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外学习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过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计划的汇报后说，要把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到几万人。邓认为，中国要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和采用在国外已经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苏联人由于害怕“人才流失”，不太愿意让有才华的学者和学生出国。毛泽东则对西方紧闭国门。甚至蒋介石也曾担心一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会很快流向国外。然而邓小平对于人才流失从来不担心。正因为如此，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秘诀这一点上，除了日本和南韩外，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而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它在学习外国的规模上很快就超过了日、韩两国。
邓小平派官员出国考察，邀请外国专家成立研究国外发展的机构，鼓励翻译外国文献——所有这些举措都规模宏大。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担心国内的公司会被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垮，邓小平则不同，他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创建现代化工厂，帮助培训中国的管理者和工人。他充分利用那些能够帮助中国了解国外发展的海外华人。最重要的是，他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到2007年底，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学成回国。[16-15]为了学习外国经济发展经验，邓小平同意由赵紫阳会见经济学家；他本人更喜欢跟科学家，以及包玉刚、松下幸之助和大卫・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这样的成功商业领袖交谈，从他们那儿获取如何使中国进步的想法。他还会见从事过国家经济计划工作的外国人，如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下河边淳。从1979年初开始，中国的资深学者每隔几天就出版一期报告，即《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概述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国外发展状况。而出国的代表团也会撰写考察报告，上呈给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方面，没有任何机构发挥的作用能与世界银行相提并论，而世行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也超过了它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国家。[16-16]1980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重新获得在世行的中国席位后，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访华，为发展双方的新关系铺路。麦克纳马拉说过，没有中国的世界银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银行，他顶住了美国政府要求放缓中国加入世行的压力。中国官员当时仍然担心外国会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国，但是麦克纳马拉的独立态度使他们相信，世界银行并不代表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
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对他说，中国未来与世行的关系中，观念比钱更重要。邓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必然的，但通过与世行合作中国能更快地发展。在讨论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的人选时，邓说，他不在乎首席代表是哪国人，他只希望是一个最胜任的人。[16-17]
邓小平会见麦克纳马拉后，中国与世行的关系发展迅速。一个月后的1980年5月15日，中国通过世行的投票表决正式成为其成员国。世行的多数成员国是在1945年它成立之初就加入的，世行对他们的了解已经有多年的积累。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而且取代台湾之前又与世行没有交往，因此世行在向中国提供贷款之前，必须首先对中国经济创建起更好的了解。1980年10月，世行作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团队的成员不必再担心将来可能受到向外国人泄密的指控。为了增强双方的信任，避免被中方猜忌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世行人员在中国期间没有举行任何未邀请中方参加的会议。中方团队及其在北京的上级深知他们被委以打开国门的重任，他们热切地希望弄清中国需要面对的独特问题。世行团队也清楚他们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同时意识到这是个了解中国的特殊机会，因此也努力与中方创建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这个考察计划是世行到那时为止承担过的最大的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项目。世行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而给予它的下属团队相当大的自主权去适应当地需要。麦克纳马拉访华后不久，会讲汉语的菲律宾华人林重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中国项目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哈佛经济学博士，有在东南亚和非洲为世行工作的经历；他也是1980年世行团队在中国的实际领导者；1985年世行在中国设立驻京办事处后，他出任该办事处的首任驻华首席代表，并一直任职到1990年。他把中国和世行在1980年代的特殊关系描述为“天造地设”。[16-18]
在中国的三个月里，世行团队与负责经济工作的中方官员进行会谈，还到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尽管中方负责接待的是财政部，但他们有机会和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官员会面，其中既有建设派，也有平衡派。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官员在中方团队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中方官员都没有受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训练，但他们有管理计划经济发展的经验。西方专家中很多人也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因此与其中国东道主一样，更为关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论性解释。
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做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讲述了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历史，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中适合或不适合作出政策改变的领域作了认真区分。在1981年3月完成这个三卷本的报告后，世行人员立刻与中方进行讨论，并在6月提交世行董事会，为后者作出给中国第一笔贷款的决定提供参考。除了中国的专家外，赵紫阳和其他高官也读过这份报告；后经中国政府批准，该报告得以公开发表。
当时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对于中方人员来说，参与这项研究，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具有全球发展经验的经济学专业人士的视野，并学习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的体制。
中国成为世行成员后双方谈判达成的第一笔借款是对高等教育的援助。邓小平一向重视培训，因此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在贷款之外，世行还设立了专门计划，帮助培训即将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中国专家。在这方面，中国与世行的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由后者每年举办人员培训课程。世行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专门培训中国经济学家的项目。从1985年到1995年，这项计划培训了将近70名经济学家，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身居要职，领导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学习。作为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世行还利用它与全球经济学家无可比拟的关系网络，应中国要求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会谈。
1980年代初，中国负责调整经济体制的官员最初想从东欧国家寻求改革模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年又将兴趣转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门的所有计划都合为一体的“全面改革”。中国派出两个代表团访问匈牙利，研究它的改革规划，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国介绍他们的改革经验。熟悉匈牙利问题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并允许更加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样，也采用了以确定产出指标为主的“指导性计划”，逐步摆脱了从前的指令性计划——即提前为各产业部门精确规定具体的生产投入。[16-19]然而，在探讨东欧经验的同时，一些中国官员也开始怀疑，东欧模式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1982年8月应中方请求，世界银行将东欧和其他国家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专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干山，探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整体问题。中方人员以薛暮桥为首。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东欧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弗拉吉尔兹・布鲁斯（WłodzimierzBrus）——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观点。会上进行的讨论和会后组织的外国顾问对中国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东欧改革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疑虑。东欧专家此前的结论是，如果只进行局部改革，会造成对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须一次性地进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呈现出似乎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因此没有必要急于进行一揽子的全面改革。会后东欧的学者们去中国各地考察，开始同意中国东道主的观点，即一次性大胆进行改革的东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是逐步开放市场和放开价格，然后再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与会者的观点先汇报给赵紫阳并获得了他的认同，然后再上报给邓小平，邓也支持赵紫阳关于渐进改革、而不是一揽子改革的意见。
1983年，取代麦克纳马拉于1981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克劳森（A.W.Clausen）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说，他认为世行1981年的报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随后邓请世行帮助评估中国到200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可行性。速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他担心中国的干部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所以要听听外人的意见。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担一项研究，根据全球经验对中国未来20年实现这一目标考虑不同方案。应邓小平请求，1984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员齐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仍由林重庚带队。依据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员及相关顾问的研究，世行于1985年发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制定“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起了重要作用。[16-20]它的结论是，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是可行的。这无疑让邓小平感到放心。报告认为，中国通过重点抓工业生产，或者通过促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部门平衡发展，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工业作为重点的道路。
1984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价格改革等问题，但这次会议世行人员没有参加。[16-21]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期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住腐败。
1985年，在邓小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召集专家，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中外专家在一条名为“巴山轮”的船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这条从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抵达武汉的轮船上，他们进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紧张讨论。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他介绍了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尤其是通过调节需求控制市场的可能性。弗拉吉尔兹・布鲁斯和首次访问中国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Kornai）则介绍了东欧在调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早已对东欧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持怀疑态度的中方与会者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如允许业绩不佳和重复生产的企业继续生存的“软预算约束”——是计划体制内在的普遍性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对采用东欧改革模式的探讨，转而以更强的意愿接纳市场的作用。
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于会议之前通货膨胀已很严重，中国很快采用了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运用宏观调控驯服通货膨胀。赵紫阳总理看过会议报告后接受了这一结论，经邓小平认可后便开始着手实施。
198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在探讨东欧经验和利用世界银行顾问的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经验。尽管日本是世行成员国，它与中国主要以双边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合作规模则超过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对台湾和南韩的现代化经验也有兴趣，但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与之有直接交往，因此台湾和南韩在1980年代初的经验对当时的中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之后，大来佐武郎于1979年1月到访北京。作为一位经济规划官员，他在帮助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极富经验。他此行要与谷牧探讨成立日本顾问团的计划，还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日本在中国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大来佐武郎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工程学出身，曾在日本经济安定本部扮演过核心角色。这个部门曾经为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脱离战时经济管制和对抗严重短缺提供指导。1955年后安定本部并入日本经济企划厅，后者负责为日本经济提供指导性计划。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商定，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他将率一批有经验的日本官员同以马洪为首的中方官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谈。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当时已担任外相的大来佐武郎陪同来访。邓小平对大来开玩笑说，你当了外相，还能继续给中国当顾问吗？确实，大来任外相期间，这些会谈一度短暂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后很快于1980年7月恢复。日本国土厅前任长官下河边淳也是大来佐武郎的日本顾问团成员，他向中国介绍了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创建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资源，推动各地区均衡持续地发展。[16-22]这个顾问团与中国经济官员的会议一直持续到1992年。
1979年初，中国效法日本成立了两个机构：质量管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两个协会在北京为地方干部开办培训班，再由这些干部为各自地区的工厂经理培训工业管理、传授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观念。[16-23]尽管这些培训计划的作用难以具体评估，但是对中国那些习惯于办事慢吞吞的工厂经理和工人来说，这些榜样的存在，加之官员的大力鼓动，确实促成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的改善。
1980年代，日本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多于其他任何国家。日本的在华工厂为中国树立了尺规，用以衡量中国在实现高效工业生产上取得的进展。中国在学习现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国，但中国工厂引进的新生产线中来自于日本的数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动力。自1974年以来，邓小平会见的日本代表团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是，生产消费品的中国工厂也得到指示，要求他们直接征求当地商业网点的意见，了解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产品。[16-24]
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访日期间，不但对日本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感到惊讶，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计划手段远比中国更灵活、更能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例如，通产省一方面会为大公司提供鼓励和支持，但同时也会让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
中国在1980年至1981年施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很多与日本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与中方的合作被放缓（见第15章）。但1982年最困难的调整步骤完成后，中日关系又得以复苏。1982年5月底至6月初赵紫阳访问日本，除了寻求进一步投资和技术谘询外，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16-25]日本通产省下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在中国设有若干个办事处，它们研究中国经济，辅助日本公司在中国当地发现蕴涵商机的领域，也为中国各个工业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
到1980年代中期，国外机器的引进已经带来了巨大变化。所谓“手工业式的重工业”，即工人光着膀子向炼钢炉填煤、用大铁锤把金属锻造成型的景象，被宝山钢铁厂里具有连铸设备和电子控制系统的现代氧气转炉所取代。现代生产线取代了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工人，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合资企业中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学会了使用现代电子设备、运用最新的现代管理技术，也为增长的大潮作出了贡献。其中一些管理人员运用他们在外企学到的技能创办自己的企业。1980年代计算机在西方采用后，在中国企业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欧洲、香港和台湾公司（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的新机器和新体制对其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累积作用，至少与北京领导层进行体制改革的影响同样巨大。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