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情况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一批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员要在中国旧社会的废墟上运用外国的技术（财经上的、军事上的乃至思想意识上的）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这个新国家是个多么虚有其表，从一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从公路的里数讲，中国（1943年有78,850英里）约等于西班牙(1941年有77,574英里）。从铁路里数讲，1942年的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共12，036英里）小于伊利诺斯州(12，967英里）或意大利（14,384英里）。从纱锭数目讲，中国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所能使用的电报线长度（1943年59,275英里）超过意大利（1938年41,354英里），但不及法国（1937年229，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质因素不那么强的事业，则中国（人口约4。5亿）中学生总数1,163,116名并不比伊利诺斯和纽约两州（人口约2300万）的中学生总数1，077，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看，国民党中国的装备和现代工厂规模都不大。它的工业产量小于比利时，它的海空军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设备方面抵不上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然而，这小小的、比较无足轻重的现代美国一个州里的东西，却要在一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上分摊给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是很难解决的。
一党专政。1927一1937年的10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现代的政府。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党袭用了孙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行政院设外交、经济、交通、国防等12部，立即成为使其余各院相形见细的最主要的院。考试和监察两院是孙采用前朝科举和监察传统的结果。在实际执行时，监察工作的传统被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和党双方都拥有的权限很广的秘密曹察。孙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法民主）的理论，在1929年宣布国民党专政时的训政时期开始后被付诸实施了。
自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组织体制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机关。政府高官由该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立宪政治被延期实行了。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社会部、侨务部或组织部都作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执行任务，但形式上则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政府的。因此党和政府变得不可区分。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党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它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它用于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都被缩减或废除了。同样，工、农、青年、商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群众运动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有效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掌了权，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控制了。由于抱着这种态度，国民党确实蒙受了党员人数减少的损失。到了1929年后期，它的党员人数仅有55万，其中有28万是军人。上海的国民党员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权利。1928年统一之后，民族主义首先在“收回权利”的运动上表现出来。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努力。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规定修改治外法权和关税税则。到了1930年，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些条约，把许多小国的公民置于中国法律管转之下，并公布了新的民法和刑法。旧日的上海会审公癣已被撤消，虽然英、美、法、日等大国尚未放弃治外法权。这一有希望的开端由于1931一1932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断，那时中国和其他外国认为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对中外双方都有好处的。
同样，国民党新政府力求实现华盛顿会议关于改革关税的保证。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不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或者从外贸中抽征超过约5％面值的关税。大部分能抽取的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为支付外债和赔款之用。1911年以后的关税实际上是替一个国际银行团征收的。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193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到那时为止，庚子赔款已大部为各国所退还，就英美来说，它们同南京政府达成谅解，议定其余应退款项仍可由中国动用，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曾经体现了不平等条约的外国租界，开始由中国收回主权。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除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外，租界数目已从最多时的33个减到13个。外国在中国驻扎部队、停泊军舰和内河航行的权利仍旧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成为国际上反对日本蚕食政策的措施。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已开始满足确保中国主权和国际平等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到了1937年，损害中国独立地位的，主要并非来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1943年终于废除了），而是来自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