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线。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秩序的敌对势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8-40]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8-41]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氾漤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8-42]最终，邓小平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统一——他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讲话，并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邓小平见过党内分裂，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深信，如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中国还不足以达成国家团结。在邓小平3月30日的讲话之后，务虚会分成12个小组，与会者就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3天。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8-43]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8-44]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月5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45]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8-46]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基本原则宣佈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8-47]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邓小平允许尝试新观念，让知识分子与他合作，他就得允许比1978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在准备大会的讲话稿时，邓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给了周扬一份——周在1950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大自由的带头人。周扬建议邓小平不要长篇大论，邓按照他的建议念了一篇简短的贺词，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肯定了他们在1950年代取得的进步，批评了林彪和江青对创作自由的限制。他说，展望未来，他期待着文化领域的继续进步。他的讲话博得了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包括那些仍对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感到不满的人。[8-48]不像1957年的毛泽东，1979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继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8-49]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