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1978年9月底，叶帅担心“两个凡是”的拥护者和赞成“实践标准”的人之间的争论会造成分裂，于是提议开一个会，为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确立共同的基本指导原则。[8-22]叶剑英对经济工作务虚会的成功记忆犹新，他认为通过对理论原则展开自由讨论，能够把进入新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团结在一起。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在得到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华国锋正式宣佈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8-23]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15日，中间有从1月26日起的五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8-24]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保守势力的领导人、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作了检讨。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多是宣传领域内思想开放的自由派干部。胡耀邦在务虚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检讨过去30年宣传领域的工作，就党如何支持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制订蓝图。他赞扬了“四人帮”倒台后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指出在倡导“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两年的进步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了新的收获。胡耀邦又说，会议的第一阶段一直开到2月中旬，将分成五个小组。[8-25]第二阶段是规模更大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宣传部门的四百多名领导人参加，他们将为落实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制定计划。
胡耀邦为各小组选定的召集人大都是来自报社、大学、研究机构或宣传部门的一些思想开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尽管有些与会者，如吴冷西和胡绳，思想较为保守，但在五个小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胡绩伟、于光远、吴江和周扬——都是稍早进行的“实践标准”论战中的活跃分子，这场论战间接批评了僵化的毛泽东正统思想；五人中的最后一个是跟于光远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高级干部是周扬和陆定一，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他们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们都对反右运动十分后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张扩大自由的人。参加务虚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北京的会议之后，很多地方也各自召开了类似的会议。[8-27]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160人则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着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言论是诚恳的。[8-28]另一些参加务虚会的人根据自己对民主墙的观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务虚会时，力求同时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个人的支持。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先请华国锋过目批准，并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正忙于出访美国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1月27日，即邓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务虚会传达了邓听取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60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8-29]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与会者提醒吴冷西说，邓小平在1978年8月23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8-31]新的气氛突破了限制，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评党内事务。与会者可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线，以便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1957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8-33]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过报告后批评说，会上的理论家们走得太远了。同时，香港和外国记者开始谈论“非毛化”，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要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有些领导人甚至担心，赫鲁晓夫实行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削弱了党的权威，理论家们有可能步他的后尘。[8-34]党内的老干部们确实开始批评说，务虚会上的观点很危险，理论家们近乎在批评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时代担任要职的老干部担心，对毛泽东日益高涨的批评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牵连。有些人开始怀疑，胡耀邦等人在务虚会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党的“修正主义”。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8-35]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2月28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8-36]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