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Murray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后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0-9]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双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约将于1997年到期。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1997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0-10]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的生产仍在采用19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的人。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没有谁比邓小平在建设和管理这个旧体制上承担过更多责任。1969年至1973年邓小平下放南昌的三年半里,也没有哪个中国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
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0-11]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创建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1978年的中国,最有经验的领导,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创建新体制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创建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1958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