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1808）
这时，西班牙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甘愿故步自封。这是个醉心神教的国家，人民蜂拥前往庄严巍峨的大教堂，或不远千里参拜神龛。教士与日俱增，人民追求着上帝赦免的慰藉，或敬畏着宗教法庭的惩罚。当圣体的庄严行列行经街道，人民纷纷长跪膜拜。总而言之，西班牙是个信仰虔诚的国度。信仰把上帝带入了每个家庭，信仰管教了子女，维护了贞操，并给予人们在人生——这累赘的考验历程——结束之时升入天堂的希望。在西班牙，即使再过一代，博罗（George Borrow）仍然发现：“此地一般的民众极为愚昧无知。”至少在莱昂（Léon）这种地方，“店铺中仍旧出售着镇压撒旦和魔鬼、灾祸的印好的符咒，而且生意还很兴旺呢！”拿破仑虽然和教会订立了协定，但他的思想却是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因此他也说过：“比起俄国，西班牙农民接受的欧洲文明更为贫乏。”可是，如拜伦告诉我们的：西班牙农民却是“如高贵的公爵一般洋洋自得哩”。
教育几乎只限于中产阶级和贵族人士。识字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身份，甚至一般绅士也很少有读书的。其实统治阶层并不信任出版和文字。不管如何，以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论，也不需要受过教育的大众。固然有些商业城市如加的斯、塞维利亚（Seville）已十分繁荣，甚至1809年时拜伦还认为加的斯“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有些工业中心也已经崛起。托莱多（Toledo）仍以出产刀剑闻名于世。可是国境内崇山峻岭遍布，因此只有1/3的土地可以利用来耕种获利。道路和运河稀少，维护困难且不善。地方和省级税目繁多，阻挠贸易甚巨。因此国内谷物自产还不如输入便宜。西班牙农民为贫瘠的土地所囿制，因此他们宁愿悠闲终日，自得其乐，也不愿冒险去辛苦耕种。城镇的居民则认为与其终年劳苦尚不得温饱，不如走私以图暴利。税收的负担较诸收入一天比一天重。日渐庞大的官方机构，无孔不入的警方，腐败的中央政府都在巧立名目，征收税金，给西班牙加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西班牙虽然面临着这些困难，但是国家元气仍然不曾损伤。斐迪南（Ferdi-nand）、伊莎贝拉（Isabella）、菲力普二世（Philip Ⅱ）与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牟里罗（Murillo）一脉相传的传统，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及远东帝国的广布与潜在的财力，仍然支撑着国本。西班牙的艺术成就仍然可与意大利与荷兰并驾齐驱。维兰纽瓦（Juan de Villanueva）和他的继承人、助手，正开始在马德里建造普拉多美术馆（Museo del Prado），以收藏绘画和雕刻等国宝。在这里收藏的伟大作品中，包括当代大师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1]惊心动魄的杰作。他将战争的血腥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爱西班牙，可是他讨厌她的国王。在洛佩斯（Vicente López y portańa）所作的戈雅画像里，后人仍可清楚看出这位艺术巨匠坚毅而忧郁的气质。
西班牙文学在天主教学术和启蒙运动双重的影响下，一直蓬勃发展，直到内乱外侮消耗了国家的元气才衰颓。一位耶稣会会士马斯德（Juan Francisco de Masdeu）在1783年至1805年间，断断续续出版了《西班牙文明史》（Historia crí tica de Espańa y de la cultura espańola）。这本书引经据典，交织文化史和一般史实成一体，完成了完整连贯的文明史。略伦特（Juan Antonio Llorente）曾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789年至1801年间的总书记。1809年约瑟夫·波拿巴任命他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写成历史。他为了安全，特意在巴黎以法文写作。查理三世时代散文和诗歌花团锦簇的盛世，在他死后并没有完全消逝。霍维利亚诺斯（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1744—1811）仍然是自由主义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喉舌。莫拉廷（Leandro Fernandez, de Moratin，1780—1828）也仍然以喜剧称霸舞台，因而赢得了“西班牙莫里哀”的头衔。在自由战争（1808—1814）期间，金塔纳（Manuel José Quintana）、加列戈神父（Juan Nicasio Gallego）也写出了大量慷慨激昂的诗歌来鼓吹革命，抵御法国人的入侵。
大多数的知名作家都倾心于法国政治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色彩，这种风气直到两国敌对时才改观。他们和兄弟会会员一样都已经被“法国化”了。他们哀悼西班牙一度生机所寄的国家议会如今在王权压制下雄风不再。他们为大革命欢呼喝彩，他们喜欢拿破仑，以为他将刺激西班牙由封建贵族、中世纪教会和无能政府的桎梏中自求解放。听吧！一位西班牙大史学家正以雄浑有力的歌声唱出了这垂死王朝的挽歌：
1808年，正当波旁王朝步向灭亡之时，西班牙的政治社会情势可以综述如下：贵族，尤其是宫廷人士，对国王已无敬意。政治腐败不堪，徒为个人恩怨、利害关系所左右。上层阶级毫无体国之心，只以私欲为念，一般民众尚对斐迪南王子存着一丝期望，其实此人心胸狭窄，一切表现均为虚伪矫诈，而知识分子都受到《百科全书》学者及法国大革命重大的影响。
在前面关于拿破仑的章节里已描述了西班牙王朝崩溃的经过。查理四世（1788—1808在位）纵容皇后玛利亚·路易莎（Maria Luisa）和她的情夫戈多伊（Godoy）干涉朝政并独揽大权。太子斐迪南设法逼迫查理禅位，接着戈多伊派和斐迪南派间起了内战，马德里近郊立刻一片混乱。拿破仑乘这混乱的时机，想把西班牙置于法国统治之下，并将西班牙划入大陆封锁范围内。于是他派缪拉率军进入西班牙，名为维持秩序。1808年3月23日缪拉进入马德里，并在5月2日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平定了民众的起义。同时，拿破仑邀请查理四世和斐迪南共同到法国邻近西班牙的巴约讷（Bayonne）和他会面。他一方面恐吓太子将王位还给父王，一方面又劝父亲让位给拿破仑任命的人选。拿破仑将承认天主教为西班牙的国教，并加以保护。然后，拿破仑要求其兄约瑟夫·波拿巴前来接任西班牙王位。约瑟夫·波拿巴满心不愿地来了，他接过了拿破仑制定的宪法，满足了西班牙自由人士大部分的要求，但他也要求他们必须和已受节制的教会和平相处。波拿巴悲哀地登上大位，拿破仑则高兴地带着吞并西班牙的喜悦回到了巴黎。
他忽略了西班牙民众和威灵顿（Wellington）。
[1]参阅《卢梭与法国大革命》。那卷已介绍了戈雅和歌德的一生。当然，这两人的后半生应该属于拿破仑时代。他们两人自始至终都是崇拜拿破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