杀了10万名犹太人；而转年屠杀的犹太人则超过了100万。随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战争发生了改变：它逐渐演变为一场灭绝战争，一场灭绝“犹太—布尔什维克”（Judaeo-Bolshevik）敌人的战争；作战计划和军事命令中都包含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内容。
在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初阶段，德国军队和党卫军显示出了灭绝战争的恐怖特征。前线部队在新命令下枪杀被俘虏的苏军政委，借此挑衅国际法。德国国防军的高层对此并未表示反对。随着越来越多的苏联俘虏落入德军手中，苏联俘虏和前几年法军与比利时军的俘虏待遇大不相同。他们被饿死或者被驱赶至旷野，直到“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动物的骨架”。6个月之内，有超过200万的苏联俘虏被饿死。
前线不断向东推进，这也导致了数百万平民的死亡。紧随前线作战部队的是海德里希的别动队，别动队队员受帝国保安部的指挥去搜寻犹太人、游击队员和共产主义分子。他们的受害者主要是各个年龄段的犹太人：之前在定居区内的270万犹太人以及1941年苏联境内的500万犹太人。在1942年4月中旬，4个别动队杀害了518 338名受害者，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转年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杀戮，死亡的数字较上一年增长了150万；到战争结束，苏联仅存230万名犹太人。
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标志着德国的“最终方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不仅限于重新安置人口。处决如此多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也摧残着刽子手本人。1941年8月，“4a特遣队”在乌克兰的城镇别拉雅·泽尔科夫（Byelaya Tserkov）杀害了数百名犹太成人，但是将90名犹太儿童监禁起来。一位德国国防军的官员报告说：“在处决了这一地区所有的犹太人之后，现在有必要清除犹太儿童了，尤其是那些婴儿。”这条建议被实施了。随后对于冯·赖歇瑙元帅（Field Marshal von Reichenau）的愤怒，这位官员坦率地宣称“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方法不应该和敌人有任何的不同”。对这种行为的疑虑没有阻止大规模的屠杀，而是将其变得更加复杂。
部分是为了规避这种担心，部分是为了提高屠杀的效率，所以在集中营内应用了特别制造的毒气。最初这条政策在1941年夏末秋初被施行，与此同时希姆莱观察了盖世太保在明斯克的枪决现场。党卫军已经在1939—1940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总督府实验了移动的毒气装置。当希姆莱寻找枪决的替代方案时，公众的愤怒延缓了安乐死运动。希姆莱确保了“T—4行动”[9]在自己的控制下，现在他们可以将毒气方面的技术向东部扩散。
1941年9月，一些安乐死中心接收了来自集中营的犹太犯人，这表明其职能已经转变为大量屠杀犹太人。与此同时，一座位于切姆诺（Chelmno）的城堡被变成了简陋的死亡集中营，固定的毒气装置由之前的安乐死运动的专家操作，来处决1941年12月瓦尔特高遗留的犹太人。别动队将毒气装置向东移动。党卫军的专家们发展了两种装置类型：一种是较小的“钻石”（Diamond），可以容纳25～30人；另外一种是较大的“索瑞尔”（Saurer），可以容纳50～60人。专家们密切关注这两种装置的效果，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下。一位观察员报道说：“从1941年12月起，3个装置已经测试了9.7万人，机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缺陷。”
然而，“最终方案”的关键是在波兰总督府的统治范围内建立特别的灭绝集中营。党卫军最开始着眼于卢布林地区，这一地区最初被规划为西部波兰人的聚居地。之前的安乐死专家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管理第一个死亡集中营，贝尔赛克（Belzec）从1942年3月开始使用一氧化碳。精疲力竭的苏联俘虏在1941年年末建成了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同年12月第一批犹太人进入了集中营。其他的安乐死专家被分配给了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索比堡（Sobibor）等集中营。毒气室在这些地点和其他地点被建立，随着容量问题的显现，这种方法被不断扩展。
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初的建立目标是为了关押波兰的政治犯。党卫军的城镇规划者最初梦想将奥斯维辛这座小镇变成奥斯维辛市，使之成为德国在波兰殖民统治的中心。这座城市将拥有古老的街道、现代化的电影院，以及通过排干小镇周围的沼泽而获得的丰富耕地。除了牢房之外，集中营还建立了大型的合成橡胶厂，法本公司[10]的总经理希望将橡胶厂安置在盟军轰炸机的投弹范围之外。在附近的比尔克瑙（Birkenau）新建成的苏联战俘集中营，法本公司生产的旋风——B（Zyklon-B）农药，在1941年9月3日首次试验于苏联战俘。随后，新的毒气室被建立起来了，该毒气室旨在大规模地屠杀。1942—1943年，比尔克瑙集中营成为欧洲屠杀犹太人的主要集中营。
到了1942年，以工业化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死亡集中营建成，廉价的毒气被实验，并且进入实用阶段。由党卫军牵头，希特勒作为后盾，在欧洲占领区内灭绝犹太人的法律已通过，后勤保障已经建立。当年的10月和11月，纳粹领导层内部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从行政角度讲，这些内容构成了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的主要议题；章程最初在12月就已经拟定，但是直到转年2月才公布。1942年5月，希姆莱的代表海德里希被暗杀，波兰犹太人在“莱茵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中被杀害，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列车从斯洛伐克抵达奥斯维辛。
1943年初，党卫军的首席统计专家理查德·科赫尔（Richard Korherr）起草了一份最终解决方案的草案交给了希姆莱，他统计到总共有1 994 692名犹太人和波兰人得到了“特殊的对待”。希姆莱以相当委婉的口气责备了他，并且修改了文本：“从东部省份转移到苏联东部的犹太人，1 994 692人。”但是数字说明了一切。到1943年年底，当死亡集中营关闭的时候，大约有15万犹太人死于库尔姆（Kulmhof）集中营，有20万死于索比堡，55万死于贝尔赛克，75万死于特雷布林卡——因此大部分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死于所谓的“莱茵哈德”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尔克瑙，这个大规模的劳动集中营和屠杀中心，仍旧运行到了1944年，在1942年3月至1944年11月之间，超过100万人在这里被屠杀，大部分是从希腊、匈牙利、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波兰运来的犹太人。
1943年，在科赫尔准备提交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总结了“最终方案”的整体影响：“总而言之，欧洲的犹太人必须减少到1933年，即德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前10年的1/2。再经过5年，犹太人口将减少到1937年的1/4，他们将被驱赶至其他大陆。”实际上，最终的死亡人数更多，因为屠杀行为一直延续到了战争结束，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集中营外。
到战争结束，有500万至600万欧洲的犹太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占到了万塞会议统计数字的一半。在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和希腊，几乎所有的犹太社区都被灭绝了。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遭到了屠杀，比较显著的有20万至50万吉卜赛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但是“最终方案”并没有将对这些人口的屠杀列入最初的目标。相比于其他种族灭绝行为的典型，例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运动（Croat Ustaše）（至少屠杀了33.4万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的屠杀［在德涅斯特（Transnistria）进行的血腥屠杀］，“最终方案”展示了通过现代化的官僚体系用工业设备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高效。
尽管我们不应该假设所有的德国人都接受这种方式，但是屠杀行为不仅仅限于党卫军的范畴。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2年3月7日的日记开头写道，“‘清除’在波兰的犹太人”；到了5月，帝国铁道部的官员被要求向党卫军汇报关于“被完全灭绝”的犹太人的运送状况。陆军、海军和外交部的官员也充分行使了他们在此过程中的权力。例如在萨洛尼卡（Salonika），如果没有当地军队和政府的积极帮助，一小队党卫军“专家”不可能驱逐城市1/5的人口，这些人口足足有5万。对科学家、医生和学者们而言，他们的建议和参与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纳粹的计划中。
当德国向外国政府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些政府的反应往往基于德国胜利的前景，这也是它们对待当地犹太人的态度和应对抵抗付出代价的决定性因素。它们通常愿意移交犹太难民和其他非本国的难民，但是它们并不愿意牺牲本国的公民。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它们对德国的反犹太计划并不感兴趣，而且不愿意将本国的犹太人“迁往东部”。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势力掌握了政权，产生的血腥后果甚至震撼了德国人。尽管像希腊和荷兰这样的国家拖住了德国的计划，但是第三帝国同大多数政权的合作使大量的犹太人被流放。实际上没有人像丹麦人那样帮助犹太人逃脱，而意大利则因为自身的原因，尽力阻止了“最终方案”在本国施行。对于中立的瑞典和瑞士而言，它们显示了愿意同纳粹种族政策合作的意愿，以换取自身的利益。
英国和美国政府因为自身的原因，苦于没有足够的信息。丘吉尔收到了别动队从东部发来的具有极端倾向的电文，这份电文统计了死亡的总人数。一些个体，例如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这位异常勇敢的波兰使者，他从被占领区向伦敦和华盛顿通报了隔离区和死亡集中营的状况。但是除了一些含混的官方警告，英美两国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轰炸集中营的提案也被否决了。这种无为缘于英美两国自身的反犹太主义依旧充满争议，无论是它们无法想象占领区正在发生着什么，还是“最终方案”从未列入盟国的中心议题。
占领区民众的态度也难以评估。在欧洲大陆，反犹太主义具有悠久的传统，在一些地区，这种态度甚至可以解释为冷漠，以及乐见犹太人的困境。我们也不该忘记种族灭绝给大量废弃的工厂及船只、家具和服装产业以重生的机会，占领国利用这些机会赢得民众的支持。1940年之后，艾希曼扩大了“维也纳模式”，在此模式中将“雅利安化”的财产授予阿姆斯特丹、巴黎、萨洛尼卡和欧洲其他主要城市，而仅罗森贝格的一个机构，就向西欧运送了674车厢生活用品。而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中攫取的72车厢黄金被运到柏林。如果说这些财产大部分被运到德国本土和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那么很可观的一部分则落入了各个国家不择手段的纳粹合作者、情报人员和机构的口袋。必须说，对“最终方案”的支持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应对纳粹占领的恐惧，很多占领区的民众都躲进了私人空间，并且选择性忽视那些和他们不直接相关的事情。由于传统的道德形式随风飘散，德国人对犹太人使用的异常凶残的手段也在威胁着非犹太人。
我们同样不能够忽视德国人的反应。在帝国内部没有公开的反抗能够媲美狂热的安乐死运动。很多德国人都接受了犹太人不再是他们共同体的一部分。普通的中年警察参与到大规模的处决行动中，大学教授、医生和律师指挥着别动队。他们这么做完全没有恐惧：没有任何的记载，有人拒绝向被处以死刑的无辜犹太平民射击。相反，集中营守卫和敢死队杀手的信件揭示了20世纪中叶欧洲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屠杀的观念下从事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屠杀的过程之中，他们依旧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妻子和父母。
当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SS-Untersturmfuhrer）马克斯·陶布纳（Max Taubner）被党卫军审讯，慕尼黑的最高警察法院宣布他无权在乌克兰射杀犹太人时，法庭的审判显示出帝国内部的道德观念。审判强调射杀犹太人并不是罪过：“犹太人必须被灭绝，任何犹太人的死亡对于我们而言都不是巨大的损失。”在法庭看来，这位中队长的罪行并不在于枪杀犹太人，而在于残忍地杀害他们，并且放纵手下“施行如此残忍的行为，在他的命令下，这些人就像野蛮部落的人一样”。他的行为并不是出自对犹太人“真正的仇恨”，而是源自自己“虐待狂”的心理；他展现出一种“卑劣”的特性，以及“高度野蛮的精神”。陪审团说道，“被告的行为不配成为一个光荣、正派的德国人”。
在帝国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有目的性的种族屠杀。在盖世太保的推动下，将受强迫劳动力和战俘劳工隔离开来的状况，也逐渐成为一种惯例。谴责外籍劳工的现象非常普遍。和德国公民发生性关系的外籍劳工会遭到公开的绞刑或者鞭笞，而这种行为很少受到抵抗；外籍劳工同样默许了警察强加给他们的行动限制，例如波兰裔的劳工只能够骑自行车，并且被强制去教堂。德国关于“东部劳工劣等”的观念被民众普遍接受。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居民经常看到集中营的犯人穿过街道，并且不时遭到党卫军的残忍对待。1945年2月2日，数百名苏联战俘成功地从集中营逃脱，只有两个当地的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藏身之所。大部分战俘很快遭到了围捕，或者像被打“兔子”一样被当地人射杀。兴奋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和小镇的居民非常乐意参加这种骇人的流血事件。
死亡集中营是集中营系统的一部分，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党卫军通过集中营网络控制着数以百万计的犯人。这个“系统”的边界北达挪威，南至克里特岛。到战争结束，集中营内大约160万人遭到监禁，超过100万人死亡（除去那些被蓄意当成灭绝目标的人）。在欧洲范围内有超过1万个集中营，除了8个灭绝集中营、22个主要的集中营和它们的1 200个分支，还包括超过400个隔离集中营，大约29个精神病中心和30个儿童中心，其中后两者的“患者”大都遭到了厄运。而在新近占领的东部地区的26个集中营内，大规模的屠杀已经被制度化。这个“系统”还包括大量安置的战俘、平民劳工、青少年和“德意志化”的东欧居民。在达豪（Dachau）的集中营可以找到33个国家的犯人，而在拉文斯布吕克（Rovensbruck）集中营则可以找到40个国家的犯人。劳工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令人压抑，很多所谓的劳工营在犯人们看来都是屠杀的中心。在弗罗茨瓦夫（Breslau）附近的花岗岩采石场，一位从奥斯维辛来的法国医生观察道：“这是我所见到的杀害个体最为熟练的集中营。实施杀害的人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安，行刑的包括犯人的头目、营地的警察、党卫军以及他们的狗。他们拥有熟练的技巧，可以在两三下之内杀死一个人。”
集中营的犯人成了党卫军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1944年，他们的足迹从采矿业到重工业，从土地复垦到科学“研究”。在1944年年末，集中营的60万犯人中，有80%适合劳动。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从死亡的犯人身上搜寻财物上交武装党卫队或者是劳动于其他部门，包括建筑业、采石业和矿业、在布纳（Buna）的制造业以及其他工业领域。像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一样，战时的第三帝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奴隶型劳动经济国家。
1944年2月，“军工业的沙皇”施佩尔向希姆莱寻求帮助：“雇用集中营中的劳动力进入军工制造业，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急迫的。”这个请求毫不含糊地扩展了军工领域和航空制造业的奴隶型劳动经济，尤其是在“多拉”（Dora）和佩内明德（Peenemünde）建造地下的导弹工厂。这里的死亡率是惊人的，仅“多拉”项目，17 000名劳工中的2 882人就在几个月内死亡。施佩尔将这个计划视为“惊人的成功”。据统计，有14万犯人被施佩尔调用，而用于私人化的工业企业的奴隶型劳工的人数则高达23万。此时，军工行业的危机首次超过反犹太主义，纳粹不得不将匈牙利的犹太人从奥斯维辛调往德国，成为额外的劳动力。
巴巴罗萨计划几乎同时扩大了党卫军在其他领域的权力。在东部，恐怖政策取代了法律，希姆莱获得了可以绕开法庭直接处理平民的特权。武装党卫队逐渐成了希姆莱的部队，从1939—1940年的7.5万人上升到1944年年末的50万人，他们既是国防军的盟友，也是国防军的潜在威胁，这也成了希特勒将军队纳粹化的重要工具。党卫军获得了管理东部占领区的重任。党卫队旅队长（SS-Gruppenfuhrer）巴赫-泽勒维斯基（Bach-Zelewski）因为协调反游击队的行为遭到解职。
毫无疑问，这样的行为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和巨大的破坏。基本的策略是“以恐怖政策回应恐怖”。对于德意志人和他们财产的报复行为也成比例增长。作为必然结果，在“清洗行动”中，数以千计的村庄被焚毁，数以百万计的平民遭到了杀害。这些行为对于游击队的行为恰恰起了反作用，因为这驱使很多年轻人从事秘密活动。更为复杂的镇压叛乱策略直到几十年后才出现：1945年之后欧洲的殖民者们，以及美国，都从纳粹报复性的反游击队策略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
但是游击队从未对纳粹的统治产生过实质性的威胁，它们不过是延缓了德意志化的进程。巴巴罗萨计划使纳粹变得更加思想极端、更加野心勃勃。在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纳粹的城镇规划者们并没有及时提出在乌克兰建立小型的德意志人城镇的计划。“东部总体规划”提出在25年内建立一个从立陶宛到克里米亚的大型定居区域。在奥斯维辛，犯人们被强迫挖掘鱼塘、建立谷仓，以此来建立一个模范型的农场，用以培训德国未来在东部的殖民者。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纳粹德意志化观念的困境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因素是贪污，从旧帝国延续下来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淘金者”和官商勾结者，他们受到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唾手可得的掠夺物的吸引。相反，很少有农民希望迁走。定居者们觉得自己被暴露在农村地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当地愤怒民众的威胁。
讽刺的是，尽管第三帝国的政权痴迷于“生存空间”，但是在德国获得了希姆莱梦想的大量殖民地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定居者来充实这些土地。一位纳粹的地方农民领袖在当时的报纸上这样问道：“那么，朋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对此的回应是“土地太多”，不愿搬迁的农民“对如此长的距离感到无助”。另一位评论家在1942年评价道：“现在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已经倒转。过去如何以少量的土地供养大量人口的问题现在已经转变为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口去充分开发占领的土地。”
随着纳粹四处寻找志愿者，潜在的殖民者向种族主义的理论家抛出了棘手的问题：纳粹党中一些强硬路线者愿意带着看起来合适的候选人，无论他们同德意志人的联系是否脆弱；其他人则坚持文化和语言比身体属性更加重要。一些人甚至推测，如果党卫军从苏联带来太多的“优秀人种”，那么帝国内部的居民将会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结，甚至可能导致一场种族战争！另一方面，对于3.5万名被强制带入德国的斯洛文尼亚人，只有1.6万人被最终认定为适合德意志化；但是考虑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斯洛文尼亚农民的亲属，这样的比例显得很高。剩下的人，以及从卢森堡和阿尔萨斯来的强制移民，在隔离营中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扎莫希奇（Zamosc）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战争时期希姆莱人口统计工程的局限性。扎莫希奇是波兰卢布林省南部的小镇，这里曾经倾注了纳粹的心血，欲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定居点。这是党卫军唯一一次近似于实现殖民计划的案例，超过1万名波兰人被逐离此地，为德国的定居者提供空间。半数的波兰人逃进森林，参加了地下组织，突袭村庄和农田；其余人则经历了种族的筛选又遭到流放。2.5万名德意志人被迁入了一个拥有2.6万名乌克兰人和17万波兰人的地区。他们被宣传为“德意志人在东部殖民地的第一个单元，它是由德意志人在寻求殖民生活的过程中再度觉醒的”。但是到了1944年年初，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劝说希姆莱放弃殖民地，并且将德意志居民向西部疏散：对他们农场的攻击时常发生，男人们睡在农田里以避免被抵抗力量杀害。
然而希姆莱和希特勒坚持他们关于东部帝国的观点，并且尽可能晚地疏散那些强硬的殖民者。缺乏应急的撤退计划是他们的计划不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们的种族殖民主义注定失败；他们在模仿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政策，却没有哈布斯堡家族的政治灵活性。他们的政策在当地激起了巨大的仇恨，由于缺少“一个压倒性的警察机制”，德意志的殖民者们无法控制从苏联攫取的大量领土。希特勒的长远目标是“在这些领土安置100万德意志人”，但是这样的数字并不存在。纳粹想要把这些德意志人变成农民，但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希姆莱曾经相信，从前线归来的战斗英雄将会享受奖励给他们的在波兰和乌克兰的农田，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公开的质疑。
随着苏联红军不断前进，德国的再安置计划自行搁浅。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大约有35万在克里米亚的德意志人向西部的波兰疏散，其他人则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向这里疏散。德国的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意味着他们曾经梦想的大量的殖民地已经不可能实现了。1945年年初，数以百万计的德意志难民向着西部的第三帝国长途跋涉，这种撤离是自发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系列处境更加严峻的迁徙队伍暴露了种族主义梦想的阴暗面。在“最终方案”的最后一个阶段，灭绝营和集中营被关闭，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被摧毁。幸存的犯人在雪地中被强制朝着帝国的方向迁移。1945年1月，714 225名犯人构成了这个长长的迁徙队伍，25万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这种迁徙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动机——党卫军不愿意让这些战俘落入盟军的手中，同时也希望榨取他们最后的劳动价值。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迁徙显得漫无目的，与其说这是一场迁徙，不如说这是以其他方式延续“集中营内大屠杀”。队伍里的犯人挨饿、遭受殴打、甚至被射杀，尤其在他们精疲力竭脱离队伍的时候。除了残忍的守卫，犯人们还要应付来自沿途德意志民众的敌意。帮助犯人的案例也有记载。一名之前的犯人这样记录道：“纳粹营地的德意志妇女试图给我们面包，但是女看守不让她们这样做。一名具有仁慈心肠的妇女呼喊道：‘不幸的你，痛苦的你。’残忍的女看守喊叫道：‘你在做什么怜悯犹太人的事情？’”但是没有关于同情犹太人的旁观者被党卫军枪杀的事例。不过即便这样，反对犹太人和对犹太人冷漠的人，远远超过了那些同情犹太人的人：1945年年初，很多德意志人将自己视为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根本无视那些穿过他们居住地的不幸的迁徙人群。
在希特勒帝国的最后阶段，曾经存在于民族共同体和集中营的直接界限消失了。犯人们像“外星人”一样进入了集中营之外的世界。他们的守卫不再仅仅是党卫军的人，还包括退休的军人、平民、纳粹党的官员，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随意的射杀和屠杀不是在集中营内进行的，而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路边、树林，乃至乡镇的郊外。
最后一个关于大量屠杀如此规模人口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死尸。在灭绝集中营，这些尸体通过柴堆和熔炉被大量焚烧。但是最后几个月任意的、普遍的屠杀使纳粹无法像之前那样处理。随着德意志人从卢布林地区撤退，他们在掩盖种族灭绝痕迹上的努力并不成功。可克鲁科夫斯基注意到，大量被挖掘的坟墓飘出可怕的“犹太人尸体腐烂的气味”。解放德国集中营的盟军对此感到震惊，当地［例如诺德豪森（Nordhawse）、居森（Gusen）、沃柏林（Woebbelin）］的居民发现，尸体不仅被埋在土堆之中，有的甚至被埋葬于城镇的中央广场或者公园内。
一位奥地利的牧师在解放几天之后到达毛特豪森，他无法忍受这些，他写道：“很多次我都处于呕吐的边缘……在我们引以为傲的世纪中，我们竟然做出了这样令人悲伤的事情，这种丑恶、这种沉沦于野蛮的国家，竟然成了欧洲的核心。”但是集中营外也有死尸。在战争结束之后数年，这些人的坟墓散布于中欧地区道路的两旁，直到当地居民选择移走这些“污点”，建立一个集体的纪念碑，并且安置那些活下来的人。而在这些墓地之前存在的地方，为了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建立了新的农村景观。
1942年，德国决定将奥斯维辛犯人们的衣物和财产分给在乌克兰定居的德意志人，来当作圣诞礼物。随后这种计划的实行范围扩大，这些物品也通过运输，被分发给德国的“先驱者们”。种族灭绝和再安置人口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希特勒的战争目的是彻底重建欧洲的种族秩序。
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能够与之相比。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没有寻求这种排他的支配地位。但是希特勒的成长环境，恰逢维也纳出现德意志人的民族危机，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希特勒的方式和这两位君主不同。通过暴力和种族主义，纳粹帝国借鉴了欧洲在亚洲、非洲，尤其是美洲的先例。希特勒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晚间评论道：“当我们吃着来自加拿大的小麦，我们不会考虑那些遭到掠夺的印第安人。”在另外一个场合，希特勒将乌克兰描述为“一个新的印度帝国”。如果欧洲真的像印度被英国殖民那样遭到奴役，那么欧洲人的命运将会和美洲的印第安人相似。
国家社会主义一开始宣称创造一个新的欧洲秩序，但是当种族观念超越经济合理性的时候，这个计划中隐含的极端暴力倾向就开始逐步显现。戈培尔将其政策描述为“姜饼和鞭笞”，但是前者显得不足，而后者已经超出限度。向德意志人承诺的“欧洲本民族的大量生存空间”，造成了欧洲人的不稳定状况和对犹太人的灭绝主义。戈培尔在他之前支持欧洲的言论中提出：“如果欧洲不能脱离我们而存在，那么我们也不能脱离欧洲而存在。”这个言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人放弃了1940年之后控制欧洲的机会，他们的战败导致了自身的灾难。希姆莱最初的观点——德意志人从今往后应该集中于德国的境内——已经过时，但是我们仍然不确定他是否将这种情况视为纳粹政策的胜利。
[1]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法国教士，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曾参与鉴定北京人化石。——编者注
[2] 里维埃拉（Riviera），地中海沿岸区域，包括意大利的波嫩泰、勒万特和法国的蓝岸地区。——译者注
[3] 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卡布里伯爵的继承者，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女婿，受封为柯泰拉佐伯爵，曾任意大利新闻与宣传大臣，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委员和外交大臣等要职。——译者注
[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Rudolf von Ribbentrop），希特勒政府时曾任驻英国大使和外交部部长等职务，对促成德日意三国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外，里宾特洛甫直接参与了闪击波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战争。“二战”后，被英军抓获，1946年10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注
[5]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二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译者注
[6]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1823年12月2日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宣布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得干涉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编者注
[7] 施佩尔，全名为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纳粹德国时期的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战犯。——译者注
[8]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9] “T—4行动”是“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安乐死计划的代号。在此计划中，数以万计乃至数以十万计的“通过决定性的医学检查被判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病人”被医生杀死。——译者注
[10] 法本公司（IC Farben），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成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总部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1952年进行清算，拆分为阿克发公司（Agfa）、拜耳公司（Bayer）、巴登苯胺及苏打工厂股份公司（BASF）和赫斯特公司等10家公司。——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