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
为设立上述机构而作出细致的政治组织计划的同时，也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毛在1叫9年初宣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重申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90％的党里占据首位。中共已经承袭了三个经济部门：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经济，各有独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国工商业经济，以及最后是日本人在一片不发达地区建立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问题是怎样把这三部分经济组织成为一体。
1949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内战所破坏，城市劳工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意气消沉。共产党胜利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战时城乡之间的封锁曾经增强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必须恢复生产。同时通货膨胀仍然是个大问题。在1949一1950年，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大约有9阶万人靠政府的定量供应或工资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来的国民党低级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甚至以有利的·兑换率把国民党钞票换成新钞“人民币”之后，当局仍不得不逐渐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约有75％的预算赤字。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这九个月的期间，上海物价涨了70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首先是在农村以实物征收各项农业税，其次是在城市里通过一些办法，诸如对每项主要商品征收销售税以及经同业公会“民主评议”后定出的营业税，来筹足政府事先规定的定额。征收销售税和营业税的结果，是从经济体制中比较有钱的那部分挤出钱来。第二步是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让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税，取缔私营银行经管公款，并普遍消减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支。当局逐步使征税手续更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乡一级的税收。政府通过银行控制了货币和信贷。它又设立了六个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主要消费商的品的价格。
恢复信任的一种办法是以商品折实单位（一揽子商品的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金、银行存款、某些政府开支和公债发行额。折实单位是按日用品数量而不是按货币价格来规定的。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可能含有6斤(8磅）大米、1斤半面粉、16斤煤和4尺白布。物价上涨，折实单位的币值也随之上涨。一个按折实单位领取工资的人，可以按同样的折实单位到银行去储蓄存款或购买公债；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吃亏。这样，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人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50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项成就是广泛恢复了铁路交通，使中国的1·35万英里铁路路线大部分重新通车。1950、1951和1952后连续三年的好收成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生铁、水泥、钢材和石油（这些产量在申国都很少），以及煤炭、电力、面粉和棉布的产量，都等于或超过1949年的最高产量，但有些消费品如糖的产量，仍低于1949年前的最高数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年，旧经济体制中的三部门经济已经达到空前的全国统一。铁路线长度发展到1·5万英里，公路达到7·5万英里。这时全国有一个集中的银行业体系和单一的币制。国家预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编制了。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需要将政府的控制权逐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在形式上还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征税和对资本抽税、定额分派信贷、国营企业的竞争、工会提出的要求--使它越来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实际上成了官僚。由于控制了信贷和原料，垄断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彻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外，这时已经能够支配生产和商业了。另一项必须做到的，是使一种传统的办法合乎现代的需要--控制剩余农产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历史上，土地政策有过几次变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时期消灭了许多地主的严厉政策，以及延安时期保证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温和政策。由于1946年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农民的激烈行动超过了党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全国性的土改始于1950年中期，终于1952年底或1953年初，其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干部工作组到一个村庄，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敌人，必要时让他们靠边站，然后给农民特别是贫农讲明土改的必要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贫农将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这样就挑出了既有干劲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以领导即将来临的运动。经过这段准备时期，“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在一系列的“斗争”会上，群众可以在“诉苦”或“清算”时吐露他们积在心头的苦处。经过鼓动，仇恨在公“审”时会变成群众性的暴行。有民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来当众遭受痛斥，此后就或被处死，或扫地出门，或承认错误后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激烈措施，整个农村的居民都服服贴贴地接受新秩序。这一运动如果同城市的镇反运动合并起来计算，从1949到1952年底的三年期间总共杀了几百万人，按照适当的估计，在2加万（据莫里斯o迈斯纳）到500万（据雅克o吉勒马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o杜蒙的说法）。
