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的刺激
正如第五章所述，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中国大幅落后于东亚各国的增长速度所蕴含的危险。他看到毛泽东高度集体化的发展方式不能取得适当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中国必须找到一种能使生产力增长的途径，这是难倒了当时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个目标。邓也看到了给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对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感到极度幻灭的人提供物质奖励的需要。
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一直是由政治体制最高层领导的战略观念来指导的。这种观念将中国的安全、全球影响力和国内稳定与其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观念认识到，短期内中国最快的增长只能来自对其在国际分工中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的使用，同时它也将生产力增长看作长期保持经济快速扩张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还以下述观念为其前提，即一个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增长所需的技术动力是不利的。
这个大战略观念为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提供了刺激。但是，既然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经济，那么，经济上的放权在草根层次上的影响、向市场的转变和人口统计上的压力,就提供了未来保持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战略的最大的结构上的必要性。换句话说，政治领导人如今感到，他们必须迅速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以保持社会稳定，因为数百万人首次进入城市劳动力队伍，或是寻求从农村转入非农工作。这些领导人相信，如果大幅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会面临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威胁。
中国发生的许多现象都反映了这个政治体制安置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根本需要（见表8.1）。中国的近13亿人口比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原来组成苏联的15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还要多。尽管有一个高效的生育控制计划，但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净增率（即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仍然达到了每年约1100万人（每分钟21人）。因此，中国每21个月就会将相当于澳大利亚一国的人口增加到它的人口统计基数中，每两年就增加几乎与台湾地区相等的那么多的人口。
表8.1 1978-2001中国人口规模 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表4.1。
此外，中国在其人口结构上还存在着双重危险：公众健康的改善威胁着这个国家，因为社会必须支持的老年人的数量大幅增加。到2025年，中国将有2亿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3亿多人。此外，1995-2020年间，中国的工作人口将以每年平均超过800万人的速度增长。假设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那么，城市工作岗位的创造就必须以极快的步伐进行，以适应劳动力的供给。中国官员预计，2002-2012年间还将有1亿农村居民移入城市居住。城市就业难题对稳定的潜在影响远比农村就业困难的影响要大。对县、市领导人的访谈显示，他们的行动受到创造工作岗位所导致的压力的强烈影响。因此，“实际上”，只要可以选择，地方政治领导人都会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加速经济增长。改革的根本战略恰恰极大地增加了政治体制前线的这些人的权力。
地方工业利润提供了全国各级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状况通过将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市、镇经济快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也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压力。由于工商税率比农业税率要高，地方官员通常更赞成发展城市经济而不是农村经济。 [3] 总之，被以市场为导向的某些改革措施所加剧的庞大的人口压力，与将数量可观的决策权下放给基层的做法结合在一起，已经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以短期经济快速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后面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央也同样致力于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以保持政治稳定和应对重大挑战，这需要在未来10年中有大量资本投入。它努力把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法律和制度等安排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