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专断与腐败
像前苏联一样，中国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其中每个干部对上都无能为力，但对下却能像个小独裁官似的采取行动。每个干部必须明确自己能有效运作的职权范围，通常他们在将上报的信息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曲方面都很有本事。一般来说，上级并不仔细询问事情是如何做的——只要关键的重要任务看上去被完成了就行。 [52]
在单位体制下，中国的官员对其下属拥有极度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其前程，有时甚至可以让下属像人质一样在一个毫无意义的职位上呆上许多年。他们还控制着可以得到的住房，这在城市住房严重短缺的国家里可是一件大事。生育、结婚、离婚的许可，以及许多商品和服务的获得，都可能由办公室或工厂的负责人来影响或决定。改革前，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对农民也拥有类似的权力。随着单位制的衰落，许多这类个人影响力的来源也极度衰落，人口流动增加了，许多商品（诸如住房）的分配也转向了市场，但是，这种制度的某些残余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依然保留着。
这种权力通常会滋生专制和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在几个方面鼓励了腐败。最重要的是，改革导致了意识形态热忱的全面急剧下降，而这种热忱可能曾经遏制了人们将其政治权力转化为个人利益。改革还增加了积累财富和物质商品的合法性——因而，追求这些东西的合法性反过来又要求于己有利的决策。而且，改革在滥用职权非法获利与构成正当企业活动的因素之间也造成了许多灰色地带。
中国领导人一直承认政治体制中各级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但在遏制弊病方面他们却做得不好。在毛泽东当权时期，这个问题严重地分裂了领导层。例如，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主席被证明是愿意使非党人士参与他遏制干部的强行干预的努力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则反对通过党外人士来“整”党。 [53]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政治机器的打击把党搞得一片混乱。到1978年，有整整一半党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其中大多数人入党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党的老干部。但在70年代末，如第五章所述，实际上整个老一代人都已恢复名誉。不断变化的政策路线、全力快速地处理毛的破坏性政策所造成的现实、党内的分裂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党本身在80年代初成了一个纪律涣散、前途不确定的统治工具。
80年代，高层领导数次关注日益增长的腐败及党内其他问题，试图纠正它们。他们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但这被证明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确，权力行使路线甚至现在还让每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它应该监督的各级党委汇报。 [54]
这种半心半意的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党内腐败和纪律的缺乏自80年代初以来似乎愈发严重。周期性地会有一些官员被捕，并在公开审判后被处以警戒性的惩罚——有时还包括死刑——以收震慑之效。但相对而言，自改革开始以来很少有高官因腐败被捕，许多下级官员私下抱怨说，是上层官员腐蚀了整个体制——既通过其榜样，又通过向下级索取报偿的做法。于是，腐败一直在蔓延，以致同僚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拒绝接受额外收入的官员，同时对贪污的讥讽则广为流传。据估计，在严重的时候，贪污的款额总计达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5%。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