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正如上文所述，正式的政治体制在结构上一直保持基本未变，但在其运作方式和寻求扮演的角色方面，自改革开始以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再有，这仍是一项正在进展中的工作，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重大变革。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有效、更透明、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与改革初级阶段相比，在决策做出之前，各类问题得到更彻底的研讨并获得更充分的内部审视。信息可以更加方便地得到，意见可以更加自由地提供，使用的统计工具和方法也更加精确。如今，在从银行管理到法律制度的发展等所有问题上都可以得到国际技术咨询，从而延缓了艾滋病和“非典”的蔓延，这些咨询意见被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政府还大量地减少了它寻求控制的后果的范围，将许多问题留给了个人选择、市场力量和其他因素去决定。此外，通过缩减抱负目标的范围，这架政治机器已经从根本上增强了它把试图做的较小范围内的事情做好的能力。
如今，中国领导人从根本上接受如下的观念，即人民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因此有必要理解这些利益并据此构建刺激因素。接受这种观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减少考虑价值观问题，并在努力培育和塑造指导行为的原则方面实行重大退却。作为紧密关注价值观问题的替代，政治体制已开始主要依赖于一种诉诸人们的物质利益及其对刑罚的畏惧的结合物。
在每一个级别上——省、市、县、乡镇和单位——领导人都被给予了采取创造性行动的强烈刺激，在保持总体政治稳定的同时去实现本地的快速增长。这种根本方式已经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和积极性，反过来它又支撑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正式的政治体制在前进中还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下面的这些问题，但是在每一个问题上他们都需要采取有争议的、而且在政治上极其困难的措施来对人们关注的这些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处理。
□ 合法性的脆弱基础。从改革开始到90年代中期，大部分人几乎每年都从改革的努力中获得纯收益。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少。改革正在日益使某些人遭受痛苦——如华中地区生产粮食的农民以及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中解雇的中年工人——而同时却给其他人提供着大量收益，如成功的私人房地产发展商和其他企业家，以及很多官员。这种痛苦既有地域关系，又有代际因素。东部沿海的人总体上生活很好，但东北、华中和西部的人却要贫困得多。年轻工人不断地得到大量新机会，但中老年工人却在丧失生活保障并感到前途渺茫。因此，80年代作出的暗含有通过经济增长来使政治体制获得支持的决定，如今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丧失多于收益而面临风险。这个问题因各级官员变得日益腐败所引起的广泛沮丧而日趋恶化。结果，尽管改革中的许多“赢家”称赞政治体制所导致的改革进程，但即便是在这些赢家中，也很少有人颂扬这个体制本身的优点。当支持主要是来自功利主义的时候，运行不佳而导致系统危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 结构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有明显的体制性因素。它现在已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许多官员对于卷入腐败行为没有什么真正的负疚感。批准和许可证经常是只要支付了非法费用即可获得。各类规章对接受贿赂均无效力。官员们攫取预算资金投资于投机项目，并期望将获得的收益装入腰包。当然，这类项目失败太经常了，结果造成机关缺乏为维持运转而拨付给它们的经费。某些官员直接贪污经费并将其存入私人银行账户或汇往国外。尽管官员的任命有严格的规章，但某些职位实际上是用贿赂买来的。这类腐败导致了整体性的后果。个人财富的诱惑经常致使官员们扭曲或忽视政策和法律，并向上级报告错误的信息。它也导致许多官员在采取行动时惊人地无视自己辖区的福利，造成平民大众对当地政治体制的怨恨情绪。腐败也在官员中间滋生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使来自这种政治体制的集体荣誉感逐渐消失。
□ 强制力量不足。这种政治体制不仅保留了权力主义的姿态，而且保留了大量的强制性机构。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来压制不满、维持秩序。但总的看来，中国并非是一个控制完备的社会。这个问题部分来源于腐败和国家法律体系一直不完善的现实。但是它也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警力的事实。有效的官方强制力量的根本短缺使得犯罪活动不断滋生。在许多情况下，公民们对并非是得到较高层政策鼓励的警察滥用职权表达了法律上的不满。各种轶事记录显示，虐待存在于警察的讯问中，而且有些警员如此腐败，以致有时他们就等于是受雇的官方恶棍。 [59] 由于不能为公民提供充分的保护，由于其自身的不当举止引起的不满，中国政府的强制机器在其很多公民的心目中进一步削弱了对政治体制的支持，特别是在小城镇和农村这类在有效警力的安排中不占优先地位的地区的公民心目中。
□ 代表制。中国领导人过去把这作为一条信念，即他们比公民自己还要更理解公民的需求。这种观念源自如下的信念，即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具备了知晓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优越洞察力，而他们调查研究的努力则能够使他们正确评估面临的实际困难。但是，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具活力而又极其复杂，中国公民如今获得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和选择自由。此外，如上文所详述，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在实际上是配合政府结构的单位中工作。在适应改革结果的进程中，政治体制通过吸收新成员加入自己的行列而在有意识地改变它的基础。受教育的要求如今严格地限制了那些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者的政治前程的升迁。甚至中共由于在2002年十六大上采纳“三个代表”作为正式原则，如今正在允许吸收成功的私人企业家入党。这些发展变化的一个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这种政治体制看作他们自身需求和利益的代表。而拥有日益增多的生活优越的人充当职员的政治机器本身，也拒绝采取可能将许多农民、流动人口、失业工人和其他处于边缘的人的代表置于体制之内的结构方式。尽管某些措施如农村选举和民意调查有助于把这个问题缓和到有限的程度，但从总体上看，这个体制正面临不能充分回应广大民众的最小需求和利益的日益严重的风险。迄今为止，甚至对未来改革的考虑似乎也仅限于将选举扩展到乡镇，最终扩展到县一级。中国需要一种保持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政治体制以应付各类问题，这一点将在本书其他章节详细讨论。
□ 资金的筹集。改革在筹集支撑政治体制资金的方式上带来了一个变化，即从靠获得国有企业收入到依靠收费、征税和债务。经过在不同省份试验了许多不同的税收制度后，中国于1994年采纳了一项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建立了分别征收中央和地方税款的税收机构。 [60] 在向以税收为基础的制度转变的早年间，中央获得的资金太少，无法满足其职能需求。如今，中央再次负责财政的塑造，大多数省级机构也是如此。 [61] 现在的问题是，县和乡镇政府正在承担着没有资金支持的工作负担，这使得这些地方政府深陷于债务，除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以减轻债务负担外，没有别的明显的出路。为了回应农民日益不满的明显迹象，中央政府于2001年12月禁止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居民乱收税费。它还要求农民到税务机关去缴纳所欠税款，以使税收人员无法避开监察机构的视野下到农村去榨取地方。而且，为了贯彻执行1998年精简计划，它命令地方政府裁减20%的雇员。问题是税费的取消与对地方政府服务需求的下降并不一致。而下岗的政府雇员依然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内拿着基本工资。 [62] 于是，当前体制下的政府财政危机集中在了地方层级的政府身上——它们是向公众提供服务最多的层级。这使财政问题更趋复杂，详细情况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讨论。
虽然本章描述的正式政治体制及其发展趋势和问题极为重要，但要洞悉这种体制实际上如何运转，我们还必须了解其组织结构和隐藏在背后的各种规则。下一章将介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人的观点”。
[1] 参见Salisbury（1992）。
[2] 对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两篇极好的分析文章见Bailer（1980）和Fainsod（1965）。
[3] 尤其是，到2000年底，中国有50769个“乡镇”行政单位，但其中5902个是城市街道组织，参见《行政》（2001年）
[4] 1949年以来，中央以下各级单位中至少某些单位的疆界在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的。
[5] 本章讨论的1986年（含）以前国家机构的所有已知会议的详情，请见Lieberthal and Dickson（1989）。
[6] 该机构在某些资料中也被称作军事委员会。对该委员会的论述，请见Nelsen(1981)、Swaine(1992)和Shambaugh(2002)。
[7] 1998年，名称变为“信息部”（此说有误，中宣部的名称并未改变——译注）。
[8] Li(1993).
[9] Tanner in Potter(1993);Tanner(1994).
[10] 对文革及其以前的纪律监察的论述，见Schurmann(1971);关于邓小平时代的情况，见Sullivan(1984)。
[11]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12] 到2002年底，省级精简约50%，市、县、乡镇级精简20%雇员的行动亦告完成。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县级以上几乎所有在精简行动中失去工作的人都被安排了其他职位，因此并未丧失生活保障。Chan和Drewry(2001)对中央级别的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总的观察报告。也可参见Brodsgaard(2002)。
[13] 尤其是，重庆拥有3090万人口，18个县、4个县级市，及其他机构。四川在失去重庆后，拥有3829万人口。见《行政》（2001）。北京采取这一变革措施，为的是在与三峡大坝建筑相联系的诸多行动中获得更好的协调。大坝在2009年完成后所形成的水库，将从四川东界附近绵延300多英里直抵重庆市。
[14] 《行政》（2001）。
[15] Teiwes(1979).
[16] 例如，辽宁省2002年正在试行一项退休金制度，如果成功，将推行到全国各地。
[17] Kim(2002)提供了详情。
[18] 某些结果的分析见Cheung,Chung,and Lin(1998)。
[19] 安徽是例外。其他的6个是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河北、河南和广西。
[20] 《中国农业》（2002），图9和图12。
[21] Brodsgaard(2002).
[22] 《行政》（2001）。
[23] 《行政》（2001）。
[24] 《中国农业》（2002），图2。
[25] 关于“居民委员会”，见Townsend。
[26] Walder(1986)。
[27]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这种情况在农村较少，村里的头头扮演着村和公社更高级组织之间的主要中间人的角色。见Oi(1989);Shue(1988);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28] “流动”人口指没有城市永久居住权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参见Solinger,“China's Urban Transients,” and Solinger,“The Chinese Work Unit”。
[29] 2000年，总共有9012万人从农村流向了城镇，另有3095万人在农村内部流动。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02年9月10日。
[30] Lu and Perry(1997)对单位体制的历史及其最近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体观察报告。
[31] 新华社2002年7月29日（中文）报导，中国在全国城市中建立了1万个社区委员会，雇用了5万名拿国家工资的干部、3.6万名全时雇员、5.7万名兼职雇员、54万志愿者。它还指出了社区党组织的同步发展状况。
[32] Lieberthal Chapter 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
[33]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34] Shirk Chapter 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
[35] 对毛的“错误”的官方立场，请参见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6] Schell(1984).
[37] Watson chapter in Lieberthal et al.(1991).
[38] Wong(1991).
[39] 重庆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被从四川省分离出来以便建立一个行政单位，使之能以集中方式处理伴随三峡大坝建筑而出现的强制移民问题。该市被授予了管理几乎整个四川省东部地区的行政控制权，还获得了省的行政级别。
[40] 有关三峡大坝计划的谈判情况，请参见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41] Salisbury(1992).
[42] Bernstein(1984).
[43] 甚至到50年代末，约70%的中共党员仍是文盲。参见Dickson(1994)。
[44]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请参见Chang(1970)以及Lieberthal and Dickson(1989)。
[45] 部分文件请见MacFarquhar,Cheek,and Wu(1989)。
[46] Lieberthal(1978);Wu(1970).
[47] Lee(1991).
[48] Huang(1996).
[49] Halpern chapter 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
[50] Jacobson and Oksenberg(1990).
[51] Lynch;Li Xiaoping(2002).
[52] 曾为中国最知名调查型记者之一的刘宾雁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有关的动态状况。见Liu(1992)。
[53] Harding(1981).
[54] Sullivan(1984).
[55] 即每年1800多亿美元。参见Hu Angang(2002)。
[56]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57] Economy(2003).
[58] 大量的论著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参见如Whyte(1992),Pye(1991),Perry(1994),Zha(1996),Unger and Chan(1995),Shue(1994),and Neville(1996)。
[59] Tanner and Green(2002).
[60] Oksenberg and Tong(1991);Kim(2002).
[61] Kim(2002)。有关内容在第八章中有详细阐述。
[62] 《财经》（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