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拿破仑虽出身行伍，然而却深晓经济实体为家庭的命脉、文化的下层土壤、国家强弱之所系。一般而言，他虽偶尔忍不住有控制经济的欲望，但他赞成自由企业、公开竞争以及私有财产。当时，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等人倡导集体生产、分配的社会主义，然而拿破仑丝毫不加理会。他坚信在任何社会里，少数的有才者终将统御大众，吸引大部分的财产。同时，不平等的报酬可使人们安于劳苦，这是共产的思想无法取代的。坦白地说，“因为饥饿，世界才生生不息”。再说，公有财产制度易于使人流于怠惰。“私人拥有财产者，必然关心自己的产业，因此，经常保持清醒，以求实现其目标。”而公共财产，本质上即不易有所作为，容易导致懈怠。其原因在：“个人企业是本性的结果，而公有企业是公益心的产物，但世上具备公益心者实寥寥无几。”因此他对各阶层人士，无论贫富，都敞开大门，供给其一展长才的机会。在他早期和中期的统治期间，法国各阶层均安和乐利，和平相处，人人就业，政治稳定。“人尽其才之后，没有人会想去推翻政府。”
拿破仑的首要方针为：最良好农业制度之基础，政府财政必然稳定。他亲理万机，细微必察，以期能贯彻这一原则，即：保护关税，维持稳健的财政措施，维持良好的道路运河系统来安定农民的工作情绪，鼓励他们购置土地，扩大开垦面积。最后，这些健壮的农夫且将成为军队的来源。从前法国许多农夫均为佃户或长工，可是到了1814年，50万农民已达到耕者有其田了。当时旅游法境的一位英国女人曾描述：当地农民的富足生活为欧洲其他农民所不能相比。这些耕田的人视拿破仑为其田契的活生生的保障，因此，对拿破仑忠心耿耿。等到他们的儿子纷纷入伍，田地荒芜了，这种感情才改变。
工业也是拿破仑施政重点之一。他视察工厂，查询生产过程及产品，关心工人、管理人员，此等均为其重要政务。他希望使科学为工业引用。他举办多次工业展览会——1801年在卢浮宫，1806年在老兵广场（Place des Invalides）巨大的帐幕下。他设立工商学院（the 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并奖励发明家、科学家。1802年，法国科学家在巴黎近郊运河的小船上，以一具粗陋的引擎，从事了蒸汽推动的实验。其成就虽不足以服人，却推动了未来进一步的研究。1803年，富尔顿（Robert Fulton）提出一项计划，建议将蒸汽用于航海。拿破仑将此草案转交国家研究院，经过两个月的实验，以不合实际，遭到否决。比起当时的英国，法国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市场不广，资金、机器均不及。但是1801年，雅凯（Joseph Marie Jacquard）推出了新式的织布机。1806年，法国政府购买此机器并加以推广。此后，法国纺织工业已足以与英国竞争。1800年里昂的丝织业仅有3 500架织布机，至1808年已增至10 720架。1810年，某个纺织业巨子雇用的工人已达1.1万人。同时，为了应付英国糖、棉花、靛青的禁运，法国化学家由甜菜中提炼糖，由大青中提炼染料，所生产的麻布品质且优于棉布，甚至能由马铃薯制造白兰地。
拿破仑循各种途径来协助工业界。他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执行大陆封锁。他以优厚贷款协助他们渡过财政的难关。他扩张帝国疆土，开拓法国商品的新市场。他从事公共建设，以补助就业的不景气。这些工程有些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及其大军的光荣事迹的。如旺多姆圆柱、圣马德莱娜教堂（the Madeleine）、旋转凯旋门（the triumphal Arcs du Carrousel）、星凯旋门（de I’Ëtoile）。有些是军事的防御工事或设施，如瑟堡（Cherbourg）的碉堡、壕沟和关口。有些是公共建筑，但均具艺术风味，如股票交易所、法国银行、邮政总局、奥狄翁剧院（Théatre de l’Odéon），甚至那典雅的谷酒市场（Halles des Blés or des Vins）也在此类（1811年）。有些为辅助农业的工程，如清除沼泽地。有些为交通、贸易工程，此项包括开辟巴黎的新街道，如利幅里街（Rues de Rivoli）、卡斯提里列路（de Castiglione）、和平大道（de la Paix）以及沿塞纳河两公里的河堤如奥谢堤（Quaid’Orsay）均在此项目内。更重要的是一些交通工程，包括法国境内3 500里的新道路，无数的桥梁，如巴黎的奥斯特利茨桥及耶拿桥（d’Iéna）。此外，他还疏浚河道，拓展法国壮观的运河系统。他开辟运河以连接巴黎、里昂，连接里昂、斯特拉斯堡及波尔多。拿破仑还开辟连接莱茵、多瑙及罗讷等河的运河，由此连接威尼斯、热那亚为一线，然而未及完工，拿破仑已下台了。
工人挖掘运河，树立纪念凯旋之拱门和从事生产均不得罢工，他们也不得组织工会以谈判改善工作环境或提高工资。不过，拿破仑政府一直注意使工资足以应付物价。面包店、肉店和制造商均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尤其在巴黎，他要求生活必需品必须随时充分供应。直到拿破仑统治晚期，工资始终较物价涨幅为大。因此，无产阶级均能享受到一般富足的生活，也同声赞美拿破仑的功绩，他们较一般中产阶级更为忠诚。对中产阶级的自由人士，如斯塔尔夫人及贡斯当宣扬的自由，他们根本不予理会。
然而，民间仍有值得抱怨之处，不满之声仍偶尔可闻。自由企业的发展，使聪敏能干之士逐渐富有，有些人开始觉察到：在自由的环境下，平等凋零了。政府自由放任的态度使财富集中，因此，半数的人民均无法享受到发明的果实及文明的芬芳。1808年傅立叶出版《四种社会运动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此为理想派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他主张：凡不满目前工业结构组织者，应联合组成合作社（phalanges），每一社由400家组成，共同居住于一座共同建筑里。每一个成员每一工作日应下田耕作（集体耕作制），从事家庭或社区工业，部分时间从事休闲或文化活动。每一个成员应从事不同之工作，并不时变换工作。每一个成员均可公平分享合作社的产品及利润。每一个公社应有一个社区中心、一所学校、一家图书馆、一个旅社、一家银行。此种主张影响了两半球的许多理想主义者，如波士顿附近之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由霍桑等人创立）即为此类型之乌托邦式合作社区。不过，由于人类天生个人主义的因素影响，许多合作社不久就夭折了。
拿破仑本人并不喜欢资本主义。他说美国人“以赚钱为至高之荣耀”，“只是商人而已”。他扩展通商运输的管道，并善加维护，他提供财经协助，稳定金融，这些都刺激了贸易的发展。然而，他力行大陆封锁，其条例繁琐，因此阻遏了贸易。最后，他屈于民怨，在1810年至1811年间，发给特别执照，以便对英国输出若干货品，并进口糖、咖啡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执照均加以收费，因此，在发照过程中，时有滥用人情、贪污舞弊的事件发生。在法国，工业成长后，小本商人较大批发商处境为佳。农业、工业、交通业扩展后，商店中货品堆积之盛况为前朝未有。闹区市街布满鲜艳之花束。然而，大的商港如马赛、波尔多、南特、勒阿弗尔（Le Havre）、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却日渐衰微。于是商人逐渐开始反对拿破仑及他的封锁政策。
他最伟大的政绩是财经政策之成功。说来也奇怪，他年年征战，然而，直到1812年，战争所费并不及收益之多。他将惹起战争之责任归之于敌人，击败对方后，便索取巨额赔款和名家艺术品作为教训他们的学费。他将搜刮所得部分由个人控制，当做额外资产（domaine ex traordinaire）。1811年，他曾夸称在土伊勒里宫地窖存有3亿金法郎。他使用这笔基金解除国库的困窘，扭转股票市场的风险，从事公共工程或地方建设，褒奖特别的功绩，赏赐著名艺术家和作家。最后，用来支付秘密警察的开支。所余者足以准备下一次战争，并使法国的税收远低于路易十六或革命时期。
泰纳说：“1789年以前，农田所有人收入100法郎者，必须付给封建主14法郎，教会14法郎，政府53法郎，自己仅能保有18或19法郎。1800年以后，他不必再付税给封建主或教会，对中央政府几乎不用纳税，只需付25法郎给地方或行省当局，本身留下70法郎。”1789年以前，每个手工工人得利用20至39个工作日来付税，1800年后，只需6至19天。“由于无恒产者几可完全免税，直接税大致全部由有产业的公民负担。”不过，仍有许多“相当公允”的间接税或货物税，民众均须平等缴纳。因此，穷人还是较富人负担重。及至帝国晚年，战费已入不敷出，税率物价上升，于是民怨四起。
法国银行（the Bank of France）成立于1800年。当时为私营，但1805年发生财政危机，拿破仑于是重组法国银行。当时，他正在马伦戈为政治生命而苦战，一群投机商人在乌夫拉尔（Gabriel-Julien Ouvrard）领头下取得了军需的供应权。由于经营不善，他们请求法国银行给予庞大的贷款。为了筹款，法国银行征求国库之同意，发行本票，视同货币发行。然而这些本票却不为商业交易接受，面额贬至票面额的90%。公司、银行因此均面临破产的噩运。拿破仑回到巴黎后，立即以奥地利的部分赔款挽救了银行，但他坚持以后银行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但为适度的管束”。1806年4月22日，他任命一个总裁及两个副总裁督理行务。此外，由股东选出15位监事。这种新型法国银行并在里昂、鲁昂、里尔开设分行，从此对法国政府和财经开始了漫长的服务生涯。直到今日，政府仍拥有银行少量的股份。
对供应军队、政府物资的商人，拿破仑一向不甚尊重。他认为每个合约商必定会抬高价目，有些人甚至会以高价卖出劣货。因此，他指示下属必须对呈递之账目严加审核，有时甚至躬亲其事。他告诉布里埃内：“所有合约商、供应商都是坏蛋……他们积财千万，纸醉金迷，令人厌恶。但我的弟兄却没有面包，没有鞋子。对这种事我无法忍受。”1809年在维也纳，有人向他告状，指称军队购置的装备、衣服不合规定。他于是下令调查，结果发现合约商出卖货品时，图获非法之暴利。他便下令组军事法庭审判，并将罪犯处以极刑。说情者想尽办法来拯救他们，然而拿破仑坚持不予免刑，仍旧执行了原判。
即使最不友善的批评家也承认，一般而论，拿破仑统治的前13年里，法国享受了史上未有的繁华。拉斯·卡斯本为流亡人士，后蒙赦免，并颁予爵位。1805年，他旅游60个行省后归来报道说：“法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时代国力如此强盛，如此繁华，政治稳定，人民安乐。”1813年内政部长蒙塔利韦子爵（Comte de Montalivet）宣称此长期富足的原因在“封建制度、特权阶级、世袭财产、宗教势力已受管束……财富的分配已较为公允，法律明晰而简洁”。1800年法国人口约为2 800万，1813年已增至3 000万。这似乎并不是如何壮观的成就，但是，如此成长率如果延续至1870年，则拿破仑的侄子就将有5 000万大军（即使不以复利计算）来对抗俾斯麦日耳曼的挑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