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构思改革
陈云在1980年同意赵紫阳应当有个班子研究新时期的经济问题，他承认此时已不同于他创建计划体制的时期了（对赵紫阳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赵紫阳刚来到北京时赞成陈云的经济调整政策，陈云因而也支持赵紫阳让企业经理有更多自主权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陈云也很欣赏赵紫阳“讲北京话”的努力，欣赏他愿意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地方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转而关注全国经济大局。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团一起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当赵紫阳和他的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开始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紫阳进行的。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Friedman）1988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佛利民和译员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佛利民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佛利民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16-11]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年11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16-12]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1号文件。[16-13]
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由于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门建言献策，一些官僚对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议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年改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1982年5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它到1984年已有大约100名官员。[16-14]忠诚且勤于钻研的官员鲍彤，最初是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理秘书，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团里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的开放态度，以及能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