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后真相时代中的我们还能知道事实吗？
前节的讨论，仅仅涉及了一个真信念的获取方式是否稳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讨论一个信念本身是如何成为真信念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从本节开始所要开启的新话题。
不得不承认，“真信念”这个词并非是一个常用的汉语词组。但下面这个意义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词，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的：“真相”。而提到“真相”这词，我们又可能会联想到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后真相时代”。这个词的意思恐怕大家都知道：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很多社会新闻的真假我们都很难加以切实地辨别，而每个媒体所报道的消息，都好像是该媒体希望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们是否还有希望，能在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去伪存真，获取真相呢？
从哲学角度看，要追求真相，其前提是去定义“真”或者“真理”。下面我就要谈谈在知识论中讨论真理的两个基本思维路向：符合论与融贯论。本节先讨论符合论。
什么是“符合论”？
“符合论”的意思貌似不复杂：只要你说的话符合实际，那么你说的就是真的。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符合”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原始含义，其实并不是指事实与命题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说文解字》是怎么说的。
在《说文解字》里，许慎说：“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什么意思呢？“汉制以竹”的意思是说：按照汉代的制度，“符”是用竹头来做的一种器物，长六寸。被劈成两半之后，若还能被严严实实地合在一起，那就说明这两片“符”是由原来的一根竹子劈出来的。这也就能说明持有那另外一片“符”的人得到了充分的授权。既然对方手里拿的“符”是真货，那么，对方传来的命令也是真的。
这就牵涉到了“真”在汉语中的两套用法。第一套用法是用来说器物的真与假的——比如这些例句：“信陵君带来的虎符可是真货哦！”“这个宣德炉真的是明朝的啊！”“这可是真的公司财务章！”另外的一套用法则是对应于命题或者信念的真与假的——比如这些例句：“信陵君叫‘魏无忌’这一点是真的。”“他买了一个宣德炉这一点是真的。”“他带来了公司的财务章这一点是真的。”《说文解字》对于“符”的定义，其实主要是涉及了第一种“真/假”的含义。
有人问了，为何要凸显这两套用法之间的区别呢？
——这是因为，二者的表面哲学意义不同。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器物的真假的话，那么，我们比照的乃是器物的一部分现实特征与其规范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比如，比较这个宣德炉的特征与典范意义上的宣德炉的特征之间的异同）；而如果我们说的是命题的真假的话，那么，我们比照的就是命题的内容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事实”可不是什么典范意义上的宣德炉，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给大家看的——你一给大家看，它就成了“命题”了。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基于上述关于“符”的定义的“符合论”，还成立吗？
我们可能得到纯粹的“客观事实”吗？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客观事实”可不是什么可以被随意拿出来的法条或者是文物图册，它们本身是处在人类的符号系统之外的。但是在任何的人类的断真活动中，用以进行断真的材料，都必须是人类的符号系统所能够消化的。这也就使得“客观事实”本身的地位蒙上了尴尬的色彩。
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个皇帝，几十年不出宫了，他读到的关于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军事情况的汇报，都是基于各地呈上来的公文，而这些公文又经过宦官的手进行了筛选——因此，皇帝所看到的关于国家治理的“真相”，乃是身边的宦官希望他看到的“真相”。换言之，只要留在皇宫里，这个皇帝是得不到关于国家治理的“客观事实”的。
——有人说，如果皇上能够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微服私访，是不是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呢？
——没那么简单。譬如，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皇上微服私访所造访的这些地方恰好都是比较富裕的，因此他对于全国的财政、经济的情况，就做出了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或者反过来说，他所看到的情况恰好都比较糟糕，因此他就对国家现有的状况做出一种过于悲观的估计。而且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恐怕都是颇难避免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是很难不眠不休地搜集各种证据的，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说，只要我们加上足够多的人力、物力，甚至加上大数据技术，然后就可以获得整个社会运作的全面的信息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到关于社会运作的纯粹的客观事实了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任何信息搜集技术都会有遗漏。比如，大数据技术就对不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的行动轨迹与购买习惯缺乏追踪——由此获得的信息，也只是一种偏误程度略低的“管中窥豹”的结果。换言之，任何“事实”，已经透过信息采集者自己的眼睛、通过自己的手，或者其所依赖的技术工具，而被歪曲了——没有一种未经过任何人的歪曲和加工的纯粹的客观事实。
上面的讨论，使得那种处在信念或者命题层面上的符合论思想陷入一个很大的尴尬。换言之，我们本来以为，与器物层面上的符合不同，命题层面上的符合关系是建立在符号系统与符号的事实之外的，但兜了一个圈子，原来即使是命题层面上的符合关系，也是建立在符号系统与打着“事实”旗号的另外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这真是印证了康德哲学早就给出的洞见：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无非就是将人类的心智已经放到世界中的东西再捡回来，并由此在世界中认出了自己的倒影。
通过剔除谬误，不断逼近真相
不难想见，如果就算是“事实”也都是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并因此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的话，那么，它们的构成过程，就难以不受到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些心理学效应（如锚定效应、框架效应等）的影响。这样一来，不同的事实构造主体就会构造出不同的事实，给出不同的断真结果，由此给出不同的知识判定结果。讲到这一步，好像我们的符合论就必定会走向所谓的“后真相主义”了。根据“后真相主义”，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真理，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毫无疑问，这种观点的广泛传播，必然会造成一种消极的佛系心态的社会化——受到这种心态感染的群众都乐于做“吃瓜群众”，而没人关心到底是谁偷了瓜。
——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人类的心智活动对于任何事实构造进程的渗透力，那么，我们又该怎么避免由此导致的对于客观真理的漠视呢？简单地说，药方就是区分符合知识规范的知识构造与不符合知识规范的知识构造，而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就是：前者在知识构造的过程中，是重视逻辑之理、语义之理与经验之理的，而后者则无视这些约束，怎么开心就怎么玩。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经由这三层知识构造之理的知识检查，发现了相关的知识构造结果有颇为可疑之处，我们就不能认为这是事实——相反，如果此类检查没有发现类似的可疑点，我们就不妨将相关的知识构造结果判为事实，并将其作为核查别的信念的真假的根据。
本节的讨论，与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断真活动是颇有关联的。我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都对真理与谬误有着某种“非黑即白”的观点，即看到一点点谬误都火冒三丈，认为整个知识体系都不能用了。实际上，洗过衣服的人都知道，再好的洗洁剂，再认真的洗涤过程，也不能够保证洗出来的衣服是纯白的。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会说一件脏衣服和一件经过洗涤后的衣服没有区别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同样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区分“掺杂了少量谬误、但大体合理的知识构造”与“纯然扯淡的假信息”，不要因为知识构造的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陷入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换言之，虽然获取绝对的真理也许是有点难的，但找到一些典型的、不可容忍的谬误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信念体系中的最惹眼的那些谬误都剔除出去的话，那么你离真相恐怕就不会那么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