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工业化
交通运输。华中和华南的主要交通手段是古老的水系，这使长江仍为中国的生命线。旧中国不能在这些水路上保卫自己，因此中国的开放是从英美轮船侵占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帆船运输而开始的。外国人根据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权，曾使英商（如怡和洋行）在一个时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现代水运商业。甚至到了1936年，中国沿海和内河轮船吨位还有2/5在英国旗帜之下。中国船只所承担的这部分国内贸易比挂英国旗的船只要少。铁路建设曾被尽量推迟，因为前清时期的官员充分认识到它的战略价值，要求在修通之后由中国人控制。从上海到昊淞的第一条铁路是在1865年提出修建的，于1876年由外商建成，1878年被中国当局收购后拆毁。到了1894年，中国全境只有195英里铁路。自1898年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争夺特权后，这个长度到了1003年增至2700英里，到了1911年增至5800英里。革命前10年间，沪宁线以及由此北通天津、北京以及西部从汉口到北京的平行铁路线完成了，这是长江以北两条主要的南北干线。第一条中国人自筑的铁路，也从北京往西沿内蒙南部开始修筑。黄河以南的东西干线陇海路也动工修了起来。
正如阿瑟o罗森鲍姆所指出的，铁路建设的迟缓显示出帝国主义势力的遏制作用。给中国修建铁路提供资金的外国合同通常要求由外国方面监督，这就导致管理分散，并在外国器材上投资过多以迎合“西方标准”。这妨碍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而有了那样一个系统，比方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周转车皮和共同使用机修设备。此外，每条铁路线收费昂贵，免得收人不足，拖欠外债，这也就限制了铁路对公众的服务能力。
1911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列强忙于世界大战和国际银行财团作出新的安排（其目的在于遏制日本及其他外国资本的投资）等因素的结合，也推迟了铁路建设的发展。到了1926年，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铁路总里数只有7683英里，到了1935年仍不到1万英里。随着关内一部分人民到东北定居，铁路比在华南人口稠密的农村和崎岖的山区更容易建成。结果是有1/3以上的铁路在东北境内，为不到1/l0的中国人口服务。（到了1945，日本大量投资于“满洲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重要的铁路网，使东北境内的铁路总里数大约相等于中国本部的里数。）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的工作因缺乏资金而未能进行。1911年革命前，地方士绅要求控制修建铁路时，他们提出了在14个省修铁路的计划，但无法筹措所需要的资金。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的筑路计划也只能束之高阁，因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对外国的财政控制有反感，而外国方面在无切实担保的情况下是不肯贸然投资的。最后中国政府请外国公司出资购置新铁路所需的外国设备，由中国方面支付当地的修筑费用。积欠的外债重新整理付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刚要开始，就碰到日本发动了战争。国民党政府在准备抗击日本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完成了把长江流域和香港连起来的粤汉铁路，以及修筑了长江以南从上海开始向西接通粤汉线的横贯东西的浙赣铁路。
工业。作为向工业提供的能源，中国煤炭储量据国民党时期保守的估计，可能居世界第四位，与德国的储量相仿，仅次于加拿大、美国和苏联。中国的铁矿资源有悲观和乐观两种不同的估计。较高的估计认为储量可与美国苏必利尔湖地区的相比，或者说约等于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储量的一半。但中国石油的储量似乎很少。19世纪如年代在华中武汉附近开办了一个利用煤铁的综合企业，但它依赖日本的资金和市场。英国人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滦煤矿。但1弘9年以前主要的工业发展是日本人在东北沈阳地区搞出来的。
满洲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95％以上的居民是汉人，但它同长城以南居民点较多的地区确实很不一样。从前，除了沈阳以南是汉人聚居区以外，满洲直到19世纪晚期主要还是满族禁区，因而成为俄、日、中之间互相抗衡的焦点。满洲是个未开发地区，有它人口较稀的优点。它的50万平方英里土地（包括北京以北多山的省份热河），合中国本部面积的1/4，但据1900年估计，人口只有1700万。它以后人口的猛增，是由华北的农业劳动力移居所致。
当日本在1931年霸占满洲成立傀儡国“满洲国”时，它占有全中国贸易的1乃。大豆贸易和煤铁向日本的出口，使大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港口。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日本人很快发展了交通运输网，改革了币制，为战略目的推进了工业化。他们在占领东北的14年期间，投资约2O亿美元，按日本的财力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除大约日义刃英里的铁路外，满洲还有大约6万英里的公路。大连、长春和沈阳都成为大城市。煤的年产量达3000万吨。沈阳附近的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万吨钢。在一个有效的煤铁联合企业的基础上，兴建起了许多大工厂，其中有生产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的工厂。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超过了中国其余地区的总和。
与此同时，中国本部的纺织业和轻工业集中在上海以及如天津这样的少数通商口岸和沿长江的城市。这里，中外资金和企业经营能力加上廉价劳动力，产生了带“半殖民地”色彩的中外合营的现代经济。国民党中国的棉纺厂、缥丝厂、小造船厂、水泥厂、罐头食品厂和卷烟厂，合起来还算不上一个重工业基地。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仍然缺乏。最近似当代苏、德、日那种经济计划的，是一个在纳粹指导下发展军火和军工生产的计划。
金融和财务政策。中国旧式的“土”银行（钱庄）是地方性机构，通常是合伙办的，设立的目的在于经手钱款--放款、储蓄、汇款或兑换--但并不从事生产性的投资。虽然钱庄组成同业公会，但它们是分散的，是一种小规模私人经营的形式，主要用无担保的私人贷款来支援小商人。全国范围的汇款业务，曾由著名的山西票号及其许多支号经营。但在1911年以后，这些传统的机构已经不行了。钱庄一般是在官方扶植下依靠私人联系的方法经营业务的。
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依靠治外法权的保护兴办起来，以周转外商贸易资金和经营外汇。到1936年，中国约有33家外商银行；其中许多银行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最重要的是成立于18科年的汇丰银行，资本250万港币。到20世纪30年代，它的实收资本达以2000万港币，储备金1亿港币，资产总值10亿港币。外商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们为外贸提供周转资金，以及在1911年后保管从中国关税等来源支付外债和赔款的政府公款，还因为它们成了政客和军阀的私款存放库。从根本上说，外国银行的地位建立在它们对外汇和国际收支业务的垄断上面。有时它们竟持有上海白银库存总额的一半。
1905年，清政府终于成立了度支部银行，发行钞票并办理现代中央银行业务。这个早期机构在1913年变成了中国银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07年成立的官办交通银行。在军阀时期，各省新设的银行往往发行大量迅即贬值的钞票。到1926年，国营、省营和私营的新式银行增至102家，其中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经营短期债务而不搞长期投资。作为它们主要业务的一部分，这些新式银行开始用发放贷款和直接垫款来为政府筹措资金。
1924年国民党开始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为国民革命筹款。中央银行首任总裁宋子文（哈佛大学1915年毕业生），是孙夫人宋庆龄和宋美龄（韦尔斯利大学1917年毕业生，于1928年嫁给蒋介石）的兄弟。蒋政府最初用恐怖手段向上海商界勒索了款项后，于1928一1933年间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以优厚的折扣把政府公债发给上海的中国新式银行界，取得了他们的合作。1933年后在孔祥熙（他与宋霭龄结婚）任财政部长期间，南京政府除中央银行和1933年设立的农民银行外，又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政府银行都发行钞票，于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单独一个中央银行行使的任务就分摊给了这四家银行。现银流人通商口岸的结果，使大量资金集中在上海，从而在农村经济中引起通货紧缩。到了1935年，这四家政府银行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总额的2/5，以及存款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样，在1933年以前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领导下，南京政府在其头几年已经能够建立一个属于政府的银行机构，大大有助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国内公债和外债的整理，以及1933年银两（旧计价单位）的废止，都是一整套计划的各个侧面，以便把经济的现代成分越来越多地置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到了1937年，全国资金明显地集中在政府手里，为政府控制信用铺平了道路。
1935年11月，得到英美支持的币制改革是建立现代银行机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已经加深了中国的经济萧条，并且正在吸走中国的通货，造成极大的危害。现在这一改革把全中国的银币国有化，从而停止银币的流通，代之以一种管理货币。外国银行即使享有治外法权，也被迫处于“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地位。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统一并管理它的财政储备，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金了。这些储备逐渐从白银换成外汇。这样做是为了由国家来控制外汇，并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本国银行系统。四行发行的钞票代替了白银和其他钞票。在1936一1937年，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但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只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即货币经济集中的通商口岸发展得最快。对4/5的人民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农业贷款，以及政府或现代银行怎样能够代替农村的放债者。有些城市银行企图通过信用合作社把银行信贷引导到乡区，并转变人们把钱带到通商口岸从事经济活动的偏向。这事受到华洋义娠会的帮助，该会到1927年为止在河北省设立了500多个信用合作社。1937年政府组织了农本局，试行过许多临时办法。但一般趋向于将银行的农村贷款用于供季节性的短期需要，就象旧式高利贷者的放款那样，而不用于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此外，官僚阶级控制了流经政府渠道的银行信贷，在地方上与地主放债者有许多共同的联系。
国家财政。国民党政府办事不彻底的性质，没有比它的财政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中央政府一开头就放弃了对田赋这一有潜力的主要岁人来源的征收权，让各省当局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南京为它的政权筹措经费的办法是向现代经济部门的工商业征税，它本来应该全力扶植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的，现在却反而要靠这部分经济来维持生存。
政府岁入约有50％来自海关（在美国约占1%）。第二项来源是对大宗消费品如烟草、煤油和面粉所征的统税以及官盐的专卖。这是递减征税法，削弱了低收人水平民众的购买力。官僚机构攫取财源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继续存在，征收出口税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例子，它只是损伤了本国工业，并不能够资助它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改革就仍然是表面文章，并且事实上带有意义颇不明确的气氛。对地方贸易征收厘金的办法，终于随同复杂的银两制一道废除，币制也统一了。可是，要建立有效的预算制度或想把军费限制在某种范围内，都证明是不可能的。经常出现的赤字只好从四个国家银行借垫国家支出总额的大约1/4来弥补，而这种垫款又成为公债发行于国内市场。偿付国内债券持有者的债款，不久就超过了为数巨大的对外债款，于是这些债款的偿付占了政府开支的1/3。
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至40%）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