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1978年11月12–14日
邓小平很清楚，新加坡这个75%人口是华人的国家，并不想在它更强大的邻国面前显得过于亲中。邓小平也明白，新加坡作为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面对苏联和越南在该地区的扩张势力，只能适应强权的现实。但是他还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并且在东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响。因此，他希望李光耀帮助他说服东盟对抗越南，甚至说服美国在中越发生冲突时为中国提供帮助，或至少不给中国造成妨碍。
李光耀在1976年5月初次访华时，邓小平正赋闲在家，因此1978年11月12日他抵达新加坡时，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这两位背景迥异的卓越领导人都清楚对方的威望，他们互相尊敬，但也保持着一定距离。李光耀对中国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学习，而不是个人经历。他在一个英式家庭长大，接受的是英国而非中国学校的教育，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类拔萃的法科学生。事实上，尽管他会讲四种语言，但他的汉语说得并不流利；他在与邓的会谈中讲英语，这既表示他不受制于自己的种族背景，也表示他首先效忠于新加坡。而邓小平只会讲一种语言，那就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他比李光耀大18岁，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李光耀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李光耀要应对选举，邓小平则要面对政治局。当他们见面时，新加坡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是个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城市国家，而巨大的中国仍然贫穷而混乱。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400多倍，但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知识和金融中心，它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具备超越其国土面积的影响力。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态度谦和，希望淡化个人差异：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专门为他备好痰盂和烟灰缸（还在墙上专门安装了一个排烟管道）；但是邓小平也了解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一起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
在会谈中，邓小平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来阐述苏联和越南的威胁。他不用笔记，像基辛格和周恩来一样，全凭自己的综合分析和长远历史眼光纵论地缘政治的大势。最让李光耀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给予严重专注，犹如芒刺在背。他说，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多。它的军队人数已达450万。俄国沙皇曾妄想得到一条南方信道，苏联领导人现在也希望向南扩张，首先在印度洋创建港口，然后控制往来于中东的海上信道。邓小平警告说，苏联为达到这个目标已经装备了750艘战舰，而且在迅速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同时苏联还到处寻找军事基地和寻求控制资源。但是，邓小平说，尽管战争看来不可避免，中国仍然决心对抗苏联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接着讨论了越南的动向。越南人有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希望通过成立印支联邦控制老挝和柬埔寨，从而主宰整个东南亚。越南人已经控制了老挝，他们认为苏联的帮助对于统一印度支那这个当前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则被视为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邓小平说，在这一背景下，即使中国继续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苏联为它的霸权梦所提供的援助，反而会帮助越南的扩张。因此中国决定停止对越援助。[9-61]
当邓小平专注地谈论苏越霸权的危险时，李光耀问邓小平，中国会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何反应。邓小平只是说，这要看越南走得多远。李光耀从这种回答中推测，假如越南跨过湄公河攻入金边，中国肯定会作出军事反应。[9-62]
邓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国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说，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访美之前向美国转告中国十分担心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后来确实这样做了。[9-63]接下来邓小平讨论了地区关系的远景。他特别讲到，中国让越南脱离苏联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在未来八到十年可能会出现更好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极有远见。
次日，即11月13日的上午，李光耀向邓小平说明了西方对苏联军力的不同估计。苏联的军力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并且还在增长中。但是尽管有的专家认为苏联已构成迫切的危险，也有人相信苏联已不堪重负。为了消除邓小平对新加坡欢迎苏联进入该地区的顾虑，李光耀解释说，新加坡的外贸以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和西欧为主，对苏贸易只占其贸易量的0.3%（当时新加坡的对华贸易仅占其贸易量的1.8%）。
李光耀说，东盟各国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使邓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诉他，东南亚各国更害怕中国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后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如何担心中国那些鼓动革命——尤其是在华人中间——的电台广播。这再次印证了邓小平已经从泰国和马来西亚领导人那里听到的忧虑。李光耀说，东南亚人也注意到，越南总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牺牲的马来西亚人的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却没有。让李光耀感到吃惊的是，邓小平接着问他：“那么你和东盟各国想让我们做些什么？”李光耀答道：“停止电台广播。”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让李光耀很意外，邓小平不同于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领导人，他在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时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9-64]但是，他不会考虑向剿共的马来西亚人献花圈这种事。他说，范文同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接着又说，中国领导人是说话算数的，只要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办到。
当邓小平在11月14日离开新加坡时，这两位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就像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关系一样，他们能够相互尊重，并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邓小平都经历过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年代，并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国生活过。他们在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都是敢作敢为的领袖，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在乱局中重建秩序。虽然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国教育，但他学过中国史，能够体会邓小平的生活背景。他们都是坦率的现实主义者，对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他们年轻时便担当大任，坚信强势的个人领导之必要；他们深谙权力之道，在战略思考中考虑历史大势。在中国大陆以外，除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创建人包玉刚，没有任何领导人，能够像李光耀那样与邓小平创建如此深刻的交往。邓小平和很多外国领导人关系亲密，但是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更深层的相互理解。从邓小平的角度说，李光耀和包玉刚吸引他的地方，是他们在处理现实事务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与世界级的领袖有着直接交往，了解国际事务，能够把握大趋势，愿意面对事实，说话直言不讳。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邓小平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则欣赏邓小平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前，中国媒体把新加坡人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几周后，这种说法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在环保、公屋建设和旅游方面都值得学习的地方。[9-65]李光耀和邓小平此后又分别在1980年、1985年、1988年数次会面。
邓小平出访新加坡的目的，是为阻止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争取支持，但新加坡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访问过纽约、巴黎和东京，对于这些地方比中国更加现代化并不感到奇怪。但是1920年他去法国时曾在新加坡停留过两天，这让他对新加坡在其后五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大为惊叹，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贫困中挣扎。邓小平当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么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9-66]
尽管邓小平看过有关新加坡的报告，但其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新加坡的左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并未受到当地大批华人的热情欢迎，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想屈从于中国。[9-67]显然，新加坡当地的共产党人就像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党员一样，喜欢说一些北京爱听的话，因此他们的报告并不可靠。但邓小平要亲自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结果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城市国家社会发达，秩序井然，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一年以后对越南战争争结束时，邓小平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他在新加坡看到的外国人开设的工厂的一些优点：它们向政府交税，提供就业机会，工人通过工作获得报酬。他说，不要害怕外国的资本家。[9-68]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改革榜样，他准备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