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个案的压倒性影响
由于轶事信息的鲜活性，人们往往对其过于看重[39]。过分依赖鲜活的逸事信息会对健康行为和医疗决定产生负面影响。2011年10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建议医生不要使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来筛查前列腺癌。USPSTF对科学证据的审查表明，与检测相关的危害（与不必要的治疗相关的副作用），超过了降低死亡率方面的好处（充其量是微小的，或许根本不存在）。USPSTF的建议受到了抵制，心理学家哈尔·阿克斯和沃尔夫冈·盖斯迈尔[40]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产生抵制的最有力的一个原因就是鲜活的逸事证据的力量。
关于人们如何对鲜活的逸事信息做出不同反应的一个著名例子，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媒体对越战的报道。随着战事的拖延，美军的死亡人数仿佛无休止地增加，媒体开始报道当周美军死亡的人数。一周又一周，这个数字在200至300之间徘徊，公众似乎已对这种报道习以为常了。然而，某主流杂志用连续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前一周阵亡者的个人照片。这时，公众在非常具体地看着在有代表性的一周内逝去的大约250个鲜活的生命。结果，此举导致了对这场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强烈抗议。250张照片所产生的影响是每周的数字报道所远不能及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相信数字而必须亲眼目睹才去相信的倾向。大多数影响我们社会的复杂因素都只有靠数字才能准确捕捉。只有当公众学会像重视图像材料一样重视以数字形式表达的抽象材料时，公众自己的立场才不会像屏幕上闪过的最新图像那样变化无常。
不仅公众受到鲜活性问题的困扰，在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有经验的临床从业者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个别案例的压倒性影响给他们的决策蒙上的阴影。作家弗兰辛·卢索[41]描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肿瘤学家威利·安德森面临的两难困境。安德森一直提倡控制性实验，并且定期招募一些病人来做有控制的临床测试。但是他仍然纠结于自己对突出个案的反应，那些鲜活的个案对他的决策产生了情感上的影响。尽管他是科学导向的，但他承认：“当真实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将被他们的期望以及自己对他们期望的期望所包围，这确实很难”（p.36）。但是安德森知道，有时对他的病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看着你眼睛的那个真实的人”，并且遵循最佳证据的指示。最佳证据来自于有控制的临床试验，对此将在第6章中加以描述。
媒体报道往往强调生动的、非代表性的例子。一项对100多篇关于学生债务的新闻报道的研究发现，报道中的学生平均借款85000美元[42]。但在这项研究完成的那一年（2014年），只有7%的学生借款超过75000美元，所有借款人中2/3的人借款少于25000美元。媒体报道中的学生债务并不具有典型性，但却是生动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