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不发达
中国科技史使我们面对另一个难解的矛盾问题。直到中世纪末，在科技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系统观测自然（例如记录太阳黑子）方面，中国至少不次于并且在许多地方超过西欧。中国在发展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机械钟、制图学、地震学、初期药物学、磁性的发现（罗盘）、数学的某些方面，以及许多手工技艺和铸青铜、制陶瓷和织造丝绸等的完善程度，曾在世界领先。据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在公元后头13个世纪里，陆续有一批批的科技发明从中国传到欧洲。除上述那些比较著名的项目外，独轮车、带风帆的手推车、弩、风筝、钻井技术、铸铁、铁索桥、运河船闸、前后帆装、防水船舱、船尾柱舵、连接杆析和活塞杆作旋转运动和纵向运动转换的两心圆的装配等等，似乎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早知道得多。
然而这些早期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产生有组织的科技研究，也没有出现一整套科学原理--换言之，即并没有把科研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欧洲17世纪初在这方面有了突破。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读者马上会想起中国早期的其他发明，例如各种官僚行政办事方法，包括考试制度（乃至缠足这种伤天害理的色情发明）。中国在许多方面曾比欧洲领先，但其后掉队了。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果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在科技的多方面先进地位实际上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那么我们那种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自高自大就会受到教训。李约瑟断定，到17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在数学、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识已溶为一体，虽然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植物学知识还没有赶上。他论证说，在医药方面，中西两大传统尚未合流，西方医药尽管在19世纪取得很大进步，但在1900年以前，实际的医疗成就没有超过中医。（不管怎么说，直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医生还在用蚂蝗给病人放血。）即使承认西方在现代化学、外科和其他许多方面的优越地位，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落后了呢？但更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欧洲能这样生气勃勃地一往直前呢？这后一个问题也许是真正的奥秘所在，但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些什么因素似乎已经阻碍了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
在思想领域里，从13到19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
在清朝（1644-1911年）统治下的17世纪末，一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古文经籍和其中的教条持一种较为实用和批判的观点。这叫做“汉学”与“宋学”（即理学或新儒家思想）相对立。这是以批判方法治学的总的运动的一部分，而这种治学方法则体现在史地和经学训话的研究上。然而，尽管这些后起学者有显的智力，他们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不甚关心物质技术。他们那些卷峡浩繁剖析人微的巨著（最大的有3.3万章）,今天成为纪念儒家学者在继承和发扬其伟大文化传统所花精力的丰碑，但并未表现出他们在应付新的问题上有什么独创之见。
科学发展的另一阻碍在于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人们能够据此以概念来检验概念，并系统地将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进行对比。中国哲学家以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不像希腊学者那样注重文法与修辞的区别，因而不甚注重抽象与具体之间或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中国作家更多地依靠比例匀称这一总的思想，依靠对偶句的平衡，依靠行文的自然流畅。他们那种著名的连锁推理法，曾被21世纪中国学者奉为不刊之论，而在希腊学者的眼里，这不过是一连串的如意算盘而已。在这逻辑弱点的背后，还有中国文字作祟。用象形文字把文化遗产一代代传下来的结果，使文字本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它们似乎成为一种经久不变的实体，而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例如，孔子和朱熹以及他们无数的门生弟子所想所写的各种美德，在文字表达上各具有特定的含意，而这些含意却已被人牵强附会，给它们加上广泛的哲学解释。按中国语文的本质，不允许用其他可以互相换用的或同义的词来表达这些概念。儒家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大概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仁爱、正义、礼仪、明智和忠信），是难以用别的字或说法来表达的。对措辞要求严谨，在中文里，比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厉害。中国人比西方思想家更难于摆脱其文字的侄桔。要是你对儒家的五德发生疑问，那就等于是不承认有那些表示五德的含意的文字。
文字对人的这种束缚，还因中国对学生的教学方法而得到加强。中国学生历来是先背熟经文，然后才去理解它们的。文字只有在通过眼睛和耳朵，通过运用手上肌肉的协作来书写，牢牢掌握记住之后，它们的意义才会得到学习和讨论。熟习分量很多的经文，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而记忆力已在学习汉字时挑起了很不寻常的担子。中国的语言体系是权力主义的天然基架。随着文字的束缚及其强调记忆这一点而来的，是使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双手。当然，文人是力求练好他的书法，使之成为一种美术的。但一旦他身着长衫进人统治阶级，他就放弃体力劳动，因为那是属于另一社会阶层的标志。中国人的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糊口问题，而学问则显然是取得经济保障的康庄大道，因此文人便非常重视那些表示其学者身份的标记：穿长衫和注意文士生活上的种种礼节，以致没有时间或机会去从事体力运动。靠双手工作的是平民百姓，不是文人学士。所以文人学士并不同匠人在车间里一起工作，也不同那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干活。这种手脑分离，同达o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在近世欧洲的初期，一个有才智的人可能既有传统的学问而又精于手工技艺。这种事例在中国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