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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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谈婚论嫁之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却突然觉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无论他对恩师所揭示的真理曾经抱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无论他在醉心于内心自我修养的初期是多么愉快，当初他是那样热忱地投入——在他几乎同时得到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以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亡故的信息之后，往日那种生活的魅力对他来说突然消失殆尽。生活只剩下了毫无生趣的空架子：一所住宅和一个受到某要人恩宠的靓丽的妻子，在整个彼得堡的社交，以及公务上的乏味的形式主义。皮埃尔突然意外地觉得，往日的这种生活是那么令人生厌。他停止写日记了，回避会中的弟兄，又开始出入俱乐部，又开始酗酒，又和那些单身汉为伍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方式，以致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认为有必要严词责备。皮埃尔觉得她是对的，为了不败坏自己妻子的名声，他跑到莫斯科去了。

在莫斯科，他刚刚驶进自己的奴仆成群的巨宅，见到几位憔悴或渐趋憔悴的公爵小姐，就觉得自己是在家里了，回到了静静的港湾。他在穿过城市时看到了伊韦尔小教堂，圣像的金质衣饰前点燃着无数支蜡烛，看到了那积雪的克里姆林宫广场、那些马车夫、西夫采夫·弗拉热克的那些简陋的小屋，看到了莫斯科的一无所求、安度晚年的老人们，看到了那些年老的妇女、莫斯科的贵妇人、莫斯科的舞会、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他在莫斯科就像穿着一件睡衣那样安心，温暖，习惯，邋邋遢遢。

莫斯科的整个上流社会，上至老太太，下至孩子们，都把皮埃尔当做自己久盼的客人一样接待，永远为他准备好一个位置。虚位以待。对莫斯科的上流社会来说，皮埃尔是最可爱、善良、聪明、和蔼、慷慨大度的怪人，是一位心不在焉、诚恳率真的老派俄罗斯贵族老爷。他的钱袋永远空空如也，因为它向所有的人敞开着。

筹款演出、蹩脚的绘画作品、雕像、慈善团体、吉卜赛人、学校、募捐餐会、宴会、共济会员、教会、书籍——他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要不是有两个借了他很多钱的朋友把他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送掉。俱乐部的午宴、晚会每次都少不了他。只要他两瓶马尔戈酒下肚，在他常坐的沙发上一靠，大家就聚拢过来，于是开始聊天、争论、笑语喧哗。哪里有人争吵，他的一个和善的微笑、一句玩笑话就能让人和好如初。共济会的餐厅里要是没有皮埃尔在场，就会显得无精打采，举座不欢。

当他在单身汉们的晚餐之后，带着和善甜蜜的微笑，答应快乐的伙伴们的请求，站起身来准备跟他们走的时候，青年们便会发出一阵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他也在舞会上跳舞，如果男舞伴不够的话。年轻的夫人小姐都喜欢他，因为他并不向哪一位夫人小姐献殷勤，而是对她们一视同仁地和蔼可亲，尤其是在晚餐之后。“这个人妙极了，他是没有性别的，”她们这样说他。

皮埃尔是老老实实地在莫斯科安度余年的退役的宫廷高级侍从，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数以百计。

七年前，在他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要是有人对他说，他不必有什么追求和考虑，他的人生道路早已开通，而且这是命中注定的，不管他怎样折腾，凡是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结局都一样，他听了会十分震惊。他是不会相信的。难道他不是曾一心一意地时而想在俄罗斯建立共和国，时而想自己成为拿破仑，时而想做个哲学家，时而又想成为军事家战胜拿破仑吗？难道他不是认为有可能而狂热地想改造罪恶的人类，并使自己的修养达到最高境界吗？难道他不曾开办学校、医院，解放农奴？

结果呢，还不是现在这样的他——有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富有的丈夫，退役的宫廷高级侍从，爱吃爱喝，喜欢解开衣扣骂骂政府，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招人喜爱的一员。他很长时期不能容忍这样的想法：他就是七年前他所深恶痛绝的那种角色——莫斯科的一个退役的宫廷高级侍从。

有时他聊以自慰地想，他只是暂时地这样过日子；可是后来另一种想法又使他感到害怕，曾经有过多少人也是暂时地，像他一样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而离开这样的生活时牙齿和头发已经掉光了。

在想到自己的处境而自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于他从前所鄙视的那些宫廷高级侍从，他们庸俗而愚蠢，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自己的处境，“而我至今也心有不甘，总想为人类作出一点贡献，”他在自傲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不过，也许所有那些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和我一样也曾经挣扎过，探索过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道路，也和我一样迫于环境、社会、门第以及人所无法抗拒的本能的力量而与我殊途同归，”他在谦卑的时候又这样对自己说，而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再心存鄙视了，而是开始喜爱、尊重、怜惜那些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人们，一如对自己那样。

皮埃尔不像以前那样偶尔会绝望、忧郁和厌世；不过，从前时而激烈发作的这种病症潜入他的内心而顷刻不离了。“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一日数次困惑地自问，不由自主地开始琢磨生活中种种现象的意义；但是他凭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于是拿起书本，或匆匆跑到俱乐部去，或跑去找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闲聊城里的流言蜚语。

“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从来就什么也不爱，只爱自己的肉体，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皮埃尔想，“却被人们奉为智慧和风雅的极致，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拿破仑·波拿巴一直受到世人的蔑视，直至成为一个大人物，而从这时起他也就成了可怜的丑角——弗兰茨皇帝却要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外宅。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教会举行感恩祈祷，因为他们六月十四日战胜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同一个天主教教会举行感恩祈祷，因为他们六月十四日战胜了西班牙人。我们共济会中的弟兄们以鲜血起誓，愿为他人牺牲一切，却不愿为济贫交一个卢布的募捐款，还煽动阿斯特列亚反对吗哪派，并为了得到一条真正的苏格兰毯子和一份正式纪录而费尽心机，而这份记录连抄写者也不明其意，对谁也没有用处。我们都在宣讲宽恕和爱他人的基督教教义，由于这个教义我们在莫斯科建造了无数教堂，可是就在昨天，一个逃跑的家奴被鞭打致死，而这个爱与宽恕的教义的仆人，一名神甫，居然让士兵在行刑前亲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而所有这种普遍的、人所皆知的虚伪，不管他多么习以为常，却仿佛是一种新的现象，每一次都使他感到震惊。“我了解这种虚伪和混淆，”他想，“可是我怎样把我所了解的一切讲给他们听呢？我讲过，却总是发觉，他们在内心深处也和我一样了解这种虚伪，只是竭力对它视而不见。看来是应该这样！可是我呢，我该怎么办呢？”皮埃尔想。他感觉到，他拥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俄罗斯人都拥有的一种不幸的能力，能看到并相信爱和真的内在力量，而把生活中的恶和假又看得太清楚，以致无法认真地参与到生活中去。一切工作领域，在他看来，都与恶和欺骗结合在一起。不管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不管他想干什么，恶和假总是把他推开，阻挡着他从事活动的所有道路。可是总得活着啊，总得有事可干啊。处于生活中的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压力之下是太可怕了，于是他投入各种娱乐活动，只是为了忘却这些问题。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纵酒作乐，购买绘画作品并加以布置，而主要的是看书。

他碰到什么书就看，他是这样看书的，晚上回家，仆人还在帮他脱外衣，他就拿起书在看了，看了书去睡觉，睡觉起来到客厅和俱乐部去闲聊，从闲聊到纵酒作乐、找女人，纵酒作乐以后又去闲聊、看书、喝酒。喝酒越来越成为他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尽管医生们都对他说，他身躯肥胖，喝酒有危险，他还是经常纵酒。只有不知不觉地往自己的大嘴里灌下几杯酒，他才觉得十分舒坦，感到体内有一股愉快的暖意，对身边所有的人都温情脉脉，倾向于对所有的想法只是作出肤浅的反应，而不深究其实质。只要喝下一两瓶酒，他就模糊地认为，生活中曾使他不寒而栗的那乱成一团的可怕的死结，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午餐和晚餐之后脑袋里嗡嗡作响，在闲聊、听别人谈话和看书的时候，总是不断地看到这个死结，从某个侧面看到它。不过在酒的作用下，他对自己说：“没关系，我一定能解开这个死结——我已经成竹在胸了。不过现在没有时间——我以后再仔细考虑。”然而这个以后总是遥遥无期。

清晨空着肚子时，所有原来的问题都依旧显得那么难以解决，那么可怕，于是皮埃尔急匆匆地抓起书本，要是有人来访他就高兴了。

皮埃尔有时想起他曾听到的故事，士兵在掩体里躲避敌军的火力无所事事时，总是竭力想找点事干，为的是更容易忍受危险。于是皮埃尔觉得，所有的人都像那些逃避现实的士兵，他们为了逃避现实，有的贪图功名，有的打牌，有的起草法律条文，有的找女人，有的玩物丧志，有的爱马，有的搞政治，有的打猎，有的喝酒，有的从事国务活动。“事无巨细，全都一样；只要我能够避开现实就行！”皮埃尔想。“只要对它，对这个可怕的它视而不见！”

第五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