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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春耕劳力贷款
春耕已到，窗外的秧田铺上了一片嫩绿，成行的农夫正在挖田，妇女们忙着打豆。这春尽夏来的几个月中农村里又显明活跃起来了，这几个月里农民们的辛劳将决定秋后一年粮食的丰歉，也部分地将决定我们在抗战最后关头的实力。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帮助这季农作，使我们对于自己运命多一分把握？我在这里提出的是举办春耕劳力贷款。
一、农业金融的季候性
若是我们一看内地经营农田费用的账目，最大一项的支出便是工资。依我在禄村调查的结果，工资（包括工人伙食）竟占全部农田经营费用的74％。而从清明起到芒种止的两个半月中，农田上所需劳力又占全年需要量的56％。在这期间工资的支出占全部农田经营费用的41％。这几个数字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在现有农作技术下，劳力是农业成本中最重要的项目；因农作劳力在时间中需要的不平均，农业金融也充分表示了季候偏重性。
让我们回头看看农家在这个时期的支付能力：清明时节离开上年度秋收已经有六个月。这六个月中除了经常的消费外，还包括田租上利的清算期。农村结账是在年底，而清明离开新年还不到三个月。农闲的冬季中又常是男婚女嫁的忙月，特别的支出也多挤在这个时期，春季作物到清明时节即使成熟了，还正在收获中。蚕豆从田里割下，大部还在堆着，离开整理清楚，能送到市场上去出卖，至少还要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候新的投资已催着不能再等，而农家的储蓄却早销蚀到所余无多，新的收入还须有待，于是农村金融上就发生了恐慌。说清明是“断魂”的时节。其实这感觉是不仅限于“路上行人”才有的。
或者有人会问：农民不是自己有劳力么？他们所需的资本既以劳力为大宗，他们不是可以不必靠金融来流动的么？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农田上所需的劳力总是十分富于时限性的。我曾计算过一对夫妇，若全靠他们自有劳力至多只能经营10工田（约25公亩），而以禄村为例说，凡是经营农田的，他们所经营的农场在10工田之下只有11％。这是说云南普通农家除了极少数之外，劳力都是不能自给的。当然，他们有换工的方式，可以不必用货币去获取家外的劳力。但是以工还工的办法只能发生在亲密的团体中，并不能解决农家缺乏劳力的全部问题。三年前的禄村，在掼谷子时，外供给的劳力，据我的估计，竟占20％，而掼谷子还不是劳力最缺的时期。据说在挖田的工作中利用外村劳工最多时竟占2/3。这些外来劳工都得给付工资的。
在春尽的时候，手边没有钱的农民，就雇不起工。可是若只靠自有劳力来凑合，结果泥土不能挖够，秋收时就将大大地吃亏。我在禄村曾比较过两丘土质相同的田，其一因挖得不够，谷子长得又稀又弱，据说收成要比另一丘少一倍以上。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农民只能借钱了，不论利息多高，也得忍痛。这一来，高利贷便找着它活动的机会。
若是要举行农贷，清明到芒种正是最适当的时期。
二、贷款的对象
有人或者会提出目前农村比战前要繁荣得多，是否还需要外来资本的援助？而且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村内已有游资发生，是否还应当把纸币送到农村里去？我也是主张农贷应十分慎重的人，但是并不认为农贷政策本身有问题，只是实行这政策时应当防止它的流弊。农贷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增加农村生产力，一方面是在整理农村的金融机构，因之，推行春耕劳力贷款正是发展农贷的正当路线。
抗战以来，在农村中已经引起一种不良现象，就是财富的集中趋向。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固然是事实，但是只有那些有余粮可以出售的农家才能占得这份利益，农村中有多少人家有余粮可以出售的呢？我们不妨在这里计算一下：一个人每年需要米350斤（若以士兵所发米计算，每年548斤），一工最好的田出来200斤，所以一个人得有两工田才能维持他的食粮，食粮只占一个人全部生活费用的40％，全部生活费用得有4工田来维持。一家平均以四个壮丁计算，则需田15工之上。但是在内地农村中有田15工以上有多少呢？以禄村为例，只占全村的34％。若是农村日用品的价格和米价的上涨率相同，则农村中大约只有1/3的人家是可以因米价上涨而多得一些储蓄的。这表明即使抗战以来农村比较繁荣的话，也不过是指这一部分的农民罢了——这一部分本是较富的农民，现在可以更富一些。
而另一方面，那些粮食不足自给的农家，在工资上涨率没有米价为快的情形下，很明显的是吃了亏，而这种自有农田不到15工的农家，在禄村就占全村的2/3，其中有一半根本是没有田的。这辈人的生活，除了因工作机会增加之外，并没有分享农村的繁荣，反而因之受到了损失。
还有一项应当提出来的，就是征兵的结果，要使那些无力逃役的贫农加上一笔损失。我们知道有不少因为家中壮丁被征而破落的事例，这说明抗战以来有一部分贫农的生活更见降低的现象。
农村中财富集中的趋势也就引起了农村的金融问题。农村中游资的增加无疑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可是正因为这笔游资握在少数富农的手中，使他们可以利用贫农的窘急而发挥他们榨取高利的威力。因此，在这个时候政府能用低利把款子放入贫农的阶层，不但可以使贫农得到必需的资本去雇用劳工，使这季农作不致因资本缺乏而减低它的产量，而且可以使富农手上的游资不成为榨取高利的工具，富农手上的游资既不能以高利投入贫农的农田上，它也比较容易流出农村来作其他正当的用途了。这时若有适当的方法也就不难把它吸收出来。这种农贷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在增加农村货币的流通额，而是一种从富农手上的货币用低利转入贫农手上的办法。
三、动员农村劳力
但是问题是在这种春耕劳力贷款是否能刺激劳力供给？若是劳力的总量已经无法增加，则我们若送进一笔货币进去，固然一方面是可以转变劳力雇用的分配方式，但另一方面只是造成增加工资和农业成本的效果罢了。我们在这里得细细考察一下云南农村的劳力市场。
云南因地形的高低差别很大，所以在相距不过一两天路程的地方，气候便会不同，各地的农作日历可以有一个多月以上的参差。甲地惊蛰播种，而乙地可能迟到清明。因之甲地的农作可以比乙地早一个月。当甲地农忙时，乙地还在闲着，乙地开始农忙时，甲地却已经忙过了。即在一个地方，因水的供给大都依靠高地的泉源，所以同用一条沟水的田，不能不依地势，先后灌田，他们在农作上因之也有先后。农作日历的参差不齐，使地域间的劳工可以流动，互相济急，这本是云南农村的普遍现象。劳工地域间的流动使劳力供给量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若是甲地需要增加，附近区域流入的劳工数量也可以增加。
春耕劳力贷款固然可以使工资上涨，这种上涨对于出卖劳力的贫农说是有利的，但上涨的程度却有个合理的限制。因为上涨的工资刺激着一般本来闲着的农民，使他们可以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受雇。劳力供给上既有增加，工资也就平稳了。春耕劳力贷款决不是膨胀农村里的通货，因为它具有刺激劳力供给的能力。实际上这是在加紧动员农村劳力，增加生产；减低农民的闲暇，添增他们的收入。
四、贷款的方法
农贷的危险是发生在贷款会走入富农的手上，增加他们囤积和剥削的能力，或是走入贫农的手上而成为一笔救济金，并不能达到生产的目的。所以在农贷的技术上是应当十分慎重的，技术上的疏忽可以使有益的事反而成为有害的事。因之，若是要举办劳力贷款时，最理想的方法是由农贷机关发给劳动券，该项劳动券可以由雇主交给佣工，佣工向农贷机关领款。而且规定发生效力的期限，使雇主不能把这笔贷款充作别用，甚至抵押出去。这样不但可以免除增加农村货币的流动量，而且可以保证这种贷款的用途。
每家贷款的数量也可以有个合理的规定。我们知道每工田在这时期中需要多少劳力，减去这家自有劳力的数目，须雇用多少人工根据每家经营农田的面积，我们就可以决定贷予款项的数目了。
我相信这种农贷比较其他种类，在技术上容易管理，而且不致发生流弊。希望农贷当局能对于这种建议加以考虑。清明虽已过时，但是还有许多地方现在刚在播谷。及时举办，还来得及造福农民，使我们对于今年丰盈的秋收多一分把握。
194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