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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和农村劳力
一、战时农村劳力的减少
长期战争中经济成了决定胜负的因素。劳力的供给和利用是经济因素中的重要部分。前线要维持着大量作战的部队，后方不但要准备更多补充的兵士，而且军需的制造和运输，更需比兵役加倍的人工。在一个农业国家，这许多直接间接从事于战役的人，大多数是从农村中征调出来的。在短期中，农村向外输送了大批壮丁，在经营农业时，会不会缺乏劳力？劳力缺乏会不会减低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减低会不会引起战时粮食及其他原料品的缺乏？这些都是我们在支持长期抗战中应注意的问题。
抗战三年来，人口稠密的省份，相继沦陷。人力接济的责任大部分加在内地农村的肩头上，于是有很多人想着内地农村劳力不足的危险。我们虽没有全部的统计，能指出在这次抗战中动员兵役的确数和新兴军事工业在农村中所吸收劳工的数目；但依云南某县出征壮丁估计，约占全部壮丁1.5％；若包括加入新兴工业，建筑铁路，及其他原因外出的农民在内，依我们在云南某村实施调查的结果，约占全体人口9％。这个数目并不能说是小了，可是我们却从没有见过农村中因劳力缺乏以致农业停顿的现象。再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民国二十八年短工之需要量较该年实际雇用工数尚缺10％。但是结论却说：“目前短工缺乏情形，尚未臻十分严重，其每农家所需要之增加量，亦不过5.6工而已。”（《新经济》第3卷第7期，沈宪耀《我国之农工》）
我们若一看日本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重庆《大公报》社评把日本劳力缺乏的情形分析得很详细。农村劳力缺乏已影响到日本粮食的产额。其中有一段说：“日本今年的旱灾，虽说是天灾，但是若是有充分人工施以救济，或者也不致如此严重。所以今年不但被天旱的地方无收，就是未被天旱的地方，因工人减少，也影响收成不少。日本稻米每年至迟10月底总可收完，但是今年到了11月中旬，还有许多稻谷在田中未收，而米荒得如火如荼；所以军阀也慌了，12月12日下令使军队暂时解散，以便回家收谷。在这种战争不利的时代，竟使兵士回家收谷，这可证农村缺人的程度了。”
为什么我们内地农村的劳力能支持而日本不能呢？本文就想回答这问题的一部分。
二、农村结构和劳力的储藏
日本在战前的农村结构不容许储藏着大量没有利用的劳力，因之，一加战事的征发，立刻暴露了劳力缺乏的窘状。日本的农村里充满着靠租田生活的佃户。这是在双重压迫之下发生的：一是封建势力变相的持续，二是商业资本侵入农村。根据青山和夫等在重庆《大公报》所发表《战时日本农村》，该报的社评中说:“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蓄及工业基础，建筑在半封建的榨取之上。明治维新没有农业革命，维新以后，农民不断地暴动，要求土地，继续至明治十七八年间，所谓‘版籍奉还’与‘秩禄处分’，只是将诸侯土地，移交皇帝而已——明治政府因此而继承了德川幕府全国1/4的土地。所谓‘地租（田赋）改正’，把田赋现物制度改为货币制度（佃租仍旧纳物）只是承认土地兼并，开辟高利贷与商业资本浸透农村之路而已。结果，自耕农没落，佃农增加，使农村阶级分化，走于两端。现在日本全国农户，约有42％属于半自耕农，27％属于佃农，即10个农民之中，7个属于贫农层。”（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社评）
租田生活的佃户和半自耕农只有亲自在农田上劳作，才能靠他们劳力的出卖获取给地主剥削之后的剩余收入，在一个佃户充斥的农村中，决不能储藏着没有加以利用的劳力。若是这种农村中有了多余的劳工，这批劳工很快地因生活压迫，被吸收到都市中去了。据吉川政雄在重庆《大公报》的报告（4月9日），曾这样说:“昭和元年，年青人便陆续到都市去了。至昭和五年，往都市作工人数之多，平均一家一口，于是村中不足的生活费用，便仰给于都市工银。及昭和十年，离村人数，已占全村的半额；其远离乡井死心做都市的劳动工人，不再返里者，亦比比皆是。因此在岛村里面，年青的人不可多见了。凡健康未替，不论男女，一一都跑了。”
我们内地农村的结构，刚刚和日本相反。据J.L.Buck在我国各地农村调查的结果，说西南水稻区（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部），自耕农占57％，半自耕农占34％，佃户占9％（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1937，第196页）。这是说在内地农村中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自家有地的。
这辈有地的农民，住虽住在村子里，大多数并不亲自下田劳作的。他们雇工去经营农田。民国二十二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派人在云南禄丰县调查时，已注意过这种雇工经营的方式。他们在报告中说:“地主兼自耕农完全是雇有雇工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约有一半有雇工的，佃农亦有多少雇有雇工的。”（《云南省农村调查》，第1546页）
我们曾在这地方详细调查过，觉得这种雇工自营的小地主是内地农村中的典型人物。若是笼统地说来，有田的就有资格不必劳作，在田里劳作的大多是没有田的人。有田的人的劳力在战前并没有充分利用在农业里，他们是农村中储藏着的劳力。有储藏的，不怕临时的支出，所以目前农村中输出了大批劳工，可是有储藏着的劳力拿出来填补，不致很快地发生缺乏劳力的危机。
三、女工在农业中的贡献
在战时动员的兵役和工役，至少在我国，是偏重于男子方面，所以最近由农村输出的人口，以男子为多数。我们调查的那个农村中，20个月中一共迁出了74个人，其中男子占55个，女子占19个。男女的比例约3∶1。可是在农业所需的劳力上来说，男女的比例怎样呢？以上述的村子来说：在250方公尺的农田面积上，在经营水稻和蚕豆的一年工作中，需要女工10.3，男或女工1.5，男工8.5。这表明在内地农村中，有些地方女子在农田上所费的劳力比男子多。女子因战事服役而离村的为数既少，则农田上所需劳力，至少有一大部分，不致受战事的影响。农业中女工的利用，是保障战时农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子。
可是农业中利用女工并不是农村的普遍现象。在云南省境内，我们就看见过有些村子，女工是不常利用的。女子不下田的习惯，在太湖流域的农村中最为显著。若我们详细一察：为什么有些地方女子不从事农作？依我们看来，凡是有女子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农业才容易成为完全是男子的作业。女子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纺织。丝业发达是太湖流域农村中女子不下田的基本原因。内地女子手工业比较上不发达，所以女子在农业中的贡献也时常较大。
从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到以丝业为农村主要副业的日本女子从事农业的机会一定少得多。没有熟习于偏重在体力劳动的农作的女子，决不能在短时期内接替男子们遗下的工作。凡是女子不参加农作的地方，男子被战事征出之后，总是易于发生农村劳力不足的恐慌。
四、地域间劳力的交换接济
农业所需的劳力，在时间上说，不是平均的。在农忙时需要多量劳力，可是农忙一过，就有很长的农闲。谈农村经济，不能不注意缩短农闲的办法。
农忙和农闲是被农作物的生长期所决定的。以一家农户来说，一播种之后，哪天忙，哪天闲，差不多都已排下了，伸缩性很少。可是若是各家播种期参差不齐，有早有迟，则甲家农忙时，乙家却正闲着；乙家忙时，甲家已经忙过。这两家若是合作，你闲帮我忙，我闲帮你忙，则各家的农闲期不是可以大大地缩短了么？这是农村中常见的换工方式。
可是同一地方播种的先后，不易有很长的参差期，因为天太冷，播得不能太早，太迟了又要失农时。但是地域间的农期参差性可以很高，尤其以云南为甚。云南的地势高低不平，邻近的盆地可以相差很大，因之气候上，地域间的差异也特别显著。譬如离昆明西100公里的禄丰，农期比昆明至少要早一个月。又好像，相差30公里的昆阳和玉溪，两地农期先后又可有一个月的差别。靠了这地域间农期的参差，劳工可以有大规模的流动，交换调剂各地劳力临时的缺乏。
以我们所调查的那个村子来说，它在农作上依靠外来劳力接济的程度很高。据当地人民告诉我们:“早年在田里做工的，三个里有两个是外边来的，现在少了，还有一半的样子。”我们在民国二十八年收谷时，实地清查了几天，结果至少有20％是外村人。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一共不到300户，可是掼谷子时，经常要有100来个外村人来帮工。
地域间劳工的流动，从个人讲，增加了在农田上工作的时间；从整个农业上讲，较少人可以经营较大农田面积。因之，我们内地农村中，若在农忙时发生劳力不足的危险，它很容易得到邻近地域劳工的接济，这是在平原地带所不易获得的。内地多山的自然环境，缓冲了农村中劳力缺乏的可能性。
五、结 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抗战三年来为什么我们内地农村并没有发生劳力缺乏的恐慌。可是我们决不能有恃无恐，以为我国人力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抗战的能否持久，一部分是看我们能不能维持农村劳力于不缺乏。维持的方法有二：一方面是爱惜已征调出来的人力，避免一切不必须的浪费，使我们可以不致永远不断地向农村要人。另一方面是看清了内地农村的特征，尽力使劳力调剂的机构健全化。本文中已经提到的，可以归纳起来作三个具体的建议：（一）提高农村工资，使以前雇工自营的小地主，觉得不值得再雇工，而亲自下田劳作。这样，本来储藏着未加利用的劳力可以动员在农业里。（二）奖励妇女下田，并供给较良工具和耕牛，以减少妇女因体力限制不能操作的工作。（三）组织地域间劳工交换机构，并供给便利的交通，用以扩大交换劳工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