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有些歧视链是有必要存在的
前文的讨论，已经涉及了人类的认知架构与知识指派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前面对于时间压力的讨论中，我们暂且预设认知语境中的认知主体是某种缺乏个性的“平均人”。不过，并不是所有知识论的流派都采纳了这种关于“平均人”的假设——而当该预设被取消后，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认知个性——或者认知德性——对于知识指派结果的影响。这也就是本节所要展开的话题。
什么是“德性知识论”？
什么叫“德性”（virtue）呢？在西方哲学的脉络中，它本来是指事物的一种内在的秉性，如猎豹跑得快，便是猎豹的德性；老鹰飞得高，便是老鹰的德性（上述讲法在汉语里或许显得有点怪，但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确是这样看待“德性”的）。我们在讨论人的品性的时候，也可以说“张三这个人很勇敢”，“李四这个人很怯懦”，“王五这个人很羞涩”，等等——“勇敢”“怯懦”“羞涩”等评价词也都牵涉到了对于相关名目的德性的表达。
不过讲到“德性”，很多人还会在直觉上觉得这是伦理学概念——那么，我们为何要在知识论的语境中使用“德性”一词呢？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我就从生活中举一个案例。几年前，我家安装了一台三菱空调，装三菱空调的师傅一边安装机器，一边和我聊天。我就问他了：这个空调坏了怎么办？他很自豪地对我说：三菱空调是不会坏的！
我一听，就觉得对方的措辞实在是太夸张了。三菱是名牌不假，但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东西，它怎么可能就不会坏呢？好吧，我至多愿意承认：三菱空调出故障的概率的确是比较小。
——有人会问了：上面这个例子完全是在谈器物的可靠性，这与“德性”有关吗？
——有关！试想：机器是从哪里来的？机器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可能是全公司的千千万万双手做出来的。这个公司的管理水平怎么样？产品的合格率怎么样？售后服务怎么样？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德性在里面起作用。所以，所谓的人工制品，实质上就是人类德性的结晶。换言之，你相信某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就等于给了该公司的上下员工一个颇高的德性评分，所以，在此，德性也就至少在一种间接的意义上与人工制品发生了联系。
说到这一步，有的读者就又会问了：知识论又不谈如何做空调，而是谈如何做知识指派。这样的话，即使德性与人工制品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又具有啥知识论意义呢？
为了说明“德性”的知识论含义，这里我就和大家讲个历史故事。在苏联的卫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有名爱将，叫罗科索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曾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要对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来一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偷袭。这个计划非常冒险，要把大规模的苏联坦克部队从A点移到B点，而倘若苏军在转移过程中，其行踪被德军侦察机发现的话，整个计划就会失败。斯大林起初就因为该计划的冒险性，而没批准该计划。
用知识论的术语来说，罗科索夫斯基当时就具有了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做了甲、乙、丙、丁……这些事的话，我们就能歼灭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这个信念在罗科索夫斯基本人看来，是完全有根据的，或者说是得到辩护的——但是这个信念传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就认为这个信念是缺乏根据和缺乏辩护的，甚至是过于冒险的。
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见罗科索夫斯基一直坚持己见，斯大林就对罗科索夫斯基说：“老罗同志啊，你先到隔壁房间去休息15分钟，把你刚才对我讲的话再想上这么三遍，反思一下，里面有啥破绽。然后，你再回来向我汇报工作。”罗科索夫斯基听罢，就拿着公文包和地图走了。过了一刻钟，两个人又见面了，斯大林就问了：你现在还那么坚决地认为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吗？罗科索夫斯基说：斯大林同志，我觉得我说的还是对的。
没想到这时候斯大林就立即改了口风。他转身就对周围的人说，老罗同志用兵一向谨慎，如果连他都觉得此兵谋没大问题，那我也就认为这计划可行。于是，苏军最终就执行了斯大林的决策，并按照罗科索夫斯基的谋划，真的几乎全歼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打仗，但是和平时代也有大量与之平行的案例。譬如，在公司里开例会时，某部门经理提出了一个项目方案，那么，管理层该如何应对这个提案呢？一种方式，就是开个会认真研讨一下该方案的成败点，看看该方案是不是真的能成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干脆不开会，或者就开一个纯粹走过场的讨论会。为何还能这么操作呢？这是因为，该公司的总经理特别信任这位部门经理，所以，只要是这个经理所提出的方案，他一般都批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经理在历史上曾帮公司获得了大量的盈利，因此，总经理就像斯大林相信罗科索夫斯基的军事能力一样信任他的赚钱能力。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通过对于一个信念的根据的明晰化表述来确定该信念是否有机会成为知识，乃是属于“内在主义”的知识辩护路线（“内在”在此指对知识构造的内部进程进行反思）。在公司内部认真开一个决策会，讨论一个企划是否合理，就属于这种路线的日常运用。而通过对于信念持有者的认知德性的评判来确定其信念输出的合理性，则是属于“外在主义”的知识辩护路线（“外在”在此指对知识构造的产生机制进行反思）。而前面提到的总经理仅仅因为信任部门经理这个人，就批准他的企划方案的例子，就是外在主义的知识论路线的日常运用。至于为何我们有时候要采用后一条路线，其理由也是非常明显的：若我们要对于任何一个知识构造过程都进行严密的内部检查，这也实在是老费神了；与之相比，如果我们能够仅仅因为信赖相关的信念持有者，而对他所持有的信念进行迅速地知识指派，岂不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认知负担吗？德性知识论的核心思想也正在于此：知识的靠谱性，就是要看知识构造者的认知德性——也就是看其输出真信念的历史记录所展现出来的知识构造水准（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谈）——德性越高，你就越有理由认为他目下所给出的信念也应当是知识的一部分。至于对于他的知识构造的推理过程的内在检查，在此则可被省略。
如何判断德性高低？让对方做几件事！
讲到这里，大家就要问了，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认知德性的高低呢？
按照一种叫“可靠主义”（reliabilism）的认识论观点，我们得检查这个人或相关的认知架构在历史上输出的所有信念中真信念的比例——如果这个比值比较高，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或者相关的认知架构的认知德性比较高。但是，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个思路。原因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不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人在历史上所有的信息处理情况的，遑论计算他所产生的真信念占据其所产生的所有信念的比值。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提出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在你的检查能力可以触及的范围内，抽样检查被考察对象的认知德性。譬如，如果你是个领导，要看某个下属脑子好不好使，就让他负责几件工作，看看他成绩如何，这样，你就对他的认知德性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判断了。
大家又要问了，我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呢（请参看本书第16节对于归纳论证的讨论）？为何不让手下做二十件、三十件事，再来对他的认知德性下一个断语呢？
其实不必。请注意，从对于一个人做几件事的成绩出发对他的认知德性做出评价，的确是可以依赖比较少的案例的——与之相比较，你若要从“我身边的三只乌鸦是黑色”的出发，推断出“天下乌鸦一般黑”，便有点过于仓促了。那么，为何在这两种归纳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呢？
这是因为，“这是一只黑色的乌鸦”“那也是一只黑色的乌鸦”均是非常简单的观察命题，你无法从这些命题中解读出更多的信息，以便由此对产生这些判断的认知架构的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是，“出色地完成上级所交付的一项工作”却是一个囊括了海量信息的句子——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命题，而是对于大量的观察命题的浓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样一个句子中解读出大量信息，以便由此对产生这些判断的认知架构的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
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个装潢公司的老板，你接了个单子，有个客户叫贵公司派一个人做他的装潢总设计师，而相关的装修要求还有点小复杂：预算有限、总体设计要混搭北欧与日系的风格、材料要环保、要保证足够的收纳空间，云云。你就派了一个叫李四的新人去，借此考验他的设计能力。如果李四不负使命，其设计效果得到了客户的好评，这就说明他的审美情趣、预算筹划能力以及与客户的沟通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准。站在装潢公司老板的立场上看，只要这样的检测做上两三次，就能大致估测出李四的工作能力的范围以及认知德性的高低了。这样，他也就没有必要反复地试对方，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论“德性鄙视链”存在之必要
讲到这一步，我还想谈谈现在互联网上比较热的一个词，叫“鄙视链”。鄙视链是一种观念中的等级链条，处在该链条高端的人会觉得自己比处在该链条低端的人在某些方面更具有价值。
不过，“鄙视”这词实在太像是“歧视”了，而“歧视”这个词的确会带给大家一种不良的观感，因为在人格上我们每个人的确应当是互相平等的，而不应是互相歧视的。我们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种族歧视、籍贯歧视与性别歧视，特别是避免对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然而，在道德领域内，德性高的人对于德性低的人的鄙视（譬如，比较勤劳的、勇敢的人对于那些懒惰的或怯懦的人的鄙视），倒反而能够促成一种使得社会能够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氛围——否则，整个社会中好人与坏人傻傻分不清，全社会的德性就会被败坏。
不仅关于道德的德性可以构成鄙视链，关于知识获取能力的德性也能构成鄙视链。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有些人的确在知识获取方面可以做到又稳、又狠、又准，一下子就可以把问题的关键给抓住，而有些人就是比较迟钝。因此，前者就自然应当处在鄙视链的上端，后者就自然应当处在鄙视链的下端。所以，当不同的人都向你提供信息的时候，你不妨就按照心中的这条鄙视链所提供的信息，更聚焦于那些在认知德性上更高的认知主体所提供的建议，以此来减少你自己的认知成本。这也便是对于本书第34节所提到的“乐队花车效应”的一种趋利避害式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