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6年1月8日，页141。
[5-2]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7–8、602–604。
[5-3]JiaqiYanandGaoGao,TurbulentDecade:AHistoryoftheCulturalRevolution(Honolulu:UniversityPressofHawaii,1996),p.482.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5日，页140–141。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9日，页141–142。
[5-6]关于周恩来晚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参见《晚年周恩来》。
[5-7]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203–204。
[5-8]加塞德（RogerGarside）是1976年至1979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Zweig是加拿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RogerGarside,ComingAlive:ChinaafterMao(NewYork:McGraw-Hill,1981).
[5-9]吴德：《吴德口述》，页203。
[5-10]关于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吴德：《吴德口述》，页204。
[5-11]Garside,ComingAlive,pp.10–13.
[5-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页142–143。
[5-13]ChaozhuJi,TheManonMao’sRight:FromHarvardYardtoTiananmenSquare,MyLifeInsideChina’sForeignMinistry(NewYork:RandomHouse,2008),p.285；2002年4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5-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日，页143–144；Ji,TheManonMao’sRight,p.285.
[5-15]Garside,ComingAlive,pp.12–13.
[5-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4日，页143。
[5-17]DXPCR,p.372.
[5-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
[5-19]对党史学者的采访，无日期。
[5-20]DXPCR,pp.372,380–388;FrederickTeiwesandWarrenSun,TheEndoftheMaoistEra:ChinesePoliticsduringtheTwilightoftheCulturalRevolution,1972–1976(Armonk,N.Y.:M.E.Sharpe,2007),pp.414–415.
[5-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页145。
[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页145–146。
[5-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1月–4月，页146。
[5-24]《人民日报》，1976年月1月26日。
[5-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页146。
[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页147。
[5-27]DXPCR,pp.380–3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21日，2月2日，页143–147。
[5-28]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584。
[5-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页147。
[5-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5日–3月初，页147–148。
[5-32]Garside,ComingAlive,pp.18–24.
[5-33]Garside,ComingAlive,pp.110–115.DavidS.Zweig,“ThePeitaDebateonEducationandtheFallofTengHsiao-p’ing,”TheChinaQuarterly,no.73(March1978):154.
[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26日，页148。
[5-35]吴德：《吴德口述》，页204–206。
[5-36]Garside,ComingAlive,p.115.
[5-37]关于邓小平告诉家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下旬—4月初，页148–149。
[5-38]Zweig,“ThePeitaDebateonEducationandtheFallofTengHsiao-p’ing,”pp.154–158;Garside,ComingAlive,pp.125–128.
[5-39]Garside,ComingAlive,pp.125–126.
[5-40]吴德：《吴德口述》，页207–211。
[5-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5日，页149。
[5-42]吴德：《吴德口述》，页210–214。据Garside说，广播是从下午6点半开始，9点35分时打了探照灯，在紫禁城里集结待命的民兵向广场进发。见Garside,ComingAlive,pp.128–135.“四人帮”被捕后，吴德多次为污蔑邓小平作过检讨，但他也替自己辩解说，4月5日那天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毛主席和政治局的决定。尽管有人说4月5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对这一事件的3份调查报告，包括在医院和火葬场及其他几处的调查，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人死于镇压的证据。吴德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记述的混乱，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在4月4日和5日两次会议被混在一起，让人以为这两次会议都是在4月4日召开的，还因为一些“四人帮”作出的批评没有被记录在案。见吴德：《吴德口述》，页218–221。
[5-43]2006年10月21日对章含之的采访。
[5-44]2006年1月对一位熟悉毛远新观点的干部的采访。
[5-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6日，页149。
[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08。
[5-47]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见Garside,TheComingAlive,p.140;HarrisonE.Salisbury,TheNewEmperors:ChinaintheEraofMaoandDeng(Boston:Little,Brown,1992),p.367.邓小平的女儿后来纠正了这些误解。
[5-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页150；吴德：《吴德口述》，页216–218。
[5-49]Zweig,“ThePeitaDebateonEducationandtheFallofTengHsiao-p’ing,”p.158.
[5-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778。
[5-51]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说毛泽东是在4月30日给华国锋写下这些话的。见ZhisuiLi,withtheeditorialassistanceofAnneF.Thuston,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TheMemoirsofMao’sPersonalPhysician(NewYork:RandomHouse,1994),p.5.
[5-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8日，页150。
[5-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7月6日，9月9日，页151。
[5-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页151。
[5-55]吴德：《吴德口述》，页197。
[5-56]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390.
[5-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页151。
[5-58]RoxaneWitke,ComradeChiangCh’ing(Boston:Little,Brown,1977),p.449.关于“四人帮”被捕的背景和过程的简要记叙，见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647–716页；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策划实施过程〉，《中华儿女》，2001年第10、11期，后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下册，页248–28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吴德：《吴德口述》。英文文献见YanandGao,TurbulentDecade,pp.519–528;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536–594;andRichardBaum,BuryingMao:ChinesePoliticsintheAgeofDengXiaop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pp.40–45.
[5-59]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3–364。Li,withtheeditorialassistanceofThurston,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pp.3–30,615–625；2007年10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访。
[5-60]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7。
[5-6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9–370。
[5-62]YanandGao,TurbulentDecade,p.524;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4–5；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551–594.
[5-63]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8。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首先提议采取行动，以及两人中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学者中有不同看法。华国锋掌权时，中国媒体强调他起的作用更大，他下台之后同一批媒体又强调叶剑英的作用。两人显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讨论可参见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536–594.
[5-64]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77–380。
[5-65]Garside,ComingAlive,p.154与Salisbury,TheNewEmperors,p.274都提到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毛远新本想逃跑，在试图登上一架去东北的飞机时被捕。但是看过很多党内文件的范硕没有提到这些传言，香港《明报》和《争鸣》杂志曾经将这条传闻和关于捉捕江青的戏剧化报道一同刊出，相关的概要介绍见Garside,ComingAlive,pp.152–167。党史专家也没有证实这些传言。另参见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580。
[5-66]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582.
[5-67]RoderichMacFarquhar,ThePoliticsofChina:TheEraofMaoandDeng,2nde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312.
[5-68]关于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见ElizabethJ.Perry,PatrollingtheRevolution:WorkerMilitias,Citizenship,andtheModernChineseState(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6).
[5-69]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1976–1981年的中国》，页11–14；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582–590.
[5-70]Garside,ComingAlive,pp.154–167.
[5-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1日，页152；Garside,ComingAlive,pp.165–166.
[5-72]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586–587.
[5-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6日，页152–153。
[5-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页153。
[5-75]DXPCR,pp.440–441.
[5-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7、10日，页152。转引自Baum,BuryingMao,p.43.
[5-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2月7、12、13、14、24日，页153–154。
[5-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