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人地位,为什么最低下,被老百姓骂,被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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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7, 2020

【小岛浪吹】中国的商人地位,为什么最低下,被老百姓骂,被政府干

2020年对马云来说是难熬的一年。上市被叫停,媒体轮番喊话,以前叫爸爸叫得很甜的消费者也突然翻脸。如果以为这样熬一熬一年就过去了,明年又是个新的开始,那就大错特错了。很显然,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是不过圣诞的。在圣诞前夜,监管局根据举报对阿里巴巴实施所谓的二选一等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据彭博报道,马老师已经被限制出境了,但是彭博的造谣能力有时候比自媒体都要强是吧,消息是否准确,还要打个问号。毕竟明面上马云已经从阿里巴巴退休了,那你们要抓的是鲁迅和我周树人有什么关系啊?阿里巴巴的二选一当时主要是为了打击我东哥的这事,一晃都搞了七年了。2013年的时候,阿里巴巴要求在天猫商城上的众多商家不得参加京东的618双11等促销活动。后来甚至不允许大商家们在京东开设店铺,东哥当然是不能忍的。2017年时,京东就针对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起了诉讼。结果阿里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再加上上诉,让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进入实质审理阶段。然后又到了今天,那虽然案子还是没有进展,但是阿里巴巴直接就受到了来自监管部门的降维打击。那你不愿意在法律上进行辩论,那我就直接处罚了。那12月14号,阿里巴巴被开了张反垄断罚单。10天后的12月24号,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被立案调查。那每股一夜跌掉了900亿美元。大家仔细品这个顺序,有那么点怪异,不过这不是重点,让商家二选一,就是毫不掩饰的垄断了。那这样的垄断是好还是坏呢?美国在1890年推出了全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反托斯拉法。当时的舆论一面倒地,认为垄断必大于利。一个新的法律通常都是粗糙并且漏洞百出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学术界以及产业界的意见了。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花了六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它的垄断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是像大众想象的那样,商家会进行你死我活的完全竞争,最后由一家公司形成完全垄断,而是前期大鱼吃小鱼,然后后期大鱼们会在竞争中合作,他们既不会在斗争中完全放弃利润,又不会为了利润简单的进行统和。

但是不管怎么说,由张伯伦开启的哈佛学派,依然认为这些规模巨大的头部公司对经济是有危害的。这些公司会充分的利用垄断地位进行有限度的合作,进而建造行业壁垒,使高额的利润长期化、正常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卖石油的欧佩克联盟了,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垄断组织,而且堂而皇之地影响着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以及价格。

市面上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入主流的学派,这个学派并不同意哈佛学派的理论,那就是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一个企业为了形成垄断并且长久的获得利润,就会花精力使得产品或者服务比竞争对手更加优秀。所以他们认为哈佛的理论是在扼杀优秀企业成长的动力,这就很共和党了。

但是即使是共和党,其实也是不能接受垄断的。2020年,美国司法部就对谷歌提起了一项垄断诉讼,这当中当然有科技业普遍对川普不友好的缘故,但是民主党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些科技巨头的打压。同样在2020年,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就推出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控谷歌、Facebook苹果以及亚马逊违反了反垄断法,如何定义垄断呢?这个是立法者和这些巨型公司们的博弈了。这并不是今天我想主要讨论的问题。那我更想聊的呢是商人的地位以及企业家尤其是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困局。提到商人地位的问题,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古时候的势能,工商商人呢被排在最后。好像中国历史上就非常的排斥商人,他到了近代几十年前,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投机倒把,做商人一不小心就会家破人亡,其实在西方也是差不多的。在古希腊,一个公民如果被人称作商人,他是有权告对方诽谤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法学著作法律篇中就提到,公民应当在土地上劳作,而由外帮人去做工匠和商贩。而且国家应当禁止外帮人耕种土地,也应该禁止公民从事低贱的商贸和手工业。中世纪的时候,哪种人不能拥有土地呢?所以犹太人在欧洲受歧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宗教。那还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欧洲形成的这种鄙视链,就偏偏种地的财富积累速度太慢。而商业的滚雪球模式,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庞然大物。所以政府如果缺钱了,那一不小心犹太人就遭殃了。基本上,以前只要欧洲打仗,那不管是谁和谁打,那犹太人都要跟着倒霉。

回到中国,唐朝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了。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琵琶行啊,诗中写道,门前冷落车马戏,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力清,别离前院拂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白居易的诗呢一般都很浅显易懂,这其中就难掩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商人的鄙视,就认为商人只重视利益而不重视价值。

为什么东西方的精英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反感商人呢?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认为商人带来的利益小于他们造成的破坏。在东方,这个统治者是皇权和士大夫,在西方则是教会贵族。商业的本质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让商品在不同的地域或者领域流动已产生价差的行为,所以商业并不能凭空产生价值。

中国几次王朝的衰落,都在小冰河期。比如说明末温度下降导致农业产出骤减,人民吃不饱饭就只能造反。如果不是因为粮食减产导致农民起义,那清朝能不能赢明朝还是两说这时候中国的商人在做什么呢?那晋商为了成为黄商,正在为清军尽心尽力地安排着后勤。当时的商人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主要是推动货物的流通。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已经平稳的运行了非常多年。在还没有实行行业分工的年代,商人的存在并不能增加粮食的产量。可能有人会说,国家的运行需要靠税收,农民能交的税和商人相比实在太少了。其实在古代这恰恰相反,商人的地位低,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在税收上的贡献度并不高。

中国股收的税收主要分为四种,田税、订税、财产税以及交易税。田税和订税就非常容易计算和征收。就根据你家里有地,多少人来征收。而且你没法子跑,那地跑不了,就最多隐瞒下家里的人口。财产税和交易税就比较麻烦了,需要根据总财产和交易额来进行克税这类税收的征收成本就比较高。因为商人一直在不停的四处迁徙,那加上当时没有银行记账方式也不统一。

你别说政府了,商人自己有时候也未必搞得清楚,几笔生意混在一起,到底每样赚多少,那没有数据,想要准确的课税就非常困难了。所以在税收这部分,对于国家来说,商人能够上交的数额与农民和地主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而前税订税的上交与商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和现在的老板动不动说自己的公司带动了多少就业是不同的。而且古代的中国还有一个变相的税收就是徭役和兵役。那这基本上就是全靠农民在撑着了,欧洲就更有意思了。

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是没有税收的,这涉及到教权与世俗政权的斗争。没有税收,世俗政权的权利就会被削弱,而教会反而能够收到更多的奉献。中世纪时的欧洲连国家的概念都没有。那所谓的大贵族,甚至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私有土地的产出,想要征收封建佃户水都困难重重。商人能够给贵族带来的利益,在农业社会时的欧洲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只是交税少,这还没有什么问题。那问题是商人呢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论语中就有提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简单的说呢就是要愚民,那一帮老百姓太聪明就容易不满足,那不满足就容易闹事。

商业的流通首先就会造成信息的流动。这种信息不是之乎者也或者圣经之类的流动,而是对各地产品价格、风俗人情,甚至对皇权评价的信息流动,欧洲的犹太商人他就更了不得了,人家说不定还会私下阐述一下对上帝的看法。中国从商朝开始就有户籍制,那后来又发展出保甲制、连坐制、录影等等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制度,目的就是要限制人员的随意流动,减少管理的难度。那商人明显就是反着来的。那商人还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商人有天然的建立大型人脉网的需求,农民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商人不行,那商人要赚钱,就需要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所以大家看中国生意做得好的几个省,通常他们的商会也非常的发达,而且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团结。东南亚就有很多的商会,要想加入商会是不容易的。但是一旦进去了,就会有很多的福利、资金、人脉、项目应有尽有。有的商会呢还会有自己的学校指供商会自己的子弟入学,教学质量、师资力量远超一般的公立学校。像南阳大学的创始人陈六史。那是让李光耀的非常头疼的人,他就是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会长以及福建会管主席。

那当商人做大后,就必然希望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商人做到了,这就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那原来传统的单一上升通道就发生了变化,本来是通过几代人的苦读才能够达到的地位。那现在一个商人滚十年的雪球就做到了,这就动了当权者的奶酪了,当权者当然是不能忍了。那么能够制定政策的,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打压这个有可能崛起的阶级,并且在舆论上对他们进行抹黑。这就有了我前面说的白居易的诗、柏拉图的法律篇,甚至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豪一样,会写出威尼斯商人这种骂犹太人的文章。

说到这,应该基本上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所有的封建文明都十分的警惕商人,那商人的地位怎么就慢慢上升了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大量富余产品的堆积。以前国家只需要处理好农产品就可以了。那现在多了大量各种不同品类的产品,国家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把抓了。那这个时候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集中精力抓住命脉产业,比如说资源、电力、交通、粮食、重工业等等。然后把一些小品类的产业交给商安去做,政府以监督收税为主。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美国就不是这样,这和政府的定位有关。美国早期就是由一帮流氓商人走私贩奴隶主组建的,都不是啥好人,水也不浮水。所以他们组建出来的政府姿态就放的比较低,起协调作用为主。美国的爸爸英国在二战后就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化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把大量的私人公司变成国有公司,由政府获得利润之后再分发给民众分享一个挺适合吹牛的点。

捷豹劳斯莱斯都曾经是英国的国企,为什么后来他们又私有化了呢?这就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那如果全英国人都只买劳斯莱斯,那么哪怕CEO是头猪,劳斯莱斯也能赚钱。但是当英国受到了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的竞争时,作为吃大锅饭的劳斯莱斯就玩不下去了。这时候问题就从政府和本国商人的利润之争变成了三方对利润的争夺。鉴于大锅饭对国企管理能力的限制,那政府迫不得已就只能把主导权交给了本国的商人,起码还能收个税是吧。所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促进了私有化的蓬勃发展。

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工商业和非洲的差距也不太大,比东南亚还略有不如。那一旦进入了wto这个充分竞争的环境,再加上政府对部分产业的放手,整个中国的工商业就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近些年中国在部分产业上的开放程度已经可以和美国媲美,甚至在特定的产业上的开放还要超过美国。比如说P2P可是相应的政策和营商环境并没有同步的准备好,这造成了中国拥有大量的商人,却缺乏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企业家是近代工业化中资本与科学技术结合后的产物,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或者说没有足够多的商人愿意成为企业家。那么国家所谓的产业升级或者大国崛起,只能是净化水业。我倒不是说马云就不是企业家,其实我对马云还是相当佩服的。除了他的996福报说政府拿阿里巴巴开刀,更多是杀猴给鸡看。那近些年阿里巴巴的确是离钱太近,离创新太远。说直白一点,政府一边建强一边放松国内管控,不只是希望阿里巴巴这类公司在中国烧钱抢市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形成竞争力,出去多赚点美金。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的海外业务只占总业务的7%。这里面还包含像收购的东南亚的电商平台Lazada所贡献的销售额。同样是电商起家的亚马逊海外业务占比27%。2019年,阿里巴巴利润132亿美元,亚马逊145亿美元,而双方的营收是700亿美元。对2800亿美元,这说明阿里巴巴的利润率远高于亚马逊。

这是好事吗?对于阿里巴巴的股东来说,也许是,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则未必就像我前面说的,商人并没有创造价值,他们更多的是在统合资源。阿里巴巴的主要利润来自于中国。那么这些利润从哪里来呢?自然是其他的平台。所以阿里巴巴并不像马云说的,他为中国创造了多少岗位,他们只是把岗位从其他平台转移到了天猫上。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平台倒闭,比如说二三线城市的小商场,这反而可能造成了就业率的降低。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即使马云不做让亚马逊进来,他们也会做。那蚂蚁金服的网络金融可能又进一步的触碰了政府的底线。戴维伊斯顿说过,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马云在做蚂蚁金服时常做的一个对比就是传统银行不行我行,我认为马云说的没错,但是在中国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的。有这样一个对比,就有那么点政治的意涵了,你蚂蚁金服的金配比我要做的更好,我并不是要指责马云不能这么做,而是想问你确定你这个小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那随便多么伟大的失败者都是狗熊,这是许多商人或者企业家常犯的一个错误。

离政治太近,那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在靠近政治的同时,他们可能又离社会和人民太远了。马云说,996是福报。王健林说,年轻人先赚他一个亿,许多的中国企业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压榨员工和炫富当成了一种荣耀。作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呢,将关怀员工放在首位,即使他们呢只是嘴上说是吧,可是呢,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却能把资本主义最残酷的一面当成理所当然,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呢?重视技术发展,不以高利润为第一目标,远离政治,拥有社会责任感。但是一个国家要想拥有足够的企业家,靠商人一拍脑袋就自发转变是不可能的。那赚快钱那不香吗?那炒币运气好的人,资产都能超过任正非了。那要想增加企业家的比例,政府就要想办法创造一个适合企业家生存的环境。

首先在价值观上就不应该鼓吹金钱至上。我经常看到有些大陆的朋友和台湾人吵架的论点是台湾人穷。那说实话,这个论点真的不怎么样,你还不如说大陆的人比台湾多来的直接。那其次是政府应该创造一系列的机制,保证企业家没有后顾之忧。这需要政府订立相关的法条来规范政商关系,明确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边界,做到有效的保护私人财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正向并且积极。不但是企业家,科学家、医学家、社会学家,任何可以被冠上家这个字的群体,都需要有自我认同,都要有自觉不应该是权力的附属品。虽然有时候我也觉得西方的白左挺虚伪的,但是如果每个成年人都足够虚伪,我们的下一代也许真的就能成为我们觉得不可能存在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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