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人
自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时起，他们在不列颠的统治下，享受着岛内的迁移和贸易的自由，但是，却从未因在一个遥远的国会下院中，苏格兰的180万人只有45名代表，对抗513名代表1 016.4万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而和政府和谐地相处过。就苏格兰的代表人数，15名是由每一个自治区中总数1 220位选举人选择的成员所组成之自治和腐化的镇议会指定的。余下的30名代表则由农村郡县，依据限于有势力的地主之参政权而选出的。所以有1.4万居民的比特郡（the County of Bute）有21位选举人，全部郡县共有2 405位选举人。大部分成功的候选人都由有势力的旧贵族和大地主所选出。1748年时，封建制度已在苏格兰绝迹，但是，贫穷却依旧，由于贪婪和不平等是人类的天性。渐渐地，如英格兰一样，苏格兰接受代表政府制，是可能建立在一个爱好传统，却太困扰在日常需要，以致不能获得最好之政府组织——在全国性问题上作明智的抉择所需之知识和经验的民族中。
宗教组织则要强于国家。安息日是膜拜和悔罪的一天，牧师讲亚当的堕落，人类的邪恶和上帝的报复。聚会所在教义和道德上的要求要比他们非国教的牧师们严厉。大卫·迪恩斯（David Deans）在《密特劳西人的心》（The Heart of Mid-lothian）一书中证实，一个去跳舞的女孩将被打入地狱去。
不过，苏格兰在许多方面超前于英格兰。它有国立公立学校的组织：每一教区要求设立一所学校，男童和女童一起在那里接受阅读和算术训练。因为这训令，父母们于每季要替每一学生付出两先令，另外两先令学生才得学习拉丁文。穷人家的孩子则由教区来给付，当教区太分散不能让学生聚集在一起时，一位旅行教师轮流把一些课程带到各地区去。教师职务是严格地属于该教区的牧师的，并且有协助传播可怕的神学之职责，因为年长者们发现，加尔文教义是在每一个人身上设置一名治安官的一种便宜措施。有相当可观数量的大胆人士，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世代就已酝酿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直继续下去，虽有一些受到抑制，却一直进入拿破仑世纪中。
苏格兰为其设于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1451年）、阿伯丁（1494年）和爱丁堡（1583年）的各大学而感到自负。这些大学自认在许多方面优于牛津和剑桥，一些近代的学者承认这种自许。在医学教育上，爱丁堡大学是这方面的翘楚。《爱丁堡评论》，创于1802年，一致同意是大不列颠最卓越的期刊，而勇敢的自由主义律师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1750—1832）在伦敦律师界几乎压倒群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压制思想自由的时间到来时——特别是当思想自由偏爱于法国大革命时——没有一位英国的法学界人士可与苏格兰人匹敌的。另外，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知识界继续偏向于曾保护过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詹姆斯·鲍斯韦尔、罗伯特·伯恩斯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据说，不仅是学生，甚至连整个爱丁堡的知识分子，在杜格尔特·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讲哲学时，可见到他们都在做笔记。
斯图尔特今天在苏格兰以外几乎已被遗忘了，但是，在爱丁堡，最堂皇的许多纪念碑之一便是一座设立来纪念他的小型古典庙宇。他追随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研究休谟可怀疑的结论和大卫·哈特莱的机械心理学到常识的探究上去。他拒斥形而上学为一种探测本质心智的虚荣心智意图。（只有明希豪森从男爵[Baron Munchausen]，才能借他的靴带将自己拉起来。）斯图尔特提议以耐性和精确去观察心智的过程，不假借心智自我说明的归纳心理学来取代形而上学。斯图尔特是一个有机智而品格高超的人，他就机智、幻想和诗的功能提出了精确的说明（他的国家仍然是情歌的一个源泉，一些令我们的青年喜爱的温柔调子就来自苏格兰的河岸和斜坡）。
詹姆斯·穆勒——一位善良而博学的人，虽然他用教育过分凿伤了他的儿子。父亲是一位鞋匠，他在爱丁堡大学争得希腊文方面的荣誉。毕业后，他去到伦敦，从事危险的新闻工作，结了婚，并育下一子，他替儿子取了个他的国会议员朋友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的名字。1806年和1818年之间，他写了一本《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内容生动，批评失策之处殊为独到，促使在印度的政府作了重大的改革。
同时（1808年），他遇到杰里米·边沁，热心地接受了道德、政治习惯和观念应依照它们促进人类快乐的能力作判断的功利主义的设计。在精力和理念的驱策下，穆勒自认为了解不列颠的边沁之使徒。他替《大英百科全书》（一份苏格兰人的企业）第4版（1810年）、第5版（1815年）、第6版（1820年）各版再版时选述《论政府》、《法理学》、《监狱改革》、《教育》和《新闻自由》等论述，赢得广大的发行和影响。这些短论，加上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投稿，在导致《1832年选举法修正案》（the Reform Act of 1832）的运动上汇成一股巨流。在这种风气之下，不列颠的激进派就从全面革命转向由一个政府基于广大的参政权和功利哲学的进步改革了。在《政治经济之要素》（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年）一书中，穆勒反对让人口成长超过资本之成长，同时提议对“自然增值”课税——即土地价值之不劳而获之增值。在《人类心智现象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年）中，他寻求解释经由观念之联合的一切心智上运作。而于1835年，即他死前一年，他发表了《论麦金托什文集》（A Fragment on Mackintosh）。
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继续苏格兰人的英格兰教育。在阿伯丁和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思想的工具后，他迁移到伦敦（1788年）。不久，他对于群众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震惊不已。1790年，他愤怒于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文上的仇视态度。1791年，他以《高卢人的民主政治辩护》（Vindiciae Gallicae）一文来答复那种历史性的诽谤。这位26岁的哲学家，从这大激变的早期阶段中，看到了人道主义哲学的崇高呼声和成果。同时，受到威胁的君主政体并不如伯克所设想的是受试炼的传统之智慧和经验，而是随意的制度，不能预见的事情和杂凑事物的杂乱残渣。
现存于世界上的每一个政府（美利坚合众国除外）都是偶然地形成的……当然就不能认为这些偶然的政府应凌驾于经过思维的作为……之上。人类学倒不必去容忍理性所不敬重的古代，对理性要行为的新奇事物不必畏缩，此其时矣！人类的权力……借生产改良政府的艺术，和增加人类的一般愉快，应当在历史上揭示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此亦其时矣。
当大革命从哲学家们的理念中衰退至恐怖人物的混乱独裁上去时，麦金托什修正了他的法则，使自己调整到侵犯他的社会力上去。他的《自然法和国际法》（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1799年）的讲演，以一种讨好伯克的方法，讨论社会组织如何产生，在个人的发展上行动的习惯，和获得一切人类内在状况的良知上判断；所以一个受文明熏陶的成年人不仅是自然，同时也是营养的一种产物。——在最后几年中，麦金托什根据最初的研究和文献，写了一册《英格兰革命史话》（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1832年）。
我们从这些例证上可以判断，苏格兰的文明在18世纪转入19世纪时，不是依赖于其过去的光荣上。农业欣欣向荣，特别是在低地地区。那里纺织机也很忙碌，罗伯特·欧文正打开了人类合作的新远景。格拉斯哥自负于它的科学家们，而爱丁堡则是律师、医生和牧师们成为时代的先锋。在艺术方面，亨利·雷伯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的人像画使他成为苏格兰的雷诺。在文学方面，鲍斯韦尔出版了精神旺盛的快乐源泉《塞缪尔·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1791年），而在特威德河（the Tweed）上的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沉思着古代的敌人；哼着轻快的调子和写作闻名世界的小说以偿付自己部分债务的，是大名鼎鼎的司各特和他们中的绅士。
沃尔特·司各特在脾性上是非常适合于成为不列颠文学浪漫潮流中的一位领袖的，因为他喜欢自认为苏格兰边界上酋长的后裔，他们的争执和战争提供他在童年时吸收民谣的鼓舞性事物。不过，他的直接祖先是一名爱丁堡的律师和爱丁堡大学药学教授的女儿。他于1771年出生在那里，兄弟姐妹共12人，其中6人，如那时的普遍现象一般，都夭折了。在他18个月大时，他患上流行性的小儿麻痹症，致使他的右脚永远地跛了。类似拜伦的残废，也许帮助了司各特与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维持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爱丁堡的旧学院（Old College）研修5年后，司各特在父亲的手下开始5年法律学徒的生涯，1792年，他经准许成为苏格兰律师公会的一名律师。他与夏洛特·夏庞蒂埃（Charlotte Charpentier）的婚姻（1797年）和得自他父亲的一笔遗产（1799年），给了他一笔可贵的收入。他参加社交应酬，结交了许多有势力的朋友，通过他们，于1806年，他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一名职员。薪水和亲戚们的一些遗赠使得他疏懒，不久，终于完全放弃了他的法律事务，而专心于他的文学嗜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司各特遇到了罗伯特·伯恩斯，一位托马斯·珀西的《古英诗遗篇》的爱好者，并且熟悉戈特弗里德·毕尔格（Gottfried Bürger）的抒情诗。特别是一首《勒诺尔》（Lenore），重燃起司各特青年时期对古代不列颠民谣的兴趣。1802—1803年中，他出版了三大卷《苏格兰边界的吟游诗》（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在这些生动故事的刺激下，他亲自尝试创作，并于1805年，他发行了《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一书。它的销量是不列颠诗的年鉴上的一个里程碑。当他于1807年去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成了沙龙中的宠儿。他决定以文学为职业，并且几乎变成了事业，同时，拿他的时间和金钱，开始在写作、绘画和出版上作一次危险的投资。
在柯勒律治的《克里斯塔贝尔》之押韵八音节对句中，他替他的苏格兰传说和历史中的摄人心神的爱情和战争，神秘和超自然的浪漫故事，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媒介。他利用这个新领域创作了《玛密恩》（Marmion，1808年）、《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1810年）、《洛克比》（Rokeby，1813年）和《诸岛君主》（The Lord of the Isles，1815年）。他不求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了去娱乐一般大众的嗜好，不是去娱乐毕竟已厌腻叙事诗和六音步诗的缪斯的。他的读者们屏息静气地从武士到仙女到英雄式的争斗一直追随着他，他们热情地唱着如下述这种没腔没调的歌词：“噢，年轻的洛金瓦尔（Lochinvar）从西方走过来了，一路行经的广漠边界上，他的神驹是第一等的。”接着，1813年中，拜伦出版了《吉亚维》和《阿拜多斯的新娘》两卷诗集，和1814年的《海盗》和《拉娜》两卷。司各特看到他的读者离开边界而向往东方的神秘和绝望的厌世上，他认识到这位纽斯台修道院的年轻爵士在诗韵和空间上都要胜过阿伯茨福德的地主。于1814年，以《伟佛莱小说集》一书，他从诗转到散文的领域中去，并开采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最适当的一个时机。1802年时，他投资到詹姆斯·巴兰坦（James Bal-lantyne）——在凯尔索（Kelso）的一位印刷业者——的印刷业务上，将他的印刷厂迁移到爱丁堡。1805年，他成了詹姆斯和约翰·巴兰坦（John Ballantyne）的印刷和出版公司的一位隐名合伙人。自此而后，他安排他的作品，不管由谁出版，都让巴兰坦印刷厂印刷。用他赚来的钱和利润，司各特于1811年购下靠近梅尔罗斯（Melrose）的阿伯茨福德的地产，扩大它的110英亩的产业到1 200英亩，并且在旧农舍的地址上，盖起设备豪华和装潢富丽的一座城堡，它目前是苏格兰名胜之一。但是，在1813年时，这家巴兰坦公司濒临破产边缘，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版司各特的各种图书上的亏本之故，他以向富有的朋友举债和他的作品的收入，亲自负起免于巴兰坦家破产的厄运。到1817年时，这家公司是挽救过来了，而司各特也成了文学史上小说名家之一。
《伟佛莱小说集》一书于1814年用笔名出版，赚了约2 000镑之多——其中大部分收入不久就花在阿伯茨福德的地产上。司各特隐去他的作者身份，感到一位大学的职员写小说卖钱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的文笔在写散文上的快捷几乎不亚于在诗上的成就。他在6星期内写了《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年）一书。1816年中，写了《古物商》（The Antiquary）；1816—1819年间以《我的地主的故事》（Tales of My Landlord）这个通称，他呈给读者一系列令人神往的苏格兰风景的风光——《老死》（Old Mortality）、《密特劳西人的心》、《拉墨摩耳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和《孟特洛诗的传说》（The Legend of Mon-trose）；从其中之一册上赚了另一笔可贵的收入。司各特经常到苏格兰、英格兰各地和邻近的岛屿上去游历；他自称为一位古物商甚于一位小说家；他能给予他的故事一种地方色彩和方言味道，颇能逗他的苏格兰读者的喜欢。《伊万贺》（Ivanhoe）、《修道院》（The Monastery）和《方丈室》（The Abbot），全部完成于1820年，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作为它们的背景，不完全如苏格兰故事中的情节般那么写实。1825年，司各特冒险到中世纪的东方去，而在《护身符》（The Talisman）一书中，他以十分阿谀的笔触来勾勒萨拉丁（Saladin）的形象，致使虔诚的苏格兰人开始怀疑到作者正统思想的纯正度。当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被问到最先动摇她基督教信仰的是什么时，她回答说：“沃尔特·司各特。”
我们那群在青年时期激赏过这套《伟佛莱小说集》小说集的人，现在太热衷于近代的思潮，以致在今天不能再去欣赏它们了；但是，纵使匆匆地读其中的一本——就说是《密特劳西人的心》吧——会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历10年的时间，每年能创作这样一本书的人，一定是他那个时代的奇人之一。我们了解他在阿伯茨福德扮演封建从男爵的角色（他于1820年被授予武士爵位）。不过，仍与所有善良和淳朴的人见面。他是那个世纪鼎鼎大名的作家——从爱丁堡享誉到圣彼得堡（St.Petersburg，那里普希金[Pushkin]敬仰他）。但是，当听到自己被比拟为莎士比亚时，乐得心花怒放。他的诗和小说是浪漫运动中的有利因素，虽然他只有少许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参与过重振中世纪方法的兴趣，然而，他请求苏格兰人放弃他们过去暴乱的封建理想，去使自己适应慢慢地使两个民族融合为一的联合王国的统治。在他年老时，他许身于不列颠宪法上承认的保王党的爱国运动。
同时，为他印刷书的巴兰坦家族，和为他出版书的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双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1826年，他们将剩余财产交给法庭，沃尔特爵士，身为合伙人，就成为巴兰坦家债务的负责人。此时，欧洲终于知道《伟佛莱小说集》小说集的作者是阿伯茨福德的爵士。法庭准他保留他的家和少许几英亩田，和他在爱丁堡大学职员的薪俸，但是，他的其他一切资产全部被没收。然而他仍能过着舒服的生活，他继续一本接一本地写小说，希望用他赚来的钱抵消他的债务。1827年，他出版了一本巨著《拿破仑的一生》（The Life of Napoleon），一名才智之士称这本书为“十大卷的亵渎”。该书几乎剥夺了这位科西嘉人的每一种德行，但是，却博得不列颠人的喜悦，也稍微抵偿了作者的部分债务。
他剩余作品的性质反映了他的草率和不安。1830—1831年间，他患了几次中风。恢复之后，政府指定了一艘木造快速帆船载他到地中海的阳光下作一次航行，但是，新发作的中风使他瘫痪，人们匆忙将他送回家去，好让他死在他所爱的阿伯茨福德（1832年）。另一位出版商，罗伯特·卡德尔（Robert Cadell）接过了他遗留下来的债务（7 000镑）和版权，并且从中赚了一笔钱，因为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直到世纪末一直脍炙人口。华兹华斯认他为“他那一世代的最伟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