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克伦（1791.6.20）
国王不愿让贵族、教士与君主政体屈服在他们腐朽的古老权威上，并且确信民众如此个人主义与轻举妄动，以致法国人将无法规可遵从，无限制可约束，无法迎合时代。国王乐观地固守着仅有的萎缩权力，并且拒绝贵族与王后每日的敦促——逃离巴黎或许法国，然后带回一支军队，本国或外国的，其武力足以重建他有力的君权。1791年1月11日，他签署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这是使教会世俗化的法令，规定废除旧的教区，按83省行政区设立新主教区，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薪俸改由国家支付。但他感觉签署这项法令就是出卖了他的信仰，那是他生命中遭受挫折后珍贵的避风港。他震惊于议会1791年5月30日的决定——将伏尔泰的遗体移入万神殿，他似乎无法忍受本世纪中最无宗教信仰的人被洋洋得意地抬入并光荣地置于曾经神圣的教堂。他不同意王后出逃的建议。王后的忠实朋友，阿格泽尔·冯·弗森（Axel Von Ferson）伯爵，为她的逃亡筹款，并安排细节。国王，无疑是一位正人君子，而不可能是一个懦夫，热诚地向伯爵致谢。
全世界都知道那则故事：国王与王后如何假扮科弗（Korff）先生与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与仆人，于1791年6月20日的午夜，静悄悄地离开土伊勒里宫，并且怀着欢欣而害怕的心情，于次日行进150英里到达瓦雷纳（Varennes），接近现在比利时（当时奥地利的荷兰）的边境。他们在那里被拦住了，并且被圣默努尔德（St-Menehould）的邮政局长德鲁埃（Jean-Baptiste Drouet）率领的农民，用草耙与棍棒等武器逮捕了。德鲁埃派人至国民会议请求处理意见，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与佩蒂翁立刻得到指令：带着你的俘虏，不得加以伤害，回到巴黎。现在这是5天的路程，由6 000名国民卫队队员缓慢引导。在途中巴纳夫与王后相对坐在皇家的驿车中，他具有旧时政治制度残留的骑士精神，他觉得这位皇室美人处在灾难中。他不知道她的命运将如何，在到达巴黎前他是她的奴隶。
经过巴纳夫的努力与其他仔细的考虑，国民会议拒绝立刻加以处置的要求。在无政府情况下，谁能知道什么事会接着发生呢？资产阶级的议会，与所有的财产，能受无选举权的巴黎民众掌握吗？因此这样的消息传了出去：国王未曾逃亡而是被拐走，他的性命至少可暂时保全，新的法律可能留给他较多的王权。雅各宾派的领袖对此进行抗议，俱乐部与报纸号召民众聚集在练兵广场。1791年7月17日，5万人来到，并且6 000人签名要求国王退位。国民会议要求拉法耶特国民卫队驱散暴徒，被其拒绝。其中一些暴徒用石头掷向国民卫队，愤怒的兵士开枪射击，射杀50名男女。一年前保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终于到此为止了。马拉被警察逮捕并剥夺人权，监禁在一个阴湿的地窖里，并且开始计划一场新的革命。拉法耶特的名声毁灭，并且回到前线，耐心地等候机会逃离混乱日增的法国。
国王非常感激缓刑，并于1791年9月30日，以屈服的姿态到国民会议正式签署新宪法。回到他凄凉的王宫后，他体力不支且泪流满面，并且恳求王后宽恕他将她幸福的维也纳（Vienna）生活转为失败的耻辱，还加上了监禁的恐怖。
接近9月底时，国民会议准备结束工作。也许代表们已疲倦，并且觉得他们在一生中已做了许多事情。的确，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有许多成就——承担封建制度的崩溃；废除继承的特权；将人民由君主的专制主义与懒惰、自大的贵族社会中拯救出来；建立法律前的平等，并且终止不经审判而加以监禁。他们还重新组织地方与省的行政部门；借没收财富与宣扬信仰、思想自由，惩戒曾经独立自主与爱批评的教会；他们报复卡拉斯（Jean Calas）与伏尔泰；他们愿意让保守派的贵族向外移民，并使中上阶层由政府控制；他们在宪法中具体表现这些变动，并赢得国王和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意，作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保证。
立宪会议或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借安排选举一个立法的会议，使宪法成为特别法，并考虑将来的问题，将之登记在案。罗伯斯比尔希望新的投票带来较多权力上有代表性的人，说服其他代表取消新立法机构的选举。然后，在1791年9月30日，“所有政治性会议中最值得纪念的”国民会议宣布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