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
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个关键。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处理应付国内债务、修复银行系统、重组国有企业、应对第九章所讨论的中国北方缺水等关键的环境问题、建立社会安全网，以及使地方政府全部财政自给等多种问题。此外，所有这些都要在数千万农民继续离开土地的过程中进行。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增长率方面已经历了一个稳步下降的过程，从1994年超过13%的高点下降到2001年低于8%的低点。 [36] 这个正在放慢的增长率反映了在使效益最大化方面的不断失败，因此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仍须经历很长的路程。主要的改革派已经因进一步使政府及党的官员与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分离的作法中所包含的政治困难而陷入困境。
未来十年中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总任务是围绕着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义务展开的。北京已经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进行了近15年的谈判。2001年，它终于同意了“入世”的一揽子协议，该协议潜在地要求在国内经济运行方式上进行范围极广的改革。
世贸组织本身是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是，它对中国加入的要求是进行重大的改革。北京主要的改革派接受加入的一揽子协议，部分原因是把它作为推动改革的一个工具，否则的话他们将缺乏进行改革的政治手段。通过可以强调正式的国际义务的方式，改革派试图使国内经济走向与以往不同的新方向。他们相信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定位，以利用正在发展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可能提供的机会。
在入世协议中，中国承担的基本义务广泛地要求：
□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国民待遇，即放弃歧视外国企业的法规；
□ 扩大外商可以投资和经营的经济部门的数量，并扩大外商从事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
□ 增加在可能影响对外贸易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法规中的透明度；
□ 增加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37] 。
“入世”协议是由政治体制的高层——特别是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的领导人谈判达成的，并获得朱镕基和江泽民的监督和最终批准。但是，这个协议对政治体制的各级官员来说却举足轻重，它潜在地深刻影响了赢家和输家的分配。当中国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全部“入世”协议的完整中文版翻译尚未完成。主要官员只是在“入世”后1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听取了协议义务及其含义的简单汇报。
中国领导人从“入世”协议的履约中看到了一些潜在的好处。他们相信，它将大幅增加注入这个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数量，巩固中国作为亚洲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他们希望，它也会减少因中国出口增长而激起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机会，就像日本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出口激增之后在80年代所面临的那种形势一样。它将带来可以帮助中国更有效地利用其珍贵资本的金融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引进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即私营部门可以利用的更多的资金。它还可以帮助扩大服务部门的工作职位，在失业被看作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服务业一度被认为是新就业的主要潜在源泉。
也许最根本的是，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北京的主要改革者把“入世”协议看作使中国国内经济向迅猛发展的国外竞争开放的措施。到2003年初时，尽管外贸在增长，外资多年来也一直在注入，但总体国内经济却依然在实质上受到分割和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在进行了约1/4世纪的改革后，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中国企业在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其他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中国的改革派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国家必须开始登上拥有创造较高附加值能力的台阶。
现今，中国制造品出口的绝大部分主要是由中国使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配件进行组装的产品构成的。不过，近年来这些加工出口中的附加值比例有了大幅增长。1993年和1994年时，这个比例低于20%，但2001年时，它已超过了35%。这说明了从加工企业到正在增加生产以前的进口零部件的其他企业之间反向关联的发展。 [38] 未来的挑战在于能够生产出不是由外资企业或根据外国许可证进行生产的企业制造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中国国内市场上外国产品的竞争，以及禁止多种补贴的世贸组织强制规则，将迫使大量的中国企业或是变得更有竞争力，或是破产。外国银行业和保险服务业将有助于创造金融资金和技能，以促进有效率的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企业的发展。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农业市场也可以促进作物种植方面的变革，以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其劳动密集型耕作中的比较优势，而减少对土地密集型谷物的强调。
所有这些变革都可以增加中国利用其资源的效率，但是它们也会带来不稳定，以及许多主要的社会矛盾和劳动力的转移。例如，在东部沿海大城市中的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会发现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向他们开放，比他们的所有前辈所享有的机会都更大，回报也更高。但是，四十多岁或更年长的工人却更可能面对一种职业岗位安全日益丧失的局面，在他们不能找到能够接近以往报酬水平的新工作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充分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他们。总之，在劳工中将会出现大量的动荡，以及许多伴随而来的社会紧张状况。
在农业领域，东部沿海的许多耕作者正在移入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地区，生产插花和蘑菇等以供出口。中国远西部的农民则可能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大多消费自己的农产品，并且因为贫穷而无法改变其饮食习惯。他们大部分仍生活在国家的农业市场之外。但是，华中和东北的广大农民却可能遭受负面影响，因为来自国外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会与他们生产的产品竞争中国的市场。谷物生产者已经在蒙受低市价的伤害，外国农产品将增加降价的压力。
“入世”在农业部门产生的纯效果不仅是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珍贵的可耕地，而且也加快了农民离开土地去从事非农业工作的移动速度。但是，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城市低端劳动力的职位竞争，也加剧了在发展和筹资建立充分的城市社会安全网上的问题。正如在其他部门那样，“入世”在农业上的影响从长期看，将增加产出和效率，但在短期内很可能会造成动荡的阵痛。
总之，在从一个主要是自给自足的低收入国家，向一个可以为其大量公民提供更高生活水平的世界经济的严肃参与国的急剧转变中，中国既享受着辉煌，也经历着炙烤。此外，它在没有造成比1989年风波更大的政治动荡的情况下进行了这种转变，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经济却面临着大量的挑战。某些挑战——如重组银行体系以减少效果不佳的贷款，发展城市社会安全网，为县镇政府开拓新的资金来源，以及应付重大的环境制约问题——从根本上要求北京开始分配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并高度关注90年代末以来为保持快速增长而暂时放下的那些问题。所需要的开支数目大得足以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如果实际增长不能保持的话，它们将更难以承受。鉴于中国年度预算赤字的快速增加，这些挑战尤其显得突出（见表8.6）。
表8.6 1979-2001年国家预算赤字 单位：10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1979-199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1991)，第183页;1991-199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46(July-August 1993),p.162;1993-199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0-200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本表不含对内和对外债务。
在这一方面，为履行中国“入世”协议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附加压力将提升社会紧张，也许还有内部政治斗争的总体水平。尽管表面上经济发展强劲，外部信心十足，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阶段。下一章的主题包括社会动力、环境制约以及跨国问题，它们将塑造北京成功地驾驭航船、绕过潜藏的经济暗礁的能力。
[1] 国家统计局（1991），第277页。
[2] Lynch(1999).
[3] Oi(1994);Whiting(2001).
[4] Lardy(1983),Zhou(1996),Zweig(1997).
[5] Ash(1992).
[6] Goldman and MacFarquhar(1999)著作中O'Brien 和Li撰写的一章；Choate(1997);O'Brien and Li(2000).
[7] Pei(2002).
[8] Donnithorne(1967).
[9] Oksenberg and Tong(1991);Wong(1991);World Bank,Revenue Mobilization;Kim(2002).
[10] 对改革中促进财政制度变化的力量的最详细考察是Kim的著作（2002）。
[11] Maruya(1992).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财政关系比单独的税收安排显得更复杂。北京也给了广东政策特权，使它可以主要从香港吸引外资。这个措施对广东每年约20%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北京也迫使广东购买了后来没有偿还的中央政府债券，等于是对该省征收了非税税收。并且北京掌控着该省最大的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动，进一步影响着该省而不是中央可以利用的实际资源。
[12] Oksenberg and Tong(1991).
[13] World Bank Transition Economics Division(December 1993),p.7.
[14] Wong(1991).
[15] World Bank Transition Economics Division(December 1993),p.7.
[16] 有关改革中各省相互对中央的财政转移状况，参见Sehrt(1999)。
[17] He and Heuneman(1984).
[18] Lardy,Foreign Trade;Lardy(2002);Pearson(1991).
[19] 有关台湾的精确数字未得到，但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一直规模很大。
[20] Lardy(2002).
[21] Naughton(1996).
[22] Naughton(1990).
[23] World Bank(1990a).
[24] 新华社，2002年8月25日。
[25]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1988).
[26] Naughton(1996).
[27] Liu Ping(2001).
[28] Donnithorne(1967).
[29] Sehrt(1999).
[30] Yang(2002).
[31] Solinger(1996)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还可参见Shirk(1994)。
[32] OECD(2002).
[33] 《国际金融报》（2002）。
[34] 《济南晚报》（2002）。
[35] “完全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意思是既无境外投资，也不在外国许可证授权下进行生产的企业。只有很少几个这类企业，如白色家电业中的海尔、电信业中的华为、彩电业中的康佳，以及微波炉业中的格兰仕，成了除廉价劳动力之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36] 2002年增长加速到了8%。
[37] Lardy(2002)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考察和分析。
[38] Lardy(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