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用于占卜）、《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连同其注疏，今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11世纪到12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o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著作时，他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12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o阿奎那（卒于1274年）。可以料想，他的著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著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700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字经》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